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概述

在概述已有的研究文献时，笔者主要关注三个问题：这些研究是谁做的、在什么范围内做的？这些研究的主要发现是什么？研究者们是如何解释其发现的？

(一)在已有研究中，基于中国内地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关于性别与环境关心的系统分析非常有限

就笔者所接触的文献而言，它们大多是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发表的，并且主要是在美国国内进行的调查研究。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些跨国比较研究，特别是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简称ISSP)所获数据进行的国际比较研究(Jelen，et al.，1994；Somma and Tolleson-Rinehart,1997；Blocker and Eckberg,1997；Hayes，2001；Hunter,Hatch and Johnson,2004)。不过，这些比较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多数还是西方国家，没有包括具有独特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中国。

笔者还注意到，在华人社会中，关于性别与环境关心的研究也很有限，特别是基于中国内地的经验研究还非常缺乏。虽然中国内地有学者提出了性别与环境的议题，并从妇女工作的角度讨论了妇女环境运动的有关问题(胡玉坤，1997，1999；王朝科，2003)，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几次关于中国内地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中，学者们并没有就性别与环境关心进行系统的分析，而只是简单地检视了性别与一些变量之间的初步关系(洪大用主笔，1998；国家环保总局等，1999)。张世秋等人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根据在中国6个中小城市的问卷调查结果，专门分析了小城市妇女对环境保护的知晓程度、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环境保护意识现状，以及妇女的环境消费现状。但是该研究并没有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具环境意识，其基本结论是：我国妇女的环保意识水平从总体上看仍然是较低的，需要认真探讨如何增强妇女的环保意识，引导妇女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不过，在针对台湾居民环境关心的研究中，有学者(Stone，萧新煌，范纲华，2001)指出：在台湾民众的环境关心中，确实有一股“生态女性主义”的趋势正在浮现。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性别差异的环境主义”，其内涵主要是：受访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注重环境保护实践；女性的环境意识近年来有显著的提升；在某些特定议题上，女性的确比男性表现出更倾向环境保护的态度。但是该文实际上也没有就性别与环境关心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检验。

(二)在已有研究中，越是晚近的文献，越是报告环境关心上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有趋于一致的趋势

在笔者研读西方学者发表的有关文献时，发现大体上有这样一种认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的数量呈现增多的趋势，研究发现呈现一致的趋势。也就是说，越是晚近的文献，越是报告环境关心上存在性别差异，即：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而且这种关心还体现在女性对待环境的友好行为上。以至于有学者指出：妇女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已经成为环境社会学界日益广泛传播的一个结论(Tindall,Davies and Mauboule's，2003)。

从早期一篇重要的文献综述看，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例如，麦克艾维(McEvoy，1972)认为，由于男性更有可能在政治上积极行动，更多地卷入社区议题，并且比女性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所以男性将会更加关注环境；而帕西诺和罗伯利(Passino and Lounsbury,1976)则认为，男性比女性更为关心工作和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与女性相比较少地关心保护环境质量(转引自Van Liere and Dunlap,1980)。

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的一篇文献里，作者采用“后分析”方法(meta-analysis)^注6,对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有关环保行为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再分析，发现以下一些变量是与个人的环保行为相关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知识、关于行动策略的知识、对于个人作用的认识、个人的环境态度、个人对于环保的承诺以及个人的责任感。但是，作者仍然指出：性别与环保行为似乎没有关系(Hines,Hungerford and Tomera，1986—1987)。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性别与环境关心的研究文献增多，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关注的焦点(Davidson and Freudenburg，1996)。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篇重要文献中，作者指出：关于性别与环境关心的关系还是不能得出坚实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加关心环境，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在环境关心方面没有性别差异。作者认为该领域仍然需要更多的分析和解释。作者本人虽然通过一项全国性数据证明了女性确实比男性更为关心环境，但是其间的差别并不大，而且在积极的环保行为方面，性别差异呈现出了反向效果，即女性对于积极的环保行为的参与程度要比男性的参与程度低(Mohai,1992)。

不过，在1996年的一篇文献中，作者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在整体上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在与风险相关的问题(例如核能)和地方性的环境问题方面，女性表现出更多的关注。汉米尔顿(Hamilton)明确提出，年龄、性别与父母身份是预测环境关心的三个重要的人口学变量，其中有小孩的妇女是最关心环境的群体(转引自Davidson and Freudenburg，1996)。

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作者们检视了1988—1998年的与环境关心、环保行为相关的研究文献，明确指出：与早期研究中很不一致的观点相比，关于性别与环境关心之关系的观点已经变得更为清晰了，这就是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环境关心，这种关心不仅体现在环境态度上，而且体现在环保行为上。该文作者还在文章中展示了自己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分别对性别与环境关心、性别与生态中心价值以及性别与环保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证明。作者们倾向于认为环境关心上的性别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具有普遍性(Zelezny,Chua and Aldrich，2000)。前文已经提到，在更近的一篇文献中，作者认为妇女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已经成为环境社会学界日益广泛传播的一个结论(Tindall,Davies and Mauboule's，2003)。

(三)在已有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倾向于使用社会化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来解释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

