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画画人

第一节　活计

画珐琅

雍正、乾隆时期的内务府造办处对宫廷画师实行分类管理，一般是以工作场所名称加“画画人”称谓画师，如：“慈宁宫画画人”、“启祥宫画画人”、“南熏殿画画人”、“春宇舒和画画人”、“咸安宫画画人”、“画院画画人”、“珐琅处画画人”、“芰荷香画画人”、“如意馆画画人”等。⁽¹⁾除了工作场所，划分的依据还可能涉及工作内容以及画师的水平。如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胡世杰传旨，年例岁轴六对着启祥宫画画人分画，钦此。”⁽²⁾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胡世杰传旨，照年例岁轴五对，着启祥宫画画柏唐阿分画，钦此。”⁽³⁾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它可能意味着在某一时期，某个画画处负责完成某种特定的活计。如果从水平分类的角度看，“如意馆画画人”可能都是水平较高的画师，如金廷标、⁽⁴⁾郎世宁就在如意馆行走。⁽⁵⁾而从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的一则档案看，“珐琅处画画人”水平似乎不太高，他们只是负责为艾启蒙画的画补上衣纹，并上色：“前五十后五十功臣图像着金廷标照手卷图像仿挂轴稿，着艾启蒙用白绢画脸像，衣纹着色着珐琅处画画人画。”⁽⁶⁾

尽管郎世宁的主要工作是画画，但他还做了许多其他中国画画人所无法完成的工作，如设计钟表样式、水法、喷泉、织物图案、装饰品，以及规划建筑、园林景观，等等（详见本书附录一《郎世宁“活计”编年（1723—1765）》）。由于比较规范完整的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始自雍正元年（1723），使得郎世宁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雍正元年八年间的活计情况出现一段空白。但根据零散的档案材料，也能获得一些相关信息。

新进造办处行走的画师或者工匠，一般都要通过一个针对其专业技能的测评程序，以检验手艺如何，能否承担活计等等。如乾隆四年王致诚刚进造办处的时候，皇帝就下旨让他画几张油画。⁽⁷⁾乾隆二十二年“如意馆新来画画人”金廷标的测评内容是“画十八学士登瀛州手卷一卷”，并要求其“往细致画”。⁽⁸⁾测评程序的存在意味着，如果来人水平不行很可能就要被辞退，如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要徐璋试手画呈览”，七月四日下旨：“着新来画画人徐璋回去罢。”⁽⁹⁾初来乍到的郎世宁也经历过这一关，其测评内容是：先画一件珐琅作品，再画一张油画（或许是水彩）。⁽¹⁰⁾其中，画珐琅作品的测评内容值得推敲。

在清朝前期，珐琅器是广受朝野上下欢迎的一种新鲜玩意儿。⁽¹¹⁾耶稣会士洪若翰注意到这种现象后，随即写信回法国，要求寄来更多的珐琅器具和珐琅画，以作为打点官员的礼物。⁽¹²⁾而郎世宁来到北京的时候，正处于这个大量需求珐琅器的阶段，宫廷中的人很希望新来的画师能在这方面有所造诣，以尽快帮助提高本地此类器物的烧造水平并实现自足。据马国贤记述，至少在1716年3月底之前，郎世宁在造办处的主要工作可能就是用珐琅彩料画画。⁽¹³⁾尽管郎世宁来华之前并没有相应工作经验，并在1716年3月底之后摆脱了承担这类活计的烦恼，但他仍然对清宫珐琅器的制作提供了持续的、力所能及的指导与帮助。耶稣会1723年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传教士Tomacelli最初并“不懂画珐琅这项专业”，但在郎世宁的大力协助之下，“其才能……得到一定的看重”。⁽¹⁴⁾除了郎世宁、马国贤、Tomacelli，以及法国珐琅艺人陈忠信（Jean Baptise Gravereau）、⁽¹⁵⁾对提高清宫珐琅器制作工艺水平有贡献的西洋人还有德国籍耶稣会士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1655—1720），据穆敬远说，此人不仅“懂得制作玻璃和釉彩颜料，并且教导工匠建造窑炉”。⁽¹⁶⁾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施静菲认为，正是在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使得清宫廷珐琅器制作得到极大突破与发展。这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皇帝对闽浙总督满保进呈的西洋器物的态度可以看出：“选几样留下，珐琅等物宫中所造已甚佳，无用处，嗣后无用找寻。”意思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珐琅器已经很好，以后不要再费心思搜求西洋产的这类玩意儿了！珐琅器在康熙六十年（1721）甚至成为赠送外国使节的国礼的一部分，⁽¹⁷⁾足以证实此话不虚。

