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滂與白堅
——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流入日本之背景

一、正編

1936年，李盛鐸所藏敦煌寫本計432件轉入京都大學教授羽田亨之手[1]。1938年11月，羽田選任京都大學校長後，將這些經卷保管於校長室，凡有機會即進行研究。但二戰末期的1945年夏，據提供資金者躲避戰火之要求，這批經卷被搬出校長室，疏散至兵庫縣的山中[2]。其中也包含除李盛鐸舊藏部分之外的寫本，總計多達736件。現全部收藏於資金提供者經營的某企業財團圖書館，可以説是研究者之間公開的秘密。當中因李盛鐸舊藏寫本的流傳來歷可靠，且爲有相當規模的收藏，作爲今日所存敦煌寫本最有望之礦脈，而成爲國際矚目的對象。那麼，李盛鐸所藏敦煌寫本是以怎樣的經過流入日本的？本文欲考察與其交易相關的重要人物—李滂與白堅，略探其背後之狀况。

（一）李滂

1．出生的秘密

李盛鐸晚年，專事木犀軒藏書管理的是第十子李滂。李氏死後的1939年末，將木犀軒全部藏書以40萬元轉讓給當時的北京大學的，也是此人，這是廣爲人知的[3]。敦煌寫本也是一樣。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中加蓋李盛鐸數種印章，亦屢屢可見“李滂”之印記（圖1），故可想象李盛鐸晚年，李家的敦煌寫本已委托李滂之手。李滂，字少微，1907年10月8日生[4]。其稱名多以字行，即李少微。繼承家學，詳於目録學，20世紀30年代任北平民國大學目録學教授[5]。説起這位叫李滂的人物，其實隱藏着出生的秘密，他是一位叫横溝菊子的日本女性與李盛鐸所生，讀者到底會不會驚詫呢？

但這一中國青年學者尋找心中母親的事件，是昭和十年（1935）9月10日、11日的東京各報刊的熱門話題，是當時許多日本人聞知的事實。其經過可從此事不久後刊行的《李母横溝宜人傳略》所收李少微《生母横溝宜人傳略》（資料1，24頁）及白堅《書後》（資料2，25頁）中窺知。資料3-1至資料4-3（26—36頁）附載的新聞報道，雖然故意使用假名，到處有與事實齟齬的部分，難以憑據，但在很好傳達當時氣氛的意義而言，是難得的材料，故而不厭其煩收録。對照其他材料，以下試簡單回顧該事件之過程。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1905年9月25日），時任順天府丞的李盛鐸受命任駐比利時欽差大臣，而未及啓程的九月，兼命加入出洋考察憲政大臣之列[6]。出洋大臣分兩組出發，如此李盛鐸與載澤、尚其亨爲後發一行，終於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發向日、英、法、德、比諸國。在此之前，李盛鐸已於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有前後約四年擔任駐日公使的經歷，日本是舊游之地。另一方面，横溝菊子是以日本勞動運動創始者而著名的高野房太郎（1868—1904）之夫人（圖2[7]）。高野因在日本的活動呈僵局之勢，故而1900年往中國青島經商，但不幸於1904年3月12日客死他鄉[8]。菊子帶着兩個孩子回到日本，寄身親戚家，勉强維生。因菊子略曉漢語，便到中國公使館工作。其間過程雖不明瞭，但不久與李盛鐸同行赴旅的菊子在比利時産下一子，這就是後來的李少微。李盛鐸於宣統元年（1909）退任駐比利時大臣，回國居於天津唐紹儀之别宅時，菊子聞知東京所傳消息云親人病狀危篤，便告别幼子，獨自返回東京。那以後，母子無有相見之機會，經過了很長的年月。

長大以來，對生母思慕之念益發嚴重的李少微，因熟人白堅屢屢東渡日本，便拜托他務必在日本探尋母親的消息。1935年春，在上海，李少微對白堅這樣説：“我是庶出之子，生母是叫横溝菊子的日本人。母親與我分别，回到日本，已有二十五六年，杳無音訊。我非常想見她，但没有辦法。因爲你常去日本，能幫我找找麼？”白堅應下，立刻致書友人江藤濤雄，説希望留意，不久江藤即回信，説非常佩服李君至情，但多方探尋，卻無消息。前日尋諸卜者，卜者言：“横溝氏乃秋田縣人，如今尚在世。近來或能相見。”故而7月末白堅去東京時，因有江藤氏之言，也懷有期待，但五十天過後，全無消息。9月9日，畫家結城素明宴請白堅，席上，又提及尋找李少微之母的事，結城説最好是去警視廳。因此次日便去警視廳商議。東京各報紙聞訊後，便寫成了煽情的報道，説這是國際的《心中的母親》，是現代的“和藤内”。

因新聞效果顯著，9月10日，住在東京杉並區的女性岡本小枝子見到晚報，次日凌晨立刻到赤阪山王酒店訪問了白堅，告知横溝菊子後來的消息。岡本小枝子在上海結識菊子，回國後亦有來往，但悲哀的是，菊子已於大正三年（1914）1月22日病逝，年僅三十四歲。遺骨葬於駒込吉祥寺高野家的墓地，故而白堅與結城結伴前往墓地凭弔。李少微得知常年尋找的生母早已去世，據説面朝東海，捶胸泣血，不久振作起來，召開追悼會[9]，祈禱冥福，同時刊行《生母横溝宜人傳略》。此外，也有傳言稱後來李滂親自到過日本掃墓[10]。

2．轉賣敦煌寫本

不過，要説上述探尋生母是白堅去日本的主要目的，卻是怎麼也不可能的。受李滂之托盡力尋母之外，一定别有要事。筆者推測，此事也與李滂的委托有關。總之，白堅於1935年7月來日本。秋初去東京之前皆在京都。是年7月，白堅贈予長尾雨山的書籍至今尚存，該書封面所記獻呈辭曰：“歲在乙亥盛夏七月，自上海來游平安之都，新得此集，謹以呈雨山先生吟壇。西充白堅。”[11]據此，白堅居於京都是無疑問的，但白堅在京都到底做了什麽？聯想到1936年2月以後，李家的敦煌寫本陸續被送到羽田亨手中[12]，那麽，此時白堅正進行有關羽田與李家敦煌寫本轉讓事宜之商談的推測，也絶非憑空想象。白堅就以這樣的文物中介爲生，後面還將詳述。

筆者並無其時白堅與羽田亨見面的證據。但資料3-1（26頁）《東京朝日》的報道稱：“一子李君，及長，學於我國[13]，作爲京都帝大羽田博士等所愛重之考古學研究者，確立了今日出色的地位。”又介紹了白堅所云：“李君雖年輕，在支那古籍版本研究領域是世界權威。京都帝大的羽田教授説提交論文來看。但其父説，你還年輕，等研究更深入些。因此不向日本的大學提交論文。”可知李滂與羽田之間，過去就有不少聯繫。1910年10月，羽田由内藤湖南介紹，造訪天津英租界黄家花園的李盛鐸宅邸，抄寫景教經典[14]。這是羽田與李家最早的接觸，之後大概也有一些聯繫。李盛鐸晚年訴訟纏身，經濟困頓，陷入不得不考慮處理藏書的窘境。實際擔當此任的是李滂，因此李滂在上海與白堅面談之時，尋母毋寧爲借口，物色敦煌寫本的買主纔是中心主題吧。白堅居於上海，李滂爲商談此事，特從天津過來。説到李盛鐸轉賣敦煌寫本，《中央時事周報》所載《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録》爲1935年12月，但其實可以判斷的是，這一時期李家與羽田之間已談妥此事[15]。

爲解决李家窮窘的狀况，李滂竟至决斷賣出敦煌寫本之時，即便到生母的祖國尋找買主，也絶非不自然。那麼是李滂知道羽田亨對搜集敦煌寫本很有熱情，纔接近他的吧。綜上所述，李滂是李盛鐸與日本女性横溝菊子所生的混血兒，或對生母的祖國日本懷有十分親近之情，由是可見，李家的敦煌寫本被帶到羽田跟前的基礎已充分具備。

3．其後的李滂

前文已提及，李家的敦煌寫本轉賣約五年後，李滂將李家全部藏書都轉讓給北京大學。那麽，其時李滂過着怎樣的生活？有關情况，不明之處很多，雖與本稿主題無關，但還是想記下僅知的一二事件。

前注言及昭和十二年（1937）版外務省情報部編纂《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鑒》中，李滂一條解説稱：“河北省太（大）興縣人。一九○二年生。原籍江西省九江縣。前駐日公使李盛鐸第十子，母爲日本人横溝菊子。曾任津浦鐵路貨捐總辦。東亞經濟協會調查部副部長，東亞協進會宣傳部主任。考古學及目録學家。著書多關於考古學，另有《黄色人種存亡論》《横溝夫人傳》等。”這裏未見上文所云民國大學目録學教授之職，但提到東亞經濟協會與東亞協進會等團體職名[16]，同是可視爲日本的居中斡旋者組織的團體，可知李滂逐漸深入參與日本大陸政策的軌迹。尋母的新聞報道中已云：“出色的親日派，目前在天津協助南京政府的工作。”（資料3-2，27—29頁），故可想象其時他處於親近日本的立場[17]。但隨着時局混亂漸深，李滂似乎也愈發與日本的占領行政相關。1940年3月，日本占領下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一經成立，他就擔任其管轄下的河北省燕京道尹（代理），兼任燕京道區聯合討伐隊總隊長。其時有照片留下（圖3[18]）。1942年6月、7月，李滂的確就任此職，有資料稱存在文書顯示，他爲了挖掘“惠民壕”而從事征發勞動者的工作[19]。遺憾的是，有關抗日戰争結束後李滂的情况，完全無從所知。

（二）白堅

1．其人經歷

如上所見，可以認爲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流入日本，歸於羽田亨之手一事，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李滂特别的出生背景。但即便賣主是李滂，實行交易而必須的具體先期準備，自然還是不可缺少中間人。負責此任務的就是白堅（圖4[20]）。對於這位今日似已埋没於歷史洪流的人物，我想考證其發揮的作用。

白堅的傳記並不清楚。幸而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載有此人，先看這段記載：

白堅（1883—？）字堅甫[21]，四川西充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畢業，擔任國務院簡任職存記、段祺瑞政府秘書廳編譯主任、民國二十七年臨時政府内政部秘書，兼任師範學院國文教席。向來於金石書畫興趣甚濃，亦藏古石經之殘石，近來刊行所著《讀正氣歌圖史集》一卷，蓋爲師範學院講稿，又與同好組織“餘園詩社”。其餘著作有《讀漢魏石經記》《石居獲古録》（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圖書館學校出版）等。

“餘園詩社”是在日本占領下的北京結成的詩社，加入的社員有中日愛好者。又組織雅言社，定期刊行《雅言》[22]。橋川時雄亦爲同好之一人，應與白堅認識，故而其記録大體可信。

白堅留學早稻田大學後[23]，回到中國，登記於“國務院簡任職”（載於任官候補者名單）。簡任職即民國時期的文官任用方式，最上有特任官，之下續有簡任、薦任、委任，分爲九等。其一、二等爲簡任職，直屬國務院或國務總理。大概大學畢業的資格能得此職位，但也可推測不能很快獲得實職。不久，1924年11月，段祺瑞臨時政府一經成立，白堅似乎就成了秘書廳編譯主任[24]，應該是因爲他的日語能力吧。1926年，段祺瑞因“三·一八事件”下野後，並不清楚是否還保留此職位，但考察白堅之後的行動，可見這一時點他已辭職。民國二十七年（1938）的臨時政府，自然是汪精衛的南京僞國民政府，師範學院即淪陷期設立於北平的國立師範學院[25]。自任職段祺瑞臨時政府以來，到再度供職於汪僞國民政府，中間有十年以上的空白。其間，白堅究竟在做什麼？這十餘年纔是與本稿主題密切相關的時期，有必要盡可能詳細地調查。以下就逐一考察該時期白堅的活動。

2．書畫交易

從許多材料追考白堅的行動，可以看到他作爲以書畫爲主的美術品之經紀人的形象。如橋川所述，“向來於金石書畫興趣甚濃”，白堅藏有許多書畫名品。當初搜集時，或許是爲了自己鑒賞玩摩。但不久也漸漸對轉賣獲利傾注了巨大的熱情，而轉賣對象大部分在日本。

1924年後，在段祺瑞政府工作時，白堅從王樹枏處高價購入晉寫本陳壽《三國志·吴志》殘卷（資料5-2，36頁）。1930年，白堅將該吐魯番寫本轉讓武居綾藏[26]。衆所周知，王樹枏任新疆布政使約十年間，駐紮迪化（今烏魯木齊），在任上入手了許多自吐魯番發現的寫本[27]。另外，這些寫本當中，有相當部分（古寫經28卷8帖）已於1922年經文求堂田中慶太郎之手以二萬日元之金額歸中村不折之架藏[28]。那麽，白堅前後至少賣給中村不折數件寫本。首先，是上文所述王樹枏舊藏前接《三國志》殘卷的十行斷簡[29]。據内藤湖南之跋（資料5-3），該斷簡似乎是將上述寫本轉讓於武居綾藏前後而轉入中村不折之手的。按常理，應認爲這兩種斷簡是白堅1924年從王樹枏處同時入手之物[30]。也就是説，將之分作兩份各自賣掉。當然，這樣做獲利更多。此外，中村不折的舊藏寫本中，可知經白堅之手者，尚有兩種。一爲【01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四，梁天監十一年（512）寫本，另一爲【025】《佛説金剛波羅蜜經》，梁大同元年（535）寫本。有關前者，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草稿中報告稱：“……余令江藤氏割愛，與同氏（白堅氏）交涉中，因震災而一時中止，又排除萬難，其三丈五尺完整無缺之梁經終歸敝齋。”[31]可確認是從白堅經長安莊江藤濤雄，再歸不折所有的。其入手年代爲關東大地震（1923）之後不久。但據該寫卷所附王樹枏之跋，可知該經卷乃王樹枏贈予顧鼇（巨六）之物，因此，關於白堅到底是從誰那裏得到，還留下了一點小問題。再説後者，因卷末可見白堅十一月十八日（但不知何年）識語，故而該寫本至少一時爲白堅所藏，是無可置疑的[32]。應當注意的是前者【01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四的入手年代，若説震災後不久是事實，那麼這不僅成了白堅與中村不折交易的最初之例，還成爲白堅很早就着手書畫交易的證據。若大膽想象，甚至連大正十一年（1922）自田中文求堂所購總共二萬日元的經卷，也可認爲背後有白堅。中村不折最早入手古寫經是在大正三年（1914），是江藤濤雄從蘭州購入的《草書經》三卷，通過田中文求堂交付。據説，存在標記爲同年二月九日從文求堂以六百元購入該《草書經》三卷的記録[33]。總共二萬日元的經卷中，留有文求堂的收據，因此很難否定最後交貨人也是田中文求堂。但在此情况下，比起王樹枏→文求堂→中村不折這樣的途徑，是否能自然想到，在王樹枏與文求堂之間還有哪位中介者？筆者雖也不能否認王樹枏→白堅→江藤濤雄→中村不折這樣的可能性，但是，這完全超出了想象的範疇。

