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郑杭生·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转眼到了从教50周年，去英国留学进修30周年，也到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近30周年！而我亦从四十五六岁的中年人，成为七十五六岁的老年人了！当然我希望在学术上我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要比我的生理年龄年轻，但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还得“服老”，习惯这种“老龄弱势”，这也许是一种对自己年龄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2011、2012年之交，在“郑杭生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正式进入筹备阶段之后，以郭星华教授和洪大用教授为首的筹备组，经过考虑，提出一个建议：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评述郑杭生社会学学术思想的各种形式的文章收集起来，加以适当选择，出一本纪念文集形式的书。并提出，这样一本文集不仅可以作为纪念从教50周年学术会议的一个内容，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运行学派”成长的历程和轨迹。我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就让筹备组成员、我的助手奂平清、李锁成等收集这方面的文章。本文集定名为《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就起因于此。
经过选择，收集上来已经发表的文章大约有30篇。另外，根据纪念性学术会议的需要，筹备组还联系了一些作者，写了一些述评文章。所以采收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共有50篇。借这个机会，我首先要衷心感谢多年来关注关心我的学术思想、我们学派演进的社会学界的同辈、后辈学人和我的学生——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成为社会学教授或副教授，并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做出了自己相应的出色成绩。他们正是通过自己的研究、阐发、评论，对这个学派的成长、发展作出了极大的推动和独特的贡献。
在文集中如何安排这些文章的顺序，筹备组提出了几种方案，比如按主题不同来分类，或是按时间先后来安排。按主题，可分为阐述的、评论的、访谈的、回忆的和传记的等。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文章的性质明确，较易归类，容易检索，但是最主要的缺点是不容易看清学派成长的大致线索，不能清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而这正是按时间先后来安排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选了后者。例如，在现在的文章列表中，我们可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3篇文章，90年代也只有3篇文章。这十几年仅有的6篇文章，基本上评述的是社会运行学派奠基和形成时期的情况。这一时期，我的工作主要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其主要内容是如何使我个人关于社会运行论的观点（注：这个观点在我一系列论文中做了论证，特别是后来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做了系统论证。）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的学术团队所逐渐接受和认同，并转化为一种学术团队的主导观点。这一方面主要是通过分工合作、集体编写《社会学概论新编》达到的。《社会学概论新编》和后来的《社会学概论新修》在学派主导观点的普及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参加这两本书写作的人员几经变动。其中，李强、李路路、林克雷几位教授很长时间担任副主编。还应提到的是，潘绥铭教授关于婚姻、家庭、性的观点，也通过我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登上了“大雅之堂”。很多人对我说，他们是读我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进入社会学的殿堂的。但这仅有的6篇文章也表明，总的来说，当时社会运行学派的主导观点，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注：例如，《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文在《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创刊号）发表后不久，当时该刊主编张琢曾给我打来电话，说此文受到当时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的好评。后来胡绳院长还通过中国人民大学领导李文海教授向我转达了他的看法。此后胡绳院长还在他家中接见了我，主要是就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和社会学的对象两个观点交换意见。他说我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观点，解决了社会学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影响还不大，无论是社会运行论还是社会转型论，都是在质疑的目光和氛围中，论证自己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完全可以说是艰难曲折地推进的。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特别是随着2005年“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一、二、三卷的出版和2010年“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四卷上下两册的出版，还有其他一系列著作的出版，情况有了明显改变。在2000——2003年即有4篇述评的文章问世，而从2005年到2010年一共有近20篇述评文章发表。这反映的是社会运行学派比较成型的时期，也是它的影响较快扩大的时期。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很多内容已经不是一般性的介绍，而是深入到一些理论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例如对元理论的探讨，对新型现代性的分析，对社会学世界格局的剖析，对我们提倡的一些观点的阐发——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相结合的顶天立地境界、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等，以及这些观点在现实生活不同范围中的应用，特别是在中西关系、古今关系、现实关系等各方面的应用，在城市发展、社区建设实地调查中的运用，在论（理论）、史（历史）、法（方法论）不同领域的深化，在与各种不同思潮的碰撞中的交锋和借鉴。这表明，社会运行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趋成熟，视野更加宽广，也表明它还在继续成长，更表明它在比较视角上的两个特点，力求划清两条界线：第一，它是世界眼光本土特质兼具的中国学派，而不是西方某个学派的中国版；第二，它是与其他中国学派友好争鸣相互促进的学术派别，而不是以功利考虑、主观偏好等非学术因素设限的狭隘宗派。