活计流程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各类活计的大致工作流程是：皇帝下达谕旨、画师或工匠起稿、稿样递交呈览、皇帝提出意见、正式画画或开工、完成后呈览（在此环节还可能会提出意见，或者局部修改，或者返工重画），最后是贴落或摆放。

在正常工作程序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活计形式——主动请缨。即皇帝并没有下达要画画的谕旨，但画师主动提出要画。如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初五日：“骑都尉唐岱、西洋人郎世宁、画画人沈源来说，年节每人欲画绢画一张，预备呈进等语。”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画画人张为邦、丁观鹏等四人来说，端阳节欲合画高六尺、宽三尺绢画一张。”⁽¹⁸⁾这种情况在雍正、乾隆两朝之间存在较多，其原因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以逢年过节为“借口”，讨好皇帝；二是画画人与皇帝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即该过节了，皇帝即使不主动提出要求画画，但根据常识，逢年过节也应该自觉有所表示。但这种主动请缨的情况在乾隆中晚期几乎不存在，其主要原因是乾隆的个人意识越来越强烈，绝对主导着各种艺术生产的风格样式、美学趣味等等，尤其是根据不同画家的专长，有选择地让画家合作完成绘画，是这一时期绘画制作的重要特点之一。

活计时间

造办处的活计时间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谕旨没有明确活计完成时间。但档案显示，一般情况下画师和工匠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快完成，因为如果一件活计没有及时完成，很可能下一件活计任务又下达了，由此造成的拖延就会受到惩处。如乾隆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的记事录就记载了皇帝的一道谕旨：“咸安宫画画人画画迟滞，着怡亲王等将监造人议处，钦此。”⁽¹⁹⁾

第二种是严格限定活计时间。如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将四月景画着陈枚赶三月内画完。”⁽²⁰⁾而当工作量繁重，但所给时间又非常有限的时候，画师无疑会面临巨大压力。乾隆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春宇舒和现画大阅图据金昆称说三十年方能画得。着怡亲王、海望、安宁问明金昆，按年分（份）雇人帮画，造办处画样人亦着帮画，限三年要得。”⁽²¹⁾按照金昆的估计（这种估计必定经过了慎重周详的考虑），《大阅图》需要三十年才能完成，而皇帝则把这个时间猛烈压缩至三年，即使有其他画师帮忙，金昆所承担的压力之巨可想而知。

硬性规定活计完成时间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在回家奔丧的往返途中，也要抓紧时间做宫中的活计，如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档案：

效力柏唐阿六十四持来帖一件，内开二月二十六日员外郎郎正培等为金震寰母亲病故告假回南等语奏闻，奉旨，准假回籍，将白玉哨鹿赋册页一分（份）计四片，御笔本文六张，着他带去往返路上刻做。钦此。⁽²²⁾

第三种情况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紧急完成。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太监胡世杰交长春仙馆墨池云装修纸样一张，传旨中层明间面阔板墙中间着王致诚速画油画表盘一张。⁽²³⁾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王大人谕端阳节年例应做活计着急速赶做，于五月初一日呈进。⁽²⁴⁾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五福堂桃花春一溪楼下南梢间板墙，着郎世宁起通景画稿，急速就画。⁽²⁵⁾

从以上三类活计时间，以及郎世宁接受活计的频率（见本书附录一）看，郎世宁可能长期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如果遇到类似紧急画就的活计，舍弃休息时间连轴转也是完全可能。王致诚的有关经验即能为此提供证据。

在1743年11月1日的信中，王致诚写道：“现在我……没有一时一刻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将被迫占用睡觉的时间以给您写信。”⁽²⁶⁾据耶稣会同事说，在1754年的一次工作中，王致诚“不得不从早画到晚，一天里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任何休息。他还经常被迫放弃睡眠，以便独自把他的不同的画组合起来。他在鞑靼只待了五十来天……画了二十二幅油画肖像和四幅描绘盛典的巨幅绘画，后者需要画的内容很多，故每一幅均需要画一天或者好几天。由于劳累过度，以至于他在回京时已难以让人认出他来。我们看到他已经变瘦了，脸色苍白，驼着背，行走艰难”。⁽²⁷⁾