中村不折也購入了相當數量的梁素文舊藏吐魯番寫本[34]。梁素文與王樹枏同時期在迪化，任財務官員，二人争相競購搜集大量寫本。現在，在日本國内，除了書道博物館之外，其舊藏品還分散收藏於静嘉堂文庫、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天理圖書館、京都國立博物館[35]。那麼，現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六朝寫經殘卷》雖也是梁素文舊藏本，但據所附吴寶煒跋文，云梁素文自新疆回北京後，其書法名品盡售予奸商白某，白某欲將之轉賣日本，吴寶煒好容易纔買下其中三卷[36]。這白某當然就是白堅。跋文紀年爲民國戊辰（1928），與中村不折入手梁素文經卷爲同一時期[37]。關於中村不折如何購入梁素文之寫卷，還没有確切的證據。鍋島稻子氏介紹，存在“名白許曾者買下梁素文所藏品，轉賣日本”這一説[38]，筆者推測，這個白許曾，實際就是白堅其人吧[39]。

不單是王樹枏、梁素文的舊藏寫本，白堅經手轉賣到日本的古寫本，似乎還有其他存在。且看以下内容。近年，京都國立博物館赤尾榮慶氏等人對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經開展了詳細的書志學研究[40]。作爲副産品而舉辦的展覽會[41]、出版的圖録[42]等，記憶猶新。幸運的是，在研究過程中，有關舊藏者張廣建及這些經卷歸於北三井家所有的經過，也逐漸明朗。張廣建是辛亥革命後，1914年至1920年間的甘肅督軍，是在此地確立絶對權力的軍閥。發現藏經洞寫本的王道士之前給安肅道臺廷棟呈獻過相當數量的寫本，而1917年廷棟一經横死，這些寫本便全數歸於張廣建收藏[43]。1928年，張廣建所藏寫本經其時在北平的田中三郎之中介，歸於北三井家[44]。據説田中三郎在北京經營醫院的同時，似也積累了不少以古錢爲中心的古書畫等方面的收藏經驗，因這層關係，與新町三井家當時的主人三井高堅遂有交際。該敦煌寫本原也應爲新町三井家購入之物，因某些理由而歸於北三井家[45]。不過，看葉恭綽1947年所寫《張谷雛所藏敦煌石室圖籍録序》（資料7，38—39頁），記述“厥後張廣建所得約二百卷，大半歸西充白堅”。若此説可信，則張廣建的寫本在某一時期幾乎盡歸白堅所藏。當然，葉恭綽撰寫此序的1947年，並不知張廣建舊藏敦煌寫經已於近二十年前離開白堅之手，歸三井家所有之事。連接田中三郎與白堅的材料現今並不存在。但可從交貨目録末的金額明細中明確記載的“金一千五百日元田中三郎手續費”中想象，交易時田中三郎只不過是單純的中介人。既然没有此前白堅還轉賣給誰的證據，目前且認爲白堅是以田中三郎爲中介人而售予三井家，應該也合適[46]。

不論中村不折還是三井家，交易方都是東京方面，然而白堅與京都的關係又是如何？在此略觀其與京都學術界的關係。1925年，内藤湖南從白堅處接手唐寫本《説文解字》殘卷。現在被認定爲國寶，藏於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的該殘卷，是湖南作爲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與同僚共赴北京時，在端方那裏見到的[47]。那之後，難解不捨之情，等待入手之機的湖南，於大正十四年（1925），終於得到獲取此種天下奇珍之機會，但險被白堅搶先。種種交涉的結果，最終是白堅割愛給了湖南。據翌年拜訪湖南恭仁山莊的白堅在此《説文》末尾所書識語稱[48]，他從羅振玉處聽説了湖南淵博的學問，亦有私淑，經江藤濤雄説服，同意轉讓[49]。還寫道，中國政情不安定，典籍多有遭災厄者，此書藏於平安之都，值得高興。至少該時點，白堅與京都學派之間肯定是有聯繫的。

昭和六年（1931）4月27日，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提交給外務省岩村成允書記官的《東方學報·京都》的分發名單中，近末尾處可見白堅之名[50]。該名單首先列舉了圖書館、大學、研究所等機關，接着列舉出個人姓名，而個人的情况幾乎都爲大學教授等著名學者乃至文化人，如白堅這樣的存在是罕見的特例。中國人中還有錢稻孫，但以泉壽文庫被列舉[51]，故而可説，白堅是中國人個人當中唯一之例。大概可稱反映白堅如何深入京都中國學界的事實。白堅似乎常來日本[52]，其主要目的應都爲商業。1929年，與傅增湘父子同行來日本時，將希望白堅做翻譯的傅增湘扔在旅舍，而到處忙自己的事，頗令傅增湘不快（資料8，39—40頁）。

以上絮絮談論了白堅倒賣文物之事，是因現在還不存在直接證據，説明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是李滂通過白堅歸於羽田亨之手的事實，故而盡可能想要提出情况證據。白堅至此已有將敦煌、吐魯番文獻賣與中村不折與三井家的經驗，充分瞭解日本對於這樣的文物有强烈興趣。隨着與京都學者交際漸深，也一定非常瞭解京都對敦煌寫本有所需要。特别是羽田亨想要有組織地推進敦煌寫本的搜集，經費方面亦有有力後盾，因此也有可能平時就請白堅介紹購買敦煌寫本。故而可以想象，白堅聽説李滂有意轉讓李家敦煌寫本之時，立刻就去商談。《東京朝日新聞》報道中的“爲京都帝大羽田博士等所愛重”，“京都帝大的羽田教授説提交論文來看”等介紹（資料3-1），當然是基於白堅的談話，但白堅特意提出羽田之名，應該是之前剛在京都見過羽田的印象還留在腦海中之故。

3．其後的白堅

也可以説是職業關係，白堅比李滂的活動範圍遠爲廣闊，交友關係也極豐富。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白堅之名散見於各種文獻。雖然多少有偏離本稿目的之嫌，還是將管見所及有關其後白堅動向的情實與文物有關者介紹二三。

首先，1937年末，白堅爲將陸機《平復帖》轉賣日本，欲入手而未果。這件中國國寶級文物的書法作品，當時是溥儒（心畬）所藏。其時張伯駒聽説溥儒將所藏韓幹《照夜白圖》經上海商人賣與外國，擔心這幅書法作品也流入外國，便以傅增湘爲中介，與白堅競争，强行購入，價格四萬元。據説，白堅稱若轉賣給日本人，就是二十萬也能容易賣出[53]。1956年，張伯駒將之捐贈國家，現爲故宫博物院收藏。白堅在獲得文物方面似乎相當有手段，經他之手，許多逸品來到日本。但也不是常常都順利，有時也會失敗。這則軼事就是失敗的一例。

1942年末[54]，日本軍的一支部隊在南京發現了玄奘的遺骨，成爲很大的話題。該遺骨由日本軍交給當時的汪僞政府管理。次年2月23日，中方以褚民誼、日方以重光葵爲首，舉行了官民多人出席的盛大交接儀式[55]。同時進行分骨，玄奘遺骨被分作五份：一送洛陽白馬寺，一與廣東七十二烈士之墓合葬，一經日本大使館去東京，一安置於南京九華寺，最後一份送往北京。擔當移送北京任務的人當中，似乎有作爲南京居民代表的白堅[56]。若是如此，這一時期白堅就住在南京，因爲《中日文化協會兩周年紀念特刊》（1943）末尾所載《南京中日文化協會會員名册》中亦可見“白堅”之名，所以大概確是如此。上文所見北京師範學院之職，或許此時已辭去。但1943年10月，白堅還留有擔任華北民衆團體反共大同盟理事長時《立即返回正義日本之往事》的談話[57]，並不知他是否一直在南京。或許在運送玄奘遺骨之後，也留在了北京。至此，是戰争前期白堅的動向。

可以預想，新中國建國，對於一直以來立場與日本極親近的白堅，意味着嚴峻時代的到來，但具體情况並不清楚。不過，因白堅晚年的狀態有一二流傳，姑且介紹一番。

這是1955年的事。某位對金石書畫頗有興趣的老人，偶在重慶市郊外化龍橋李子壩古董攤發現了一方古老的小硯。憑一直以來的經驗，一眼即知其價值，遂迅速買下。不久，該硯由友人白隆平（即白堅）帶到北京，賣給當時吉林省博物館館長張伯駒。此古硯就是曹寅舊藏，與《紅樓夢》有淵源的珍品“脂硯”[58]。如上所述，張伯駒曾是競争陸機《平復帖》的對手，而這次從白堅處購來此物，也是因緣吧。

另外，1961年某日，名叫白堅夫的老人拜訪了鄧拓，説想賣蘇東坡的《瀟湘竹石圖》。對蘇東坡藝術懷有濃厚興趣的鄧拓，一見此畫即傾倒，設法以5000元巨款買下。另一方面，據説白堅在見鄧拓之前尋求各方買家時，因有人懷疑爲贗品，滿懷憤懣與無可奈何。因而面對鄧拓給出的正當評價，自然是遇見知音般喜悦至極。鄧拓購入此畫，後來在中國文化界引起很大波瀾，但因爲太偏離本稿主題，在此不予贅言[59]。總之，可以看出晚年的白堅經濟困窘，靠一點點變賣手邊藏品維生。另外，亦可想象，他對自己一直以來的經歷與眼力並未失去自負之心。以上，探討了以書畫等交易爲中心的白堅之經歷，令人感佩的是，與白堅相關的文物皆爲極致的一流佳品，可見他在這一領域見識之高。

（三）結語

雖然重複多次，但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經白堅之手歸於羽田亨，並不存在任何一條直接證據。但綜合白堅經手其他有關敦煌吐魯番寫本的過程，及當時圍繞李滂與白堅的種種狀况，可認爲此二人扮演了核心角色的可能性極大。李滂對母親的祖國，在感情上懷有很强的親近感，將李家的敦煌寫本售予日本，應無心理上的抵觸。問題是如何尋找買家。白堅對日本市場的動向比一般人更熟悉，在探尋、辨别最佳顧客的能力方面，是旁人無法企及的專家，而常常也有必要給買家提供優質商品。兩者的意圖是完全一致的。若報紙上熱鬧的尋母之談背後，達成了這樣重要的交易，那麼必須説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附一：

白堅相關年表

該年表以有關白堅自身之事爲主，但也列出没有直接相關證據的事項，以作參考，並加灰色背景作標記。

附二：

資料1　生母横溝宜人傳略

生母横溝氏，諱菊子，日本國埼玉縣人。後居東京吴服橋畔，以受優婆夷戒法，號梅薰貞香。光緒乙巳，家大人先後拜出使比利時國及考察各國政治大臣之命，以是年十二月莅。明治天皇款洽優渥，居芝離宫。時母年二十五，議侍家大人赴比國，與在滬眷屬同行，居使署凡三載，温恭淑慎，克盡厥職，歲丁未十月八日生少微。宣統己酉隨侍還朝，至天津，寓香山唐少川丈别墅。適得東京訊，以親老病劇，歸寧情切，時時啜泣，家大人感其誠，許之。時少微甫離懷抱，顧復恩甚，憐戀小子，淚忽忽承睫，悲咽不成聲，蓋人生之慘酷矣。癸丑夏，家大人再游日本，謁明治天皇桃山御陵。後至東京，母來會，欲相將返國，但以親年益耄，侍養無人，躊躇再四，實難兩全。因以玩具寄賜曰：“使兒他日睹物興懷，毋忘海外有母也。”少微童昏，不知其悲。洎長念母，始切形諸夢寐。疊向東友訪詢，卒無確耗，默計異日學成自立，當親往海東訪省，以伸烏私，以慰聖善。今歲之秋，西充白山夫堅渡日本，少微重懇探詢，因晤岡本小枝子、小林萬子兩女史，始審吾母以大正三年歲在甲寅一月二十二日卒於東京芝區金杉町寓所，計年三十有四，葬於本鄉區駒込吉祥寺佛殿之前。烏虖！有願未償，吾母竟長逝耶。睽隔遼遠，存没不聞，生缺定省，死阻音問，東望海天，椎胸泣血。有兒如斯，抱恨曷極。悲夫悲夫，謹濡涙和墨，書其大略。先後助少微尋訪母氏者，西充白君外，有天津李鶴仙松年、日本結城畫伯素明、白岩子雲丈龍平、江藤氏濤雄、和田氏昇一，坿識於末，以志不諼。

倉龍乙亥孟冬，德化李少微泣譔。

（據1935年刊《李母横溝宜人傳略》）

資料2　讀李子少微生母横溝宜人傳略書後

……今年春，少微十兄在上海相晤，一日語堅曰：“吾固家大人之庶子也。生母姓横溝氏，名曰菊子，日本人也。别而還國廿五六年矣，缺絶音郵，思欲見之，其道無由。子時往日本，冀爲尋之。”堅感其至誠曰：“諾。”即馳書東京之友江藤濤雄氏，乞其留意也。未幾，得江藤書曰：“感李孝子至誠，已多方尋之，未能得。昨者詢諸卜人，卜人曰：‘横溝氏爲秋田縣人，今固生存，不久當見之云。’”七月之末，堅游東京，思因江藤氏而獲見之也。待之五旬，終不獲也。九月九日結城素明畫伯召余飲，因爲語李子尋母之事。畫伯曰：“兹事舍訪之警視廳，終無得也。廳中之一國人名至悉，爾者有八十年前之一人，憑之得其所往蹤迹，可概見也。”翌朝因往警視廳人事相談課，具道其詳。其第九席主者，主尋人蹤迹者也。俄而新聞記者紛集，不移時而孝子尋親新聞遍全國矣。十一日朝侵曉，有岡本小枝子女史者來余所居之山王旅館，出寫真一紙曰：“此李子所尋之母也，没已二十二年矣，葬之吉祥寺域中。”即驅車與結城畫伯偕詣吉祥寺，得其墓而掃拜之。至是乃得其詳焉。……

