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袁世凯称帝

一　筹安会策动“请愿君主”及各界反应

“袁世凯要做皇帝”，这是不久前革命党人所作的预言，许多人还半信半疑，但局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快。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而且很快传播到海内外。无风不起浪。社会上的流言，实际上是袁世凯为发动帝制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当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师旅长等要人，被召陆续进京觐见。袁垂询政情时常常问：“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各文武官吏除少数吐露拥护共和之意外，大都迎合袁意，表示非改变国体不可。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觐见时，还“痛陈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人”⁽⁵⁸⁾。袁氏不仅未加责备，而且一再赐以贵重衣物。

江苏将军冯国璋在北洋将领中辈分最老，进京后，段芝贵等人推他向袁世凯劝进。冯于6月22日觐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他又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⁵⁹⁾袁世凯喜用权术，所言所行，真假难辨，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思。

冯国璋本来不赞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入京后不得已而劝进，听到袁不肯做皇帝的谈话后，立即转告梁启超。前此，梁启超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于1915年4月请假南下省亲时，曾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他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⁶⁰⁾。袁世凯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他由南方回京，与冯国璋一路北上，试图探听帝制的准确消息。他得到袁对冯的讲话后，便认为袁政府将改行帝制的事或许近期不会发生。

但为时未久，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先后转载了。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1915年7月赶到北京，帮助袁世凯。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⁶¹⁾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而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在古德诺文章发表的同时，内史监内史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预闻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后，即于8月初到总统府觐见，由夏寿田陪同。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故作正色说：“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他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刘师培于清末已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当密探，因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1913年他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充当都督府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其他三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政府一边。袁党特地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就是过去的革命党人也改变了调子。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名流，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民国成立后，并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袁世凯对严复也颇重视，先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不久辞职，又先后被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严复列名筹安会，使袁世凯“极为欢悦”⁽⁶²⁾。但严复却不肯动笔鼓吹，推波助澜。这不是因为他不赞成帝制，而是他迟疑不决⁽⁶³⁾。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在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此外还有名誉理事和参议若干人。

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的谬论以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⁶⁴⁾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他们的文章五花八门，像样的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虎公）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据说，《君宪救国论》早在1915年4月间就已定稿，曾由夏寿田呈送给袁世凯。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声。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后来，段芝贵又将杨文付印，广为散发。

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他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战乱和危机，硬说成是实行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袁世凯，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骗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其二，和古德诺说的一样，认为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是帝制派持之最力的。他们把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当成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认为总统选举会扰乱人心，不合中国国情，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愤慨。虽然筹安会挂出来的招牌是“学理讨论”，但人们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搞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投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反对恢复帝制的人纷纷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开始这些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既声讨筹安会，也不放过袁世凯。他们准确地看出筹安会不过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舆论工具。这些人大都是革命党人或海外的华侨，如上海的革命党人发起组织“共和维持会”，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孙中山在东京发表了讨袁宣言，等等。另一类则仅仅反对筹安会，不涉及袁世凯，而且有不少函电是直接给袁世凯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筹安会。这些人大都是进步党人或比较明智的北洋官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由于受蒙蔽，真以为袁世凯与筹安会无瓜葛，大部分人则是从策略考虑的，在高压手段下，他们不敢揭露袁世凯，而把矛头仅对准筹安会。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约法规定开明专制，袁世凯已握有极大的权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强；如改行帝制，对内召乱，对外召辱，又使袁世凯背誓失信，必然要“动摇国本”。当时报刊上这类言论颇多，尤以汪凤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文著名，皆传诵一时。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次日，《国民公报》转载。接着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也相继于6日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月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这样，此文便很快传遍全国各大城市。该文共万余言，一开始梁氏就表示，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他说：“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对于所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的说法，他认为“此诚有然”，但新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已有所补救，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其自由。他说：“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

梁启超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打动袁氏，他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十余年，实行已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之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⁶⁵⁾

梁启超虽然仍立足于劝说的立场，对帝制派谬论的批判不彻底，对袁氏也还留有余地，但他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由于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和他敢于公开讲出官场上一些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因此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据当时报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七日）将梁氏之文单印发售。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⁶⁶⁾。

筹安会引起的愤慨，还表现在有不少人上书政府，要求依法惩办杨度等人。8月15日，贺振雄呈肃政厅代呈袁世凯，恳请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17日，李彬致书袁世凯，要求取消筹安会。18日、19日，先后有李诲、周震勋呈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这些人的理由大致是，杨度等人在中华民国公然鼓吹帝制，“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诬指孙中山、黄兴），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因此总检察厅应当检举，肃政厅应当纠弹。总检察长罗文干接到呈文后，对司法总长章宗祥说：“筹安会研究国体，越出法律范围，法官不能不干涉。”章说：“此责任却负不起，待与内务总长商酌办法。”罗文幹见筹安会有后台，无法检举，乃以母病请假离京，到广东后即提出辞职。肃政厅比总检察厅要勇敢一点。为了讨论筹安会问题，都肃政史庄蕴宽召集肃政史开特别会议，议决呈请袁世凯“迅予取消，以靖人心”。袁批令内务部“确切考查”。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内务部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

