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历史感
——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厚度^[11]

·董驹翔 董翔薇·

一、郑杭生社会学对象理论的产生过程

笔者认为，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的观点，对社会学对象的长久争议有阶段性总结的性质，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并且把社会学对象的研究，甚至把整个社会学的研究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郑杭生教授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开始于在英国工作的1982至1983年期间，1985年他已完成自己理论的基本设想。这首先体现在他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和《树立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观点》中，不久他又发表了论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年，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问世，标志着郑杭生教授关于社会学对象理论基本框架的完成。此外，郑杭生教授还在诸多论文与专著中探讨了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注：参见郑杭生：《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载《社会学研究》，1991（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社会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21~2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郑杭生：《也谈社会学基本问题》，载《社会学》，2000（1）；郑杭生：《从社会学学科层次结构看社会学对象问题》，载《社会学》，2000（2）；郑杭生：《也谈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1（1）。）

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郑杭生教授在近20年的时间里做了详尽深入的思考与讨论。可以说，在社会学对象的领域，还极少有人像他这样做如此专注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学术成果。他的研究实际上是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进展。有研究者把郑杭生列为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之一，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当推严复和孙本文、费孝通和郑杭生”，指出“如果说费孝通积极倡导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取向，那么郑杭生则是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与探索，并试图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框架”（注：龚长宇：《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也有研究者认为郑杭生在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富有创见，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注：参见文梓：《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理论简析》，载《阴山学刊》，1998（4）。）本人也曾经指出，郑杭生教授在较全面地总结、考察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设计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社会学领域中新的一派。（注：参见董驹翔：《社会运行与社会学》，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9（6）。）

20世纪80年代初，郑杭生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梳理出他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论，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新看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简要地说，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参见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50~2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这一定义是他全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整整20年过去了，在这期间郑杭生教授培养出了一批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他的社会学理论的年轻学者，形成了学术方向明确的学术群体，由他创建的社会学“社会运行论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极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这一学派也有了更新、更全面的了解与认识。本文对这一学派仅从其理论的历史方面做简单的分析，试图去理解和说明它的学术意义。

二、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维度

郑杭生教授在设计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和整个理论体系时，最独特的地方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历史角度。这一角度恰恰是常常被忽略的，很可能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弱点。赵鑫珊教授在《莱茵河的涛声》中曾说，没有历史作背景的世界是浅薄的世界，没有历史作背景的人生是肤浅的人生。我想可以再加上一句：没有历史作背景的学术，是表层的学术。自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理论众说纷纭，较有影响的也有数十种，郑杭生把它们概括为四种类型（注：参见郑杭生、李迎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学》，8~9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他并没有按照学术界的常规思路仅仅从理论上去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把对象研究的历史方面也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并做了极深入的研究，成为他在这一领域思考的起点。这就揭示出，无论是社会学在西方的兴起，还是社会学传入中国，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都是应时而生的。据此来设计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时，他又很自然地过渡到了理论领域，并直接触及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使其理论既有很好的整体性和特色，又不失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规范要求。郑杭生指出，在社会科学史上，社会学所以能于19世纪30年代在西欧产生，而后又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巨大的现实需要（注：参见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17~18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因为社会学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所在国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学能在19世纪后期传入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20世纪初被引入澳大利亚大学课堂，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注：参见上书，101~102页。）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要理解中国社会被动转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传统的“中学”已经无力单独承担，而作为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的社会学，也像其他“西学”一样，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被动转型的较有解释力的学说。但社会学要真正具有解释力并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则必须具有某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形式，即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从主观上说，社会学之所以传入中国，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的仁人志士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19世纪末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在为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活动中，由于西方社会学正好适应了他们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现实需要，成为他们加以介绍与引进的首选目标。（注：参见上书，102~103页。）

正是这样的学术历史感使郑杭生注意到，要从西方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史中去揭示西方社会学的实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学两种形态的演变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并立足于这样的学术历史感去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他认为，社会运行论的中国特色，首先表现在它跟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社会运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学术传统长期以来看待社会历史的角度的影响，这个角度就是考察社会的治乱兴衰。（注：参见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由此，他注意到墨子、老庄等的治乱兴衰观点；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治”与“乱”，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与“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等；注意到程颐说的“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他特别注意到严复和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严复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恶性运行状况的反思，郑杭生提出了他的社会学定义。他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注：参见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学界专家论百年》，80~10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郑杭生在回顾和说明他对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历程时，多次讲到严复、《群学肄言》和那个时代。严复于1897年开始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其中译本《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西方社会学正式传入中国并开始中国化。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我们只要记起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就足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开始了多难与动荡的历史。到严复把社会学正式介绍到中国来，并按他的理解，对照着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他自己的诠释的时候，已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灾难一点也没有减少，动荡也更加剧烈了，历史的车轮再也难以沿老路走下去了。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情绪，郑杭生从《群学肄言》中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治乱兴衰情绪，并由此成为他的社会学理论设计事实上的起点。郑杭生受历史智慧的启发，又从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延伸到中国的1957年至1959年时期、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期以及那不堪回首的十年动乱时期。郑杭生的社会学历史方面的视野中多为沉重的对象，但他的社会学理论并不沉重。这使我们想到歌德的名言：“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郑杭生的学术生涯是有热情的，他用这种热情感受到了社会学传入中国和开始中国化的严复那个时代的“情绪”，也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绪”。他的热情使他20年来孜孜以求，有了多方面的成果，形成了自己风格独特的社会学学派。学术的历史感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看重黑格尔的学术，与黑格尔的强烈的历史感有密切关系。黑格尔的治学正是从精神的历史发轫的。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科学家的地方，就是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史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渗透到哲学中……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有鲜明的历史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研究过历史，包括哲学史、科学史，撰写了多种历史学性质的著作。作为一位在哲学上颇有造诣的社会学家，郑杭生很熟悉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评价并受到积极影响。他同样认为，没有历史感的社会学作品是缺乏底蕴的。（注：参见文梓：《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理论简析》，载《阴山学刊》，1998（4）。）在了解到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方面之后，对他的这番话是会充分理解的——不仅理解其学理意义，也体会到它是20年来郑杭生对自己学术探索之途的一种总结和评价。

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科学哲学家乔治·萨顿的如下一段话，很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郑杭生教授的学术特点。萨顿说：“使科学工作人性化的唯一方法是在科学工作中注入一些历史的精神，注入对过去的敬仰——对作为一切朝代的善的见证的敬仰。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没有历史学知识可能会有害于文化，同历史相结合，用敬仰来调和，它将会培养出最高尚的文化。”（注：［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4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快速转型时期，它为“高尚文化”的出现和发挥治乱兴衰研究成果的作用提供了最好的大舞台。以郑杭生教授为牵头人的社会运行论学派，发挥了引人瞩目的积极作用，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强烈的学术活力，成为了当代中国少有的、带有自己鲜明学术特点的一派社会学。

注释

[11]原载《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4）。原文摘要为：“通过论述郑杭生社会学研究对象理论的产生过程，分析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维度，从而阐明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学术特色及其理论地位。”作者董翔薇现为《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