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教授的学术发展（小传）[1]

·李强·

郑杭生，祖籍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白象镇瑞里村，1936年9月16日生于杭州市，故名杭生。出身于一个浙江高等法院的低级职员——录事（记录）的家庭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哲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

郑杭生教授1944年在浙江余姚县立第二小学读书，1950年考入浙江余姚县立中学，并在这里读完了初中。初中阶段，他爱好广泛，曾在他的启蒙老师张斌耐心指导下，学习了一点钢琴和作曲，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曾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文《我爱姚中》，这是他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时，获“品学兼优奖”。1953年，他考入上海市上海中学。上中是国内名牌中学，他在这里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他擅长写作，曾两次在全校征文比赛中获奖。

1956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五年制本科，学习成绩优良，曾担任数年《中国人民大学周报》通讯员。他还与谭宗伯一起创作了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广为流传。1961年毕业即留校任助教。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在艰苦的环境中，他未放弃学业，而是把劳动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利用在外语学习和专业研究上。1972年回京，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随哲学系一起被“批发”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随哲学系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他自1979年起任讲师，1980年下半年，他考取国家教委专派留学生奖学金名额，经过语言学院短期培训，于1981年年底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英方给予副研究员身份。在英国进修期间，他曾在《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论文，如《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等。1983年5月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副教授。1983年年底回国后，他受中国人民大学之托，分别于1984年3月和1984年10月筹建了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此后又于1987年7月组建了社会学系。自1985年至1992年，他先后培养了5届分析哲学硕士研究生和7届社会学硕士研究生。自1987年至1992年，在他主持下，社会学系招收了6届本科生。1985年起任教授，1987年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职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作为社会学界、哲学界的一位重要学者，兼任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职务，主要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学科评审组组长、中英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等。

郑杭生教授的学术活动，粗略地谈，以留学英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他留学英国以前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1961——1962年，为哲学系本科5年级和研究班3年级辅导“辩证逻辑”，主讲是肖前教授；1963——1964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5年级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3年级独立主讲“辩证逻辑”课的一半内容。1963年5月3日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学术论文《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首先是建立范畴体系的正确方法》，对当时学术界关于“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1965年出版译著苏联哲学家柯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他承担了该书大部分的翻译工作。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主要讲授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其中系统开设“《反杜林论》”课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进修班、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班和研究生班，负责编写《〈反杜林论〉哲学编解说》一书，该书1979年以校内用书出版。粉碎“四人帮”之后，郑杭生教授集中力量从哲学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做了不少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他在国内主要报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如《“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光明日报》，19761206）、《论形而上学猖獗》（《光明日报》，19770329）等，其中《批判折中主义，还是攻击两点论》［《红旗》杂志，1977（7）］一文还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在《北京周报》48期加以转载。这些作品，极大地提高了郑杭生教授在全国的知名度，以至他曾被戏称为中国人民大学几大“秀才”或“才子”之一。1978年他与李秀林合写的《“四人帮”为什么要顽固坚持“精神万能论”》一文，曾被诬告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在“追查”中，他曾受到当时郭影秋校长的保护。郑杭生教授还积极参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表了《为真理而斗争》（《光明日报》，1979年8月）、《立实践标准，破主观标准》［《教学与研究》，1979（1）］等文章。1979——1980年针对当时长期困扰我国理论界的“阶级”属性问题，为了走出按思想态度划分阶级的误区，他曾与李秀林合作在《人民日报》提出划分阶级只能用经济的标准，对“阶级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提出了质疑。这个讨论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一阶段，他的所有文章都贯穿一条主线，就是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这同样表现在他与李秀林、吴树青合著的《论〈十大关系〉中的唯物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8）和他独著的《本质、现象、假象》（北京出版社，1979）之中。在这个阶段后期，郑杭生教授的兴趣已部分地转到了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他开始参加当时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该书198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个阶段始于他从英国归国以后。这是他学术上的大发展时期，他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学术见解，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在社会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理论创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他提出了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新观点。关于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在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传统上有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社会制度的等等。对这个问题，郑教授经过长期的理论思考，经过对社会学历史的考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文化大革命”陷入恶性循环的反思，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我国社会学界影响较大，目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流派。

