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研究的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探讨

第一节研究背景

当前，中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阶段，其核心是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转变。为顺利地实现这一重大转变，作为核心创新要素的人力资源的规模、质量及其使用效果是重中之重。中国2012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6960万人，居世界第1位(贾婧，2013)，2013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360万人年，居世界第1位^注1，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但是，与巨大总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科技人力资源中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严重不足，仅有不到5万人，其中能够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顶级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注2，突出表现为缺少推动学术发展现代化的顶级将才、学术交流合作国际化的顶级通才、科研管理制度化的顶级帅才3类人才。而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缺失，直接导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弱，难以与西方国家在科技上真正开展平等的竞争与合作，例如中国的PCT专利申请量仅居世界第4位(WIPO，2013)，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制造业的贡献仅居世界第16位(INSEAD and WIPO，2013)。而中国人才竞争力不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国际竞争力弱，2006年在全球120个主要国家中中国仅位列第38位，不仅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人口超过1亿的9个国家中也仅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而位居第7位(倪鹏飞、潘晨光等，2010)。然而，中国的人才外流却很严重，其中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外流尤其突出，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盛若蔚，2013)。其中自1985年以来，在中国仅有的进入全球排名前100名的两所高校的毕业生中，清华大学有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则为76%(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8)，上述两校几乎成为美国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输送基地。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则已经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这些人才已经在前沿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具体可参见第二章第五节的论述)。在这些高层次科技人才中，仅在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出去，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务及以上的就达1.5万人之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拥有外国国籍或为外国永久居民，例如2003年在美国学术机构从事科学家和工程师职务的中国大陆科技人才只有8.55%为临时居民，加上台湾和香港，该比例更是仅有7.93%(Sabharwal，2011)。

尽管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使用问题，并初步形成了“落户式”、“蹲点式”、“哑铃式”、“候鸟式”、“遥控式”、“风筝式”等灵活的人才使用方式(董伟，2011)，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在利用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方面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在引才观念仍主要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层面，过于看重每年能吸引到多少人回国发展、每个单位能吸引到几个高层次人才，强调的往往是政治效应、直接效应、经济效应、近期效应，而忽视了个人效应、间接效应、社会文化效应、长期效应。在这种的观念指导下，实践效果并不十分突出，特别是服务于国家的能力的提升速度显著低于这一群体的数量和质量的增长速度。究其原因，除了对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家底掌握不清、国家科技体制不完善和国家经济实力有限等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家和地方的各类高层次科技人才政策缺乏针对性，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与高层次科技人才相关的政策体系不完善，多数高层次人才政策与一般科技人才政策混同，国家和地方间在政策上的层次性不突出，以及地方政策之间存在较突出的竞争关系等，这些都削弱了政策的整体协调性和执行力。同时，在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入的情况下，现有政策仅关注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而忽视了国外其他高层次科技人才，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吸引有用人才为中国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当前，国家和各有关部门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在应对危机、走出困境中的长期主导作用，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鲜明地指出：“知识和科技是对国家和经济最具安全性、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也是增强产业、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不竭动力。”^注3而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科技领军人物的作用更加凸显，国际金融危机又为中国加大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引进和使用的力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2008年国家正式推出的“千人计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规律和理论的研究，深入而系统地分析中国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政策，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政策体系、提升我国海外科技人才政策的理论研究水平都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