袁政府对筹安会不仅不加干涉，而且尽心保护。筹安会一成立，京师警察厅就派警察到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的私宅，守门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出活动，策动湖南、吉林、奉天、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遥相呼应；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有段芝贵等人密电策动，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从附和，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便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这些所谓“请愿团”的领衔人，大都是各省的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山东王锡蕃，陕西张风翙，福建陈壁、梁鸿志，湖南杜俞、叶德辉，京兆恽毓鼎，等等。与此同时，梁士诒、张镇芳、朱启钤、周自齐等一些政府要人也在幕后策动请愿。特别是梁士诒，帝制发动之前不久，其手下的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都因营私舞弊被肃政厅参劾。袁世凯申令“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召见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⁶⁷⁾及帝制公开，梁士诒开始迟疑不决，但很快就跟上形势，把请愿帝制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时机，于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商务总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等。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的各省请愿团一起，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的风潮。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什么“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之类的表示拥戴之辞，好像不改共和制为君主制，中国就会立即亡国，老百姓也一刻不能生存。

参政院从9月1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等人都是参政，又是请愿团的策动者。他们原打算一鼓作气，让袁世凯黄袍加身。但是，袁氏突然于6日派杨士琦为代表到院宣布说：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他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但接着又表示：“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⁶⁸⁾袁氏的宣言，语意含混，自相矛盾，一度造成混乱。不少人看出他“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⁶⁹⁾。但也有人误以为他不赞成帝制，以致参与帝制密谋的袁党，不得不密电向这些人解释说：“报载大总统派员到参政院发表意见，所言各节别有用意，请勿误会。我辈主张君主，宗旨仍旧，一力进行，万勿松懈。”⁽⁷⁰⁾袁世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不赞成急遽轻举，而要通过另造民意机关，把帝制运动放慢一点，以便使国内外都知道他对做皇帝并不热衷，但不能不尊重“民意”。

于是，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氏旨意，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袁世凯遂于25日发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二　北洋派内部的请愿和分歧

帝制运动拖延时间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袁世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而是外交方面还没有把握，同时又传来了封疆大吏对帝制不满的确实消息，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放慢步伐，迂回前进。

筹安会策动的请愿风潮，原来仅仅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与此同时，北洋军政界内部还有不公开的请愿活动。各省给袁世凯的请愿密电、密呈，他都亲笔批阅，交政事堂存档，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这场秘密的请愿也是从北京开始的。

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8月24日下午，由段芝贵、袁乃宽发起，在石附马大街袁宅“特开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段芝贵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当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段讲完后，“众无异词”。当时，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个区的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为签名，一致赞同君主。临散会时，段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

军警大会之后，文武官员纷纷上密呈给袁世凯，请愿实行君主。在政府要员之中，有杨士琦、钱能训、陆徵祥、朱启钤、章宗祥、梁士诒、周自齐、梁敦彦、贡桑诺尔布、阮忠枢、唐在礼、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张士钰、傅良佐及京兆尹沈金鉴等。军警界的人最多，有以陆军总长王士珍为首的中央军事各机关三百二十多人，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为首的海军各舰长，以张绍曾为首的陆军中将二十二人，和以吴介璋为首的少将四十三人及上校五人，步军统领江朝宗率阖署员司及全体营翼官兵，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领各省警察厅长，京师宪兵营营长陈兴亚率领全体官兵，等等。这些密呈，大都是官样文章，其中不少是操纵者代办的。当时官场上已经形成一种压力，逼迫人人表态，其中许多人虽心以为非，口亦不敢不附和。

