釐清史實，促進交流，功莫大焉
——《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代序

高田時雄教授的著作《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我得以先睹是著校樣並獲益匪淺爲幸。高田君乃索序於我，惶然肅然，勉力命筆，以此簡略之讀後感言充作代序，謹望方家不吝指正。

是著約有半數文章所論，集中關涉日本學者赴中國與歐洲探求敦煌寫本及敦煌寫本流入日本等史實。衆所周知，上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以古寫本文書爲主之古物發現及其流散，導致“世界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興起，這成爲近代中國乃至世界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學濫觴，日本學者踴躍“預流”，着其先鞭，貢獻傑出，亦是不争之事實。然而，相較於英、法等國，敦煌寫本如何流入日本以及衆多學者訪求、抄録、收藏、流散、辨僞的情形，卻最爲撲朔迷離。記得二十餘年前，導師啓功先生將他從東京舊書肆購得的中村不折所著《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送給我，曰：此書所涉我國文物甚多，均極爲重要，惟其中敦煌卷子的流佈，尚多需考索之處，應譯成中文本讓更多我國學者研讀。遵師命，我請國家圖書館敦煌資料中心的李德範女史翻譯全書，啓功先生欣然爲之題籖，由中華書局漢學室編爲“世界漢學論叢”之一種出版。然而，敦煌學百年，前述令學界迷茫的一些問題，迄未得到准確、清晰的答案。高田教授作爲新世紀國際敦煌學界的領軍人物，在日本公、私所藏敦煌寫本於近年陸續集中刊佈之背景下，廣搜資料，苦心孤詣，自覺承擔起相關史實追本溯源、求索考辨之重任，撰成詳細辨析此中一些關鍵人物和事件的系列文章，以求釐清面目。從此書編集的這些文章看，不僅李盛鐸舊藏之敦煌寫本流入日本的背景及途徑已基本明朗，許多日藏敦煌寫本來源、輾轉及真僞問題的疑團得以化解，而且日本學者赴北京、歐洲訪卷的細節亦更加清晰明瞭；尤其是《俄國中亞考察團所獲藏品與日本學者》一文，首次述及日本學者矢吹慶輝最早在1916年底就瀏覽了俄國奥登堡探險隊帶到彼得格勒的敦煌寫本，並且於次年發表了相關報告，也第一次提及二戰前石濱純太郎即關注了俄藏敦煌文獻等。這些真實資料的發掘，既有助於進一步廓清藏經洞劫餘寫本流散之概貌與一些細節，也必將大大有助於推進包括中國、日本及歐洲在内的國際敦煌學史的研究，真是功莫大焉！

是著其他十幾篇文章，則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近代大量中國古籍流入日本、歐洲，明治維新後中、日古書的回流態勢，以及日本機構及學者個人對所藏漢籍的編目等方面，對於中、日兩國關注此事的學者來説，這既是中日兩國近代學術史中饒有興趣亦不乏辛酸和十分重要的議題，也與歐洲漢學研究之興起與步入新階段聯繫緊密。其中對許多史料的引述及情狀的闡釋分析，可以説相當翔實，即便是一些推測、聯想，也頗合邏輯思辨，且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綫索而顯得特别寶貴。誠如我近幾年來多次强調的，特定環境下文物的保護、流散、研究的核心是人，文化交流、傳承的關鍵也是人，而在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書”（以寫本、印本爲主的各類圖籍）。據我粗略統計，高田教授此書涉及與近代中國、日本、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學術關聯的人物（包括藏書家及其遺族、商賈或中介人），不下百位，而所涉圖書數以萬計，對這些人相關活動蹤迹的考索，對這些書籍流散、收藏的追尋，涉及衆多國家的學校和研究機構，關涉多種文字的論文、專著、日記及公私檔案材料等，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多年來，作者目標堅定，視野開闊，充分發揮其作爲語言通才的優勢，在龐雜的資料中孜孜不倦地認真爬梳，撥開迷霧，理清脈絡，終於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可喜成果。

讀罷是著，我還有一個深切的感受，即日本知識界向來有重視文化（尤其是漢文化）傳導的良好氛圍，而經過明治維新的啓迪，許多站立於革新潮頭的學界優秀人物，不僅以一種積極進取的心態，努力借鑒西方文明，而且通過其獲得政府支持的各種途徑，加緊獲取乃至掠奪中國的文化資源，以推進其學術研究。這與清末民初因列强欺凌、朝政腐敗而籠罩在中華大地上的保守、頽唐、無奈氣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進行，文物圖籍的外流，同時也激發了中國許多仁人志士的愛國熱情，促進了中國人學習域外先進，增强引入與借鑒西方與東瀛的物質與精神文明的緊迫感。這也正是我曾多次指出的文物流失的正、負面作用。我又想起民國初期王國維、羅振玉在日本京都與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共研敦煌寫本，30年代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等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先哲前賢，遠赴歐洲訪求敦煌寫本的故事。這些都是最生動的例證。姜亮夫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的“自序”中指出：“民族與民族的瞭解，人類的真正情感交流，乃至真正的和平共處，是在互相瞭解，瞭解的一個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法則，是交通。……有了這些交流，才能互以幸福相交换。”我以爲高田教授此書的一個重要價值，也在於通過這些學術史上文化交流真實細節的考索與闡釋，加深彼此之間的瞭解，從而更好地實現“互以幸福相交换”。

柴劍虹
2017年12月於北京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