乙亥歲十月中，西充白堅識於天津。

（據1935年刊《李母横溝宜人傳略》）

資料3-1　托友尋人的支那青年學子，所尋乃横溝菊子（秋田縣人）。警視廳亦助一臂之力，國際《心中的母親》。

曾爲駐日支那公使的父親與日本婦人之母所生，而今真摯的考古學研究者，居於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二○一的親日學子李昭睦（30歲），無論如何都想找到自小分别的心中之母，通過友人，九日一再懇求警視廳人事商談處幫忙。

李君之父李盛金氏三十二三年前任支那公使，派駐東京，不久榮遷比利時公使。其時同伴的日本婦人横溝菊子即今李昭睦君所尋的心中母親。自比利時誕下一子李君，三年後母親與父親、愛子作别，獨返日本，乃確鑿事實。其後父盛金氏歸支那，任國民政府參議院院長之要職，一子李君及長，學於我國，作爲京都帝大羽田博士等所愛重之考古學研究家，確立了今日出色的地位。然思母之心愈切，游學日本時曾訪卜者，亦曾向友人多方詢問，但及至今日無論如何也不知秋田縣人横溝菊之下落。最近，獲知同爲考古學研究家，居於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樹德坊三街六號的友人白堅氏往日本視察，即與白氏詳述母事，請求幫忙。白堅氏亦同情李君心情，如今暫住赤阪山王酒店，某日與日本畫家結城素明氏商談，被告知可往警視廳人事商談處。遂再三懇求該處，該處亦感於李君悲哀之情，立刻移交防範處，着手尋找心中之母秋田縣人横溝菊子（現年五十二三歲？）。

“若找到，便請同行回天津。談及李君心情的白氏。”白氏於山王酒店道：“李君雖年輕，在支那古版本研究領域是世界權威。京都帝大的羽田教授説提交論文來看。但其父説，你還年輕，等研究更深入些。因此不向日本的大學提交論文。但他是日本學界亦認可的青年學子。我認爲他將來會是作爲中日兩國親善的紐帶而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然可擔心者，他因從事與南京政府相關之工作，若被知道是半個日本人，恐怕會遭排日同事的厭恨而給工作帶來障礙吧？因此本欲盡可能不公開他姓名，悄悄尋母。但因毫無進展，遂求助於警視廳。若尋得母親，且情况允許，李君打算訪日，並攜母返津。同時，我將在此滯留二三周，若能早日查明，根據情况，亦可由我請回。”

（《東京朝日新聞》，昭和十年[1935]9月10日晚報第二版）

資料3-2　年輕支那考古學者的煩惱，日本母親在何處。卅年前駐日公使李氏之子，請求警視廳探查。

如今的支那少壯考古學者，原駐日支那公使公子，思慕日本婦人的“生母”，懇求查找—八日晨，目下暫住赤阪山王酒店的支那考古學者白堅氏（52歲）造訪警視廳防範處，申請“友人之子希望見到日本婦人的母親，故而無論如何都請幫忙尋找”，而這位友人，即三十年前的駐日支那公使（後爲北京政府參議院議長），如今住在上海安度晚年的李盛鐸（78歲）氏的公子李昭睦（30歲）氏（化名），是現今支那一流的考古學者。故事要回溯到三十年前，李盛鐸氏尚爲駐日公使，在日本任期，與秋田縣人横溝菊（52歲）結下私情，其間生下昭睦君。之後李盛鐸氏爲比利時公使，因往他地赴任，故與“阿菊”分别，僅帶走昭睦君一人，離開日本之土。然而當年幼的昭睦君長大後，父親李盛鐸氏講明“你的母親是日本女子”的秘密，眷戀生母的昭睦君心焦難耐：“無論如何都想見母親一面。”數年前亦特派人來日本尋找，然所思念的母親仍消息杳然。而昭睦君如今居於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二○一，成長爲優秀的考古學家，因而心願“一定想讓母親看到出色成長的自己，讓她高興”，遂於卜者問母之平安，曰“尚在世”，大喜。托爲考古學研究而赴日的白堅氏搜尋母親“阿菊”，因此三周前來東京的白堅氏與友人結城素明畫伯商談後，出面去警視廳。

“白堅氏語：繼承母親血統的親日家。”暫住山王酒店的白堅氏道：“李盛鐸先生是江西省九江縣人，三十二年前的光緒廿四年，任駐日公使，客居日本兩年。其後視察歐美，歷任比利時公使，第一次革命之際爲山西省民政官。晚年爲參議院議長，是活躍的有名望之人。昭睦君亦是繼承乃父風範的優秀政治家。八月初，早聽説我爲美術研究要去日本，困於思母的昭睦向我講明這種懇切心情，拜托我去東京，能不能想辦法尋找母親。昭睦先生尚未來過日本，也不會日語，但因繼承母親骨血，是優秀的親日家，目下在天津爲南京政府做事。”

（《讀賣新聞》，昭和十年[1935]9月10日晚報第二版）

資料3-3　留在記憶中的日本母親，懷念今天的“和藤内”。原駐日公使之子無計可施而請求警視廳搜查。

三周前起暫住山王酒店的支那考古學家，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樹德坊三街六號的白堅氏（52歲），於九日晨至警視廳拜訪吉岡防範科長，受居於天津日本租界的李昭緯氏之請，請求搜查廿七年前與李氏别離的生母横溝菊子女士。李昭緯氏之父爲二十餘年前的駐日公使李盛鐸氏（78歲），當時受僱支那公使館的是横溝菊子女士。李公使之後轉任比利時公使，菊子女士相伴赴任，在當地生下李昭緯氏。其後，昭緯氏三歲時，菊子因故作别，回到日本。爾來廿七年，李公使今已自政界隱退，過着悠然自適的生活，昭緯氏在天津埋頭研究考古學。而中日之間關係緊張，昭緯作爲日中親善之紐帶而活躍的同時，也爲搜尋心中的母親而東奔西走。近來，前述白堅氏赴日之際，受昭緯尋母之托，與友人結城素明畫伯商談的結果，是去請求警視廳。父李盛鐸氏爲進士出身的老官僚，日清戰争後任駐日公使，兩年後歷任比利時公使、山西提法使、山西民政長、江西省議員、參政院參政，宣統六年任農商總長，八年爲參議院議長，之後退隱。

“秋田的婦人，白堅氏之談。”“李昭緯君雖年輕，卻是有名的考古學家，爲内藤湖南博士所知。一心想要再見一回三歲時便離别的母親，因此還求問過日本的卜者，苦心搜尋。聽説這位横溝菊子確爲秋田縣出身。之後我打算去京都，請求搜查。”

（《東京日日新聞》，昭和十年[1935]9月10日晚報第二版）

資料4-1　國際心中之母。廿年前辭世，今爲幻之母。比國歸來寂寞晚年。白堅氏亦失望。

支那青年學子李昭睦氏（30歲）通過友人白堅氏到遥遠異國日本尋找的心中之母横溝菊子已於二十一年前病死，如今，戒名“梅熏貞香信女”亦寂寞長眠於駒込吉祥寺墓地，化爲幻之母，此事已明瞭。

十日晨，居住杉並區天沼二之五七一的婦人岡本小枝子到赤阪山王酒店造訪白堅氏，開場白是悲傷的一句“你們尋找的菊子夫人已不在這世上”，並告之全部事情。據説菊子夫人年輕時嫁給法學博士高野岩三郎氏的兄長房太郎氏，育有二女，但因房太郎氏不久客死青島，菊子便攜二女來到東京。伴隨李氏之父盛金公使去往比利時，即爲其時之事。自比利時歸來，不知爲何獨自寂寞生活在芝區金杉二之二七，大正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死去。之後因高野家同情，得與房太郎氏合葬。白堅氏立刻出面到警視廳，感謝其盡力。但或許是想到年輕友人的傷心，無意中流露出的落寞之姿，也令警視廳衆人心痛。

“小枝子女士説。”杉並區天沼二之五七一的岡本小枝子説：“二十四五年前，與横溝女士在上海相識。横溝之前是高野房太郎的夫人，但因高野客死青島，便帶兩位女兒中的妹妹美代子回國，途中順道至上海。此後在東京與李先生結婚，是從信上知道的。與李先生同去比利時，途中也經過上海，玩了兩三天。自比利時回日本後，寄居東京親戚家，其時我亦回東京，因而有交往。似乎她是受高野一家的照顧。”

“不能相信這個孩子。”（高野岩三郎博士談）〔大阪電話〕横溝菊子女士的小叔、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長高野岩三郎博士追憶菊子在世之日而講述道：“看貴刊報道，見横溝菊子之名，且有去過比利時之事，因也想到嫂嫂。但年齡一條並不符合，以及秋田縣出身，於是簡單想，大概是同名異人吧。菊子嫂嫂是當時東京吴服橋一流出租會場的小姐，是頗具名望的江户子、亡兄房太郎之妻，常常共同行動。但因明治三十七年房太郎病故青島，便攜兩個孩子歸國，暫居敝處。後來，菊子尚年青，因而由我收留了兩個礙手礙腳的孩子，離籍恢復横溝舊姓。但因後來出入支那公使館，故而也有明治三十九年隨公使去往比利時之事。大約是明治四十二年吧，我第二次出國旅行之際，在比利時與她親密會談。其後不久，她便獨自回國，大正三年在東京冷清染病，她是經我之手誠心埋葬在東京吉祥寺，與亡兄之墓並列。而且我在比利時見她，以及她回國之後，完全没有聽説其間她新生了孩子的事實，因此無法取信。從嫂嫂那裏收養，由我撫養成人的孩子們，有一位病死，但另一位侄女極好地長大了，如今嫁給某良家，已做了母親。那之後過去三十年的今日，出現了自稱横溝菊子是心中母親的人，我無論如何都不能相信。”

（《東京朝日新聞》，昭和十年[1935]9月11日晚報第二版）

資料4-2　唐人公使的“阿菊夫人”，李君夢之生母悲哀無言的墓石，長眠於有來歷的吉祥寺。

父爲支那人，母爲日本人，意想不到的命運下誕生的支那年輕考古學者，原駐日公使李盛鐸氏之公子昭睦（30歲）（化名）君超越國境的母子深情之愛—“母親啊，若還在，請出現吧。”仿佛是這一念相通。但年月流逝，生死不定之人，伸出温暖的手説：“啊，我可憐的孩子呀！”這位母親，如今已化作一片無言白骨，爾來廿二星霜，不問異境異種已然成人的我兒，冷冷地、安静地長眠。以“八百屋阿七之寺”聞名的本鄉駒込吉祥寺，寺内墓地一隅，苔蘚叢生的一方單薄墓石，不知爲何，戒名“梅熏貞香信女”也留有一縷浪漫氣息，長眠於此的，就是這位母親—不是皮埃爾·洛蒂的“阿菊”，而是面目全非的、唐人公使的“阿菊”。

“阿菊以前是高野博士兄長之妻。與夫死别後，自上海歸國後的國際戀愛，大正三年寂寞而逝。”十日晨四時許，前幾日向警視廳請求搜查，祈禱着“生母”出現，在山王酒店打盹的白堅（52歲）氏被響起的電話鈴打破曉夢。打來電話的是杉並區天沼一之五七一的岡本小枝子（62歲）女士。電話説：“您尋找的横溝菊子女士，廿二年前已去世……”震驚的白堅氏一面迅速請來小枝子女士，一面請求關係親密、很照顧自己的摯友結城素明畫伯來訪。上午八時，岡本小枝子造訪了山王酒店。據上海時代以來就與菊子相識的小枝子所言，横溝菊女士是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法學博士高野岩三郎氏的兄長、正金銀行職員高野房太郎氏的夫人，與在上海分行工作的房太郎同往上海，因丈夫在任上死去，阿菊帶一女美代子回到日本。其後，與當時的駐日公使李盛鐸氏相識，結下奇緣。明治三十二年，李氏轉任比利時，阿菊亦同往彼處，在那裏産下昭睦氏（此前報道稱拋下她，爲誤報）。之後數年，異國夢一般的生活迎來了無望之日，阿菊將愛子昭睦留在李氏身邊，獨自返日，僻居芝區金杉二之二七號，在高野岩三郎的資助下過着清貧的生活。大正三年一月廿二日，因病以三十四歲之齡寂寞而逝。據説是岩三郎氏治喪，將之葬於高野家的菩提寺、本鄉駒込吉祥寺町的吉祥寺。聽説這意外的故事，白堅氏由小枝子女士指引，電話聯繫畫伯同赴吉祥寺。寺中墓地一隅，青苔覆蓋的一座墓碑，刻着“高野家之墓”的石碑，便是阿菊夫人長眠的墓所。寺中記事本上亦載有“横溝菊”之名，確爲所尋“日本之母”的另一重完全不同的模樣，於是白堅氏亦流淚默禱。

“至少想讓李君來掃墓。白堅氏感慨道。”掃墓畢，回到山王酒店的白堅知道摯友“心中之母”已臨他界，面帶憂傷道：“我雖想盡快告訴焦急等待消息的李昭睦君，但他聽到這話一定會很悲傷吧。聽岡本小枝子女士講了去世前的菊子夫人的晚年，似乎是獨自寂寞生活，也不幸福。但好像高野岩三郎博士爲報兄長之恩，每月給菊子夫人寄生活費。據岡本女士説，這高野家的墓地中，也安葬着菊子夫人的遺骨。因岡本女士出席了菊子夫人的葬禮，所以應該没錯，希望高野博士能再好好回憶當時的情况。要是搞清楚了情况，李君最近也一定會赴日掃墓。但我想，因爲李君明白了母親去世前的情况，悲哀之中必也會有喜悦。”

“看到報紙想起來了。岡本女士説。”將阿菊夫人葬在本鄉吉祥寺一事告訴白堅氏的岡本小枝子女士，回想當時道：“無論如何，這已差不多是二十四五年前的舊事了，因此我完全忘了。但看到昨日的晚報，一下子就想起來了。於是，對阿菊之事很瞭解的我就想出面，便給白堅先生打了電話。把阿菊很不幸、已經亡故的消息告訴李先生，很覺抱歉，但這或許也是命運。不過這樣，李先生也充分瞭解了情况，就能安心了吧。”

