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文化竞争力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城市文化竞争力相关评价指标的体系构建还没有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系统理论研究，选取的评价指标和构建的理论模型也因不同学者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而大相径庭。部分学者专注于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和城市创意指数的研究，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从城市竞争力入手提炼和构建城市文化竞争力文化方面的相关评价指标，但在不同的研究视角、方法和层次下，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相关的理论体系和定量研究仍然是非常稀缺的。

一、城市创意指数研究

创意产业这一理念自提出发展至今尚不足百年，如何衡量一座城市的创意产业的发展成效，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全面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在西方一些创意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有学者提出以“创意指数”来估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并且积极探索改进和提升城市创意产业的途径。

（一）基于“3T”理论的美国创意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意资本论，对美国创意经济发展特色与趋势进行了描述，同时也构建出一套创意产业发展衡量指标，即“3T”理论。创意指数包括：人才指数（talent）、技术指数（technology）、包容性指数（tolerance）。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次级指标，其具体指标包括以下4部分：以创意阶级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的人才指数、以每人的专利数目来测量的创新指标、高科技指数以及以同性恋指数等来测量的综合多元化指数。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和欧洲相继编制了美国创意指数（ACI）和欧洲创意指数（ECI），二者的对比如表2-2所示。

欧洲创意指数（ECI）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创意指数，它深入剖析了创意生产力、经济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动态联系，基于欧洲实际情况将人才指数、技术指数、包容性指数纳入整个指数体系中，通过数据收集、数据对比、数据计算、信息整合，最后得出欧洲创意指数。

“3T”理论在产业支持环境上测度了创意经济的发展，为其他指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是美国的“3T”理论并没有关于政府调控、支持产业发展的测度，亦没有对文化产业产出效应的描述。美国创意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都受本国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地域特质、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等要素的影响较大，不太适用于中国。

（二）基于“5C”模型的香港创意指数

中国的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以“3T”为基础，结合香港创意产业的特点，中国的提出了“5C”理论（如表2-3所示），并根据这一理论编制了“香港创意指数”（HKCI）。“5C”指创意效益、结构与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它界定了香港创意指数的基本范围，该理论主要表述了影响创意增长的4项决定因素，即结构与制度、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本4种资本形式，还包括这些决定性因素的积累效应形成的结果，即创意成果或产出。

“5C”理论补充了“3T”理论中忽略的产出效应，并且设置了如法律制度、社会价值与规范、文化参与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基础与公众利益的指标，使得整个指标体系的设计更加科学，但是对政府支持、创意经济产业链的形成与流动机制则涉及较少。香港创意指数研究着重从资本角度阐释影响创意产业竞争力的因素。

（三）中国城市创意指数（CCCI）

中国城市创意指数由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持研发的国内首个跨城市对比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于2012年首次发布。该指数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系统论、Interbrand品牌评估法等相关理论方法，构建了一个由要素推动力、需求拉动力、相关支撑力和产业影响力4大模块、9个二级指标和18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国城市创意指数（CCCI）模型。该模型在考虑了人才、经费、科技、文化等资源推动的同时，还考虑了文化需求和消费潜力的拉动作用以及通信、网络等相关行业的支撑作用。该指数主要是对各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评估，对城市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具有参考意义。

根据指标模型评价标准，2015年由该指数评测出的全国十强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苏州、东莞、西安、厦门、青岛。

（四）上海创意指数和北京创意指数

上海创意中心借鉴了美国、欧洲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创意指数体系，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制了一整套包括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5大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其二级指标有35个。上海创意指数考虑到了产业、人、软环境等，甚至细分到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安全指数、人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细化意义和可操作性。但是上海创意指数以定量指标为主，缺少描述性的定性指标，难以表现创意产业及其产品的非量化特征，此外，上海创意指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无法作为我国城市创意指数的统一评价指标体系普及开来，而且部分指标也难以量化。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2006年研究制定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在此基础上研究建立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和北京文化创意指数，分别由文化创意贡献指数、文化创意成果指数、文化创意环境指数、文化创意投入指数、文化创意人才指数5个部分构成。

