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龙鱼点燃“万家灯火”

从统购统销到双轨制

东南亚华人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早在清朝末年，孙中山等革命家就多次下南洋募款。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人出钱出人，大力支持祖国抗战。祖籍福建厦门的陈嘉庚，依靠橡胶产业发家后，捐献千亿资产，创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并力主抗战，成为东南亚华人最杰出的代表。

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中，对中国大陆感情最亲近的，不是华人数量最多的泰国，也不是华人比例最高的新加坡，而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着东南亚最复杂的种族混合社会，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各占55%、24%和7%，分别信仰穆斯林、儒教和印度教。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依靠语言和文化来形成族群的凝聚力。马来西亚华人也因此将中华文化传统保留得最好、对中国的认同感最高。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才能明白，郭鹤年何以会在中国改革开放时率先回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为什么郭氏企业要固执地称自己为“侨资”而非“外资”，以及为什么郭氏会在中国做粮油这块利润薄、收益慢的生意。

做食用油生意，是出自郭孔丰的建议。

早在1973年，24岁的郭孔丰自新加坡大学毕业后，就加入联邦集团（FFM），从事面粉业务。郭孔丰意识到大豆压榨业务的市场潜力，向郭鹤年提议开拓此项业务。于是，联邦集团在马来西亚的巴西古当市开建了郭氏集团最早的大豆压榨厂和豆油精炼厂。大豆先进入压榨厂，经过浸出工艺加工，分离成毛油和豆粕。豆粕送到饲料厂加工成高蛋白饲料，毛油则送到精炼厂去继续加工。原本杂质多、颜色黑、味道重的毛油，经过脱色、脱臭等工序后，变成晶莹透亮的一级油，可以用油罐车或大铁桶进行散油销售，也可以用塑料桶包装后走餐饮或超市等渠道销售。

1986年，郭孔丰注册了“金龙鱼”商标，开始在马来西亚销售金龙鱼牌的小包装油。次年，联邦集团被玻璃市集团收购，公司的食用油精炼业务被整合进玻璃市集团旗下专门做油脂加工的PGEO公司（PGEO GrouP Sdn Bhd）。

金龙鱼牌？是的，你没看错。我们都以为金龙鱼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小包装油品牌，其实它最早是在马来西亚销售。金龙鱼，原本就是一种生活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肉食性淡水鱼。还有我们熟悉的胡姬花牌花生油，品牌名称来自新加坡。胡姬花是新加坡的国花，兰花的一种别称。

这一时期，郭鹤年通过玻璃市集团控股的“玻璃市油棕”公司（PPB Oil Palms Berhad），进军油棕种植业，在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开辟了油棕种植园。收获的棕榈果经过PGEO公司的棕油厂加以压榨和提炼，再出口到中国等地。随着棕榈油下游业务的拓展，玻璃市集团也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专用油脂、油化产品和生物柴油的生产商。

郭孔丰尝到了大豆压榨和食用油精炼生意的甜头，就想把业务拓展到中国、越南等地。马来西亚的池子太小，不够郭孔丰腾挪。郭孔丰在多年后回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不进口食用油。国内生产多少油，政府就分配多少给老百姓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就开始进口大量的食用油。那时候国内用的主要是散装的二级油，二级油颜色很深，质量很不好，炒起菜来满屋子都是烟，对身体非常不好，那时我就想在中国建立个精炼厂，生产小包装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生意。”

食用油的精炼，对生产技术的要求比较高，能迎合当时落后的中国对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的渴望。1986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先进技术的企业和产品出口的企业，在税收、土地使用费等方面给予特别优惠。郭孔丰向叔叔提出在中国建食用油精炼厂的建议，郭鹤年立刻就答应了。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中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家工厂倒闭或新建，一个油脂加工厂，会是个多大的事？但在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走过十年，市场经济尚未成型，而粮油领域更是计划经济最后的阵地。“粮油”原本就十分敏感，“外资”更加受到警惕，外资粮油企业进入中国，注定了是要在一片雷区中小心前行。准备大展宏图的郭孔丰不可能预计得到，他的这个想法将会面临多少的磨难。郭鹤年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将会引起多大的漩涡，连他自身也卷入其中。

在郭鹤年决定进军中国粮油行业的时候，中国已实施了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正在走向终结。

朝鲜战争后，新中国将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除东北外几乎没什么工业基础的中国，从苏联那里学来了“剪刀差”：将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高价卖给农民，然后低价征购粮食，以此方式优先支持工业的发展。从1953年开始，中国实施统购统销。统购统销的意思是，农民种出的所有农产品，除了留下口粮、饲料和种子，必须全部卖给国家，国家再通过粮票、油票的方式，把粮油限量、低价卖给城里人。同时，中国还用户口政策，将农民困在村公社集体的土地上。农民种粮意愿消极，粮食产量很低。如果政府征购的粮食数量多了，农民还要饿肚子。能有个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是当时农民最大的“中国梦”。

在郭鹤年与中国的白糖故事里，中国在1958年还有能力向东南亚一次出口3千吨白糖，到1973年却变成需要一次进口30万吨白糖。这一变化颇富戏剧性。中国在1960年以前，一直都是粮食出口国，用粮食从国外换回工业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这也意味着中粮是当时中国主要的外汇来源。那时，中国驻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不时需要到当地的中粮分支机构去领点外汇，支付日常开销。在1958那一年，中国产了近2亿吨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可是，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人口从5.4亿上升到6.7亿，粮食供给严重不足，从1961年开始成为粮食的净进口国。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中国革命激情与人口数量狂飙猛进的时代。短短20年，中国人口恐怖地增加到了10个亿。这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数量增长。人口暴增迫使中国连续二十多年都在大量进口粮食。

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突破3亿吨，但从人均来看，与2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增长。这一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上红手印，签下“生死状”，要包产到户，分开单干。这在人民公社一统天下的当时，实为石破天惊之举，但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后来被视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枪。此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农村全面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制，不仅减少了粮食征购基数，价格还可以商议，并逐步放开粮食集贸市场，让农民有地方销售余粮。多劳多得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奇迹般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1984年，竟达到了4亿多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现象。政府认为，粮食供不应求的吃紧状况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财政赤字负担越来越重——粮食征购价格提高了，但销售价格不变，差额由财政埋单。中国遂取消了统购统销，进入粮食征购的双轨制阶段。

所谓的双轨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期，社会经济呈现半计划、半市场的双轨状态。在粮食政策上，既要求农民按照计划完成政府分配的征购任务，又允许农民将完成任务后的余粮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售。各地的粮食局和国有粮油加工企业，也可以在计划外按市场价格采购一些粮油。

郭氏粮油正是在双轨制时期进入中国的。如果是早些时候的统销统购时代，中国粮食完全依赖政府计划管理，外资根本就进不来。此时，市场有了些松动，加上国际市场的油脂价格远低于中国市场，这才有了外资油脂加工厂生存的空间。粮油供应有剩余，也让中国政府觉得，可以适当引进一些外资，提高中国油脂工业的加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