（《讀賣新聞》，昭和十年[1935]9月11日晚報第二版）

資料4-3　如今的“和藤内”之母，已悲哀長眠地下。浪漫史裝點了不幸的半生。葬於吉祥寺墓地。

已報道，原駐日支那公使李盛鐸公子李昭緯氏請求警視廳搜查心中的日本母親横溝菊子，十日晨，家住杉並區天沼二之五七一的岡本小枝子閲讀了此則報道，造訪了暫住山王酒店的白堅氏，告知有關横溝菊子後來的消息。但據岡本女士的信息，已確認菊子夫人如今是亡人。岡本女士在菊子夫人去世時，親爲治喪收葬，關係親密。據她説，菊子是法學博士高野岩三郎的兄長房太郎之夫人，曾在青島生活，但房太郎客死青島，拋下菊子夫人與兩個女兒。故而菊子歸國，後來菊子與愛女别離，同李公使共往比利時，生下李昭緯。因某些情况，菊子與他們分别，回到日本。後來，大正三年一月廿二日，以三十四歲而亡，戒名“梅熏貞香信女”，葬在以八百屋阿七而聞名的駒込吉祥寺墓地。聽聞此訊的白堅氏知道菊子夫人已去世，非常沮喪，到警視廳感謝他們盡力幫忙，説：“日本報紙的巨大反響令我很吃驚。多虧如此，很快事情就明瞭了。但聽説已是亡人，便茫然若失，很沮喪。”此外，白堅氏與商談對象結城素明畫伯並岡本女士，於同日上午十點，往駒込吉祥寺憑吊菊子之墓。但不是獨立的墓碑，而是確認與已故的高野氏等人同葬於高野家墓地。在住持指引下，向高野家墓地敬獻香花。翻看該寺記録本，書有“横溝菊，大正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卅四歲”。

“‘至少把照片送給愛子吧。’白堅掃墓後道。”投宿赤阪山王酒店、代李昭緯氏尋找如今的“和藤内”心中之母的白堅氏，十日因獲知菊子夫人的消息而大喜道：“今早四點半左右，我還睡着時，有一位不認識的岡本小枝子女士來電話，説菊子夫人已去世，並詳細知曉當時的情况，故而立刻請她來酒店。之後結城素明氏亦來酒店，與岡本女士三人同往吉祥寺掃墓。即刻修書告知李先生。另外，從岡本女士處得到的一張照片也隨信同寄往天津。我想他一定會高興吧。”

“在大磯去世。岡本女士語。”“亡夫在正金銀行上海分行工作時，我便與菊子夫人相識。已是二十四五年前的事了。菊子夫人在青島與高野房太郎氏死别，其後從上海回東京，似乎去了李先生門下。當時必須結婚，來了上海，但回東京後也暫有交往。大正三年，於大磯去世，似乎是高野家料理身後諸事。”

“菊子夫人的先夫，是我們勞動運動的前輩高野房太郎氏。”〔保田發〕有關高野房太郎氏，大内兵衛氏道：“雖不知横溝菊子其人，但她的丈夫高野房太郎氏明治二十年左右在美國，爲美國勞動運動的先驅者龔帕斯（Samuel Gompers）所愛重，回國後，是在日本進行勞動運動的人，是片山潛的前輩，翻開日本勞動運動史第一頁的人。勞動運動失敗後，因窮困而去往青島，明治三十四、三十五年左右客死他鄉。遺孤中有一位是倉敷紡織公司原田技師的夫人。”

（《東京日日新聞》，昭和十年[1935]9月11日晚報第二版）

資料5-1　白堅《晉寫本〈三國志·吴志〉殘卷跋》

右晉人書《吴志·虞翻陸績張温傳》殘卷，自《翻傳》“權於是大怒”之“怒”字以下，至《温傳》“臣遠境”止，計八十行，行十四五字，有十六字者，中有蠹缺，餘存字一千九十許……余爲西充産也，西充文獻，有史以來陳壽氏爲最尊，兹何幸此書之誤，由余小子校正之，私幸何窮，願天下治《三國志》者，同正斯誤也。上虞羅雪堂藏有元康年寫經，持以相校，風格姿態，正是同時，陳壽氏晉元康間人也。卷中有雌黄四處，想見當時讐校之精審。此卷出自新疆鄯善土中，今年秋至都，或曰當是北凉時，講之中土，藏之其地者。旦夕展觀，令人不知今世有蝸角蠻觸之争。甲子冬十一月既望，西充白堅識於都門仲山甫才齋。

（《支那學》第3卷第11號，大正十四年[1925]8月，83頁）

資料5-2　羅福成《晉寫本〈三國志·吴志〉殘卷校字記》

晉寫本古籍，中土至爲希見。此卷長五尺，計八十行，每行字數多寡不一，首尾殘缺無年月。近年出土於新疆省吐魯番，爲予友白君堅發見，遂以重值得之，珍如拱璧。

（《支那學》第3卷第11號，大正十四年[1925]8月，82—83頁）

資料5-3　内藤湖南《晉人寫〈三國志〉殘卷跋》

自西域墟墓石室中出古簡牘卷帙，漢晉人手迹，皆得目睹於二千載之下。但其卷帙率多佛經，至於經史百無一二。余遍閲内外收儲，其乙部最古之本爲瑞典人歇丁博士所獲於樓蘭廢墟《戰國策·燕策》斷簡，小隸書，止七行。余睹諸獨國萊不窒古典館，蓋魏晉之間書也。在我邦則武居君所藏三國《吴志·虞翻陸績張温傳》殘卷隸書八十行晉人書，出於吐魯蕃土中，爲王陶廬樹枏所獲，既歸戈齋白堅，白堅再歸之於吾友武居君。是二本者實爲宇内無上秘笈矣。古本吴志與今本異同之處，陶廬嘗舉三十三事，然尚有遺漏者。《陸績傳》“志存儒雅”，今本“存”作“在”，《張温傳》“故屈卿行”，今本“故”上有“以”字。又有校語誤者，陸張二傳皆云“吴郡吴人”也，元刻本、毛刻本並與此同，陶廬謂今本陸傳删“吴郡”二字，《張傳》“吴郡”下删“吴”字者，未必然也。又《虞翻傳》“翻子竦”，今本作“聳”，陶廬以古本爲筆誤，張傳“功冐普天”，今本“普”作“溥”，陶廬謂宜從古本，則太拘，古字通用者，不須改也……武居君已獲此本後，白堅復獲其殘簡十行，歸諸中村不折，乃《虞翻傳》文，宜接此本前，余獲其照片，因臨寫於左方，便讀此本者，並攷焉。昭和五年八月。

（《湖南文存》卷五，今據《内藤湖南全集》
第14卷，筑摩書房，1976年，129—130頁）

資料6　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六朝寫經殘卷》吴寶煒（宜常）跋

梁素文自新疆歸燕，所有名迹全市於奸商白某，販售東瀛。予與白某奮鬥，得購留三卷。此卷寫經十四段，前四段及弟七、弟八、弟十、弟十二、弟十三各段，皆晉人書；弟五、弟六段，六朝人書；弟九、弟十一、弟十四各段，隋唐人書。王晉老所謂科斗筆法者，實章草筆意耳。各段各有妙法，即其劣處，知（亦）非今人所能及。此我國古時文化所在，惜以個人之力未及保存於萬一也。民國戊辰（1928）吴宜常識。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11卷
《晉唐寫經　晉唐文書》，柳原書店，1999年）

資料7　張谷雛所藏敦煌石室圖籍録序

蓋敦煌石室藏物之散出，可分爲數類，一爲史坦因所取，二爲伯希和所取，二者世已周知，三則當史坦因未至之前，已有少許散出，蓋亦王道士輩之所爲，緣村人喧傳可以治病卻邪，故恒出資向道士索去供養，地方官吏亦恒有用爲饋贈者，前後當有數百卷。厥後張廣建、許承堯、莘壽樞等所得，殆皆此類，蓋出土在先而集藏在後也。張、許、莘皆於民國初年官甘肅。四則清宣統二年由學部調取後付存今北平圖書館之九千餘卷，其到京以後之中飽，誠如谷雛所聞，其時官中册報有卷數而無名稱及行款字數，故一卷得分爲二三，以符原數，其精英皆歸李氏，次及劉幼雲廷琛，李之親家。又次及李之戚友，其得分惠二三卷至十數卷者亦不鮮。五則史坦因伯希和以外德意志、日本、美利堅各圖書館，亦曾得大批，其時間不詳，殆皆在運交學部之前或隨後别於當地搜購者。

綜上所述，由敦煌整批流出之圖籍，不外此數。厥後張廣建所得約二百卷，大半歸西充白堅，以後聞又散出，許承堯所得分批售出，余曾與友人共購得七八十卷，餘皆零售，莫可蹤迹。莘壽樞所得不少，或尚在其家。其散在國外者，聞英、美、德、法今皆無恙，獨日本所得藏之旅順圖書館者，恐已毁失矣。

至李、劉、何所得，何早卒，除其生前贈友者外，余聞亦歸李氏。世僉知李、劉二氏多佛經以外之典籍，偶露鱗爪，固難窺其秘也。近年李、劉皆去世，所藏始分别散出，余曾介南京圖書館購入二百餘卷。聞劉氏有佳品約百卷歸於張君厚，張固劉戚也。李所藏由家屬析分各售，不復能聚，谷雛所得，殆即其類。抑李氏藏品亦有由市賈轉售而加以裝飾附會者，此亦不止李氏藏品爲然。北方敦煌各品，均有仿制，以畫壁最爲流行，造像次之，經卷最少，以書法不易仿也。間有以真迹剩紙仿寫者，其僞易售，然細辨終能别也。谷雛所藏各品，固無疑義，然李氏藏印顯係市賈所加蓋，木齋無自加藏印以發其復之理，且刻工均劣，較之其藏書印章，判若霄壤，此與書畫之强補印章，同爲蛇足，明眼所宜辨也。（一九四七年冬）

（葉恭綽《矩園餘墨》，《新世紀萬有文庫》
之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170—171頁）

資料8　己巳（1929年）東瀛訪書日記

［九月］十三日　至堅甫（白堅）寓，觀其新得熹平石經，極佳。又觀魏尺、唐尺。

十七日　午後抵長崎。過崇福寺。

十九日　游雌雄瀧（注：神户布引之瀧）。六點半到西京。

廿四日　到此已五日，堅甫辦己事他去，我父子語言不通，困居旅舍，不能出游，煩悶異常，聊書此自遣耳。

十月初四日　余初意先住奈良，緣堅甫所事非西京不辦，而余父子均不通言語，需人而後行，故留滯西京至半月之久，擲黄金於虚牝，可惜殊甚。

（傅熹年整理《〈藏園日記鈔〉摘録》，《文獻》2004年第2期）

二、補遺[60]

1．《觀堂遺墨》之題簽

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自沉後三年半的1930年12月，上海刊行了《觀堂遺墨》二卷[61]。編者陳乃乾（1896—1971），海寧人，與王國維同鄉。其序曰：“北方友生既輯其《遺書》爲四集，日本博文堂亦印行其遺墨。竊念先生寓滬久，滬上同人得其手迹最多。題跋考證之作，頗有爲《遺書》所未采集者。因隨時叚印，凡得若干種，輯爲兩卷。”文中所言《遺書》四集，爲民國十六年至十七年（1927—1928）刊行的《王忠慤公遺書》，日本博文堂印行的遺墨，指的是昭和三年（1928）大阪書肆博文堂原田悟郎請神田喜一郎編訂的《王忠慤公遺墨》。接下來的這部《觀堂遺墨》是在上海出版，不過書寫題簽的正是白堅（圖5）。圖爲貼於書帙的原題簽，可以看到“白堅敬署”。但記有白堅之名的僅在此，書册上下卷“白堅敬署”處各自换作“卷之上”“卷之下”。筆者恰巧注意到最近入手的本書有此題簽，便於此提出。

這段時間，白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日之復興中路）桃源村，其寓所稱作“漢石經石室”[62]。那麼，白堅答應題簽此書，背景如何？白堅生前就與王國維相識，應有很大關係，但並非僅僅如此。若不考慮與編者陳乃乾的交游，則難於説明。陳是編纂了《清代碑傳文通檢》《室名别號索引》《禁書總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索引》等多種工具書的有名人物，在當時上海大東書局任編輯，同時兼任持志學院、國民大學的教授。這位陳乃乾作有《魏正始石經殘字》二卷，並不怎麼爲人所知。如刊記所云“癸亥十月海寧慎初堂陳氏從上虞羅氏假本影印”，是書乃民國十二年（1923）陳乃乾借羅氏所藏而影印出版，由傅增湘題簽。如“正編”所述，白堅對石經有不同尋常的興趣，不僅藏有漢熹平石經、魏正始石經之殘石，還出版了有關石經的專著。另外，也如“正編”提及，1929年9月（即《觀堂遺墨》刊行的前一年），白堅與傅增湘父子同行赴日。白堅與陳乃乾都對石經有興趣，也可推測以傅增湘作介紹的關係。或許他們在上海是同一活動圈内之人吧。似可作爲窺見白堅行動的一則材料。

2．《四翁樂群圖》中的白堅

據同僚永田知之助教指點，知道《四翁樂群圖》的畫卷中可見白堅身影。此圖所畫是昭和五年（1930）秋，樂群社同仁在京都一乘寺詩仙堂舉辦雅集時的一個場面，作者爲本田成之[63]。杉村邦彦教授的詳細解説並畫卷照片，刊載於秋田内藤湖南先生彰顯會雜志《湖南》第五號（1985年1月發行），請參看。以下，主要據杉村教授的介紹文記述概略，該畫中自然繪有樂群社同仁雨山長尾甲、湖南内藤虎次郎、君山狩野直喜、如舟小川琢治四位，此外還可見三位人物。其中一位僧人裝束的，也許是詩仙堂的住持，此外，有一位穿洋服，一位穿和服，就成了問題。不過其中着洋服者，推測實際上是白堅。現藏於長尾家的該畫卷中，另附有松浦嘉三郎題爲“書四翁樂群圖後”的四紙跋文，讀之很可瞭解當日雅集的情形。今止摘録該跋文的相關幾處。

……去年季秋，輒假座於一乘寺村詩仙堂。堂是寬永年間石川丈山翁之所隱棲，修葺至今，比丘守之。……此日四先生早晨已到，論學譚藝，藹藹惇惇，議論證據古今，旁及草木蟲魚，其淵其博，真乎有足駭人也。偶有蜀人白君堅甫攜坡公《禱雨紀事詞卷》而來。批覽之，洵爲希世之秘珍。四先生賞觀久之，高談轉清，而秉燭不散。……會畢，遂請同學本田蔭軒博士，繪寫當日高會之景，以贈守堂者而爲記念焉云。