文化创意贡献指数反映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社会贡献和发展规模。文化创意成果指数反映北京市取得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创意成果，主要体现城市的创新能力。文化创意环境指数反映产业发展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文化创意投入指数反映企业研发投入和政府在科学、教育方面的投入情况。文化创意人才指数反映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学及以上学历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和科研人才拥有情况以及高等教育中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情况。北京指数更加侧重创意本身的价值及其对社会的贡献。

（五）小结

综观国内外的城市创意指数研究可以看出，美国创意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既具有完善的理论指导，又具有较强的实操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整个城市的创意产业发展情况，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某些指标的设置又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譬如同性恋指数这一指标就很难在中国的城市中得到相对准确的统计结果；香港创意指数在产出效应等方面弥补了美、欧两个创意指数的不足，但是其在政府支持方面的缺失和过于重视资本层面的贡献又与中国内地城市的创意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中国城市创意指数、上海创意指数和北京创意指数与前面3个创意指数对比，克服了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的缺陷，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指标，如文化创意环境指数，但也存在指标难以量化、指标主观性较强的问题。

总体而言，国外的创意指数更加偏向于创意层面的指标，对于产业、科技、文化、基础设施、人才、资本等评价指标都有涉及，这些指标都是构成城市创意指数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我们构建新的评价体系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研究

与城市竞争力和城市文化竞争力相比，文化产业竞争力主要针对文化产业领域内的相关指标进行测算与衡量，更加注重文化的经济特性。目前，学术界在城市创意指数或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呈现出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现状，现选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梳理。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彭翊在《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中从投入、驱动、产出三个角度构造出产业生产力、产业驱动力和产业影响力三大支撑要素，并构建了完整的循环推动关系，这一研究是基于生产的整体过程来探究的。整个指数体系以社会组织与价值、人力资源的开发、文化资产管理、技术发展、政策与基础设施5大驱动力为基石，共设计了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既有来源于统计年鉴的定量指标，又有实地调研得来的定性指标，一方面反映了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情况；另一方面也以调研的方式弥补了客观数据的不足。

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王婧编著的《2014：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提出了编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以表征和内涵指数为核心框架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多级综合指数体系。共计包括16个一级指标、51个二级指标、91个三级指标和151个四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形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测评“多级多指标综合指数体系”，突破和克服了以单一的指标体系编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局限。

上海社科院花建从文化产业共性和特殊性等角度将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内涵概括为四大能力，包括整体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提出了可量化的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他认为，文化产业竞争力既是文化产业现实发展能力，也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中观层次的竞争力，文化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企业竞争力是构成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和根本条件，而国家竞争力则会影响文化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成长。

国家行政学院祁述裕认为，文化产业竞争力是生产要素状况、需求状况、企业战略和治理结构、相关产业、政府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魔力多边形。

此外，刘颖从生产者层面、消费者层面和政府投入3个方面来构建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更适应我国的统计数据及国情；薛晓光通过对文化产业比较研究，对指标体系的设置主要从产业波及效应比较上着手，并把文化产业划分为总量、质量和流量3个准则层级指标，这3个准则层级指标涵盖文化产业的丰富内容和各具体分类指标；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是多层次、多指标的综合评价，范娟霞基于上述构建评价指标的原则，与文化产业3种不同门类结合探寻出构建三套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囊括了资源型、能力型、技术型3种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还有学者将文化产业竞争力与文化竞争力进行了对比，王明宇认为，第一，城市的文化竞争力不同于其文化产业竞争力，更不同于“商业文化竞争力”“创业文化竞争力”，它是历史性的、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是难以被不同城市所复制的；而文化产业竞争力是阶段性的、有形的、可以酝酿和创造的，容易被不同的城市所复制；第二，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文化竞争力的提升；第三，对于“相对空间的数个城市”和“相对时间的某个阶段”，无法用文化竞争力来比较，只能用文化产业竞争力来比较。

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体来说，学界关于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虽然角度不一，但是大多强调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产业属性，忽视了文化属性，造成了研究的偏颇和泛化。同时相关研究还存在重视宏观环境分析忽略微观要素研究、提倡共性指标忽略个性指标和特色指标、集中理论定性研究鲜有数据定量研究等不足。

三、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国内近年来研究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已有一些学者做出了较为成熟的成果，笔者就这些成果简要梳理如下。