从上述这些评述我的学术思想的文章中，确实可以看到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的一个侧面，它显示：同历史上、现实中任何学派的成长一样，这个学派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之所以说是“一个侧面”，是因为，一个学派不是光靠评论才能形成、才能成长的。学派的形成、成长主要奠基于主导观点、核心理念以及体现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的论著，奠基于一个学术团队能够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运用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并反过来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拓展、推进它们。如果没有后者，评述得再好，也成不了学派。反之，如果有了后者，评述得再坏，也否定不了它的存在发展。如果一个学派经不起评述，就表明它还没有资格成为学派。因为古今中外所有的学派都是在百家争鸣中兴起或者被淘汰的。当然，这绝不是说述评不重要。肯定性的评论，能推动学派发展，扩大学派影响；否定性的评论，则能促使学派改进，消除自己的缺陷。不能或者无力消除自己的缺陷，特别是根本的缺陷，该学派就不可避免地要衰落，就会有新的学派来取而代之。所以，中肯的、适当的评论，对一个学派来说，永远是重要的、需要的。我们社会运行学派在谋求自己发展时，要牢记学派兴衰的逻辑，要尊重述评，并对述评采取分析的态度，分清哪些有理，哪些无理，哪些该理，哪些不该理。
下面，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主要结合本书收录的文章，特别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这篇前言中，首先不能不着重说到的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同学齐齐哈尔大学董驹翔教授。他当年在哲学系比我低一级。在所有系统评述我的观点的文章中，他的文章《社会运行与社会学——评论郑杭生教授的理论》（1989）是最早的一篇。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能看出社会运行主导观点的潜力和前景，并用这个主导观点编写适用于师范院校的社会学概论教材，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他和他的女儿董翔薇教授又写了两篇文章《学术的历史感——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厚度》（2003）、《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2010年的参会论文，2011年正式发表）。这次，他又写了《再论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在20多年时间中，他可以说是一个锲而不舍地研究我的社会学学术思想和社会运行学派的研究者。他的执着令人钦佩。他曾不无自豪地对我说，他收集的我的论著材料，可能比我持有的还多、还全！
第二，其他一些外校学者和媒体工作者也发表了重要评论。首先要着重介绍一下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的评价。谢立中教授为2005年举行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究会，提供了一个题为《“社会运行学派”：理解与评论》的发言提纲，其中第三个问题“理论建构方面的成就与特点”，指出了这样几点：（1）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第一个目标明确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体系；（2）力图与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相结合；（3）试图沟通中西社会思想；（4）试图综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实现社会学理论中宏观——微观、冲突——协调、个人——社会、主观——客观等二元对立的消解，与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一致。其中第四个问题“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思路的比较”则指出这样两点：（1）比较而言，在20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各种综合性社会学理论派别当中，“社会运行学派”现有的理论思路与西方“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思路更为接近；（2）与“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已有理论成就的差距：个人——社会整合方面的差距、宏观——微观整合方面的差距、主观——客观整合方面的差距、冲突——协调整合方面的差距。无疑，谢教授的评论是系统而重要的，特别是他指出的与“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四方面差距及其包含的理论前提，值得好好分析。
另外，安徽大学钟金洪教授在1995年发表了《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社会学概论新修〉述评》，这是最早给予《社会学概论新修》以中肯评价的文章。厦门大学胡荣教授2006年《本土化、体系化和基础化：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品格》，首次注意到我的社会学思想的理论品格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河南日报》高级编辑崔同也在2006年发表了《“美人如玉剑如虹”——郑杭生及其社会学思想》的述评文章，对我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他自己的解读和提炼。这些述评文章都写得很精彩。由于他们都有自己研究问题的视角，他们的述评文章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学界和其他人士的看法。
第三，这里还要着重介绍李强教授，他当年是对社会运行学派作出实质性贡献的学者。他在1987年最初的《社会学概论新编》的成稿中，在1993年《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的成书中，都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助手，当年出版那些书时，我在前言中都做了说明。我还和李强、李路路合著过几本书，如《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等。它们和我独著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一起，构成社会运行论的主要代表作。收入本文集中的李强写的文章《郑杭生教授的学术发展（小传）》写于1987年，是为《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写的稿子，后来屡经补充，定稿于20世纪90年代。后经过删减正式刊登于《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第三卷）第333~337页，此书到1995年才正式出版。这次刊出的是未删节稿。这个稿子可以说是为我所写的小传中对我中学大学经历写得最为详细的一份。当时李强教授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
