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由于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以及“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使评判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成为困扰和迷惑人们思想的难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大讨论。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有力支持，使这场讨论得以迅速展开。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制定和实施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做了思想准备，而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实践本位的回归，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展开清除了思想障碍。

1．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

马克思指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又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从而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4）。他明确指出：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5）。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实践观，提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实践是真理检验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强调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唯一性。他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中指出：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6）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强调：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7）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的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和热点，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面临的实际问题紧密相关。由于林彪、 “四人帮”十年来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教条主义盛行，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猖獗，造成人们思想僵化。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是很快又被“两个凡是”方针所束缚。到底是用认识还是实践来作为检验“文化大革命”的标准，作为评判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成为困扰和迷惑人们思想的难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但是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就触及了实践标准问题。同时在学术界也涉及和讨论了这一问题。1977 年8月25日， 《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中，批驳了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标准而以“风”为标准的错误态度。

1978年3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指出：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6月， 《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

南京大学哲学系是个政治空气活跃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比较解放。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实际，展开了讨论。譬如，有的同志主张在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却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有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改。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 “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作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1977年夏，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 “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7月底初稿写成。经三次修改后，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8），经过孙长江等人的多次斟酌和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0日，文章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文章旗帜鲜明，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并触及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11日，文章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了。

2．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和深入

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后，中央宣传部门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对这场讨论采取了“不表态” “不介入”的方针。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也在许多场合指责这篇文章，认为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没有党性。同时，也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人民日报》转载该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遇到了严重的阻力。

这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有力支持，他们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反复强调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使这场讨论顶住压力得以迅速展开。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论准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指出：“我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要把这个意思写进讲话稿中。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外贸、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 “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9）

6月24日， 《解放军报》头版发表了罗瑞卿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除了它的阶级性之外，就是它的实践性。所谓实践性，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他提出：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当代世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马列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伟大的发展。” “毛主席不断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来分析、研究、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必须在斗争实践中创造新局面，造出新理论，等等。很显然，谈论毛泽东思想而无视这一点，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 “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10）2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11）

8月13日，邓小平同吴冷西谈话时指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 … …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12）8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黄镇、刘复之关于文化部清查运动和工作情况的汇报时说： “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 … …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工作。我讲过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对这种提法。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发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13）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王恩茂等汇报时指出：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14）“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 ‘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6）“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7）

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时指出： “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18）“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19）

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1978年7月底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和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地宣传部门和党校也纷纷举办各种讨论会或培训班，推进讨论的开展。理论界与新闻界通过互通情况、共同研究、共同修改文稿、联合开讨论会、约稿撰稿、协调行动等多种方式展开密切合作，有效地推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而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从上到下，从南到北，波及全国，影响各界，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讨论热潮。这个讨论不仅击中了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 “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而且逐步克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得到进一步宣传和普及，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加速了人们思想的统一，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确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克服， “左”的思想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这充分说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一些地区和单位还没有认真地开展，正确的路线还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因此，各地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同时，提出进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问题。1979年5月21日， 《解放军报》发表《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文章，指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讨论在部队许多单位没有怎么进行。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这一课。197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转发这篇文章，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接见在青岛出席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时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20）

“补课”问题提出后，各地各部门纷纷积极响应，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次“补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1978年的讨论，特别是深入到了基层，在基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起到了强烈的共鸣，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讨论局面。可以说，这次“补课”既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一次大普及，同时也进一步宣传和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21）

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

从1978年5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真理标准大讨论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观点的讨论范畴，成为各个部门参与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动因是“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通过讨论，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与普及，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邓小平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2）又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2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客观上已经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了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党和人民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指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4）“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5）

第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制定和实施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做了思想准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就不可能制定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现，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因此，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2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些人把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混乱现象归咎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思想的僵化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模糊认识。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深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也不能贯彻和执行下去。因此各地在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还要补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课，其实质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为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奠定思想基础。

第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进了全国拨乱反正的进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仅仅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其他诸多具体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问题等，其中真理标准问题是基础和总纲，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其他问题的解决，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从去年五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林彪、 ‘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明确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重新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27）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 “左”的思想得以肃清，重大疑难问题得到正确的、统一的认识，极大地推进了全国拨乱反正的进程。

第五，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实践本位的回归”^（28），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或实质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它包括三大问题：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实际是什么；三是如何结合。其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基本前提，中国实际是什么是基本条件，如何结合是关键。搞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能变成别的主义的中国化；搞不清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失去基本依托，误入歧途；不知道如何结合或结合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有可能成为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所以错误，就是既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中国具体实际，更不知道如何结合，从而导致严重的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们深刻反思一些基本的但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不需要反思的问题，比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到底处于什么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现状是什么、为什么会长期犯“左”的错误等。特别是这场讨论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中实践的首要性和基础性地位，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困境问题的解决途径：困境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马克思的具体论述与中国具体实际不相符的地方，是依据马克思的论述解决问题，还是依据中国具体实际探寻新的解决途径，回答就是依据中国实际，最主要的是中国实践。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能够清醒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走了弯路，其标准就是实践，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理论本位”向“向实践本位的回归”。同时，这些问题的解决清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思想障碍，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奠定了思想基础，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