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民主政体特有的问题

这种根本的差异使这两种民主政体分别产生特有的问题。特别是，让全体公民同等地直接参与行使最高权力的需要，导致雅典人采取其他民主政体不关心的一系列措施。在我们看来，这些措施的存在甚至表现出雅典对民主政体的要求所具有的紧迫特征。

政治生活的环境

其中第一个措施在古典时代几乎不引起争议，因为从克里斯提尼时代起，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已经解决；但它在雅典民主政体的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某些特征让人想到现代用来确定区划的措施。

确实，人们在提到雅典制度的任何部分时，不能不说到部落和区镇：那时的政治生活，因为局限于一个小城邦，同样也以地方生活为基础——这种地方很广，我们称之为地区——候选人就从这个层面上产生。雅典人最重视的平等原则要求这些地区，也就是区划，本身是平等的。起初，名额分摊原则是家族性的：家族（genè）按大氏族（即兄弟关系）组成，再由这些氏族组成部落，无疑原则上也同属一个种族。这种组织结构从整体上有利于贵族的势力，也促进了领地的不均等。

克里斯提尼改变了这一切。他采用了一种明确的等级制，以按地理位置分摊名额为基础，通过一种简明的算法控制。这样就确立了一种不再有任何种族归属的划分，却避免了通常与任何地理划分有关的弊病。阿提卡曾经分成“区镇”；这是一些小的领地中心，各自具有其市镇生活和地方管理机构——拥有自己的行政官、公民大会、法令。政治活动在很小范围内在相识的人之间进行。这些区镇就类似于现代市镇。而阿提卡还分为十个“部落”，国家职权就在其中分配，或是通过分享，或是通过轮流，但始终遵照一种绝对平等的原则。通过一种十分巧妙的组织机构，各个部落拥有实体土地，但并不因此就构成地理的统一体：所有实体都含有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从城市获得，一部分从沿海获得，最后一部分从内地获得。因此，这十个部落不仅在权利上平等，在组织结构上也平等。如果区镇提供了一种地方政治的好榜样，那么，部落由于毕竟只是一些没有自己的传统或利益的管理机构，就避免了受地方压力的危险，不论这压力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而区域群体之间旧的对立从此难以存在。用一本关于克里斯提尼的杰出著作中的话说，这里于是存在“一种对所谓的公民空间进行的深刻改变”。这种措施将仍旧是雅典民主政体的基础，而且不再受到质疑。

另外两种用来保障平等的措施招致了更多争议：这就是抽签和向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支付津贴。

选举还是抽签？

在我们看来，抽签方法可能不可思议，因为它似乎排斥任何能力的观念。其实，最初它大概具有宗教性质：抽签就是相信神的选择。人们在《伊利亚特》和许多神话中见到过抽签方法的使用，或是为了一场战斗，或是为了分割遗产：所以这种做法在民主政体出现之前就有了；而且还不时能在一些寡头政治的群体中见到。但是柏拉图本人强烈反对把这种方法用于政治，只把它用于某些宗教职位，因此恢复了它的被忽略很久的宗教意义。他在《法律篇》中写道：“对于圣职，人们通过抽签来让神表明他的偏爱，抽签就等于信赖命运之神。”他在要求他的未来城邦的居民严格保持命运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完整时，也提到了这个原则：“你们不要把作出这种分配的命运之神当作同盟者，也不要把立法者当作同盟者。”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抽签被用于民主制度，是在梭伦之后，或者更可能是克里斯提尼之后的事，它无疑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本意。这个原则似乎有着双重作用：一是限制任何选举可能产生的阴谋和幕后操纵行为，二是像禁止大部分行政官再次当选那样，力求防止一些个人权力过度发展。人们宁愿采取抽签的方法，让人民更广泛地分享最高权力：管理国家的是公民自己，而不是有能力的官员。