尽管如此，在政府要员中，仍有少数几人从维护北洋统治出发，公开表示不以帝制为然。身为国务卿的徐世昌拒绝劝进，但又不愿公然反对，而是采取了超然的态度。他对袁克定说：“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⁷¹⁾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袖手旁观，拒不劝进。8月2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由附和帝制的王士珍接替。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均借故辞职。农商总长兼水利局局长张謇请假南下，回到南通后即正式辞职。婉言劝阻帝制的张一麐被调离政事堂机要局，接任教育总长，“阳为显擢，实意疏外”⁽⁷²⁾。黎元洪、周学熙等人均有密呈致袁世凯，内容大同小异，都主张实行总统世袭，反对君宪。周氏还劝袁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⁷³⁾黎元洪所讲的理由大致可代表持总统世袭说者的看法。他说：“迩者筹安会诸君讨论国体，崇议闳谟，至深钦佩。大总统圣神天纵，轶五超三，尊号之上，讵为阿好，况元洪受恩深重者乎！然默观时势，障碍颇多，乱党既易于生心，外人尤难于承认。且大总统尝以维持共和誓于众矣。福国利民，昭然若揭，百尔君子应如何仰体上心，统筹全局，岂忍快一时之辩，而贻总统累卵之危。元洪爱民国，尤爱总统，私心耿耿，未敢与总统宗旨相背而驰也。窃以为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选举之弊，学者类能言之。至如约法推举，扶偏救弊，似具苦衷。然大宝所在，争端易生。彼心怀叵测者，固宠盗权，皆可以觊觎金匮，一也。国本未定，群不知继任总统果属谁某，人心惶惶，将无宁宇，二也。为今计，莫若定总统世袭之制，为各国开一先例。扬历练习，后起有资，利一。先朝旧人，易于驾驭，利二。开国守成，政策一致，利三。以国为家，关系密切，利四。综此四利，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定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见，质诸高明。”⁽⁷⁴⁾对黎元洪和周学熙的密呈，袁世凯均令密存，留中不发，无任何表示。在他看来，京官赞成与否，影响不大，对手握兵权的地方军帅则不能不特别注意，他们的拥戴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

筹安会开始活动不久，段芝贵就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说：多数讨论趋重君主立宪，望熟筹电复。外省第一个直接上密呈给袁世凯的是奉天张作霖。他要求袁“速定国体，以安大局”，并说“关外有异议者惟作霖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乱，虽刀锯斧钺加身，示不稍有顾怯也”。他还发誓说：“若有二心，天实殛之。身既许国，即赴汤蹈火亦所甘愿，区区血诚，惟期与我大总统一效驰驱。”⁽⁷⁵⁾许多将军、巡按使唯恐失此攀附机会，至9月2日已有十九人回电，一般地表示赞成变更国体。段芝贵即据此缮写密呈，当面递交给袁，说“合词恳请元首改君主国体，以固根本，而救危亡”。除领衔人段芝贵外，被列名的有龙济光、赵倜、靳云鹏、王占元、倪嗣冲、陈宧、李纯、唐继尧、陆建章、张广建、汤芗铭、朱瑞、阎锡山、孟恩远、朱庆澜、张怀芝、潘矩楹、李厚基。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值得注意的是：直隶朱家宝、江苏冯国璋、广西陆荣廷等都无表示。徐州张勋的态度暧昧，他密电袁说：“近闻各界人士讨论国体，滋事体大”，希望袁“折衷群言，扶植正论，庶中国前途尚克有长治久安之望”⁽⁷⁶⁾，对拥戴袁做皇帝事，未提一字。特别是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态度不甚明了”，使北京“要津之人甚为廑虑”⁽⁷⁷⁾。为了迫使张勋、冯国璋等人表示拥戴，在递上十九将军呈文的当天，段芝贵串通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唐在礼、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等十人，联名再次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说：“共和不能适用，亟应改为君主立宪，以救危亡”，“望熟筹解决电复”⁽⁷⁸⁾。这十人都是在京军警政三界要人、袁世凯的心腹。此电的用意所在，十分明显。不少将军、巡按使立即密电政事堂或统率办事处，再次明确表示赞成君宪。但是筹安会所遭到的反对，和北京袁政府的动荡，不能不影响一些地方官吏的态度。首先起来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巡按使龙建章。9月1日，他密电徐世昌“请求中央取消筹安会，以释群疑”，又痛陈变更国体的危险，不下数千言。他接到段芝贵等人的密电后，9月6日再次密电说：“人心可静不可动，若既动矣，静之甚难”，目前应“群策群力，聚精会神”，解决“军国民及人民生计等类”问题，“至国体问题并无研究价值，俟天下太平再行提议”。最后他说：“建章赋性愚戆，不识时务，以为今日天下正大有可为之时，若因此停顿，殊为可惜，故期期以为不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⁷⁹⁾同日，直隶将军朱家宝致电政事堂表示：筹安会发生之初，他不知其详，认为“兹事体大，不得不审慎，故迟迟未复”；对段芝贵等人的主张虽“极表同情”，但见于“民国建设之始，外人赞成之难”，此次统筹全局自不能不先办妥外交，否则“友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能定”⁽⁸⁰⁾。