此跋文末尾有“昭和辛未（1931）季秋霜降之日，攝津松浦嘉書”，與本田之畫同爲雅集後約一年所作。松浦嘉三郎（1896—1945），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後，曾任北京《順天時報》記者，於京都大學師從内藤湖南，其時爲草創不久的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員。當時松浦住在與詩仙堂近在咫尺的一乘寺村下之松，推測他列位該雅集之末席[64]。洋服的白堅旁邊，坐在石上的人物當然就是松浦。本田之筆相當有力量，實際上很好地捕捉了四翁形容之特徵。若看“正編”所載白堅繫蝶形領結的照片，那麼這裏所畫洋服人物毫無疑問就是白堅。

我們由松浦的跋文可知，是時白堅帶來了東坡的《禱雨紀事詞卷》，這也定是要尋找合適的買家吧。但不知後歸於何人所有。無論如何，此前並不存在1930年白堅到過日本的確證，而據此畫可確知此，並且證實了之前的推測，白堅幾乎每年都到日本來。

3．白堅致倉石、吉川信札

接下來介紹的，是白堅對於接受《尚書正義定本》之贈予，寫給著者倉石武四郎與吉川幸次郎二位的感謝信。該信藏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這也是永田知之助教與齋藤智寬助教在他們使用的哲文研究室發現而通報告知的，洵稱相當珍品之佳物（圖6）。

此札文字並不難讀，僅有圖版也足夠了，但爲期正確，還是鈔録書簡於下吧。

拜啓：

《尚書正義定本》拜受訖，參稽之博，折衷之當，得未曾有。謹寶藏而時讀之。方今河北大水，九十餘縣之土滅没水中，天津一隅嗷嗷者近百萬，而水所不及之處，則旱魃猶肆虐威。僕兹所聞見，無非慘怛呼號之聲，與夫廢棄詩書之人，忽奉此書，喜與淚倶，而聞者見者，咸共景仰，不能已也。專此，拜嘉。洛下秋暑猶盛，惟冀隨時珍攝，爲道愛重。

八月廿五日，白堅頓首

郵戳爲“27.8.28”，大概是民國二十八年（1939）8月27日。是年河北遭大水災，該日期很符合此事實。另外，白堅接受贈予的《尚書正義定本》，即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8年後改稱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研究室持續十年的《尚書注疏》校訂工作告一段落，昭和十四年（1939）7月25日刊行了最初兩册（卷一至卷五）。白堅迅速得到了贈本。“正編”可見，昭和六年（1931）研究所紀要《東方學報》的贈送者名單上，已有白堅之名，可以想象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受到的應有待遇，由此書信，更可確認這一點。又及，信封上有白堅住所之印，爲“北京南池子緞庫普度寺前巷十一號電話東局三五一”。可知此時白堅已居住北京。

4．董康致羽田亨信札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史睿氏（史睿氏現爲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特地移録同館普通古籍組所藏“董康信札”中的一通提供給筆者，是董康致羽田亨的書信。現引用部分於下。

……因臺端著作等身，性復嗜古，疊承垂詢德化劉氏所藏敦煌經卷，具見關心文獻，敦思古之崇情，兹特將詳目開呈玄覽。德化劉氏，即前清學部大臣劉廷琛，爲海内有數藏書家，與李盛鐸爲至親。經卷共八十餘種，大率首尾完善，較諸李氏所藏爲尤精。劉氏在時，曾有人議價五萬元，終以未忍割讓作罷。今劉氏業已物故，家復中落，倘貴國文化機關有意收藏，將與李氏藏經同有得主之幸。劉氏後人聞之，必欣然樂從。弟亦當極力玉成。原價具在，較之李氏藏經爲廉矣。……

由此書簡可知：（1）羽田對劉廷琛舊藏敦煌經卷感興趣；（2）董康向羽田提供了該目録；（3）與李盛鐸舊藏寫本一樣，慫恿日本“文化機關”購入，等等。（3）特别重要，間接證明了羽田與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的購入有很深的關聯。

那麼，這封書信末尾日期是“八月卅日”，究竟是哪年八月？信中有“文旆東來，爲謀東亞文化精神團結，昌謨宏議，時於尊俎間欣承雲萍契合，殆有夙由”，故可推測該書信爲羽田在中國見過董康後寄出。昭和十三年（1938）8月21日起，羽田爲出席東亞文化協會創會式而出差中國[65]，信中所言“爲謀東亞文化精神團結”，定是指東亞文化協會。若該推測無誤，那麼這封信就是同年秋所書。大概其時羽田同董康見面，也談到了劉廷琛舊藏敦煌寫本吧。該時期，羽田對收集敦煌寫本傾注了極大的精力，看他所編敦煌寫本《新增目録》[66]，即可知諸家所藏陸續歸於羽田之手的情狀。獲得李盛鐸寫本的羽田，再向劉廷琛舊藏寫本出手，也是極爲自然的。

附帶一言，劉廷琛舊藏敦煌寫本幾經周折，現歸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劉廷琛死後，寫本先經親戚張子厚之手，其後被吴甌購入。因吴甌戰時任華北臨時政府内務總署署長之職，新中國成立後的1952年，敦煌寫本便作爲漢奸逆産被國家没收了。其經過詳見尚林氏一文[67]。最終，劉廷琛舊藏敦煌寫本並未入羽田之手。

三、再補

李盛鐸第十子、母親是日本人横溝菊子的李滂，由古董經紀人白堅斡旋，於1935年將李盛鐸所藏敦煌寫本悉數轉賣日本的經過，已在本刊第一號中詳述[68]。但有關李滂的經歷，尚多有不明之處，特别是有關其二戰後的動向則完全不知。

不過，2010年12月，恰巧筆者在北京期間，承蒙金融時報社的艾俊川氏慨允借閲其所藏全部有關李滂的資料（以下稱“李滂文書”），由此獲得關於李滂生平的許多新信息[69]。該資料内容爲李滂的著作、書信、日記等，但幾乎全是未經整理的草稿之類，甚至可説是廢紙。雖然完稿很少，但其中包括1948年李滂自己寫的履歷書（圖7），據此可知極爲有趣的事實。因此撰文再補，介紹於此。

首先，將此履歷書移録於下[70]：

李家滂，字少微，號犢齋，生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月八日未時比利時國伯魯塞爾都城。八歲由先父和公開蒙，後從章式之先生、謝慧生先生持受業。民國十四年（1925）入目録學會研究員，十五年任天津市政局秘書，十六年任直隸交涉員公署秘書，十七年任津浦全路貨物總辦，十八年任北平民國大學校目録學校勘學教員，民十九年國民政府……秘書，民廿年孔教會研究員，民廿一内蒙六盟代教，民廿二河南大學作□月游，民廿三憲政促進會事務組長，民廿四椒微學會編纂，民廿五“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委員，民廿六任第二戰區平津地下上校工作員，旋奉林故主席電令，力護遺書，不擇手段，於是不得已而潛入扞（奸）群，抬（始）就僞天津縣長。廿八年遷僞河北省公署參事，卅年遷僞燕京道尹，實任第二戰區長官部少將參議，卅二年轉任僞津海道尹，卅三年轉任僞河北省建設廠長，密升任第二戰區中將參議，卅四年轉任僞真定道尹，四月改任僞真定行政區行政長，同時先後奉命任僞真定保安司令及任第二戰區石太護路司令，卅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太原被捕，始離軍職，因累任地下工作得减其刑，爲期五年徒刑，卅七年十月靖（請纓）戡亂，蒙主任閣（周）准於出獄，圖功贖罪。

著書《千元録》待梓，《八喜齋隨筆》一卷、《母傳略》一卷、《河北水道年表》一卷、《津海農業概况》一卷、《天津縣政撮要》六卷、《燕京金石目》一卷、《真定藝文志》一卷等書，均梓行。《河北法規擇要彙編》[71]。

照該履歷形式，最初記有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即李滂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月八日未時（下午兩點），出生於父親赴任的比利時首都伯魯塞爾（今稱布魯塞爾）。李滂文書中還有《鄴亭憶舊録》（只寫有七行片段）（圖8），其中也詳細記録了“予於光緒三十三年歲在丁未十月初八日未時（公曆一千九百零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生於比國使署，日本横溝氏出”。該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此前也已知。

但這份履歷書還寫了迄今不爲人知的許多事情，因此雖有重複上文之嫌，還是依次來看李滂本人所述吧。

李滂曉事以來，首先隨父李盛鐸習文字。所謂和公，即李盛鐸，諡文和公。清亡已久，世人也鮮少如此稱呼李盛鐸。李滂特地如此稱呼其父，不得不認爲此人還是懷抱着特有的保守心情。

接下來，學從章式之。章式之本名章鈺（1865—1937），蘇州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據説辛亥以後僑居天津，因此説師從此人，大概是確切的。章鈺亦爲校勘學者。正如“少微先生幼承家學，性好讀書，尤精目録版本之學”所云[72]，李滂後來有志於此，多因父親李盛鐸的涵養，但推測亦有此人的影響。而後舉出的謝持（1876—1939），字慧生，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的大人物，但蔣介石上臺後逐漸失去影響力，也曾住在天津租界。李滂大概是這一時期跟他學習的。

民國十四年（1925）加入目録學會，已知李滂十歲之後對這方面就有很强的興趣，而另一方面，也可見他懷有很强的自負心。職歷以民國十五年（二十歲）任天津市政局秘書爲始，十六年（二十一歲）爲直隸交涉員公署秘書，十七年（二十二歲）爲津浦全路貨物總辦，十八年（二十三歲）爲北平民國大學校目録學校勘學教員，十九年（二十四歲）爲國民政府某部署之秘書[73]。擔任民國大學教員一事此前已知，但其他經歷是此次始知的情况。

再接下來，民國二十年（二十五歲）爲孔教會研究員，二十一年（二十六歲）爲内蒙六盟代教，二十二年（二十七歲）受聘河南大學講課。二十三年（二十八歲）爲憲政促進會事務組長，二十四年（二十九歲）任椒微學會編纂。孔教會是以清朝遺老爲中心的復古團體，成爲該會研究員，其父李盛鐸的影響應該很大。椒微學會有何活動並不明瞭，不過自然是尊李盛鐸爲領袖的團體。六盟即清朝實施的内蒙古行政組織，其下有四十九旗。若所謂的代教是代理教師的話，那麼一時李滂也曾赴任内蒙古。河南大學在開封，此數年前改省立河南中山大學爲省立河南大學。他是應當時國文系主任邵瑞彭（字次公，1887—1937）之聘。履歷書中，“月”之前的字難以辨讀，但可以想象並非多長的時間。其時的講義《近世藏書家概略》後來公開刊行[74]。從事教職的同時，也參與憲政促進會等，可知他很早就涉足政界。這段時間原則上填寫有每年的職歷，但不一定每年都變换職業，應該是分别列舉就任之年。因此，有時是學會會員，有時是官職，有時是教職等等，種類各不相同。

民國二十五年（三十歲）爲“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委員，大概可認爲是這種志向的延續。“冀察政務委員會”自然是日本壓力下在華北設立的行政機關，就任該會委員，决定了其後李滂的命運。次年（三十一歲）“任第二戰區平津地下上校工作員，旋奉林故主席電令，力護遺書，不擇手段，於是不得已而潛入奸群”，在筆者聽來，總覺得像遁詞，而實際到底所指爲何？所謂林故主席，大概是林世則（1894—1937），同爲位居“冀察政務委員會”樞要之人物。因第二戰區是國民黨設置的抗日戰争之戰區，那麼所謂地下工作員，也應該是國民黨工作員的意思吧。此外，略顯突兀的“護遺書”之目的，或許是在説李家的藏書？李滂於1940年將李家藏書全部賣與當時所謂的僞北京大學，是廣爲人知的事實。總之，李滂在這一年就任天津縣長。以下，李滂在該履歷書中主張，自己作爲國民黨的地下工作員潛入敵方，假裝就任敵方官職。

如此，二十八年（三十三歲）調任僞河北省公署參事，三十年（三十四歲）調任僞燕京道尹，據説實際是任第二戰區長官部的少將參議。三十二年（三十六歲）轉任僞津海道尹，三十三年（三十二歲）爲僞河北省建設廠長，（國民政府一方的職務有）秘密升任第二戰區中將參議。三十四年（三十八歲）升任僞真定道尹，同年四月改任僞真定行政區行政長，此外，相繼擔任僞真定保安司令及第二戰區石太護路司令。這些戰争時期的任官履歷中，僞天津縣長與僞燕京道尹等是迄今已知的，而其他大部分經歷都是由該履歷書纔重新披露。

如此，因在戰時就任敵方官職，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三十九歲），於太原被捕，宣告服刑五年。如果該時期是作爲地下工作員潛入敵方，那麼並不清楚何以被問罪。至於李滂爲何不得不如此書寫，似乎只有從該履歷書是爲了什麼，又是爲了提交至何處而寫這兩點來推想。

其後，三十七年十月（四十二歲），以“請纓戡亂”之理由而出獄。總之，可想象因國共内戰情勢迫切，不待刑滿即被釋放。服役兩年半，恰當刑期一半就出獄了。以李滂戰時的經歷，大概也能想象戰後被追究責任，果然，從這份履歷書，可以清楚明白他曾被逮捕服役。且刑期半途被釋放，亦爲全新的認識。遺憾的是，因履歷書只寫到釋放爲止，當時四十二歲的李滂，後來經歷了怎樣的人生，仍然不明。可即便知道了，或許也無太多意義。

李滂文書中，除履歷書之外，還有《東行梂録》（圖9）。是記録李滂日本旅行的日記，存有庚辰九月十九日至廿八日的部分。庚辰年爲1940年，是年十月，李滂終於訪問了生母之國，也去爲母親掃了墓。該日記雖只到李滂尚在中國準備出發的部分爲止，但迄今僅知爲傳聞的李滂赴日時期，因該材料而得以明晰。如果留有旅居日本期間的日記，應該會是相當有意思的記録，可惜不得如願。

而通過該日記，亦可知幾件事情。那就是李滂攜妻同行，其妻名金穠。九月十九日，李滂自天津往北京，在禮節性拜訪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等要人的同時，辦理旅行證明手續，還拜訪了東方文化委員會的橋川時雄、董康等學者。二十日仍是禮節性拜訪，此外在七兄、八兄等親族家吃飯。二十一日拜訪傅增湘，獲贈新刻《藏園群書題跋續記》。此後，連日都繼續這樣的記載，文繁從略。原文附於文末，請參閲。二十三日，夫婦回到天津。辦理交付旅行證明書稍費時日，出發日期不得不再三變更，最終决定二十九日出發。二十七日祭拜了父親所葬的義園，彙報此度東行。今存日記終於此。

