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风云孕育伟大思想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的。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类先进思想面临时代的巨大挑战而产生严重困惑的条件下，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伟大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从17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等西欧主要国家相继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清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首先开始的工业革命拉开了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业工场阶段向大机器工业阶段过渡的序幕。这场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新兴资产阶级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为追逐更多利润，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因而使采用大机器生产成为必然，其结果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工业革命不仅使生产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引起了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使以机器体系和雇佣劳动为标志的工厂制度获得了统治地位并导致了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

工业革命既是一场生产力的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从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引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革，充分显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表明了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范畴，它的存在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从而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工业革命使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日益明确地显现出来，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明确地暴露，这就为人们科学地说明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和变革的动力提供了可能。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迅速地开拓和扩大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日益具有世界性，从而打破了以往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各民族间的多方面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社会历史已由各民族的历史变为世界的历史。这种状况使得人们有可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通过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发现其中的常规性和重复性，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客观规律。

总之，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急剧变革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激化，其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危机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其自身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和发展，预示了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工业革命不仅造就了一个大工业资产阶级，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与近代大工业相联系的无产阶级，从而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一切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随着工业革命广泛深入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繁荣，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得到了迅速增加；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建立和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工人阶级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战斗性也得到了迅速提高。特别是由于阶级关系的日益简单化，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德国和英国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即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法国里昂的工人起义、1836年起英国工人发动的争取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和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些革命运动不仅深刻地表明了阶级矛盾的激化，更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但同时，无产阶级在实践上仍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在理论上仍没有达到科学的水平。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了创立无产阶级科学理论体系的时代性要求。

除了上述社会历史条件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离不开一定的思想理论条件。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吸取了上述伟大先驱理论的科学成就，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解决了由它们提出而又没能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伟大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的结果。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其奠基者是康德，中经费希特、谢林，由黑格尔集其大成。费尔巴哈则一反其先驱的唯心主义传统，高举反对和批判宗教神学的旗帜，直截了当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座”，至此，德国古典哲学也就画上了终结的句号。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下的产物，德国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软弱性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德国古典哲学中所体现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巨大变化，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而它所采取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的形式，又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的一面。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体系。它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期。其奠基者是威廉·配第，完成者是大卫·李嘉图。代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成果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比较客观、深入的探讨，获得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重要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直接的理论来源。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阶级立场和时代条件的制约，从唯心史观出发是不可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

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史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的时候，就深刻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重大弊端，并针对这些弊端，各自提出了自己社会改革的方案，描述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这些方案和设想虽因没有找到其实现的途径而陷入空想，但其中仍有许多合理的内容，包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趋势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入探索。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他们设想的社会改革方案和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都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找不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的物质动因；虽然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刻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但都是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抽象的“理性原则”和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更多的是从道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谴责，难以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虽然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并具体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灿烂图景，但他们又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虽然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深抱同情，要求解除其苦难，但他们又看不到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力量，甚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而把实现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反动的统治阶级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代表了人类在19世纪初期的先进思想，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尽管它们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存在着种种缺陷，但作为人类思想中的优秀遗产，它们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直接的理论来源。

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还不能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解放的共同事业而结成的崇高友谊和伟大的献身精神。这是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1818年诞生于莱茵省的特利尔，恩格斯1820年诞生于莱茵省的巴门。他们早在1842年就首次会见，1844年建立了通信关系，同年又在巴黎会见的基础上合写《神圣家族》这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著作，1845年他们第三次会晤于布鲁塞尔，又一次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他们在三次会晤、两次合作的基础上，志同道合，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共同致力于他们的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了把分散的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既需要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也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统一的工人运动提供行动纲领，于是有了第三次合作，向全世界工人运动贡献了光照千古的伟大成果——《共产党宣言》。此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迈出更大的步伐。19世纪后半期的峥嵘岁月，时代与实践的光辉业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无不凝聚着这两位历史巨人的智慧与心血。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合作，在生前是并肩战斗的40年，为人类留下了许多崇高友谊的动人佳话。而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余年间，恩格斯为继承和弘扬他的战友的事业所作的贡献，也为这段崇高友谊续写了动人的篇章。

为什么这段崇高的友谊能够终生而不衰，甚至在一方逝世后还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这当然要首先归功于共同事业的正义性与科学性，归功于他们对共同事业的执着与坚定，同时也是同他们在合作共事中善于相互学习、不惜牺牲个人的优秀品质分不开的。

第一，这种友谊不仅没有妨碍各自独特的个性和不同的经历，不仅没有妨碍彼此的结合，而且还在共同事业中使各自的个性更加完整。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代人梅林评价，他们都是语言文章的大师，又各有个性，恩格斯的文字明白晓畅，而马克思的文体则比较晦涩，但在语言的形象化和说明问题为读者留有余地方面却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总是更多地看到对方的优点，取长补短，彼此互补。第二，这种友谊也十分注重互相学习，摆正自己在合作中的位置。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天才高过自己，把自己放在第二提琴手的位置，而马克思则认为恩格斯的眼光十分敏锐、行动迅速，善于看透问题或形式的本质，而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表示凡事都要先同恩格斯商量，踏着他的脚印走，再做政治决定。第三，这种友谊还表现在为了共同事业不惜做出个人牺牲。长期处在贫病交加情况下的马克思，如果没有恩格斯在经济上的无私援助，其研究写作与革命活动是难以坚持下去的，而恩格斯能为马克思提供长期的援助，是同他作出的重大牺牲——不得不从事自己所厌倦的商业活动，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学术上本可达到的更大成就——分不开的。而马克思对于最亲密的朋友的牺牲，是以加倍的努力、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来回报的。可见，付出牺牲和接受牺牲，都是为了共同事业的崇高精神的表现。第四，这种友谊还体现为相互默契、密切配合。马克思为了从资本主义全过程去揭示其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发愤研究经济学、撰写《资本论》，而恩格斯为了成全战友的这一历史重任，几乎把当时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所提出的各项重要任务都全面承担起来，不惜刻苦钻研、从头学起，特别在三个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是为了迎接面临的世界性搏战，刻苦地学习多种语言，达到在国际总委员会中能用20种语言讲话；二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日益军国主义化的挑战和武装工人阶级的需要，系统地研究军事科学，成为“内行”称道的一流的军事权威与军事评论家；三是面临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多方面地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辩证法，从哲学高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崇高友谊，形成了融汇在一起的历史，融汇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创立与奠基的50年，融汇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50年，也为人类20世纪和21世纪的历史巨变提供了源头活水。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潮头，纵观历史的巨大变化，立志做一个历史的促进派，就不能忘记已经逝去的这段历史，不能忘记开创这段历史的两位巨人，不能忘记他们的崇高友谊和献身精神而结下的丰硕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