第四，本文集采收有洪大用教授和郭星华教授的述评文章。他们也是对社会学运行学派做出贡献的学者。洪大用在1997年就发表了评论文章《社会运行与社会转型：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他创造性地把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观点运用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和环境社会学的构建，在1999年3月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并于2001年8月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恢复编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在最初几年里，他一直协助我主持编写工作。后来，他又成为我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概论》教材的主要助手，担任首席专家之一。2010年他又发表《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把理论自觉运用于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中。郭星华对形成社会运行五大机制，即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等五个机制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证。他2006年发表了《耕耘结硕果桃李舞东风——试论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贡献》，这不仅仅是一篇祝贺我70寿辰和从教45周年的纪念文章，而且包含着一些学术的真知灼见。刘精明教授，同样是对社会学运行学派做出自己贡献的学者，他对社会转型论的主要概念“转型度”、“转型势”做了很好的论证和发挥，他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第五，给本文集提供述评文章的王万俊、李迎生、江立华、胡翼鹏，都先后对学科本土论做出了贡献。王万俊是我早年的博士生，现在成都市规划部门做领导工作。他在1998年，即以文梓的笔名，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理论简析》的述评文章，对我前十几年的社会学思考进行了理论提炼。我和他合著并在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迄今为止还是关于社会学本土化专著中最为系统的一本。去年他还出版了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方法解析》（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李迎生教授2007年发表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郑杭生社会学探索历程》述评文章，对社会运行学派的四个理论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读和提炼。我和他合著并分别在199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多年来成为高校社会学专业的教材。江立华教授这次在美国特地写了题为《社会运行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的拓展——郑杭生教授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评介》的文章。我和他共同主编并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现在已经成为高校研究生的教材。这本书始终贯穿了社会运行论的主导观念，以从古至今的治乱兴衰为主线和框架来整理社会思想史的材料，从而才能鲜明地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真正区分开来。胡翼鹏副教授也新写了述评文章《根植历史变迁熔铸传统思想——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文化底蕴》，对我的社会学思想做了非常深入的解读。他在我这里开展博士后研究的两年中，我们合作完成了中国社会思想史中最难的部分——先秦部分的八篇系列文章，对中国社会思想史进行了社会学的系统改造。上述各位所做的一切，都对学科本土论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第六，刘少杰教授为本文集提供了写于2006年、题为《建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新形态》的述评文章。该文针对社会学界的情况，批评了把社会学看做“经验学科”的不确切观点，强调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指出：“从郑杭生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没有理论的思考一定是浅薄的，而没有立足现实生活、缺乏特色的理论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中国社会学的追求者们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刘少杰教授作为引进的优秀人才加盟中国人民大学以来，一直是我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主要副手，是以我为第一首席专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的主要成员。我们还按新框架合作主编并在2006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他继洪大用之后连续多年作为执行主编帮助我编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他的著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变迁研究》还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
第七，胡鸿保教授为本文集提供了三篇述评文章：一篇是2000年的《理论统率史料的成功探索——读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篇是2001年与他学生杨春宇合作的《本土化，新探索——〈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读后》，一篇是2005年的《讲理务实、发展中国社会学——祝贺郑杭生教授从教45周年讨论会书面发言》。胡鸿保教授是我初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时求职进来的“老人”。他的专业是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但一直对社会学的发展关注有加。他又是在学界闻名的学术评论家，以看问题深透、批评不留情面而著称。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在肯定那本本土化的书是一种新探索的同时，直率地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这很好。在第二篇文章中，他肯定了我办系和学科建设的路子是“讲理务实”：“讲理是说他注重理论。在这方面他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我们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他和他的学生已经形成一个有实力的社会学学派。务实是指他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国情、重视社会学的体制条件定位以及外部政策环境。”然后他也进行了批评，不过这次批评的不是我或我的办系实践，而是人类学界：“我本人从事的是人类学专业。毋庸讳言，中国人类学在重建中对于学科制度结构关注不够，与社会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做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应该汲取并反思的。我在撰写《中国人类学史新编》时做了一些探讨和比较。”