冯国璋于6月间亲耳听到袁世凯决不做皇帝的谈话，以为帝制近期不会发生。筹安会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寒心，曾气愤地对亲信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⁸¹⁾因此，他对筹安会不予理睬，暂作壁上观，同时派人入京探听消息，又与驻徐州的张勋联络，希望持一致态度。张勋倾向清室复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有反感。冯国璋和巡按使齐耀琳接到段芝贵等人的电报后，便推张勋领衔，密电政事堂各部及统率办事处说：“近日京中有人发起筹安会，意在变更国体，一再通电各省，并要求派员入会讨论。勋等因此种举动仅由三五私人立会号召，何敢率行附和，致蹈越职违法之嫌，故未复电派员。静候中央办法。”电文接着说，段芝贵等人的联名电，“自与私人发挥己见冀倾众听者不同。大势所趋，风云一变”，但此事“当如何定计决疑，必早权衡至当，应请统筹立断，由国务卿定稿领衔，联合京外文武长官列名陈请，提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议，以召公正，而免参差”⁽⁸²⁾。他们还将此电咨发各省征求同意。云南唐继尧和任可澄本来于5日已复电段芝贵等表示赞成君主，次日接张勋和冯国璋的电报后，又急电政事堂，表示对由徐世昌等“挈衔联陈，提交议院一节”，“极端赞成”，而且说如此才能“释群疑，而定国是”⁽⁸³⁾。陆荣廷接到段芝贵等人的密电，正愁难以应付，突然收到张勋、冯国璋的电报，便致电政事堂说：冯电“持论正大，先获我心，应请国务卿立断定夺，领衔陈请交议，以昭详慎”⁽⁸⁴⁾。张、冯、唐、陆等封疆大吏采取推托态度，目的虽不能说完全一样，但对帝制运动的普遍不满是非常明显的。

帝制运动开始时，袁世凯及帝制派对地方封疆大吏已做了反复考虑和安排，认为不成问题。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热察绥三区（今内蒙古及河北、辽宁一部分）都是北洋旧部，或已变为北洋系。山西阎锡山虽革命出身，但无实力，又在北洋势力包围之内。新疆杨增新地处边远，只能听命中央。东北三省关键在张作霖，早由段芝贵极力拉拢，最后又以段督理奉天，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南方各省，江苏、江西、安徽、湖北、福建都是北洋旧部，浙江朱瑞表示输诚。湖南、四川都是袁的亲信，又有曹锟第三师驻岳州，威镇西南。广东龙济光和龙觐光兄弟，早已俯首中央。广西、云南、贵州兵力都不多，并有北洋官吏王祖同、龙建章等监视之。他们以为布置已极为周密，万无一失，没料到问题正出在北洋派身上。

对于龙建章，帝制派没有给予特别重视，因为龙手中没有军队，不敢造反，所以不仅断然拒绝他的请求，而且指斥他受“乱徒嗾使，首鼠两端”。龙被迫很快改变态度，随声附和。云南起义后，他又电请另行表决国体，再次遭到训斥，及至贵州独立前夕，被迫离任。经过一番疏通，朱家宝也改变了态度。冯国璋和张勋两员上将，拥重兵坐镇江淮，一举一动，事关大局，又有陆荣廷、唐继尧附和其说。袁世凯及帝制派虽然认为他们的“电文语含讥讽，皆不甚满意”⁽⁸⁵⁾，但也不敢施加压力，鲁莽从事，只好采取“调停”态度，以避免事态扩大。他们认为此种“波折”处理不当，“对内对外均足惹起误会”，“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大局不堪设想⁽⁸⁶⁾。“调停”的办法有三点：一、放慢了帝制运动的步伐，这就是9月6日袁世凯突然宣布要征求“多数国民公意”的真实原因。二、派袁乃宽劝说徐世昌领衔劝进。三、急派阮忠枢南下，调解矛盾，消除“误会”。

袁乃宽的活动不成功，徐世昌不仅仍然拒绝领衔劝进，而且提出辞职。袁世凯亲自挽留，他答复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⁸⁷⁾由于他坚持离开北京，袁世凯只得允许他请假，而派陆徵祥代理国务卿。阮忠枢到南京和徐州反复陈说北洋团结的重要性，并允许冯、张保留他们的意见，对帝制“虽不必明白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不久，冯国璋探知帝制已是大势所趋，无法挽回，也就不顾“悠悠毁誉”，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公开发电“辟谣”，说明他对袁以公谊论则“心悦诚服”，以私情论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至9月下旬，冯国璋、张勋先后密电袁世凯表示，各省人民业已争先上书请愿，请袁世凯“俯同民好，早定大计，而奠久安长治之基”。冯电还解释说：以前未能及时电复，因考虑“职在镇抚地方，未便轻率建议”，密电堂部领衔，目的是“商询办法”，并无他意。⁽⁸⁸⁾

北洋派内部的一次政治危机表面上过去了，请愿帝制的活动便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　帝国主义列强对帝制态度的变化

从帝制运动开始发动，袁世凯及其党徒就一边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在他们的眼里，取得列强的支持，比制造民意更重要。他们之所以以少数人之私心，诈称全国之公意，而且一定要逼出民意来，才肯改行帝制，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更重要的是向帝国主义列强显示自己得民心，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袁党给各省将军的密电中将这个意图讲得十分清楚：“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之对内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又说：“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目前虽稍有困难，而于国本将来之利益实巨。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依法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⁸⁹⁾