不过，也有各种补救措施来缓解如此盲目的分享权力带来的弊害。首先，这种方法从不用于两类看来最需要才能的职务：即涉及财政和战争的职务；而且十将军就是在公民大会之外选举出来的，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统治者。至于其他职权，在抽签选举之后还要加以严格控制，方法就是任职前经受考察，考察候任的行政官的资格和公民责任感，还必须举行宣誓仪式。此外，行政官职位通常是集体负责制的，这减低了可能犯的错误的严重程度。

最后，抽签可能与选举结合起来进行。在民主制度的开端就已经这样了。当时抽签在部落进行，然后在区镇候选人之间进行。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最初地方官员的任命也通过抽签来实行。许多人对此深深怀念；而且支持恢复温和民主政体的人所主张的改革之一，就是重新采取选举与抽签结合的制度，抽签在已选出的候选人之间进行（klèrôsis ek prokritôn）。伊索克拉底在《最高法院演说辞》（L'Aéropagitique）中就是这样要求回到“祖先的民主政体”，并且捍卫把“属于每个人的东西”给予每个人这种平等，从而提醒人们，全靠这种民主政体，昔日的雅典人“不是通过抽签在全体人民中选举行政官，而是通过预先投票来指派最诚实、最胜任的人来处理国家事务的各项工作”。

但是，抽签原则，不管人们可能想为它提供什么保证，就像这样成了雅典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一直用来定义它的精神。

流传至今的最早对政体的分类是希罗多德的分类，他就把它说成民主政体的特征；而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波斯人欧塔涅斯指出这种政体比君主政体优越，他宣称，在人民统治下，这种政体“行事不像君主：人们靠运气[palô(i)]获得职位，了解所行使的职权，所有决议都要服从公众”。

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也在《理想国》（La République）第三卷中写道：“依我之见，当穷人战胜他们的敌人，杀掉一些人，驱逐另一些人，而且和另一些人共同管理政府和分享职位：那么官职往往就靠抽签来分配”（apo klèrôn）。

同样，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La Rhétorique）中，在对各种政体进行分类时写道：“在民主政体中，人们靠运气分配职位。”他在《政治学》（La Politique）中再次写道：“抽签被认为是民主政体的，选举被认为是寡头政体的。”最后，在分析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原则时，他没有忘记把这种习俗包括进去：“对所有职位，或者至少对所有那些不需要实践经验或技术知识的职位，就通过抽签来分配。”

问题也随之产生。捍卫民主政体的人若希望只保留最宽泛和最温和的原则，就会避免提到抽签方法：欧里庇得斯在《请愿的妇女》（Les Suppliantes）中没有提到它，修昔底德在为伯里克利写的葬礼致辞中，也没有间接提及它。但是，反对这种政体的人必定会批评这种习俗：人们反对苏格拉底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怀疑这种习俗；色诺芬在《回忆录》（Les Mémorables）中写道：“指控他的人说，凭宙斯起誓，苏格拉底煽动弟子藐视现行法则：他说用蚕豆来挑选城邦的执政者是件荒唐事，因为没有人会同意雇用靠抽签挑选出来的舵手、建筑师或笛子演奏者，也不靠抽签选择人去从事某些职业，而在那些职业中，因过失而产生的后果，都没有参与国家事务所犯过失的后果严重。”

这就是柏拉图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整个态度，它就在于把政治建立在一种技艺和一种适当素养的基础上。毫不奇怪，反对这种政体的人的各种企图都是从废除当时风行的抽签法开始的。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在雅典建立的两次短暂的寡头政体就是这种情况。公元前411年提出的“未来”政制，对于重要官员的职位，就采取了从由现任议员中推出的候选人名单中选举的方法。公元前411年的“真实”政制提到一个由四百位议员组成的议事会，议员通过预选选出来，然后就由这个议事会来任命行政官。至于公元前404年的寡头政体，选举方法更激进，因为如人们所称的“三十僭主”，就自行从由最高社会阶层的公民所确定的候选人中挑选议事会成员和行政官。