第八，杨敏教授为本文集提供了三篇文章，这就是2002年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郑杭生思想评介》、2006年的《社会互构论的追求：推进从差异走向认同的事业——郑杭生社会学思想历程的又一个新波峰》、2006年的《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这些文章的特点很明显：视野广阔、思考深刻、论点新颖、论证服人。杨敏自21世纪初考博入门以来，成为我的主要学术助手和合作者，在她到中央财经大学担任教授、博导和系主任后，还仍然保持合作关系。社会互构论的系列文章，特别是社会互构论的专著和代表作《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就是这种合作的产物。国家社科基金在2007年9月发布的成果鉴定等级公告中，该书作为项目的最终成果被评为“优秀”，同时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指出：“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对我国社会学理论建构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该书还在2011年被评为原创图书。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的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在各出版社推荐的1167本图书中，组织各学科的专家，评选出298种原创图书，其中人文社会科学98种，文艺少儿类100种，科学技术类100种。《社会互构论》一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98种原创图书之一。同样，“实践结构论”的系列文章、社区建设实地调查的系列丛书（郑州卷、广州深圳卷、杭州卷）、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系列丛书（杭州卷、郑州卷、北京卷）等，也是这种合作的成果。她是多年来持续为学派建设做了很多工作并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学者之一。
第九，在社会运行学派中还有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都提供了自己的述评文章，写得也都各有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水平。其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有陆益龙、冯仕政、奂平清，在读的博士生姜利标，在京工作的有王道勇、黄家亮、陈云，已经到外地工作的有杨发祥、徐晓军、张兆曙、龚长宇、王洪伟、汪效驷、陶双宾、岳天明、谢建社、李棉管、李伟梁、张永华、童潇等。其中，王洪伟早在1988年当他还是硕士生的时候，就写了《郑杭生和他的社会学理论》，博士毕业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研究中心工作后，连续出版两本专著《传统文化隐喻——禹州神垕钧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中国钧瓷艺人录——政治、市场和技艺框架下传统手工艺人的社会学叙事》，很有成就。王道勇的两篇述评文章，一篇是2007年发表的《现代性延展与社会转型——从概念体系角度考察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的统合性》，一篇是2011年发表的《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很有深度，体现了他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黄家亮2012年发表的《“顶天立地”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和使命——基于郑杭生“社会调查系列丛书”的分析》也很深入，很有思想。黄家亮的博士论文《新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秩序重建——以华北米村为例》，获得了2011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这次他又写了《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以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为例》一文。岳天明教授曾在我这里做过一年访问学者，他的学术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评论文章《本土风格全球视野——郑杭生先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评介》，对我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和提炼。这里，不可能把每个人的述评文章和他们的出色工作都提到，好在他们的文章收在这里，读者可以自己做出判断。我为他们的迅速成长而高兴，为有这样一批学生而自豪。
第十，应当说明，在上面的述评文章中，也不是所有的观点我都同意的，评价过高过低的情况都有。但是，存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是好事。这不仅适用于学派的外部关系，也适用于学派的内部关系。因为一个学派内部也应该有争论，有不同意见的彼此交锋，这样才有活力。
最后，还有一个题外话，需要再次着重说明：这个前言只提到收入本文集中的一些作者对学派形成发展的贡献，没有全面涉及每一个曾经对学派做出过贡献的人，这绝不代表忽略他们。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前三卷的“自序”和第四卷的“自序”中做了三次说明，为了阅读方便，我想摘录几句。
第一次是在1998年3月31日为那本未出的文集写的“自序”中：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前三卷的“自序”引用了这段话。
第二次是2004年，我在前三卷的“自序”中这样表达：
第三次是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四卷的“自序”中：
学派也如逆水之舟，不进则退。学派的形成不易，保持活力、进一步发展更难。
我衷心希望加盟社会运行学派的各个年龄段的学者，能沿着“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的学术路径，探索不止，攀登不息，奋斗不停，努力发现新问题，开辟新领域，建构新理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中国人民的福祉，我国学术的繁荣，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这也是保持学派活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也衷心希望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在为实际的中国社会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好事的同时，也为推进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学派成长、学科建设、理论创新，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2012年1月3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