第二，对于社会运行的研究。继提出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后，他进一步结合中国改革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社会运行的理论。他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治”、“乱”思想发展为社会运行的良性、中性、恶性三种状态的理论，提出了评价社会适行状态的原则与标准，提出了评价社会运行的指标体系。他的社会运行理论，主要包括社会运行条件与社会运行机制两大部分。关于社会运行条件，他主要阐述了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环境与资源，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等，同时还从时间、空间角度研究了社会运行的外部条件。关于社会运行机制，他提出了社会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五大机制。上述的社会运行理论，是他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社会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三，他针对中国当前改革的实践提出了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上了转型的特征。转型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出现了迅速发展前进的局面，转型也引发了中国社会人口、环境、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社会问题。转型时期，也给中国社会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作为迟发展国家，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避免走已被实践证明是误区的道路，选择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还认为，转型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社会类型，它介于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具有两种社会的因素。将转型作为一种社会类型有助于认清我国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关于转型社会的研究，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由郑杭生教授主持研究。

上述这些观点见之于他的主要社会学著作《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专著）、《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主编）、《社会运行导论》（注：本书在文章写作时尚未出版，后于1993年出版。）（专著，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他的一些重要论文，如《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1985）、《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1989）、《我的社会学定义》（1991）等。他在1986年第1期《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述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文章，曾受到胡绳同志的好评。郑杭生教授还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带头文章的三作者之一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并担任该卷编委和理论社会学部分的主编。

第四，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方面，郑教授对传统西方哲学为什么衰落、现代西方哲学为什么兴起、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正确看待现代哲学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他从1984年第6期《教学与研究》开始，连续七期刊登系列文章，阐述评论西方现代哲学两大思潮的特点。他在1986年第3期《红旗》发表的《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同样受到胡绳同志的好评。在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1987，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1988，主编）以及6万字的长篇论文《艾耶尔真理论剖析——逻辑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对立》（1986，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书）。

第五，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研究。民主、自由、人权是政治社会学、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也是重大的实际问题。郑杭生教授在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文章中，在解释民主与科学的含义时，提出了民主的三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人民日报》，19890505》，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发了该文摘要）；在论述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时，系统解释了民主的阶级性、历史性、全面性、过程性和法制性［《北京日报》（19890803）和新华社摘要转发，各报转载］。这些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方面的著作有：《民主、自由、人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92年与谷春德教授一起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了《人权新论》一书；还和谷春德教授一起承担北京市课题成果《人权史话》一书的编写，定于1993年出版。

郑杭生教授也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较高知名度。近年来，他参加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术活动，并发表了众多的讲演与论文。1988年6月，他应邀赴意大利博洛尼亚参加“法社会学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社会学》。1988年11月，他参加了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民主和社会正义”学术会议，发表了论文《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几个方面》。1988年12月，他赴秘鲁利马接受卡西拉索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与证书，并在该校社会学系做讲演。1989年9月，他赴日本立命馆大学讲学，讲学题目：《变迁中的中国社会》。1989年9月，他赴汉城今称首尔。庆熙大学、高丽大学讲演，题目为：《中国与南朝鲜（注：1992年中、韩建交前对韩国的称呼。）经济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1990年，他参加了美国华盛顿“中国：政策的选择”国际讨论会，提交论文《中国的大势所趋——一个学者的看法》。1990年，他参加了原联邦德国巴德洪堡“韦伯与中国现代化”讨论会，发表论文《韦伯社会学类型的建立及其对认识转型社会的意义》。1991年7月，他赴日本宫城鬼首参加“第五次中日美国际研讨会”，发表演讲：《关于国际新秩序》。1991年1月他参加苏联海参崴“第三次亚太地区大学校长研讨会”，发表论文《环境教育及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实践》。1992年3月，他应邀赴日本宝冢“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创设三十周年纪念讲演会”，发表题为《从社会转型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迁》的讲演。

在国内的学术研究方面，他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其中已完成的课题有：1985——1987年国家教委“社会指标体系”课题，1986——1990年国家“七五”重点课题“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等。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课题有：1991——1995年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国家教委委托的统编《社会学概论》课题等。

郑杭生教授不仅学术研究上成果累累，影响广泛，而且做人、为人方面在学生与教师中享有盛誉。他做事总认认真真、实事求是，他为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曾先后两次提出自己的座右铭。一是：求学为人并重；“求学”要求自己勤快、谦虚、创新；“为人”力求做到律己、助人、大度。二是：方向要正确；人品要高尚；学问要扎实。

注释

[1]郑杭生教授的学术发展（小传）此文是198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写的稿子，1992年又做过修改，经过删减刊登于中国人民大学1995年印行的《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第三卷）333~337页。这里刊出的是未删节稿。作者李强，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