徒弟

除了画画、搞设计，郎世宁在宫廷中还承担着另一项特殊活计：教授中国人学习油画方法及透视画技术。

指定西洋人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绘画技术，似乎是清代宫廷的一个传统。早在康熙年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类思（Louis Buglio，1606—1682）就曾“以西方绘画之法教授华人”。⁽²⁸⁾其后，于1698年来华的意大利人乔凡尼·吉拉尔迪尼也做过此类工作。据马国贤说，在1711年的时候，宫廷中有七位油画师都是吉拉尔迪尼的学生，而且“用规尺作透视处理”。⁽²⁹⁾而马国贤自己也曾应康熙的要求收了一些中国徒弟，据他自己说，教学比较成功（tolerable success）。⁽³⁰⁾根据耶稣会士钱德明1754年的信件，王致诚也有自己的中国弟子。⁽³¹⁾

目前有关郎世宁授徒的最早记录是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怡亲王谕令：“将画油画人乌林人佛延、柏唐阿全保、富拉他、三达里等四人，留在养心殿当差，班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六人仍归在郎石（世）宁处学画。查什巴、傅弘、王文志三人革退；将查什巴原在画画处得的甲革退归，在本佐领下当差，再画鸟谱。金尊年、王恒、于寿白三人着原养赡之织造官，送回本籍。”⁽³²⁾从这条档案看，最初跟随郎世宁学油画的徒弟有十六个人，到1723年，经过淘汰拣选，还剩下班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六个人。乾隆五年（1740）三月，王玠病故，其子王幼学顶替其职，继续在宫中“效力当差”，同时继承了其父在宫中的官房。⁽³³⁾虽然没有王幼学跟随郎世宁学画的明确记录，但从其他一些档案看，二人存在师徒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如乾隆三年十月初十日的谕旨：“双鹤斋着郎世宁徒弟王幼学等画油画先起稿呈览，准时再画。”⁽³⁴⁾这意味着，在雍正五年的时候，郎世宁的正式徒弟仍是六人。但根据档案，最晚至乾隆六年（1741）的七月份，郎世宁还有一个叫林朝楷的徒弟：“员外郎唐英启称怡亲王，为郎士宁徒弟林朝楷身有劳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³⁵⁾乾隆三年三月的档案显示，戴正也是郎世宁的徒弟。二十六日总管刘沧州传旨：“照五福堂楼梯书槅现安古玩画片，令郎世宁徒弟戴正等画一分，得时安在万方安和床前面拉门书格上，钦此。”⁽³⁶⁾

总起来看，郎世宁有据可查的徒弟共有九位，即班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王幼学、林朝楷、戴正。⁽³⁷⁾

此外，通过比较另外两条档案，张为邦极有可能也是郎世宁的徒弟。乾隆七年（1742）二月二十日：“着郎世宁带徒弟等往看道路、树木、墙垣、庙宇、房间、河道，俱随线法改正，画画一幅。”⁽³⁸⁾在同年三月“木作”的档案中有一条与此相似的记载：“十五日接得如意馆来帖一件，内开为二月二十八日高玉持来海子图样一张，传旨：着郎世宁、张为邦、王幼学往看某道路、墙儒（档案中即是此字）、树木、河道、房间、庙宇等样，俱线法改正，画画一张，钦此。”⁽³⁹⁾显然，两条档案所载是同一件活计，只是第一条档案省略了徒弟的名字，第二条档案予以列举。

为了源源不断地为造办处各个画画处补充新鲜血液，乾隆十年五月初四日，皇帝下旨要求司库郎正培等人再挑选几个“包衣下小孩子跟随郎世宁等学画油画”。⁽⁴⁰⁾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又传旨：“再将包衣下秀气些小孩子挑六个跟随郎世宁等学画油画柏唐阿行走。”⁽⁴¹⁾同一天的谕旨显示，王幼学的弟弟王儒学也被赏给“柏唐阿”学画油画。⁽⁴²⁾这些档案表明，除了画画，教授徒弟也是郎世宁持续不断的工作任务之一。但谕旨中“郎世宁等”的字样意味着，新招选的小徒弟不再是单独跟郎世宁一人学画油画，同时还有其他画师参与指导。