由于欧战的影响，列强对袁世凯推行帝制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有的前后变化很大。德皇威廉二世在二年前接见中国驻德公使梁敦彦时，就表示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当时袁克定正在德国养病，威廉赐宴便殿，也有类似的“劝告”，并“亲书长翰，密贻项城”。袁世凯从小站练兵时就崇拜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对德皇的“劝告”，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按新约法改革政府机构时，他就常常对文武要员说，要以德国为榜样。帝制发动之初，欧战激烈，德军强横，大有席卷全欧之势，帝制派深受鼓舞。帝制发动后，德、奥两国已暗中表示愿意给予承认，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世凯倾向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

袁政府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协约国日本、英国的承认。袁世凯认为，“有力挟制中国者，厥惟日本”。但日本已从《民四条约》中取得了巨大利益，短期内不致再有更多的要求。其实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并不认为《民四条约》是一份厚礼。所以其政府一些要人，如首相大隈重信、外相石井菊次郎、伊集院等，对袁世凯称帝忽而表示不干涉，忽而改口说不赞成，忽而又怂恿，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其目的是以承认帝制为诱饵，索取更多的报酬。驻日公使陆宗舆于9月6日密电外交部说：“顷见大隈总理，谈及帝制。渠言：‘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所问，惟万勿因此致乱，有妨邻国商务。余深佩大总统实有统治之能力，但只望中国有实力之政府以图治。现正渐见治安，似不须于名义多所更换。’”9月10日陆又密电说：“伊集院密告帝制尚非其时，即欲改制，亦以取法尧舜，示人无家天下之心为佳。”⁽⁹⁰⁾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也极力反对帝制。袁世凯认为日本政府要人的表示是表面文章，只要给予一定的权益，不难取得承认。他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度。有贺于1915年9月下旬返回北京，转达大隈的口信：“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9月23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电告曹汝霖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⁹¹⁾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无异为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他得到电报，就急不可耐地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密谈。陆宗舆回电说，如派特使，只有徐世昌和曹汝霖一起来“于事方济”。陆还建议授予他权力，“将改制意见先与大隈商得近情后，方以大员前来正式商办为宜”，并表示似不可就之太骤，以免日本要价过高⁽⁹²⁾。从以上两电报可见，袁政府为了帝制事，曾与大隈政府秘密交涉，而且在9月下旬已有进展。

英国对帝制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袁曾派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意见。当时欧战激烈，英军处于被动地位，英国无暇顾及远东。朱尔典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的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后来，他又直率地告诉梁士诒说：“外国人完全知道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北京暗中操纵的。”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也认为改行帝制是“一个扰乱人心的运动”⁽⁹³⁾。所以，筹安会成立时，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西报》都公开唱反调，担心袁的行动太冒险。《字林西报》8月29日的北京通讯写道：“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但是，当朱尔典得悉帝制已取得大隈的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遂改变了态度，急忙对袁表示，英国“亦赞成帝制”。10月2日，袁约见朱尔典，由蔡廷幹做翻译，两人在居仁堂促膝密谈。朱尔典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袁世凯答道：“近二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及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各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接着他又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立即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他又进一步鼓励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⁹⁴⁾

美国对帝制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态度，认为承认新王朝的诸条件中包括帝制“是否为人民所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持秩序的能力”⁽⁹⁵⁾。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返美述职后于1915年10月1日回到北京，周自齐和许多政府要人都对他说：各省纷纷发生强烈呼吁，要求袁赞同帝制。如不顺应这种要求，将会遇到很大麻烦，甚至发生军事暴动。芮恩施虽不完全相信周自齐等人所说的一切，但看出“共和变帝制是势在必行的事情”⁽⁹⁶⁾。10月4日，袁世凯又接见他，谈到不久将举行的公民投票。芮恩施表示：“政府要真正发挥代议制机关的作用和鼓励地方自治，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赢得国内外的尊敬。”⁽⁹⁷⁾

会见朱尔典、芮恩施以后，袁世凯以为帝制可以取得英、美、德等强国的承认，日本也不至于阻挠，外交上“自有把握”，便将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借以证明外交问题已经解决，促使爪牙放手大干。同时，袁政府御用报纸连篇刊载英美公使晋见袁的事，“谓恢复君政之议，为外国政府所赞成，英美尤无异词”，以此来压制人民的反抗情绪。

四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态度变化和北洋派内部风波的平息，袁世凯及其党徒乃悍然不顾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决定尽快实行君主制。他们认为时间越拖，天下越乱，这种乱不是由于帝制运动引起的，而是因为没有皇帝，只要有了皇帝，就可以稳定人心，出现安定的局面。于是，由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推翻了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成案。他们说：“国体问题发生以来，至今已有悬崖转石不至地不止之势，四民百业延颈以待久矣。”他们以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持”为理由，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⁹⁸⁾。同时上请愿书的还有“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会联合会”等团体。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于10日申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又命令京外文官武将“保全地方”，“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所谓“保全地方”，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内务部10月3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武官吏心领神会，纷纷回电表示效忠：奉天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湖北王占元保证“力任地方治安”。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安徽倪嗣冲保证：“凡所以维持秩序，防患未萌以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自应担负完全责任，并另筹马步炮十五营派皖北镇守使倪毓棻统率驻蚌埠，以备缓急，而资调遣。”湖南汤芗铭说：“倘有阻挠救国大计，誓当为王前驱，除此公敌。”四川陈宧表示：“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识其他……袍泽同行，馨香祷祝，所愿中原有主，保我黎民世世子孙免沦异域。”⁽⁹⁹⁾

