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程哲学对解决当今世界诸多现实问题有重大启示
过程哲学以过程转向为基点推动着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现代转型”，以现代科学等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倡导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对解决当今世界诸多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首先，怀特海过程哲学对解决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如上所述，在当今世界，东西方国家在精神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在21世纪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已深入人心的时代，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等现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已充分揭示现实世界的本性，包括其系统性、协同性、自组织性和自然历史过程性等种种特性之时，仍然坚持《圣经·创世记》中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世界以及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学说，坚持“上帝是不动的推动者”这种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或坚持中国古代的混天说、女娲式“团土造人”说等人类早期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各种假说，就很难让年轻一代真正地成为其忠实的信徒，同时也和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学、黑洞理论、复杂性科学等所揭示的宇宙真理相冲突，同现代脑科学、生理心理学、认知科学、精神分析学说、哲学认识论等学科对人类心理、精神、意识和灵魂的许多研究结果相矛盾。过程哲学坚持的过程宇宙论、过程神学，则在坚持过程—关系—有机的宇宙论基础上，把世界的统一性或宇宙精神当作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目的因，坚持所有现实存在既有物质极也有精神极，物质和精神是同一种现实存在的两个方面，它们密不可分，如同阴阳不可分一样。这些既同现代科学相一致，也同人们的日常经验、个人理性等相一致，从而能够成为当代人类重构理想和信仰的哲学基础。
无论如何，任何信仰都不应当同真正的科学、人的日常经验和人类理性以及人性相抵触，都不能以违背科学基本原理，否定人的生命、幸福和健康为前提。任何反科学、反理性、反人类、反生命的所谓信仰，都只能作为邪教的歪理邪说被理智的人们予以坚决抛弃。在这个意义上说，怀特海过程哲学对于重建人类对科学和理性作用的正确认知、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对宇宙总体精神及其统一性的敬畏和信仰等，皆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由于受到科学的影响，他在12岁左右就不再信仰传统的基督教了，因为他“相信，《圣经》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1]。并且，爱因斯坦在回答纽约犹太教牧师赫伯特·哥耳德斯坦所提的问题时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是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2]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的真理”这个概念给它下一个定义是困难的，他说：“‘真理’这个词的意义随着我们所讲的究竟是经验事实，是数学命题，还是科学理论，而各不相同。‘宗教的真理’，对我来说，是完全莫名其妙的。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的感情。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3]显然，爱因斯坦的信仰是同其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相一致的，当然这也是怀特海所认同的信仰。
其次，怀特海过程哲学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和文明危机问题有重大启示。如前所述，生态危机如今已经到了危及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程度。如何在肯定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真正克服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弊端，消除目前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甚至人类文明的危机，使人类文明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及其后继者在此基础上所阐发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既从宇宙论和本体论层面做了系统论述，也从具有可操作性的层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想和对策建议。柯布与达利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格里芬撰写的《后现代精神》等著作，对这些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正如格里芬所说：直到最近“现代”一词还几乎总是被用作赞誉之词或“当代”的同义词，但现实已经表明，现代社会还能否存在100年已是个问题。为了超越以17世纪伽利略—笛卡尔—培根—牛顿的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以某些法国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思想流派，和以实用主义、物理主义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一种反世界观的方法战胜了现代世界观：解构或消除了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上帝、自我、目的、意义、现实世界以及一致的真理，从而形成了所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或消除性后现代主义”。由于有时出于拒斥极权主义体系的道德上的考虑，这种类型的后现代思想导致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它还可以被称作超现代主义，因为它的消除是使现代前提达到其必然结论的结果。
与上述激进性后现代主义不同，格里芬在过程哲学基础上提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和文明危机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试图战胜并超越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性的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单独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4]
根据格里芬的论述，超越现代世界观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强调，范围广泛的解放一定来自现代性本身，它为我们时代的生态、和平、女权和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同时，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强调，“现代世界已经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点而抛弃这些进步”[5]。显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比激进性后现代主义或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技高一筹，它在辩证地否定现代科技及其现代世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主张，从而摆脱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明显的“只破不立”、全盘否定现代科学技术的片面性弊端。
格里芬还指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仅希望保留对现代性至关重要的人类自我观念、历史意义和一致性真理的积极意义，而且希望挽救神性世界、宇宙含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在格里芬看来，这些观点才是真正属于后现代的。“它没有简单地使现代性的各种前提达到其必然的结论，而是对这些前提进行了批判和修正。由于它重新回到了有机论并接受了非感官感知，它愿意从曾被现代性独断地拒斥的各种形式的前现代思想和实践中恢复真理和价值观。这种建设性的、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6]柯布在谈到“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这个概念时，明确地指出美国过程哲学家通常并不愿意也不经常使用“后现代”这一概念。只是为了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相区别，并且为了叙述自己主张的方便，他们才不得不使用“建设性后现代”这一概念。在通常情况下，美国过程哲学家更愿意使用“有机哲学”“过程哲学”“过程思想”这些术语来表达怀特海学派的思想。
不消说，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的这些经典论述对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时代面临的生态危机和人类文明的危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启示。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自述”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同上书，365页。
[3]同上书，364页。
[4]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23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