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新
《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经过24年的编纂，终于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
1972年9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9月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成立之始，就制订了编纂一部书（《中华民国史》）和三部资料长期规划。这部《中华民国大事记》，便是规划中的三部资料之一。
大事记义属编年史，编年史在我国历史载籍中是最早出现的一种体裁。流传至今的我国第一部史书鲁《春秋》，就是编年史。实际上，年代更早的殷商卜辞、西周金文，如果不是零章断简，将之按时间的顺序编排起来，也有如今天所说的大事记。现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历史科学的进步，编年史这种体裁在历史著作中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但由于它有着史实包容量大、客观性相对较强、形式稳定、便于查检等特点，也还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最初决定编一部大事记，就是想利用这种传统体裁的优点，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一部可供查考的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的历史，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终结，前后只有38年。考虑到民国的创造经历了漫长的革命岁月，这部大事记将上限推前到1905年孙中山手创同盟会之日，共计44年。无论是38年，还是44年，比较起纵贯百年、千年的编年史，这部大事记须加处理的史事自然要少得多。但是，编写民国大事记，以至进行民国史研究，也有其艰难之处。民国是距今最近的一个朝代，亿万人数十年活动遗留下来的文献，虽经时间消磨，战乱毁损，依然浩如烟海，尚未很好地爬梳整理。并且，当时的社会斗争深刻地影响着不止一代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几乎每一个稍微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引起激烈的争议。即使不顾及这些，中国的社会生活发展到20世纪，其内容之丰富，其方面之广泛，也绝非是百年、千年前所能比拟的。所以，当1972年决定开展民国史研究，决定编写这样一部大事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诚惶诚恐的，尤其是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不过，我们认为：一门学科的成立，犹如一座大厦的建造一样，总要先打好基础，我们就决心来做打基础的工作，埋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做好这件事。不仅这部大事记是这样，我们的《民国人物传》和专题资料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史》也带有这样的性质。
为了便于编写工作，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中华民国史以研究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为中心内容。它是断代专史，而且主要是断代政治专史，还不是断代通史，因此，我们的大事记只能围绕这—中心内容进行编纂，这是由于当时研究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民国大事记纪事范围较广，不仅包括政治、军事、外交，还涉及经济、文化，甚至天灾地变；不仅包括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还涉及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自发反抗。可以说，为有利于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它提前向断代通史先走了一步。
在明确编纂指导思想后，我们草拟了《关于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要求》。这份要求明确地规定这部大事记是供人们查考的参考资料书，同时提出“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的总体要求，以及“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取材方针。此外，考虑到兹事体大，决定以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室）为基础，广泛寻求协作，并将工作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先编成征求意见稿，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即“丛稿本”大事记）的书名，在中华书局出版，共35辑，约600万字；第二步再根据“丛稿本”及各方意见加以修订，分册出版《中华民国大事记》（即“修订本”大事记）。因为情况发生变化，“丛稿本”大事记仅出版了26辑，“修订本”第一册发稿后还未及出版，便告中止。有鉴于此，我们从去年春天开始，组织同仁，分途审订已经出版的各辑大事记，对尚未出版的初稿进行加工修改，仍定名为《中华民国大事记》，全书共800余万字，改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编写民国大事记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全体参加者筚路蓝缕，齐心协力，没有因其是参考资料书而掉以轻心，没有因经验不足、条件欠备而裹足不前，而是兢兢业业，孜孜以求，把这部资料书的编纂工作当作一项专门的研究去做，努力发掘史料和考实辨伪，注意把握民国史发展的线索，注意摸索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勤加斟酌史实的取舍，叙事的详略，文字的繁简。编年史入手虽易，出手却很难。但这部大事记，包括“丛稿本”，因为经过这样反复的修改，我们对其质量还是具有信心的。诚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部大事记就不存在弱点和失误了，它的得失，还有赖于读者和专家们认真的批评指正。
《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全稿杀青，距开始这项工作已经24年了。时隔24年，本书最初的编写者，有的已经辞世，有的离开了工作岗位，即使当时的青年人，现在也都年过半百，白发苍颜。想起大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宝贵年华，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和不安。对于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这部书编写、出版的同事们、朋友们，我们也怀抱着同样的心情。近年，民国史研究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论著不断出现。它已逐渐从“险学”发展为“显学”。看到这种繁荣的景象，我们非常兴奋。我们相信：民国史将来必会成为一个不朽的史学分科，许多研究者将在此成就他们的事业。但我们仍将一本初衷，继续埋头去为未来华美的大厦做好基础工作。尔后，如果有人觉得我们今天的工作曾经激发过他们对于民国史的兴趣，曾经对他们的研究有所助益，那我们，这部书的全体编著、审订、校阅和所有为这部书出过力的人，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