在发现环境关心存在性别差异的研究者中，多数人所给出的一般性理论解释乃是基于社会化理论和社会结构(社会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的解释(McStay and Dunlap,1983；Blocker and Eckberg,1989,1997；Zelezny,Chua and Aldrich,2000；Hayes，2001；Hunter,Hatch and Johnson,2004)，认为社会化的过程和现实的经济职业结构都鼓励女性比男性更为关心环境。并且，由于在很多社会中，性别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结构(社会劳动的性别分工)比较相似，所以，环境关心上的性别差异应该具有普遍性。

社会化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可以通过社会化过程来预测，这种社会化过程塑造了男性、女性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很多文化中，女性社会化的导向是承担施爱者的角色，通俗地说，就是生儿育女的角色。因此，女性社会化过程鼓励其更富有同情心，更具养育、保护和合作的性格。这些观念一旦内在化，就形成女性的“母性品格”，使得女性具有更强的关爱伦理，并扩展为对于自然的保护性态度，因为女性把自己看作植根于社区和更大的世界之中的。而与之相对，男性的社会化导向是承担经济支持提供者的角色，通俗地说，就是养家糊口的角色。因此，男性社会化过程鼓励其更理性、专横、积累和竞争。男性通常自小就被鼓励对他人和外部世界采用更加独立的、控制性的角色，这种教化使男性把自己定义为独立于世界的伟丈夫，并养成其“市场品格”。这种品格与一种非生态的态度相联系，它倾向于对环境采取对象化态度，并在日常态度和行为中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的技术控制以及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不顾及环境破坏问题。

社会结构理论认为，在社会的经济职业结构中，女性明显处于边缘的和被支配的地位，由劳动的性别分工所固化的性别不平等是一种基础性的不平等。比如说，即使控制其他因素，女性的劳动所得也要比男性少，男性成为家庭经济基础的主要支持者。特别是，在社会的职业结构中，具有高回报的科学技术领域通常为男性所控制，男性可能具有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且对科学技术更为迷信。即使当代妇女进入了付薪的劳动市场，她们大多仍然从事与施爱、养育等有关的社会服务工作，很少能够进入科学技术领域，同时仍然被期待以家庭为中心，承担照顾孩子和家庭的责任。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不仅强化和再生产着早期性别社会化的导向，而且使得男性更为关注就业与经济增长，更加相信可以利用科学技术主宰和控制自然环境，更加对环境采取工具主义的、消费主义的心态。与此同时，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使得她们较少迷信科学技术，较少看重工具性和竞争性的经济价值，而更多地看重分享、合作与情绪支持的价值，更多地关注家庭和社区，这样一种价值倾向使得妇女与环境更加亲和，特别是对可能危及家庭成员健康和社区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更为敏感。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从另外的角度认为，由于女性感受到社会结构的压迫，她们把自己和环境建构成男性统治的社会的共同受害者，“同病相怜”，因此发自内心地同情和关注环境健康，由此导致了比男性更为敏感的对于环境的态度(Salleh,1984；Merchant,1990，1992)。

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由于社会化导向和社会结构的原因，实际上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价值观上的差异，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是环境关心上性别差异存在的直接基础。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经验，使得她们更为看重满足别人的需要，更具有利他主义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正是环境关心的重要前提，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Merchant,1992；Stern,Dietz and Kalof,1993；Stern and Dietz,1994；Dietz,Kalof and Stern,2002)。事实上，很多环境问题都涉及对其他人或其他物种造成伤害，或者对公共的生活资源造成威胁，因此关心和解决环境问题是与利他主义的价值相联系的。

笔者也注意到，与上述对于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的一般性解释相比，还有学者总结了经验研究中的一些具体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上述一般性解释相关的，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经验研究中引入的一些中介变量。在笔者看来，这些解释似乎是在总结性别与环境关心的中介机制。

例如，戴维森和弗罗登伯格(Davidson and Freudenburg,1996)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对于性别与环境关心的关系，大概有5种假设性解释。第一是知识支持假设(Knowledgeable Support Hypothesis)。这种解释认为对于风险相关的问题，男性可能比女性更有知识，因而比女性较少地关心健康和环境风险。这里实际上是说环境知识与环境关心成反比，女性比男性更为关心环境，是因为她们的知识有限或者无知。第二是机构信任假设(Institutional Trust Hypothesis)。这种解释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不信任机构，特别是那些涉及科学、技术和政府的机构，信任水平与环境关心是负相关的，因此女性更具环境关心。第三是经济优先假设(Economic Salience Hypothesis)。这种解释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关注经济问题，或者无论男女，只要工作挣钱，就都比那些不工作的人更关注经济问题；而越是更加关注经济问题，那么越是更少地关心环境。第四是安全关心假设(Safety Concerns Hypothesis)。这种解释认为健康和安全问题对女性比对男性更为显著。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充当养育者和关爱者的角色，不管是在核心家庭内，还是在更大的社区范围内，都是如此，所以女性对于威胁家庭和社区安全的环境问题更为关注。第五是父母角色假设(Parental Roles Hypothesis)。这种解释实际上是经济优先假设和安全关心假设的扩展，它认为那些有孩子在家的女性会比男性以及其他女性更多地关心环境质量。但是，在以上各种假设性解释中，有些得到了很好的经验证明，有些还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