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地方”的榜样。筹安会出现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醒华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北京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等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道：“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¹⁰⁰⁾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再出言反对。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谁若出语反对帝制，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甚至处以极刑。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张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的纸条。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开封、长沙、西安等大城市，都有密探四出侦查，迫害商民。上海名流中被列入“罪榜”者达七十三人。“国货维持会”和“劝用国货会”因拒绝请愿帝制，被诬为“革命机关”，北京统率办事处密电拟捕两会会员十余人之多。《民新日报》、《民国公报》、《爱国报》、《民意报》、《民信日报》等，或以“防害治安”，或以“造谣煽惑”等罪名，都被取缔。在袁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下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¹⁰¹⁾。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全国各地于10月25日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从28日起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为威胁。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再签上自己的姓名。投票前每个代表发大洋五百元，作为“川资或公费”；将军或巡按使还要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敢写“反对”二字了。投票之后，紧接着又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至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先后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包括对帝制一度持保留态度的冯国璋、张勋、陆荣廷、唐继尧、龙建章等，都有劝进的密呈或密电给袁世凯，报告各地选举投票情形，内容差不多都是“万众欢腾、歌声雷动”之类的话，又都要求袁氏“俯顺民情，早登大位”，“以承天命，而慰人心”，等等。此外，北京及各省商民团体的劝进电报、呈文、奏折，形形色色，成百上千。有的省数十件，有的省一二百件，多者达三百余件。文电的多少，以该省官吏对帝制的态度为转移。不少电文都是数百人签名画押，以示郑重。如奉天商会会长孙百斛等一千铺户，广东七十二行商劝进团五百一十五人，以杨度等“六君子”为首的“宪政协进会”会员一万五千余人（这是帝制运动中列名最多的一个劝进表），等等。袁世凯差不多全部批阅了这些文电，有的还批上“发登公报”字样。段芝贵的代奏文电首屈一指，袁批“奉电甚多，然不宜多发表”。

在文武官吏和“商民”的一片劝进声中，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参政院，于12月11日上午9时开会，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开票。由秘书长林长民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之人数与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歌功颂德一番之后，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他明明是“同意”推翻民国了，但接着他又故作谦辞说：“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¹⁰²⁾

另行推戴是假，要党徒为他背誓失信进行洗刷是真。按照预谋，同一天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由秘书长报告袁氏咨文，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仍推秘书厅起草。众赞成，退席休息。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二千六百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练新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等六大“功烈”。不仅“功烈”“迈越百王”，而且“德行”也“夐绝古初”。其理由是：“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¹⁰³⁾。

有了参政院的无耻诡辩，袁世凯自以为便可掩尽天下人耳目，把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因此，第二天（12日）一早，他就发下冠冕堂皇的申令，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公然厚着脸皮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就是说，他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¹⁰⁴⁾。

经过请愿、选举、推戴三个步骤之后，袁世凯才肯称帝，无非是想要说明他当皇帝是人心所向，天命所归。可是，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彻底暴露出所谓天命人心，不过是他一人的野心罢了。这类密电共有五十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顾鳌、段芝贵、朱启钤个人署名的。据唐在礼后来回忆说：文电多由杨度起草，经朱启钤、梁士诒点头后，再由朱启钤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重要文电还一定要经袁世凯看过⁽¹⁰⁵⁾。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7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0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同日又电：“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防隐加以无形之强制。”

10月11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关于推戴：

朱启钤等十人10月23日发密电：“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子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26日又电：“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11月7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29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11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12月21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缜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¹⁰⁶⁾

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袁世凯所谓的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梁启超于反袁之后所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¹⁰⁷⁾这确是对帝制运动的最生动的写照。

五　洪宪皇帝

1915年12月13日，即袁世凯承认帝位的次日，他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上午9时，被召去朝贺的有大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局长以上各员，军队警察师长以上各员。北京附近地方的大员也有来参加的。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段芝贵传袁世凯的话，说朝贺时行三鞠躬，但届时大家仍旧跪拜，很多人如见前清皇帝一样，行三跪九叩首大礼。袁世凯站着对行礼者不时点头，表示接受。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提出“警告”，朝贺显得十分局促草率，“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¹⁰⁸⁾。

