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朝“文体新变”研究概况与本书思路

作为南朝文学的显著标志，现代学界对于此期“文体新变”现象已有较深入关注。大约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新体式的兴起。代表作如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2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30]，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31]、《刘宋王室与吴声西曲的发展》，曹道衡《南朝政局与“吴声歌”、“西曲歌”的兴盛》，日本高木正一《六朝律诗的形成》[32]，王运熙《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完成》[33]，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34]，于景祥《骈文的形成与鼎盛》[35]等，这些论著深入探究了南朝新声乐府诗、永明体、四六骈文、律诗、七言诗等体式的兴起、发展。

其二，关于新题材的拓用。如日本兴膳宏《艳诗的形成与沈约》[36]，傅刚《南朝社会的变化与艳体诗风的形成》[37]，汪春泓《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38]，胡大雷《“宫体”缘起考辨》[39]，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40]等文章探究艳情、地理、科学知识等文章新题材的兴盛。

其三，关于新创作技法、叙事思维的实践。如詹锳《四声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中之应用》[41]、王力坚《永明声律的理论创立及实践探索》[42]、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许云和《涅槃、维摩四依与六朝文学新变》[43]、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44]及吴妙慧《王融三首诗歌中的声律》[45]、《声与色：永明时期的诗学与宫廷文化》[46]等论著探究诗歌声律技巧、文章实证意识、小说叙事时空等新创作观念的实践。

这些论著，在指出此期文体新变现象广泛存在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解释新变之原因，如从时代、地域、统治者出身、政局变化、宗教信仰与外来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吴声西曲、艳诗、永明体等新文类之涌现与发展，加深了今人对南朝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的认识。综观既有研究成果，我们感到有关文体新变现象的探研仍较分散零碎，且存在盲点。对于南朝乐府诗，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吴声西曲一类乐府民歌的兴起上，对于谢庄、谢朓等在雅乐歌辞中进行的体式革新则鲜有关注[47]。这与前面所言学界往往以南朝统治阶层整体上出身寒微、尚俗好奇的文化身份为主要着眼点有关。因此即使是对于此期文人乐府诗的研究，也往往集中在文人接受江南民间新声的影响上[48]。而对于宫廷雅乐歌辞那样的传统体式变化，则不甚在意[49]。宇文所安、田晓菲虽认识到谢尚等唱《大道曲》并不是由于“经历了所谓文化上的‘庸俗化’”，但着眼于北方贵族移民“需要想像出一种特定的南方文化来和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区别”[50]，也难以注意及雅乐歌辞的变化。对于新兴的永明体、绝句体、七言体与既往文学传统的关系，也未见深入探讨者。

事实上，传统的学术文化积累，在南朝文坛是不乏表现的。黄侃指出：“《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论曰：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案孙许玄言，其势易尽，故殷谢振以景物，渊明杂以风华，浸欲夐规洛京，上继邺下。康乐以奇才博学，大变诗体，一篇既出，都邑竞传，所以弁冕当时，扢扬雅道。于时俊彦，尚有颜鲍二谢之伦，要皆取法中朝，力辞轻浅……夫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51]黄节《谢康乐诗注序》称：“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以成之，其所寄怀，每寓本事，说山水则苞名理。”[52]张一南《谢灵运诗文化用〈易〉典方式研究》探讨谢灵运大量使用《易》典的特点，细致剖析其用《易》语造诗词、用《易》义立诗格的创作心态与诗学艺术[53]。这些研究揭示出谢灵运之奇才博学与宋初文咏因革的密切联系。

