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数字化出版之浅见

·黄李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人类已经步入“数字化”时代。就出版行业而言，“数字化出版”成为热点。所谓数字化出版，就是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介质，以在线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的出版和发行方式。威廉·E·卡斯多夫在其著作《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中指出：“几乎所有的出版都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了，无论最后它是以电子的方式还是以印刷的方式来传播内容。但是具体到每一类出版，则有它自己数字化的方式与道路。像学术期刊出版商和参考资料出版商，它们已经在电子出版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几乎要开始放弃印刷出版了；其他的，如大众杂志出版商和商品目录出版商，它们更加关注数字化生产技术；还有报纸出版商，它们则集中精力整合印刷出版和网络出版的工作流程。电子书具有很强的优势，这一点对教科书出版商和学术出版商来说尤其如此，但它仍然处于实验阶段。”这段论述简要概括了发达国家数字化出版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教材领域，数字化出版仍然处于实验阶段。教材作为图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数字化出版将是大势所趋，欧美很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资借鉴的阶段性成果。

一、他山之石——国外教材数字化出版的模式与经验

国际出版产业数字化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不是简单地宣告纸质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是拉开了纸质印刷与数字化并存的序幕。世界各大出版集团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过程中，做了大量有建设性的基础工作，如实现文本电子化、建立数据库、搭建在线互动平台、开发数字产品等。就教材而言，其数字化出版经过了以下几种主要模式：

(1)教材内容电子化。简单地说，就是将教材内容制作成电子书或者多媒体光盘，教师与学生可以借助各种终端阅读器直接阅读，不需要再携带教材。一些主流出版商都在大力推进教材内容电子化的进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的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于2002年面向大学生和高校图书馆推出的在线百科全书。目前，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90%的教材已经有了电子版本。2006年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也推出了PDF格式的电子教材，发展至今，其一半以上的教材实现了电子化。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商培生教育集团也曾在2006年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提交了一份数字化课程的建议，涉及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之后，培生教育集团斥资数千万美元来开发自己的数字化教材。

由于数字化教材具有制作灵活的优点，一些市场嗅觉敏锐的知名出版机构适时地引入了大众出版领域“按需印刷”的做法。2004年，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就依靠ALEKS人工智能助教软件实现了百科全书的个性化印制服务。目前，其已有上千本畅销教材的电子版和上万个案例供读者选择在线或纸质印制服务。培生教育集团则利用其自主开发的“培生选择”，使教师和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所需内容并进行定制。

(2)提供多功能互动平台。即出版机构自主或通过与网络公司合作，开发在线互动型教学资源平台。网络的便捷性使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而经过前期的尝试，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意识到，教材内容的电子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仅仅是教材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变的过渡。一些有前瞻性且实力雄厚的出版机构开始将目光放在了教育整体的数字化上，即从整个教学过程出发，开发与数字化教材相配套的在线学习工具及在线教学流程。这一领域的领头羊有麦格劳-希尔、培生、约翰-威利等。

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成立专门的研发中心，由曾担任教师、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的集团员工组成研发团队，开发了在线教学软件Connect，建立起从数字化学习平台、内容管理到网络出版系统的相对完整的数字化建设解决方案，并提供在线学习软件等学习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读者可直接实现在线课程学习、在线课程测试和在线课程辅导。

培生教育集团自1994年就开始了数字化学习平台My Course Compass 的建设，以网络教学平台技术为核心，结合数字化资源与网络课程，为高校提供教学支持服务。教师和学生登录My Course Compass即可开展教学活动。初期，这些教学支持服务都是免费的，只需要购买培生出版的教材即可。之后，随着教学服务的日渐丰富，数学、经管之类需求旺盛的特定学科开始实行收费服务。2007年，培生教育集团斥巨资收购了一个在线学习软件公司，在此基础上开发了高校在线远程学习平台eCollege和配合高校教材的MyLab在线软件，使其在线产品实力和服务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有上百万美国学生在使用培生教育集团的一个或多个在线学习项目。

约翰-威利父子出版集团提供的教学资源服务平台称为WileyPLUS，它是类似于课程网站的课程中心，每一门课程下面都有具体的教材、教师资源、学生资源及可能会用到的工具、题库、作业和评分系统。同一门课程，教师选用的教材不同，所进入的网络空间就不一样，所获取的配套教学资源也不尽相同，教师可以在自己的空间内维护自己特有的资源，包括试题库、电子教案等，以突出个性化。

(3)数字化模拟。随着教材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理念先进的大型出版机构又逐步意识到，目前普遍采用的数字化方式只是对课堂教学的一种模仿，主要的服务对象仍是教师，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与参与性。于是，个别出版机构开始尝试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加工，提供有更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以实现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培生教育集团是其中的开拓者。其利用自主开发的朗文互动英语学习平台提供远程教育，每年有十几万人接受在线教育；其在完备的自动评分系统的基础上推出了基于计算机的英语水平考试，用于测量非英语母语学生的听说读能力。