李滂赴日固以祭掃生母之墓爲目的，但此外還爲參加稱頌“日本學術大師”西山庸平德教碑的落成典禮。大概這是正式的主要工作，而趁公務出差之機祭拜生母横溝氏之墓。當然，對李滂而言，還是掃墓更重要。西山庸平（1872—1939），四國高知人，長期任小學校長，基於杜威理論，開發實施了西山式學習指導法。多有與教育學相關的著作，於李滂赴日前一年，昭和十四年（1939）12月9日去世。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書寫“行修名立”之匾額，托與李滂。在此背景下有怎樣的事情，筆者並不知曉。

另外，李滂似乎出版了當時的旅行記[75]，名爲《扶桑瞥觀捄籙》，遺有如下序文。

扶桑瞥觀捄籙序

先文和公薨後四年，歲次庚辰十月之初，少微呈請省長吴公給假一月，整裝東行，展掃生母横溝恭人之墓。彼邦名儒時彦來與辱交，複幸舊刊名鈔秘册得一閲覽，記其大概，勒而成編，厘爲二卷，命曰《扶桑瞥觀捄籙》。付於聚珍印行，用代鈔胥，以贈同好，兼志鴻爪。禹域絶續之交，文物久矣屣棄殆盡，遠涉重洋，觀光三島，人文之盛，歎爲觀止。中日同文提攜，似難緩圖云爾。

孔子紀元二千○○年倉龍辛巳正月中浣五日，河北省公署參事大興李少微序於保陽延壽寺右寓居。

我認爲，以上對於李盛鐸第十子李滂的身世，據李滂文書得到了若干簡單卻全新的認識。若能添補先前所草之文，則屬幸事。

附録：

東行捄録

倉龍庚辰九月十九日乙丑（陽曆十月十九日也）[76]，晴。少微呈請省長吴公贊周准假一月，赴日本祭掃生母横溝恭人之墓，並參加日本學術大師西山先生庸平德教碑樹立典禮，攜内子金穠乘上午十一時火車赴北京，在車中進午膳，下午三時　分抵京，下榻城西花園飯店，旋代表省長至華北政務委員會謁王委員長揖唐，時值王公赴阿部大使茶宴，由政務廳代理廳長昆山程公廷恒代見，呈述省署公事退出。詣燕京道公署，訪天津韓秘書桂泉，托其攜省署公文往日本使館及滿洲通商代表處加蓋旅行證明書關防以便往還。複往（*欄外插入：東方文化委員會訪橋川子雍兄時雄，告其石門特務機關長石田中佐對鉅鹿縣發掘大物事，囑其約日考古家前往開辦云。伊言對先和公生前瑣記，從其日記録出，已成鉅册，將來刊行，其意殊可感也）宣南武進董綬金年伯處辭行，談甚久。近日董年伯有《毘陵董氏彙刻詞集》之舉。又往常熟沈公職公處辭行，旋至七兄處晚飯，歸旅館已夜半矣。閲日本法典。

九月二十日丙寅，沉陰，着重棉猶寒也。往七兄處午飯，謁南長街森岡長官邸，值其公出，留名刺辭行，又往謁吾鄉鈕公傳善，談甚久。又至八兄處，旋回七兄處。晚攜内子及棪侄往西單半畝園食羊肉，飯後至姐丈章子怡處長談。姐丈對防共問題頗有深究，當前最要之舉也。步歸旅舍，程公廷恒來訪三次，均值相左，歉甚。閲明袁中道《游居柿録》。

九月二十一日丁卯，晴，仍寒。訪江安傅沅叔尚書。增湘尚書以近刻自著《藏園群書題跋續記》六卷見貽。晚赴殷亦業邸中公聚、孝感盛朱廳長兆熊之宴，旋至八兄處，兄嫂宴我夫婦也，歸已夜半。閲《藏園題跋》。新民會金爾功來，值余出門未晤。

九月二十一日[77]戊辰，晴。晨九時程公廷恒來言王委員長知余赴日參加西山先生德教碑樹立典禮，王公贈其匾額一方，囑余攜往云。晚鈕公及其謝夫人在其家宴我夫婦，歸已十時矣。閲董年伯所著之《書舶庸談》。

九月二十二日戊辰，晴。寧晉王令啓文來，未見談。職公處晤朱廳長兆熊、加藤先生正義，旋與朱公往市樓薄酌，即歸。椿侄來言韓秘書囑其告余先赴天津，旅行證備妥寄津。余即整裝定明晨啓程，後至職公處辭行，至七兄處晚飯歸。

九月二十三日己巳，晴。攜内子乘十時三十五分火車，下午一時車抵津，乘車至須磨街寓所。七兄來津已一周矣，旋與七兄往訪横山大弟初美談赴日諸事，又訪加藤師，不值。詣李鶴仙兄，坐半時即歸。估人賈侄攜宋本《友林乙稿》求售，索值太昂，還之。

九月二十四日庚午，晴。加藤師來談。武清穆藎忱秘書、儀征方孝吾科長來談縣事，交代諸事，均已清楚，迺是外來之功也。午後往河東抱一龕訪門脇先生商量東行諸事。原定念六啓程，後改十一月二日，現又定本月廿九。歸作書，分致程參事及韓秘書催取旅行證書。命孟僕憲章往京投送，倘不果廿九行期，又不能成行。晚間作日記五頁。得省署秘書謝四石書，並將横山大弟電報催余來津。

九月二十五日辛未，晴。得程參事信，寄來旅行證，接孟僕自北京電話言程公代辦旅行證已郵寄津矣。往豐太公司晤加藤師及横山商洽赴日諸事，攜内子往市購置旅行諸物。晚飯後□潤張太世丈志澂派車接往其寓，告余明日赴保就財政廳長任，歸已深夜矣。得程參事書，坿來王委員長贈西山公匾額一方，文曰“行修名立”。

九月二十六日辛未，晴。往横山及王相六法師，均值公出不晤。又往山陰周孝懷，疊訪建德周公孫暹，談片刻辭歸。晚周孝老宴門脇先生，招余往陪，同座有横山、加藤、小林三公。蓋孝老弟三世兄欲攜往日本求學。作書上省座。儀征方孝吾、閩侯甘榕人來，均出門未晤。

九月二十七日壬申，晴。訪門脇商董東行事。晚間故吏及舊雨爲我餞行，即墨段大令來。王委員□任來談戴朗軒本月四日在漢口被刺，現在吾贛省政問題，討論頗詳。詣浙江義園，祭先文和公，告此次東行也。

九月二十八日癸酉，晴。穆藎丞、方孝吾、鄭少卿來，椿侄自京師來。剃頭沐浴，往加藤處辭行。方若老來，因出門未晤面，頗歉然。

四、三補

日前[78]有機會出席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召開的“敦煌遺書的現狀與研究”學術演講會。此次演講會的副標題是“《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出版志慶”，是爲紀念史語所所藏敦煌遺書圖録的正式出版而舉辦的活動。演講之前，李亭佑氏作了“《‘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工作報告”，回顧了史語所與敦煌遺書的關聯，以及本次出版的經過。其中得知有關李滂的意外事實，特别記録於此。老實説，這在筆者是始料未及之事，略有猝不及防之感。問題是下面這封1929年史語所所長傅斯年（1896—1950）寫給李滂的書信原稿。雖稍有過長之嫌，但考慮到其重要性，還是想不予省略，鈔録全文如下。這封信已收入近年出版的《傅斯年遺札》[79]。

少微先生執事：

昨日承教，佩荷何極。比想興居百福爲祝。寅恪先生與弟商延聘先生加入敝所事，得下列之意見，謹述其概，以供采擇。

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之意義，大略如附上一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所説，此意不敢自以爲必是，然此日爲此學問，欲對歐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國前修而不慚，必於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後可以後來居上，故敝所設置之意，無非刊佈材料，供之於人，整理材料，以爲結論，但爲客觀之業，不作一家之言，凡共此好者，皆同志也。故一切計劃、設施，乃至一切支出，無不公開，無非欲聊盡此時之責任，以求不負此日國家締造之會。先生以家學夙業，不我遐棄，欣幸何極。名義擬即用“特約編輯員”，董彦堂、徐中舒、趙萬里諸先生皆此名義，已向院中請發聘書。“專任編輯員”，常川駐所，不得a兼職，月薪百五十至二百五十；特約者，例無，然如有一定之工作，可支津貼若干。此時敝所事浮於貲，在舉行中之事業，不下十數，（如方言調查、人類學調查、安陽發掘、整理檔案等。）而院中又限制薪俸，絶不許過預算之半，故目下極感拮据，其丁山先生一部事，目下竟無款支付。（日内油印現下實支情形，當寄上一份，現亦可到敝處取觀。）然在先生一事中，寅恪兄與弟當竭力籌之。

伏思此日盛業，爲刊佈秘笈，及其他材料，此不菫敝所之祈求，亦造成風氣之惟一途徑。遠者不必論，即如近日羅叔言先生之功績，無不在其刊佈新獲材料之中，此不可以嘩衆議之。十五年中，中國學問能開一新面目者，此種刊行之效也。然羅君收藏不富於尊府，先生少年積學，見畏於羅君，如於尊府所藏各類品物，以及秘卷寶笈，爲之影照刊印，校訂考正，則今後風氣，不采於先生，又何屬焉！此非菫一人之榮華，抑亦世代之盛業。寅恪兄及弟盼先生於此一條陳有所采納，果能以類相從，編爲單册，以新式之印術，成精緻之刊本，合嚴整之考定於本來之面目，例如敦煌卷子魏唐石刻……之類，標目爲尊府所藏，署名爲先生所撰，羅君老者，當羡妒之。研究所所負之責任，爲墊發印費，版權收入仍屬於作者，若考證上有時需用襄助，研究所同事當盡其所能，且材料均不必交所，由先生在家自僱人影印抄編，由所支費即可。如此，可省遺失之慮，在敝所亦可减輕其責任。綜約言之，先生自編，於一定期間，如一月或二月交稿一次，并將内容大略與所商定，俟交稿及商定後b，所中即爲先生付印，再與商務印書館等定一契約，爲之代銷，其板權所得，壹以歸之著者。如此似嫌研究所何以但任其勞，實係弟等素志，切願因新材料之刊佈，使中外學人得新知識，得廣眼界，而成實事求是，益擴材料之任風氣耳。先生爲此項編定，每月必銷磨若干時日，所中當贈月津五十，爲數至少，甚爲慚愧。然此日院中迫於需要，鼓動刊印，限制薪水，正無奈何，但杏佛先生謂夏後預算當增若干，宜徐圖耳。如何，請與寅恪詳商，並願駕返天津前，弟獲一趨左右也。匆匆，敬頌

著安。不備。

弟傅斯年啓

木翁老先生處同此，敬頌　康安。

a）陳寅恪附注：“擬加此數字，尊意如何？”

b）陳寅恪附注：“擬加此數語，尊意如何？乞酌。”

這封書信中，傅斯年對李滂説明了幾項條件，勸説他就任史語所“特約編輯員”。特約編輯員原則上並無報酬，從李家藏品中自由選定敦煌卷子、魏唐石刻等題目，以李滂名義出版。印刷經費由研究所負擔，但版權及收入歸作者所有。如有必要，也不吝研究所同僚的援助。另外，並無必要將所藏資料提交所内，在自家進行操作，僱傭影印、抄寫人員時，所裏負擔經費。並講明每月有五十元津貼。

李滂生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月八日，因此其時尚未滿二十二歲。這一年是民國十八年（1929），據説他是北平民國大學目録學校勘學的教員[80]，乃一介無名學子。光聽這個，就是破格提拔，實可謂條件不惡。但這種勸説的真正目的，比起作爲學者的李滂自身，更在於李家的藏品，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不知是反傷了李滂的自尊心，或是出於父親李盛鐸反對[81]，真相雖難明，但無論是因哪一條，此事並未談成[82]。

這封信並無直接説明年代的信息。但《傅斯年遺札》的編者將之歸爲1929年，大概是正確的。因爲恰好這一時期李滂自己也寫有日記，可見應是關於史語所招聘之事的部分。這裏所説的日記，雖僅是李滂文書中題爲《友語録》的幾頁殘稿，當中卻能見到以下記録：

六月廿日（陽曆七月廿七日）聊城傅孟真先生斯年邀家大人飲於什刹海會賢堂。予侍，並有楊杏佛（楊子木觀察文孫）、朱逷仙、董○○、周□□[83]、翁有麟、陳寅恪、趙萬里。家大人與朱先生談其所藏鈔本酈注《水經》，勸其景印，並言戴注水經雖精，乃非舊傳面目。此事甚重大，須速印不可云。予在旁慫恿之。飯畢，家大人先歸，予同楊朱董周傅陳諸公往午門歷史博物館，見陳列有鉅鹿縣出土之桌椅各一及門板數塊，某定爲北宋時物。予曰，此乃道地的宋板。杏佛先生徐徐曰，如將此板刻成《康熙字典》，前人譏語，今成事實，豈不快哉，衆大笑。又登端門，樓中有大鐘，一看管人將門打開，予等進室中，其中有不可言之奇味，趙萬里曰，此味如海魚蝦之腥味。予促之曰，速走，速走。予隔夜飯將要出矣。衆笑下樓而散。

是日陳寅恪言，有人藏有明板黄大興《梅苑》？予曰，此書有二本，一爲曹寅《楝亭十二種》本，一爲武進李氏（祖年字搢臣）聖澤樓刻本，附刻有斠勘記。又今春見傅沅叔得刻本，板心絶似文選樓刻，本書惜無刻書姓名及年月。然以刻工可定爲嘉道間刻本也。明板，予未之見過，諸家書目亦罕有明板，惟陸氏目有汲古景鈔宋本。朱逷先言，奉天某軍人得西夏文字數箱。予曰，此事今春已聞友人談及，其中以《妙法蓮華》等經爲多數云。朱曰，今已歸三集團軍人，現運至東交民巷某處存放，有人出五千元，尚不售云。

這裏摘録的當然只是《友語録》的一部分[84]。未舉出的殘稿開頭，有“己巳”（1929）干支，所幸可知是同年之事。是年陽曆7月26日[85]，傅斯年宴請李盛鐸。地點在北平什刹海會賢堂，是有名的高級飯店。這一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剛從廣州移至北平北海静心齋。同席者有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楊銓，1893—1933）、朱逷先（朱希祖，1879—1944）、陳寅恪（1890—1969）、趙萬里（1905—1980）等人，李滂亦同席。這年3月，史語所剛購得李盛鐸所藏明清檔案，此日招待，應有謝禮之意。