当天，各省请愿团头目和北京“绅商耆民”共四百余人麇集于新华门前，跪求皇帝即时正位，群呼“中华帝国万岁！”并唱新“国歌”⁽¹⁰⁹⁾。结束以后，各代表团头目回到请愿团联合会总部。孙毓筠宣布请愿代表任务已完，根据路程远近，每人赠送路费大洋一至二百元，请暂回本省，朝廷如有需要，再行召集。各代表要求增加路费。孙说领款已用尽。众乃大哗，说：“大家抬你做龙灯头，我们连龙灯尾巴都够不上，今日事不决，都不出门。”各代表狂骂不已，进而捣毁物件。孙以电话招警察宪兵，维持秩序。众益愤怒，与警宪相持不下。后经朱启钤等出面调解，每代表增路费二百元，一场闹剧才算结束。

经过这次朝贺，在政府内部算是换了朝代。此后，北洋派给袁世凯的“呈”都改为“奏”，抬头均称“大皇帝陛下”。新王朝的年号取名“洪宪”，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所谓“洪宪”二字，原本意味着宪政时代的开始，袁世凯称帝后也曾颁布过准备制宪的命令，但他并无诚意实行。12月13日，他颁布的第一道申令，仍然重弹“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的老调，主旨是严禁人民反对皇帝，令文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¹¹⁰⁾，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由此可见，新王朝的头等要政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

为了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袁世凯滥授爵位，广布“恩德”，用以牢笼庞大的官僚阶层和争取人心。

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因不赞成君主制，已辞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并从中南海瀛台迁到东厂胡同，名义上虽是副总统，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在野人物。但他还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一些湖北籍的官吏仍在他周围活动。袁世凯有意要笼络他，所以于12月15日下达的第一个赐爵令，就是册封他为武义亲王，这是当时最高的封爵。当天，以陆徵祥为首的简任以上文武官吏数百人，前往黎宅“致贺”。陆捧着策令封诰，鹄立门口，企图强迫黎接受，但黎拒不接见。前此，黎得到要封他为王的消息，即召集左右研究对策。有的说不能不接受，否则会有危险；有的说要为湖北起义的人留脸面，应坚决拒绝。最后，黎赞同后者的意见，并表示“牺牲个人，亦所愿意”。于是，黎断然拒绝封号，上辞函说：“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明神，愿为编氓，终此余岁。”19日，袁又申令“毋许固辞”，并派九门提督江朝宗等前来，直入黎宅大厅，“手捧诰令，大呼‘请王爷受封！’黎在内大怒，骂逐出之”⁽¹¹¹⁾。

清室对袁世凯称帝，惶恐不安，准备让出故宫，迁往颐和园。为了安抚清室，使散处各地的遗老不致反抗，袁世凯于16日申令所有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当天，清室内务府表示：“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¹¹²⁾

18日，袁世凯申令：“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继续有效。”同日，又申令说：“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此后，“凡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¹¹³⁾经政事堂议定：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世续七人列为旧侣，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列为故人，王闿运和马良列为耆硕。隔了—天，袁世凯认为对故人的礼遇不够，又申令以徐、赵、李、张四故人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帧，“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¹¹⁴⁾。

对为袁世凯效命的北洋派文武官吏，袁一向是慷慨的。21日，他颁布“赐爵令”说：“今之渐就安定，全赖文武将吏深明大义，保国卫民。或屡建殊勘，或力戡变乱，或防守边塞，或保护地方，使国家得以安全，人民得以苏息。予甚嘉之，允宜特沛恩施，论功行赏。”⁽¹¹⁵⁾21日和23日，他两次电传策令，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次年2月又晋封龙济光为郡王。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以上这些人都有谢恩呈电致袁世凯。

袁世凯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12月1日，登极大典筹备处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开幕礼，以朱启钤为办事员长。到会者有周自齐、贡桑诺布尔、梁士诒、唐在礼、杨度及政事堂各局长等二百余人。至1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成立筹备处，该处共四百余人。由于事关“旷代盛典”，该处经费充足，事事讲究排场。办公房屋之华丽，饮食之讲究，虽最阔绰之交通部，也无法比拟。对于大典筹备工作，袁世凯指示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¹¹⁶⁾。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达五百九十余万元，其中祭典费二十六万，修理大殿工程费一百零五万，调度费一百一十七万，飨宴费二十二万，接待费五十一万，犒赏费六十九万，大礼关系费一百六十六万，等等。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归真返朴”和“轸念民生”！

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制度拟好。袁极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觐见免除跪拜。“所有从前太监等名目，著永远革除，悬为厉禁；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挑选宫女之例，著永远革除，以袪秕政，而重人权”⁽¹¹⁷⁾。

袁世凯下令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纪念金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字；还派人赴景德镇烧“洪宪”瓷器。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皇家事务，都在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加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推行反动政治的必然结果。但是，历史潮流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的时候，南方各省反帝制的烈火也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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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第48页。