相较于培生教育集团，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更侧重于关注学习者。其按照“先进的技术让更多的人、以更加个性化的方式获得想要的内容”的理念，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尽量提供一切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便利的产品，如涵盖面广泛的测评工具，面向高校的Connect等。这些产品通过使数字化教材、教案和测评工具形成及时、有序的互动，可以让学习者体验到逼真的课堂学习环境。

综上所述，这些国外主流教育出版机构对于教材出版从传统型向数字化转型已经探索出一条有效的路径，其对于教材数字化出版的投入越来越大，教育服务商的角色定位也更加明晰。其转型过程中有如下经验可供借鉴：

(1)重视内容本身，使之贴近教师与学习者，从教学和学习两个角度向教师和学习者提供不同的资源。

(2)有强大的技术支持。麦格劳-希尔、培生的数字化平台及资源都由专门的数字支持部门来维护。

(3)深化数字化教学服务水平。除了提供基础的电子版教材、配套的课件等数字资源以外，麦格劳-希尔、培生等都提供了功能强大的教学服务平台，开发了服务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全过程的专业化工具，教师可以在线备课、讲课、布置作业、安排测试及对学生做出评价，学生可以直接在线听课、完成作业、参加测试、查询成绩等。它们不仅出售内容，也出售增值服务，在它们提供的平台上，终端用户能更有效地学习与交流。

二、平流缓进——我国教材数字化出版的现状

我国的数字化出版起步较晚，但在借鉴国外先进模式、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较快。在教材数字化出版方面，国内的教育类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专业类出版社和一些市场嗅觉敏锐的数字出版技术与服务提供商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2008年1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20余所高校上百名专家与教师共同开发的“高等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通过成果验收，该项目涵盖高等化学等多个学科，每个学科下又细分多个子库，主要表现形式有文本、音频、视频、动画等，为高校多媒体教学软件及网络课程的开发和教师授课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教学素材。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大学英语、大学语文等公共课教材的数字化尝试，其主要方式包括推出电子书和开发网络资源平台。2014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开发的集动态学习、社区化学习和跨平台移动学习三大功能于一身的“求是教材”APP面世，可提供近百种数字化教材的试读、订购与下载。人民军医电子出版社与人民军医出版社联合承办的“国家医学电子书包”项目也已推出了先期产品，借助3D模拟、多媒体、云技术等实现医学教材的数字化。而方正阿帕比也推出了服务高校教学的数字资源平台——学知课堂，将学校课程内容和海量数字资源进行智能重组后按照课程精准推送，为教师备课，学生预习、复习及拓展学习等提供一站式的资源服务。

在起步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国的出版机构迎头赶上，在教材数字化出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教材数字化出版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

(1)商业模式问题。我国教材数字化出版和应用的形式虽已多种多样，但功能仍显单一，延伸服务有限。很多数字化教材只是纸质教材内容的电子化，再配上一套教学课件和一些题库。这种仅仅向教师提供数字化教学素材的模式显然不能完全满足终端用户的需求，也无法为出版机构带来有效利润。教材与网络结合的在线学习出版模式也已起步，但仍处于徘徊状态，仅仅是作为纸质教材的辅助资源提供给终端用户使用，如何利用这些形式实现数字化教材的商业化尚无成熟的模式。

(2)版权保护问题。教材的数字化，使本就猖獗的盗版利润更大化，数字化教材如果无法保护其版权，著作权人和出版机构的权益就失去了保障，就无法真正实现出版业数字化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版权保护是教材数字化出版的发展瓶颈。

(3)资金问题。国际出版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是出版机构从内容提供商向资源服务商转型，而这不仅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出版人才队伍冲锋陷阵，更需要数字化硬件设备与软件系统作为坚实后盾，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对于数字化出版项目的投入均是数以亿计。庞大的资金投入也是制约国内各出版机构深化教材出版数字化的一个现实因素。

三、抛砖引玉——教材数字化出版的几点建议

(1)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有学者指出，“传统出版企业的商业模式大体上是一样的，各个出版主体不仅在出版的方式和运营上没有差异，而且在盈利的来源上也是相同的；但美国数字出版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数字出版时代，由于传播载体的变化和出版技术手段的提升，不同的出版主体要根据客户需求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商业模式”。可见，教材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最大难点并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在于能否把握数字出版的本质和特点，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商业模式，以获得利润。在这方面，可以引进与借鉴国外出版界的成熟模式，结合自身实际改进后为我所用。

(2)加强数字版权保护。首先，政府应加大立法力度，根据实际需求出台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数字版权。其次，出版机构应在技术层面上提高监管水平，有效防范和追查盗版侵权行为。司法保护和技术保护双管齐下，建立起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3)整合出版资源，发挥平台效应。对于实力雄厚的大型出版社而言，可以将自有的版权、内容、技术、渠道、人才等资源进行整合，搭建具有一定技术门槛、独具特色的教学服务平台；对于中小型出版社而言，可以通过合作、结盟等形式凝聚成合力，资源共享、共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