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对联的形成
现知的最早的联语
过去的对联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对联始于春联,而春联是由古代的“桃符”变化而来的。中国古代庆祝新春时,有在两扇门上,特别是在大门上贴桃符的风习。桃符,就是贴挂在门上的两块桃木板,上面画有驱邪的“门神”,如“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
对联“联话”的开山之作,清代梁章钜(1775-1849)的《楹联丛话》卷一,一开头就说:
尝闻纪文达(按:纪昀)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馀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
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一般的对联研究者都认为,可考的对联之祖,也就能上推到孟昶此联为止。可是,此联乃是孤证,显不出在当时普遍流行的态势。梁章钜的态度颇有可取之处。他一方面根据文献,说孟昶创作的那副春联“实后来楹帖之权舆”;另一方面则有保留地说:“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不下结论,并显露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研究者的心情。这种见地是很可取的。有人囫囵读过上引的那一段,便认为梁氏提出孟昶的一联为对联之始,算不上梁氏的知音呢。
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发表了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蝉雪女史撰写的《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推论出对联产生于晚唐以前。这一推论,是根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所录的内容得出的。谭研究员据原卷所作录文是:
岁 日:
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
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
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
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谭研究员说:“把上述文句确定为楹联的依据有三”,即:
第一,时间上的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书写楹联的时候。许慎《淮南子诠言训注》记载:“今人(按:汉代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岁旦插于门左右地而钉之。”……(按:此下尚引《玉烛宝典》《荆楚岁时记》等书,说明我国古代在岁日和立春日均有春符、春联的活动)
第二,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
第三,最后明确指出:“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偶句而写于门之左右者,当为楹联无疑。如无此语,还可以认为是一般“集句”,以致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定为“类书”。但那是不够确切的。
谭研究员还为这个卷子考订书写时代:
联句写在斯0610卷的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此尾题为楹联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时为公元723年,较孟昶的题辞早240年。
谭研究员又指出“这只是楹联的上限年代”,至于下限,她根据对其内容的分析,将其定为晚唐。我认为确切可从。因而,我们可以信从谭研究员的结论:“可以说敦煌联句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楹联。”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阅读那篇文章,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赘引了。
据谭研究员的文章,我们至少能得出以下三条结论:
一
对联始于写春联。在还没有更早的非春联类型的资料出现的当代,把谭研究员所引的敦煌遗书斯0610号卷子和孟昶写春联的记载加在一起考虑,这一条绝对可以成立。
二
春联最晚在晚唐时已经产生,还可能上溯到盛唐,也就是公元七、八世纪左右。
三
对联起源于民间。写春联,不是由于帝王提倡,相反的,帝王倒是受到当时民间流行的书写春联的影响。
我们必须说明的是,那个时代,虽然已经有写作并张贴春联的例证,但是,未必有“春联”“对联”这样的作为一种体裁的固定化的专名词。从敦煌写本斯0610号的内容和写法看,和唐代流行的又在敦煌写本中大量出现的某些骈体应用文范本极为相似。《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将其归入“类书”一类,有一定的道理。这也就是说,早期的这种雏形的对联,似乎是在骈体应用文和律诗的双重影响下蜕化出来的一个新品种。
对联的成熟
明清两代是对联的成熟时期。特别是从清初到解放前,更是它的全盛期。成熟标志有三:
一是广泛地应用于社会交际中。它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礼仪场合使用得很普遍,几乎成为公共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是装饰性充分显现。它已成为综合性的装饰艺术中显示汉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集实用、装饰和显露内心世界一角为一体的重要手段。
三是,狭义地看对联,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完整的“对联”是一种整体性的(这在张挂时才能充分显示)综合性艺术品。它显露出多种多样性。
载体多样:纸、绢、布(多用于挽联和旗帜上)、木、竹、金属和玻璃等等皆可用;
字体多样:真草篆隶不拘,针对不同的要求与对象使用;
写作技法多样:在对偶的基础上,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汉语修辞手法,极语言文字技巧之能事;还有那鲜明的用印,考究的装潢。
可以说,对联本身已经成为集诗文、书法、印章、装潢(装裱或雕刻装饰等)为一体的汉字文化特有的综合艺术品。从其内容和写法几方面合起来看,堪称百花齐放,是驰骋诗才,运用史笔,发表议论,显示驾驭汉语汉字能力的广袤无垠待开发之地。
但是,我们说对联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品,乃是特指成型了的即装潢已成的对联成品而言。那么,仅仅停留在稿本阶段的甚至是口头上的对对子呢?那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和创作当时的环境、条件等方面来考察。
唐宋时代很流行属对。常见的有如下的脍炙人口的记载: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你与西门豹作对。”(唐·刘《隋唐嘉话·补遗》)
按:“乞你”就是现代汉语的“请你”。东方虬说笑话,把自己的名字拟人化,放在自己的对面当宾客来对待,故有此戏谑的话。
南汉地狭力贫,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国之志。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面缚到阙,见洛阳牡丹,大骇。有缙绅谓曰:“此名‘大北胜’。”(宋·陶谷《清异录》)
按:梁章钜《巧对录》卷二引陶氏书,评为“语多俊异,对偶极新,足为词章之助”。
晏元献(按:北宋晏殊,谥元献)同王琪步游池上。时春晚,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云:“似曾相识燕归来!”(宋·吴曾《复斋漫录》)
按:晏殊将这两句既写入《浣溪沙》一词,又写入《示张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
宋与辽交欢,文禁甚宽。轺客往来,率以谈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苏文忠公(按:苏轼)尝膺是选。辽使闻其名,思困之。其国旧有对云:“三光日月星”,无能对者。以请于公。谓其介云:“我能而君不能,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始风雅颂’,天生对句,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旋复令医官对云:“六脉寸关尺。”……(清·梁章钜《巧对录》卷二)
按:这一则对句故事十分著名,历代书籍中传抄者甚多,较早的记录似乎见于南宋岳珂的《桯史》。后代诸书有增益。梁氏的引据虽为晚期著作,但相当完备清楚,且附有他自己的按语:“近又有以‘八旗满蒙汉’作对者,庄赡相称。文字因时运而开,此则前人所不能测其所至矣。”
我们认为,以上所引都属于“对对子”范畴,还不能算是正规的对联。合乎我们在前两节和本节中所说的常规的对联成品,在明代才大大地流行起来。专门登载对联联语的著作,如《对类》等等,也是在明代开始出现的,它标志着对联在社会上为各个阶层所共同使用,说明对联这一体裁此时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咱们必须明确:严格地说,“对联”“楹联”指的是综合性艺术成品。“联语”则指它的文字内容和格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