李向民等认为，城市文化竞争力本质上是以城市为竞争的行为主体，与其他处于相同层次上的行为主体竞争获取资源，并推动该地区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的独特能力，这种能力同时体现在它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基于此，他提出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基本内涵包括文化资源竞争力、城市观光旅游资源、文化价值转化力、文化辐射力、公共文化服务力和文化创新力6个方面。而这6个方面就是其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一级指标，而与这6个方面相关的变量就是该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

李向民等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涉及城市文化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强调了城市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是城市文化竞争力构建不可或缺的方面，并提出了城市文化生产与服务的重要意义，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某一城市在文化竞争力方面的竞争优势和不足。但这一体系虽然从6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文化竞争力可测度变量，但没有对我国或国外城市做实际的数据收集和测量，因此主要为理论层面的研究。

赵德兴等认为，城市文化竞争力是指一座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其他城市比较，在文化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现实和潜在竞争对手以获取持久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城市文化价值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赵德兴提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该体系共包括经济竞争力、文化交流能力、城市文化资源占有、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与水平、城市文化事业发展规模与水平、城市区位竞争力、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和谐程度8个层面的指标。该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较早提出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发展程度与水平是城市文化竞争力衡量的重点，对后来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上海社科院的瞿世镜从国际视角出发，分析上海在国际大都市文化竞争力所处的历史地位，并指出在提高上海在国际大都市中的地位的过程中，软环境建设和软力量培养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软环境建设和软力量培养”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城市概况要素、文化出版要素、文化设施要素、文化消费要素、公共文化支出要素、文化贸易要素、信息传播要素、教育水平要素、科学水平要素、医疗卫生水平要素、国际化程度要素、人类发展指数。

尽管这一国际大都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是立足国际而提出的，但仍然对上海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建设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其提出的“必须发挥上海的文化力、科技力、管理力、制度力、秩序力、开放力、凝聚力、人才力，才有可能使上海奋起直追，缩小与国际上其他大都市的差距”，非常值得借鉴与学习。遗憾的是，其提出的部分指标数据可得性较低，难以比较与分析。

国内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汇总如表2-4所示。

我们汇总了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几个涉及国内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汇总后的一级指标大致囊括了文化资源、文化创新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政府管理等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具体又依照不同学者评价角度和评价标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李向民教授认为，城市文化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统一，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地域性、辐射性、传承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等多个维度选取了相关指标；赵德兴则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基本内涵出发，以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市民整体素质作为其出发点与归宿点，构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瞿世镜通过解读上海国际大都市文化竞争力所处的历史方位，选取了关于国际大都市文化竞争力比较的12项相关城市要素指标并逐一分析，相应地提出了对策性建议；中国社科院倪鹏飞在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弓弦箭”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竞争力文化部分的评价指标体系，他的研究主要是从道德风尚价值取向和社会意识精神风貌两个主观指标来入手的。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来论证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如李凡等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对各城市的城市文化竞争力进行了定量评价，分析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差异；颜士锋以济南市为例，通过对山东省17市的综合文化竞争力指数对比，分析了济南市文化竞争力的优势和劣势并提出了提升的建议；叶皓以南京市为例，将南京置于“全国副省级城市”和“江苏省内城市”两个参照系内，对南京的文化竞争力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雷鸣等以江门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指数计算方程对广东省江门市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谭宏通过对重庆市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研究，认为一个城市具有的文化资源、文化生态和制度环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文化基础设施等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是衡量其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陈剑锋在《长三角地区城市文化竞争力浅探》一文中认为，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价值取向指数、创新意识指数、竞争意识指数、人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等层面，提出在城市文化竞争力构成中，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第一竞争力，城市文化环境、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是一个城市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

虽然国内外对城市文化竞争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总体而言，对于城市文化竞争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第一，一些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相对成熟且经得起反复推敲的理论支撑，只是对西方理论模型的简单套用，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第二，在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层面的文化产业指标，忽略了影响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其他精神层面的软性指标，如知识人才储备、文化多元化程度、文化传播力、文化活力等指标；第三，大多数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着眼当下指标，包括现行制度、产业发展现状、资源概况等，对那些代表长期发展潜力的指标，如创新指数、居民素质、环境承载力等则考量得较少，对不同规模、类型城市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也存在一定的忽略；第四，一些评价指标体系所设置的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性较弱，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较强，这会影响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性，从而削弱评价指标体系的说服力等。因此，本课题研究在构建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时，也力求在上述方面有所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