正如衆所周知者，民國十一年（1922），歷史博物館將所保管的内閣大庫明清檔案賣與同懋增紙店，即將被碎爲造紙原料；因羅振玉以私財購入，儘管艱難，還是免於湮滅。這就是所謂的“八千麻袋事件”。其後，羅振玉將其中一部分出版了十册《史料叢刊初編》，不過民國十三年（1924），除留下若干之外，餘者全部轉賣與李盛鐸。傅斯年已於1928年9月11日懇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購入李盛鐸所藏明清檔案[86]，不久由馬衡中介，支付價款一萬八千元，便如願以償。實際上，檔案從天津李家移送北京午門樓上是在這年9月，派遣徐中舒擔當此事[87]。

創立不久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提倡利用“直接史料”（一次史料）[88]，並鋭意收集。内閣檔案的收購自然也是其基本方針之一環。1925年7月，王國維（1877—1927）於清華研究院進行題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著名演講[89]，其中作爲近年重要的新發現，列舉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城（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内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以及“中國境内之古外族遺文”，無論何者，皆給予了匹敵古代孔子壁中書或汲塚書的極高評價。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之時，王國維已去世，但史語所對“直接史料”的重視，顯然能看出受其影響。對這些新史料的收集及整理公佈付出絶大努力、培養新學問風氣的最大功勞者，是王國維的老師、協作活動的羅振玉。傅斯年在致李滂的書信中説“羅君收藏不富於尊府”，若這些藏品以李滂名義出版，還使用了“羅君老者，當羡妒之”的詞句，當然這是游説的言辭；而特意言及羅振玉之名，另一方面亦證明傅斯年是如何高度評價羅振玉之功績的。同時，亦能感到今後史語所欲承擔王國維所示路綫、進一步發展的願望。

在這樣的形勢下，史語所對包含敦煌遺書在内的李氏藏品給予很大的關心，也是理所當然。傅斯年致李滂的書信，已知底稿在陳寅恪手中，是在與陳寅恪緊密聯絡下所寫。1928年10月，陳寅恪致傅斯年書信中，言及從趙萬里處聽説“李木齋亦藏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故而陳獲知李盛鐸處所藏敦煌遺書，似在這段時期[90]。那麼，當時史語所陳寅恪的立場與敦煌遺書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史語所尚在廣州時，編制是：（一）史料學組；（二）漢語組；（三）文籍校訂組；（四）民間文藝組；（五）漢字組；（六）考古組；（七）人類學組；（八）敦煌材料研究組[91]。陳寅恪負責史料學組，敦煌材料研究組的負責人是陳垣（1880—1971）。民國十一年（1922）春，擔任教育部次長的陳垣兼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後，立即敦促館員俞澤箴着手編纂館藏八千餘卷敦煌遺書的目録，逾三月告竣。又在十三年（1924），以葉恭綽（1881—1968）爲發起人，在北平設立了敦煌經籍輯存會[92]，整理舊稿，命名爲《敦煌劫餘録》，該目録後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出版[93]。因此，在這一時點，委任陳垣擔當敦煌材料研究組的决定，也是再當然不過的。

另一方面，陳寅恪在這一時期於北平圖書館熱心調查敦煌卷子的同時，還在清華大學講授敦煌文獻[94]，可以説這是陳寅恪一生中最親近敦煌文獻的時期。而歷史語言研究所轉移北平後，改换編制，此前的八組制改爲史學、語言、考古三大組制，陳寅恪擔任史學組主任。當然，敦煌文獻也歸入其管轄範圍内，同時，陳垣所編《敦煌劫餘録》的出版亦成爲史語所的正式事業。該目録於1931年出版時，陳寅恪寫下有名的序文，也是職務上的責任。

在新體制下，陳寅恪更須獲得敦煌文獻，想到李家寫本，並無甚可怪。而李家不僅有敦煌文獻，還有其他重要豐富的收藏。爲了經史語所之手公開刊行其精華，陳寅恪與傅斯年開始計劃招聘李滂，也是自然趨勢。而成爲契機的，大概就是李滂《友語録》中所見的宴請吧。内閣大庫明清檔案，之前就由史料學組負責，因此購入也應由陳寅恪擔負直接責任。購入决定之際，招待李盛鐸的宴席上，所長傅斯年與陳寅恪出席，乃理之當然。但因此有機會與李滂相見，並與這項招聘計劃相關聯，則或許略有些偶然要素。

李滂在李盛鐸熏陶下成長，很早就於目録學有超乎常人的知識。宴席上對陳寅恪的詢問，胸有成竹，傾盡所學，大概連陳寅恪也吃驚。聘請這位青年、公開刊行李家史料的想法，大概是此時浮現的吧。於是與傅斯年商談，開始計劃實行。若是如此，傅斯年的書信，就是宴會後，1929年陽曆7月27日以後寄出的。且看最後的“願駕返天津前，弟獲一趨左右也”，必是李盛鐸與李滂從北京回天津之前的事，那麼應在7月末幾天之内。

李盛鐸舊藏敦煌遺書，在之後的1935年，由武田長兵衛的資金援助而爲羽田亨收購一事，如今人盡皆知[95]。但之前史語所曾有此嘗試，卻幾不爲人知。故於此略綴數言。

本文日文版原載《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2007年3月），1—26頁（正編）；第二號（2008年3月），185—190頁（補遺）；第六號（2012年3月），283—290頁（再補）；第八號（2014年3月），217—223頁（三補）。中文版原載《西域文史》（第九輯），瞿艷丹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12月，333—3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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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本書所收拙文《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之“與李盛鐸的因緣”一節。

[2]有關此間之事，詳見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録〉簡介》，郝春文編《敦煌文獻論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91—101頁。

[3]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28頁。亦參考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下册1532頁）及林申清《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218頁）。但張玉範《李盛鐸及其藏書》（原載《文獻》1980年第3輯，今據《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修訂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431頁）稱賣給北京大學是1940年。可以預想，轉讓合同、交割圖書、授受貨款等各自時期大有不同，故而很大可能圖書最終運入大學是1940年；但現在追究細節與本文主旨無關，因此不予多論。

[4]據李少微《李母横溝宜人傳略》，1935年李氏刊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纂《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鑒》（1937年版）稱其生於1902年，恐誤。

[5]據前注蘇精、鄭偉章書。據鄭偉章氏稱，李少微有關目録學著作有《千元考》《鄴亭瞥觀録》《近世藏書家概略》等，筆者尚未有機會寓目。

[6]此原爲五人出洋大臣啓程之際，因光復會志士吴樾投炸彈而有人負傷，故延期出發，人員亦有所調整。

[7]據《李母横溝宜人傳略》所載照片。

[8]有關横溝菊子的生涯，因是高野房太郎之妻，有被日本勞動運動史研究者論及之處。尤以二村一夫《高野房太郎及其時代（99）》（《二村一夫著作集》第六卷，在綫版）爲詳，且關口正俊《其後的房太郎》（《報告：情報勞連報告》2001年4月號所收《勞動組合的社會學》第53期）參考使用了上文的新聞報道爲素材。

[9]中國東北某網站公開有青坡山人的繪畫與瞿中溶、魏標、陳文述、徐渭仁的題詩，上下分列，附有收藏者李國文的《神游汲古醉詩香—青坡山人繪〈滿城風雨近重陽〉賞析》一文。雖未見實物，難以斷言，卻是極爲可疑的替代品，采納尤可顧慮，但對我們而言很感興趣的是，最下面添有李盛鐸的詩，末尾注“乙亥秋日，李盛鐸題，男少微録”，更鈐有“支那考古學者/李滂實母横溝/大人追悼會印贈”之墨印，則爲事實。因是“印贈”，則爲印刷品，似可推測爲發給列席追悼會諸人的紀念品。總之存在這樣的東西，因此可確認，乙亥（1935年）秋，李滂召開了生母横溝氏的追悼會。又，該網站名“大東北文博館”，地址是http://www.1db.cn/www/liguowen001.htm（譯者注：2014年1月，該域名已到期，故無法打開）。

[10]關口正俊氏又從法政大學名譽教授二村一夫處聽來，向筆者披露了以下内容：李滂到日本掃墓後，欲訪問同母異父的姐姐原田みよ，但據説因顧慮周圍，並未直接會面，而是遠遠一看，卻在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成爲話題。現爲法政大學附屬研究所的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1919年設立於大阪，横溝菊子的丈夫高野房太郎之弟高野岩三郎爲首任所長，當時尚在此職。後揭資料4-1（30頁）亦可見，高野岩三郎公開否認李滂是横溝菊子之子，故而原田みよ未與李滂會面，應該是聽取了高野岩三郎之意而采取的措施。

[11]中林史朗《彩印本》，《大東文化》第468號，1995年7月，介紹郭祥正《青山集》中有此，網上亦可見。

[12]參見本書所收拙文《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之“與李盛鐸的因緣”一節。

[13]“及長，學於我國”，是説留學日本，很難説這是事實，不過新聞報道，不必深究。

[14]其時情狀，羽田如下寫道：“十月七日，天津英租界黄家花園訪李氏，輕易獲此景教經典，年來渴望始得醫。……大致閲覽後，偶然得從北京同行來的杉村勇造氏之助，立即抄畢全卷百五十九行。李氏更欣然允諾拍攝，但不幸的是，是日午後，自己突然患病，遂失此機會，無比遺憾。”（羽田亨《有關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8年，271頁）此外，其時同行的杉村勇造的回憶亦很好傳達了當時的氛圍，可供參考：“羽田先生常同我提起‘那時候’。那是昭和三年（1928）秋，二人訪問隱居天津的李盛鐸氏，抄寫景教〈安樂經〉時。不但得見秘不示人之物，還獲允抄寫，因此先生大喜，我也與老人討好閑談，其間還拍下資料，後來研究刊行。這也令中國學者驚呆，因此是先生得意的場面。”（杉村勇造《回憶羽田先生》，《東洋史研究》14-3，附《羽田博士追悼録》，5頁）

[15]筆者曾認爲，羽田過眼該目録後，極爲迅速地行動，但或許並非如此，而是之前已有私下約定了吧。

[16]後者尚有一點不明，但前者是1935年高凌霨等人以天津爲據點，以“日支親善工作”爲目的設立的。

[17]就任汪精衛政府之事想是無誤。近年中國的著作，如“日寇侵華，曾至天津任日僞官員”（鄭偉章《文獻家通考》，1531頁）、“李盛鐸之子李滂在天津汪僞政府任職”（林申清《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218頁）等文應别有所據。但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發行，1940年，116頁）李盛鐸條中所云“其子滂，字少微（以字行），亦頗有嗜書之癖，現爲天津縣知事”，當中“天津縣知事”之職無法確證。

[18]《舊中國掠影》，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1996年出版（2001年修訂版），19頁。這裏只截取了臉部。承蒙關口正俊氏告知該照片的存在，謹致謝忱。

[19]居之芬《關於日本在華北勞務掠奪體系與强制勞工人數若干問題考》，《抗日戰争研究》2002年第3期，135頁。同作者《論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本强擄虐待華北强制勞工罪行》，《民國檔案》2003年第2期，98頁。

[20]根據《東京日日新聞》昭和十年（1935）9月10日晚刊第二面。

[21]又云堅夫、山甫，晚年似稱白隆平。參照後文相關各處。

[22]雅言社社長爲傅增湘，庚辰年（1940）正月起每月刊行鉛印綫裝本一卷。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資料庫，該雜志刊行至1944年，但筆者能確認的最後一册是癸未年（1943）卷一。總之該雜志評議（員）中都能見到白堅與橋川時雄之名。

[23]但畢業生名册上並未載其名，故而雖在早稻田讀書，或許並未畢業。橋川大概也只是照白堅所言記録。

[24]亦有任吴佩孚秘書長之説，恐爲訛傳。參見《鄧拓收購名畫風波（往事回顧）》，《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12月13日。

[25] 1938年5月17日成立。王謨爲院長，設置文、理、體育三科。國文組與教育倫理、日本語文、西洋語文、史地組共同構成文科。1942年末，師範學院與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合併爲國立北京師範大學，直至戰争結束。

[26]參照資料5-3（37頁）。該寫本於武居綾藏死後，又轉歸《朝日新聞》的上野家所有。參見赤尾榮慶《上野收藏與羅振玉》，高田時雄編《草創期的敦煌學》，東京：知泉書館，2002年，75頁以下。

[27]中村不折言及自己的搜集過程，稱“其後，以新疆省布政使駐紮迪化的王樹枏將其在任十年間出土自吐魯番、鄯善、庫車等地的經卷墨迹裝作三十卷，以爲愛藏之物，又賣得合適之價”，因而買下。參見中村不折《新疆與甘肅的探險》（《法帖書論集·解説》），東京：雄山閣，1934年，6頁。

[28]鍋島稻子《關於不折舊藏寫經類收藏》，磯部彰編《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亞出版文化之研究”研究成果，《東亞善本叢刊》第二集，2005年3月，卷下，358頁。

[29]書道博物館圖録《禹域墨書集成》，圖版序號【140】。以下言及書道博物館所藏寫本的情况，在“【】”中記入《禹域墨書集成》的圖版序號。

[30]中村不折還擁有其他的吐魯番出土晉寫本《三國志》（《吴志》卷二○，圖版序號【141】，存25行）。因有王樹枏之跋，故可知爲其舊藏，但不知何時歸入中村不折之手。並非全無白堅與之相關的可能性。

[31]鍋島稻子《關於不折舊藏寫經類收藏》，363頁。

[32]上揭鍋島氏文中，自白堅處所得部分中並未提及該經卷。

[33]鍋島稻子《關於不折舊藏寫經類收藏》，358頁。

[34]“其餘也收入十卷左右迪化府吏員梁素文之物。”中村不折《新疆與甘肅的探險》，6頁。上揭鍋島氏文361頁，稱實際計有十四卷，推測其購入時間爲昭和二年（1927）後半至昭和五年（1930）秋。

[35]另外，1990年左右，日本古書市場也出現了幾種梁素文舊藏寫本。因此有可能日本國内某處尚隱藏有相當之數。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90—191頁。

[36]《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11卷《晉唐寫經　晉唐文書》，京都：柳原書店，1999年，211頁，插圖13。