这些尝试都是短暂的，人们很快又恢复惯常的政体。结果是，公元前4世纪的渐渐适应现存政体的政治家们在这个方面表现都非常谨慎。伊索克拉底不愿被人看作是支持寡头政体的，他甚至于玩花招，提出抽签可能对寡头统治者十分有利。而当人们看到他像所有时期的宣传者一样，为了支持他的论点，这样借用所谓民主的论据，人们就会觉得可笑。在上面援引的《最高法院演说辞》的这段，他就建议进行预先选举，他是这样说明的：“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比抽签制度更民主：因为在抽签法中，偶然性是主宰；而行政官职位常常有可能落到寡头分子手中；通过指派最合适的人，人民可以自由挑选最热爱既定政制的人。”

这个建议表明，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有争议，并且已激起政治学的理论家们反感的抽签制度，更多的是原则性抨击的对象，而不是实际辩论的对象，在这种辩论中，有人可能真想废除它：这样会扼杀民主精神，而且是徒劳无功的轻率之举。

公共职业的津贴

另一种制度也是如此，它不太古老，对于民主政体也不太重要，但是在这里，它的公认目的也是让平等更完全，这就是付给履行公共职责的人津贴（misthoi）。

通常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津贴的，甚至对耗费履职者所有时间的最高职位而言也如此。虽说从公元前5世纪起，执政官能得到津贴，但十将军还是分文不得。

这种当官无报酬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长期以来这些官职可能先是由贵族，然后随着时代发展由富人来履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Les Cavaliers）中有一段有趣的台词，甚至就表现了在伯里克利死后，富人获得最高职位所引起的小丑闻。伯里克利属于阿尔克迈翁家族；后来突然冒出欧克拉底、吕西克列斯、海柏波拉斯这些名字，他们都是商人。吕西克列斯是个羊贩子，在阿斯帕西娅的床上继承了伯里克利；而有钱的皮革商人克里昂又继承他来领导民主派。

对于要求闲暇时间较少和才能较弱的较卑微的政治职业，情况并非这样。不过，很快，许多收入很少的雅典人显然觉得，很难做到放弃私人的工作去整天操持公共事务。

议事会成员几乎总是那些人，长期以来他们就像参加战斗的士兵，获得一份菲薄的津贴。伯里克利推广了这种做法，规定对贡献给国家的时间给付补偿金，并为陪审员设立了一份日薪（misthos dikastikos）。这份薪水微不足道：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是两奥波尔，在克里昂统治时期，三奥波尔，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五奥波尔，和士兵的每日最低生活费差不多。然而，尽管这样少，贫苦阶层还是觉得有很强的吸引力；阿里斯托芬的《马蜂》（Les Guêpes）中就有一个老头为有这份薪水而感到高兴：“最让人高兴的事，我把它忘了：当我带着薪资回到家的时候，一家人都因了这笔钱迎接我。女儿帮我洗刷，洒香水，还弯腰亲我的嘴，她一边喊我亲爹，一边就用舌头从我嘴里把这个三奥波尔的小银币勾走了。我的小老婆子就端出松软的煎饼来哄我……”人们设想，这种做法可能增强人们对诉讼案件的热情，还可能加强民众领袖对接受这些小恩小惠的人的影响。

伯里克利还没有做到设立公民大会的出席号筹：因为这些大会本身就是人民主权的表现，而且也不要求非参加不可，所以没有理由要采取这种措施。可是在公元前4世纪初，随着雅典的战败爆发了经济危机，此时由于误认为产生了一种疏远民主政体的危险情绪，这种政体便不得不主动采取这种措施。misthos ekklesisatikos这种新的津贴因此也不得不迅速提高：先是一奥波尔，然后是二奥波尔、三奥波尔，后又是一德拉克马（六奥波尔），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甚至有一个半德拉克马。