(2) 《正宗爱国报》，1914年9月20日。

(3) 《政府公报》，1913年6月23日。

(4) 《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5) 《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5日。

(6) 《政府公报》，1914年12月21日。

(7)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政令》，第51页。

(8) 张勋：《松寿老人自叙》，1922年刻本，第4页。

(9) 《申报》，1914年4月2日。

(10) 《劳乃宣致徐世昌书》，《亚细亚日报》，1914年11月16日。

(11) 佚名：《复辟案》，1914年印。

(12) 《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

(13) 佚名：《复辟案》，1914年印。

(14) 《复辟案》。

(15) 《复辟案》。

(16) 《复辟案》。

(17) 《政府公报》，1914年11月24日。

(18) 《爱国报》，1914年11月24日。

(19) 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20) 《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1) 《申报》，1916年6月11日。

(22) 《辛亥革命资料》，第117页。

(23) 《伍廷芳劝袁世凯退位书》，《袁世凯盗国记》下篇，第118页。

(24)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54页。

(25) 《远生遗著》卷1，第34页。

(26) 《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2日。

(2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2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0页。

(2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5、46页。

(3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8页。

(3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9页。

(32) 日军通告五条：一、妨碍日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源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有一人妨碍日军行动者，该村人民尽处斩刑。

(3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55页。

(34)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5)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6) 《参政院质问政府日本在山东侵犯中立事件》，《时事汇报》，第9页，1915年1月。

(37)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38—139页，张一麐眉批。

(38) 《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益电信》，1月18日第26号至急电，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1966年版，第218页。

(39) 《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益电信》1月18日第26号至急电，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18页。

(40) 《外交部致陆宗舆密电》（1915年1月20日）。

(41)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3期。

(42)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77页。

(43) 曾叔度：《我们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抄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82页。

(44) 《加藤致日置益电》2月3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82页。

(45) 《陆宗舆致外交部电》（1915年4月24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19页。

(46) 《外交部宣布中日交涉始末》，《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49页。

(47) 《外交部宣布中日交涉始末》，《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35页。

(4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41页。

(49)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6页。

(50)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7页。

(51)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7页。

(5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8页。

(53)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59页。

(5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60页。

(55) 《段芝贵致王士珍函》（1915年5月19日），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56) 《申报》，1915年5月28日。

(57) 王正廷：《二十一条交涉经过》序，1923年印。

(58) 《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密呈》（191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59) 《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60) 《上大总统书》，《盾鼻集·函牍二》。

(61) 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1915年9月。

(62)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0期。

(63) 侯毅：《洪宪旧闻》。

(64) 《君宪纪实》，1915年9月。

(65)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4—95页。

(66) 《国体声中之见见闻闻》，《神州日报》，1915年9月11日。

(67)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96页。

(68) 《政府公报》，1915年9月7日。

(69)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70) 《唐在礼、袁乃宽等致王怀庆密电》（1915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1) 沃丘仲子：《徐世昌》，1918年版，第27页。

(72)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7页。

(73) 《周学熙密呈》（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4) 《黎元洪呈袁世凯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该呈不著年月，从内容看，当在筹安会出现至9月6日之间。

(75) 《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密呈》（191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6) 《张勋致袁世凯密电》（1915年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7)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

(78) 《段芝贵、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致各省将军巡按使密电》（1915年9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79) 《龙建章致徐世昌密电》（1915年9月1日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0) 《朱家宝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1) 恽宝惠：《说袁克定》，《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82) 《张勋、冯国璋、齐耀琳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3) 《唐继尧、任可澄致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长密电》（1915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4) 《陆荣廷致政事堂密电》（1915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5)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大树堂来鸿集》。

(86) 《陆建章致徐世昌电》（1915年9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7) 徐一士：《谈徐世昌》，《越风》第4期，1936年1月。

(88) 《冯国璋致袁世凯密电》（1915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9) 黄毅编：《袁氏盗国记》，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印，第99、109页。

(9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3页。

(91) 《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1915年9月24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49页。

(92) 《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1915年9月24日），转引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49页。

(93) 《莫理循致朱尔典函》（1915年8月20日），《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2册，剑桥大学1978年版，第453页。

(94) 《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油印本原件。

(95)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

(96)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38页。

(97)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38页。

(98) 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第60页。

(99) 陈宧等致统率办事处转呈袁世凯密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0) 《申报》，1915年10月13日。

(101) 《申报》，1915年10月11日。

(102)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103)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104)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3日。

(105)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57页。

(106) 《袁氏盗国记》上篇，第90—113页。

(10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9、103—104页。

(108) 《辛亥革命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63页。

(109) 歌词为：“帝国数万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懿欤大国民，休哉！惟我大国民，今逢盛德主，琳琅十倍增声价。吾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步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懿欤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110)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4日。

(111)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112) 《政府公报》，1915午12月17日。

(113)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9日。

(114)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1日。

(115)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2日。

(116)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3日。

(117)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