在郎世宁的众多徒弟中，最有成就的是王幼学和张为邦，这从二人独立完成了很多画画活计的档案可以得到证明。尤其是张为邦，曾与师傅合作为乾隆画像，足以显示其技术水平出众。而获封造办处名为“催总”的小官职，可能正是对王幼学工作成绩的肯定。虽然职级低微，但较快的升迁速度，仍能从侧面证明王幼学不仅画画得好，办事能力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如在乾隆十九年六月的一则档案中，王幼学尚是“副催总”，⁽⁴³⁾到了第二年的十月，王幼学已升至“催总”。⁽⁴⁴⁾

除了王幼学和张为邦，作为郎世宁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班达里沙在绘画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并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激赏，这从一条档案得到反映。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郎中海望传旨：“班达里沙画的松鹿永年画比先画的好，尔持出贴在圆明园北门新盖平台处。再传与内务府总管查官房一所，赏伊居住，每月动用造办处钱粮赏给马银二两，钦此。”⁽⁴⁵⁾不要说每月在其薪俸之外多出的二两“交通津贴”，单看一所官房的大小：二十四间半，就足以让同事艳羡。⁽⁴⁶⁾

俗话说“安居乐业”，即使是在三百多年前的清朝，住房问题似乎也是动一发而牵全身的大事。以致连向来老实本分的丁观鹏也曾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为住房问题而向“上面”申诉。⁽⁴⁷⁾所以说他冒险，是因为擅自提出住房要求是要面临严厉惩处的。如乾隆二十年七月十九日：

员外郎金辉来说奏事总管王常贵传旨画画人方琮、张镐擅敢相继奏事请讨房间，皆管事人员平素漫无约束之故。着交果亲王阿里衮将郎正培德魁二人治罪。钦此。

和硕果亲王的回奏：

臣等伏思，郎正培等系在如意馆管事之员，所有画画人等理应平素严加训饬，在内谨慎当差。乃方琮等擅自奉事而郎正培竟不得知，实系平时漫无约束之所致，应将郎正培德魁各罚俸半年，以为将来者戒。⁽⁴⁸⁾

上司受到惩处，方琮、张镐也不会有好结果。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违反了相关上奏规定（最有可能是“越级上访”）；其次是内务府房源紧张，如果都自作主张地要房子，势必会扰乱秩序，造成人心不安。房源紧张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从档案看，造办处各作平均每作有工作用房三间左右。如珐琅作有“画珐琅屋”三间，⁽⁴⁹⁾绣作有“绣作房”两间，⁽⁵⁰⁾画师金玠有工作房两间，⁽⁵¹⁾郎世宁有工作房三间。据相关研究，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仅内务府广储司六库七作，就有一百七十六名银匠、一百零五名铜匠、一百七十名皮匠和三百多名裁缝。⁽⁵²⁾至乾隆二十三年，造办处共有下属各作四十一作。⁽⁵³⁾如果按照这些统计数据估算造办处需要管理的房屋数量，显然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即使是纯粹工作用房，也是相当多的。从这一背景看，再联系到方琮、张镐的遭遇，班达里沙在雍正那里还是享有相当地位的。

徒弟的成就当然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郎世宁的教学是成功的，并付出过相当心血。虽然没有相关记载，但蒋友仁对待学生的态度或可以作为旁证：“他毫不忽略能方便他们学习的任何东西，并把学习变成一件饶有趣味的、愉快的和合乎道德的事。他从不削减（培养）弟子们所必须的时间，剩余时间不够他用以处理其他事物，他便挤占睡眠时间。”⁽⁵⁴⁾

除了教授画画，郎世宁还负责教授制作颜料。如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的档案：“骑都尉唐岱、西洋人郎世宁来说，太监毛团传旨：着挑小苏拉几名与唐岱、郎世宁学制颜料，钦此。”⁽⁵⁵⁾而这种颜料很可能是油画颜料，但由于唐岱也是师傅之一，也有可能包括中国画、珐琅画的颜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