很快，像抽签法一样，津贴也成了民主政体的一个特征。亚里士多德定义这种政体的特征时，在《政治学》中作为第九条规则指出：“最好为所有职务，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法庭陪审员、行政官，支付津贴，或者至少为行政官职、法庭、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主要会议支付津贴，或者为必须在公共食堂就餐的行政官支付津贴。”亚里士多德还明确指出，支付出席公民大会的人一笔可观的薪水，能够促使公民大会去审理所提交的全部事务，从而削弱议事会的作用，使政体更加民主。

这种做法激起许多人反感。在刚刚规定支付公民大会津贴几年后，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的合唱队就悲叹公民责任感衰退了，津贴就是其效应和征兆：“而当勇敢的米罗尼德斯当政时，情况就不是这样；没有人那么不要脸，为了钱来管理国家大事。每个人来开会时，都背着一只羊皮口袋，装了酒罐、面包和洋葱头，外加三颗橄榄！现在不一样了，人们来操持公共事务，就为着要得到三个奥波尔……”

反对整个民主政体的人必然要抹黑支配这种制度的意图及其令人讨厌的后果。例如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宣传有利于温和民主政体的传统的一段文字这样写道：“又是伯里克利第一个支付法庭上法官们津贴，以此来和客蒙的财富争民心……”“据某些人指责，就是从这时候起，一切都变得更糟了，因为普通人比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更热中于靠抽签来任职。也正是在此之后，开始发生贿赂法官的行为……”普鲁塔克也作过同样的分析。

同样，寡头派在暂时掌权之时，首先操心的事，就是像废除抽签任职方法一样废除津贴制，这并不令人奇怪。公元前411年，这项措施似乎当即就被采取。修昔底德这样写道：“人们提议终止现存秩序的所有行政官的权力，提议废除津贴……”而亚里士多德引用的一段决议案文字表明：“在战争时期，所有履行官职的人都无津贴，只有当职的九位执政官和主席每位可获得三奥波尔。”甚至在寡头政体被推翻后建立的温和政体，起初也维持这种措施：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指出了这一点，两人都称赞这种政体明智。

但是情况很快就恢复到旧时的状态，津贴制不再受到质疑。柏拉图本人在其《理想国》中，首先以一种十分杰出的表达方式，提到支付给某些公共职务的津贴，他不是要指责它，而是要从中得到证据，证明履行这些职务不是为了官员的利益：“你没有注意到，没人同意任公职是为了消遣，而是要求得到一份薪水吗？因为人们不打算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而是为受管理者的利益服务。”这意思不是说他同意这样的原则。在他的理想政体中，城邦的卫兵本人一无所有，并且享受不到任何利益：他们“只挣到他们的给养，不像别的官员那样另外还有薪水，因此他们甚至不能出国度假，不能玩妓女，不能像所谓幸福之人所做的那样，一时心血来潮花钱进行别的娱乐活动”；至于哲学家，他们显然只出于义务掌权，而且在他们看来，任何权力跟哲学的乐趣相比都不重要，他们是出于对正义的热爱才会放弃这些乐趣。柏拉图确实不赞同津贴制；但也没有实际批判津贴制，伊索克拉底也没有：在公元前4世纪，津贴制成了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

因此人们发现，津贴制就像抽签制一样，只是非常间接地与雅典的思想有关：作家们并不是抨击或捍卫他们的民主政体特有的某种制度，而是抨击或捍卫民主政体的平等原则本身，捍卫它的优点，抨击它的弊端。

这是因为希腊人具有从最普遍的角度考虑事物的秉性吗？是因为在他们的民主政体的体系中，人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项制度，而不质疑它所对应的原则？尽管如此，对雅典民主政体所具有的特性进行的研究，直接引向对所有类似政体来说都重要的普遍性问题。只有这些问题曾经引起过当时的作家们注意。如今也只有这些问题能引起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