[37]中村不折入手梁素文舊藏寫本的時期，可以據此跋文再縮小範圍。

[38]鍋島稻子《關於不折舊藏寫經類收藏》，361頁。惜乎並未説明這“一説”的出處，無法追究更多。

[39]白堅賣給不折的，不僅有吐魯番寫本，還有漢代熹平石經與魏正始石經之殘石。據鍋島稻子《有關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與中村不折收藏》（《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圖録》，2000年4月，4—5頁），“不折於昭和十七年（1942）自中國學者白堅處購入此十三片殘石”，魏正始三體石經之“斷碑亦歸不折所有”。石經可謂白堅的專門領域，自己亦有相當數量的收藏，有《漢石經殘石集》（民國十九年）、《魏正始三體石經五碑殘石記》（民國二十五年）之專著。筆者調查，歸不折所有的熹平石經似爲《漢石經殘石集》所收之物。又，書道博物館所藏三體石經（第三石、第五石）亦收録入《魏正始三體石經五碑石記》，但白堅曰第三石“今此石歸日本中村不折家”，第五石“此石今存西充白氏與石居”。如此説來，可知第三石比第五石更早，（無法斷言是否購自白堅）至遲民國二十五年（1936）以前已歸不折所有，第五石稍遲，於1936年後某時期從白堅轉入不折之手。

[40]《關於敦煌寫本書志的調查研究—以三井文庫所藏本爲中心》，2000—2002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報告書，基礎研究（C）（1），課題編號12610068，2003年3月。

[41]三井文庫别管展示室，2004年度新春展《絲綢之路的至寶—敦煌寫經》（會期：1月17日—2月22日）。

[42]財團法人三井文庫編《三井文庫别館藏品圖録　敦煌寫經—北三井家》，2004年1月發行。

[43]富田淳《有關張廣建》，《關於敦煌寫本書志的調查研究》，32—33頁；又，《三井文庫别館藏品圖録　敦煌寫經—北三井家》，54—55頁。

[44]現在，九州大學文學部也藏有數種田中三郎舊藏敦煌寫本，據説是田中三郎死後，1949年九州大學從其子田中三男氏處購入之物。阪上康俊《九州大學文學部所藏〈敦煌文書〉之來歷》（《史淵》第141輯，2004年3月，1—24頁）是追考田中三郎其人極有趣味的研究。田中三郎與中村不折似也有若干交易，不折曰：“再者，洛陽出土朱書綏和四年之錫壺爲其時居於北京的田中三郎氏送來。”參見中村不折《新疆與甘肅的探險》，10頁。又及，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卷首裝飾有該錫壺。

[45]清水實、樋口一貴《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經之傳來與調查之經過》，《關於敦煌寫本書志的調查研究》，17—21頁。此文修改訂正稿亦載於《三井文庫别館藏品圖録　敦煌寫經—北三井家》的47—53頁。三井文庫中留有田中的交貨目録，封面有“昭和三年（1928）六/十一月田中三郎兩度自北京帶來，今井町三井家收購，‘支那’甘肅督軍張廣建所藏敦煌發掘古寫經目録”，可知是田中三郎賣給北三井家的東西。另外，目録末有“右價款總額一萬六千五百日元也”，可知購入貨款。該目録全部照片刊載於上文報告書中12—16頁。

[46]富田淳《有關張廣建》中有“張廣建收藏品的一部分，經白堅之手，於昭和三年（1928）歸三井家所有”的説法，並未提供任何依據，不過重要的是與筆者的想象一致。

[47]當時湖南所記跋文中，有“庚戌十月初四，陶齋尚書見示唐寫《説文》，真天下奇寶也。我邦亦曾有此書數行，今已不知落在，可惜。同觀者狩野直喜、小川琢治、瀧精一、富岡謙藏、濱田耕作也。日本内藤虎次郎拜識”。歸國後，明治四十四年（1911）2月11、12日兩日召開的“報告展覽會”中，該寫本的照片作爲“端方氏藏”而被展示。參見《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報告展覽會目録》，19頁。

[48]據杏雨書屋編《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所載照片，10頁。

[49]但該場合下實際的交易中也有中介者，是湖南愛去的博文堂的原田實。湖南與博文堂的書簡（一爲大正十四年（1925年）12月9日與原田莊左衛門，一爲同年12月22日與其子原田悟朗。《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569、570頁），與白堅的識語不同，寫的是更爲實務的事情，可知入手價格約三千圓，運送時爲慎重而使用外務省公文郵件。白堅雖也説到贈呈湖南花甲紀念的美談，但實際是明明白白的買賣。

[5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東方文化事業關係檔《有關東方學報分發對象一事》（6-162-5）。

[51]泉壽文庫是錢稻孫經營於私邸，以日本書籍爲中心的收藏。該名單中錢稻孫之名寫成錢湯孫，當然是誤記。

[52]董康民國二十三年（1934）一月從長崎到上海時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二十一日，晴。晨起，檢點行篋。九時，見窗外長崎丸停泊山下。别居停主人、詣領事署辭行，時（張）羽生領事尚偃卧，至東濱町二枝鱉甲店購飾物數事。登舟遇南京總領事須磨、静嘉堂文庫職員今關並白堅甫，今關贈余四僧詩一册。堅甫則由長春回，詢問遼左情形，與日本新聞無異。午後一時出帆，遥見羽生在海岸致别，蓋伊來時余適在客座與諸人談話，瞬即筝鳴，遂倉促登陸也。四時許，風浪驟作。晚餐僅五六人。預作函致小林。”（《書舶庸譚》卷七）據此，白堅似於1933歲末前往東北長春，1934年1月來日，又去上海。這雖不過是一例，卻是問題的1935年前一年之事。可以推測，在此時期，他每年都往來於中日之間。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漢魏石經拓本集《漢熹平石經殘字》（民國二十四年拓本）、《漢熹平石經殘字》（民國二十五年西充白氏拓本）、《魏正始石經殘字》（民國白堅輯，民國二十四年拓本）、《魏正始石經殘字》（民國二十四年西充白氏拓本）及《魏正始三體石經五碑殘石記一卷》（民國二十五年西充白氏與石居排印本）。全爲白堅贈與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圖書室保管卡記録了“白堅甫先生捐”“白山甫先生捐”“白山甫君捐”等。大概想象是白堅自己帶來的東西，如果該想象不錯，白堅在1935年之外，1936年也訪問過京都研究所。

[53]張伯駒《陸士衡平復帖》，《春游紀夢》，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4—5頁。

[54]準確説是民國三十一年（1942）12月23日。

[55]參照春日禮智《玄奘三藏之遺骨發現》，《日本》昭和十八年（1943）5月號，37—39頁；谷田閲次《大報恩寺三藏塔遺址發掘始末》，《支那佛教史學》第七卷第3號，1944年，13—20頁。特别後者是發掘後從事實際調查的負責人之報告，很貴重。

[56]此外，代表南京佛教會的寶華寺妙原和尚，北京臨時政府派出的五臺山爽癡大師，還有代表官界的參贊武官張恒等人，爲了移送而同乘準備好的飛機。當事者之一的張恒晚年寫下了當時的情况。參見張恒《在南京發現的唐玄奘遺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227—229頁。根據該文，其時情况似如下所述，是傳遞當時氣氛之一端的逸話。飛機一起飛，妙原和尚道：“爽癡大師，你是北京佛教會派來的專使，你義不容辭地捧着骨灰盒坐在中央，代表當年取經時代的沙僧；白堅居士，你也許是白馬的化身，那你坐在爽癡前一座上，代表他（玄奘）騎着你的象徵。參贊武官張恒，既是武官職又是中央欽派的官府專使，那你坐在右邊負責保衛玄奘，無疑的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我是小廟裏的和尚，造詣也淺，只能取豬八戒這個角色了。”

[57]木村英夫《民族的咆哮—秘録·聖戰與皇軍之實態》，東京：雲母書房，1995年，310—314頁。編者木村氏介紹白堅是“在於華北有根據地的反共大同盟及敬天會中有指導地位的老鬥士”。

[58]現藏長春吉林省博物館。胡邦煒《脂硯芳蹤—一件與曹雪芹有關的歷史文物的故事》（《歷史知識》1981年第4期，53—56頁）亦記述，白隆平即白堅。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940頁）有“脂硯即端方舊藏，由重慶白堅甫攜來北京”。白隆平之名，大概是戰後白堅用的化名吧。近年網上公開有關玄奘遺骨的紛雜記載中，也不用白堅，多用白隆平，但當時並非已用此名。大概是知道白隆平爲白堅的人，以談到玄奘遺骨移交典禮時使用後來的名字爲依據，經輾轉複製而來。又及，白堅很早似乎就對古硯有興趣，民國十七年（1928）1月，在以後藤朝太郎來京爲機緣而召開的“中日古硯會”上展出了藏品。《文字同盟》第11號（1928）“學藝大事記，一月”有“楊嘯谷、謝樹生、袁勵准、白堅甫等，均陳列其所珍藏之逸品。而葉恭綽、辜鴻銘、袁勵准等，亦來參觀”。

[59]有關其始末，參照蘇雙碧、王宏志《鄧拓收購名畫的風波》（《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總第128期，65—68頁）。惟據該文稱，白堅也購入持有蘇東坡與《瀟湘竹石圖》同時期另外的畫卷《枯木怪石圖》，但這已在早期賣給日本。此畫似曾確爲日本某氏所藏，但現在下落不明。日本也呼作《枯木竹石圖》，迄今《書道全集》第15卷《中國·宋Ⅰ》（東京：平凡社，1954年）之圖版90，Osvald Sirén，Chinese Painting（London & New York，1956—1958，Vol. III，Plate 180）等載有此畫照片。此外，凑信幸《關於宋人所繪枯木竹石圖》（《鈴木敬先生還曆紀念　中國繪畫史論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年，241頁注25）亦曾言及。

[60]拙文《李滂與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流入日本之背景》發表後（即本文“正編”），蒙獲諸位指教提示相關資料。此外，筆者自己亦有未曾刊於前期、刊行後才注意到的内容，因此補充這些内容。

[61]準確的刊行時期不明。今據陳乃乾序“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62]白堅於民國十九年（1930）刊行的《漢石經殘石集》中有“十八年歲次己巳十二月歲除日，西充白堅識於上海桃源村之漢石經石室”。又，因民國二十五年（1936）刊《魏正始三體石經五碑殘石記》中有“丙子新秋西充白氏與石居印”。故知白堅亦用室名“與石居”，但時代要稍後。

[63]落款爲“昭和六年秋本田成之敬寫”，繪畫是一年後所作。蔭軒本田成之（1882—1945）是在京都大學狩野直喜門下修習經學之人，有《支那經學史論》《支那近世哲學史話》等著。另一方面，私淑富岡鐵齋，其繪畫研究、創作亦得到公認。

[64]筆者對松浦嘉三郎亦略有調查，望另有詳細介紹的機會。

[65]《東方文化研究所彙報》第118號，昭和十三年（1938）8月17日。

[66]羽田在獲得李盛鐸舊藏寫本後也繼續收集敦煌寫本，將這些逐一記録入該目録。

[67]尚林《劉廷琛舊藏敦煌遺書流失考》，《漢學研究》第12卷第2期，1994年12月，345—357頁。

[68]即本文“正編”。

[69]與艾俊川氏相知，是老朋友王丁氏介紹。這次，對提供所藏貴重資料的艾氏致以滿腔謝忱的同時，也借此機會對王丁氏表達謝意。

[70]該履歷書亦爲草稿，增删很多。無法辨讀的文字以□標示。小字“僞”爲後來添加。上欄所書李家譜系列舉了曾祖父文湜及曾祖母陸氏、祖父明墀及祖母萬氏、父盛鐸及母歐陽氏的字號、官職、著作等，履歷書本身及著作一覽的末尾舉出李滂之妻金氏及女之名、生母横溝氏、慈母秦氏之名，此處皆省略。

[71]最後一書爲後來補入。

[72]據李少微演講《近世藏書家概略》（《進德月刊》第2卷第9期，1937年，123頁）之首所載邵次公介紹詞。此文獻承史睿氏惠示。在此謹致謝忱。

[73]此處前後文字難辨。

[74]《進德月刊》第2卷第9期（1937年5月）及第10期（1937年6月）。

[75]不知實際是否出版。筆者並未見。

[76]是年即1940年，九月十九日不是乙丑，而是乙未，乙丑是十月十九日。想來大概是因這年陰曆九月一日恰爲陽曆十月一日，雖用干支計日，卻誤用十月之曆吧。

[77]原作“二十二日”，李滂自行訂正。之後至二十六日，均據訂正。於是，二十一日的記事就重複了，所書内容若爲同日，則不可解。該歸於何日，有待檢討。

[78]2013年12月10日。

[79]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全3卷，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10月。該書信在第一卷，243—245頁。

[80]據李滂自撰履歷書。可參照本文“再補”。

[81]1935年，白堅赴日尋找李滂母親時，相關新聞報道中，可見京大教授羽田亨曾勸李滂提交博士論文，但父親説還年輕，等研究更深入一些。可參照本文“正編”。雖不明真實情况，但可知李盛鐸很留心李滂的爲人處世。因1934年初李盛鐸去世（王菡《藏書家李盛鐸卒年辨正》，《文獻》2010年第4期，191頁），即便真有此事，到1935年時，也屬從前之事。在比這更早的1929年，大概李盛鐸並不會輕易許可史語所的這件事。

[82]不知史語所是否藏有李滂給傅斯年的回信，如有，至少能知道辭退的表面理由。有待今後調查。

[83]董○○、周□□，或因李滂只記得姓，故《友語録》稿本中如是書寫。董○○很可能是董作賓，周□□不知何人。

[84]但這是六月廿日的全部記録。

[85]李滂在六月廿日的日期旁自注“陽曆七月廿七日”，但實際應該是早一天的7月26日。如今從華曆，是日爲陽曆7月26日。

[86] 1928年9月11日傅致蔡元培書信，《傅斯年遺札》第一卷，147—149頁。

[87]徐中舒《内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明清史料》第1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年9月。

[88]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十分，1928年。

[89]演講原稿發表於《學衡》第45期，1925年9月，亦載於次年《科學》第11卷第6期，1926年6月。

[90]《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20頁。並參照永田知之《陳寅恪論及敦煌文獻雜記—以利用途徑爲中心》，《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6號，2012年，227頁。

[91]1929年1月6日傅斯年致蔡元培、楊銓（杏佛）書信，《傅斯年遺札》第一卷，176—180頁。1月10日致蔡元培書簡中也是同樣的構成，《傅斯年遺札》第一卷，182頁。

[92]有關敦煌經籍輯存會的設立年代，有幾種説法，今據陳垣之説。關於異説，請參照孫玉蓉《“敦煌經籍輯存會”設立時間探求》，《理論與現代化》，2008年第4期，106—109頁。

[93]陳垣《敦煌劫餘録》自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1931年3月。

[94]永田知之《陳寅恪論及敦煌文獻續記—遺墨〈敦煌研究〉與講義〈敦煌小説選讀〉》，《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八號，83—104頁。

[95]參見本文“正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