宋初已降的文坛，“资于博学”的倾向非常显著。王运熙《〈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54]、罗宗强《〈文心雕龙〉的成书和刘勰的知识积累》[55]，探讨《文心雕龙》一书的文学理论创建与创作时代、创作者知识积累的关系，显示出汉魏以来的学术文化空气，对于《文心雕龙》成书的积极影响。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一书曾细致辨析此期文德、文术、文体、文变等理论范畴与传统经学、诸子、佛学等的关系[56]。董希平《六朝“隶事”传统》[57]、何诗海《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58]，指出王俭、陆澄等北来高门与本土高门对于“隶事”活动的热衷及“隶事”对于类书编纂、文章用典之类的著述活动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沈约《宋书·乐志》对历代乐府歌诗的辑录，也是一种博学“隶事”的结晶：即不仅知一代之雅乐，而是能缕述历代之雅乐乃至民间之俗乐歌诗，堪称更高程度的渊博[59]。南朝皇族对于江南民间俗乐歌诗的拟作，究竟是长期民间生活熏陶的结果，还是为了展示其自身对新知识领域的掌握？实未可遽断。

从更宏观的整体视角来看，博学的取向是弥漫整个南朝时代的。胡宝国曾勾稽南朝士人对聚书的热衷，对儒、玄、文、史的崇拜，对文士的推崇转向对学士的推崇等现象，提出：“从社会史、学术史的角度看，聚书风气的兴起、儒玄文史中重视知识的倾向、名士与学士称谓的转换都表明南朝的学术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按照通常的理解，汉代是一个经学的时代，魏晋是一个玄学的时代。南朝诸种学问之中，文学最盛，过去我曾以为南朝或许可以算是文学的时代。这个认识自有道理，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肯定不全面，因为文学虽盛，但它不能涵盖一切。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追求渊博、重视知识的特征在其他领域也都存在。既然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相同的重视知识的倾向，所以本文更愿意用‘知识至上’为这个时代命名。”[60]这里想强调的是，引领这种社会学术文化空气，引领文坛“追求渊博、重视知识的”，不仅仅是出身寒微、尚俗好奇的新兴统治阶层。

要之，忽略谢灵运等旧高门士族“以奇才博学，大变诗体”的先导之功，“至以妙辞目为累句”[61]，是导致雅乐歌辞一类传统诗文体式变革研究盲点的关键原因。本书拟致力于补充既有研究的不足，从南朝文体新变现象切入，考察士族与其时学术文化在文学史演进中的作用。如对于永明体诗发展到律诗的研究，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沈约与四声八病的讨论上，罕有提及谢灵运（385—433）、谢朓、王融、王筠（481—523）等旧高门文化士族子弟对于文字声韵的探研。事实上，作为南方新兴文士的沈约在大倡诗歌声律审美时，曾与出身南方旧族的陆厥有过论争[62]。在这种背景下，沈约的说法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不能不说与王、谢文化士族对永明四声体系的亲近有关。旧高门士族的文化转向，有力地推动了诗歌声律的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又如《艺文类聚》卷五六“诗”类载“谢庄自浔阳至都集道里名为诗”，在诗歌中表现地理相关知识；还有鲍照（？—466）、沈约（441—513）、萧绎（508—555）、沈炯（502—560）等人的各种杂名诗的创作，都与当时强调“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63]的知识储备不无关系。颜之推教示子弟：“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往徂黄龙’。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64]以萧纲、萧子晖诗歌为例说明文学创作应该注意地理知识的惬当，是否怀有对兰陵萧氏家世文化的褒贬已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经南朝文化熏陶的士人，即使面对的是拟《陇头水》那样具有民间性的乐府歌辞，也会从知识性视角展开品评。因而谢庄之集道里名、王融之集药名、陆慧晓（439—500）之集百姓名为诗，当不仅与“隶事”和类书趣味相关，一定程度上是“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的创作需要，此中所反映文体新变与学术文化之内在互动，仍有待探研。

下面将从乐府、永明体、绝句、七言诗等此期重要代表性文体的新变现象入手，从学术文化的角度，对这些文体的新变现象展开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拟分雅乐歌辞的文体新变、永明声律审美的继古与开新、绝句诗确立的文化语境和齐梁七言诗体起源论四个专题具体展开，期以展现士族、时代、学风在文体乃至文化上的创新与互动，揭示中国文学体式从汉魏风骨走向盛唐气象的内在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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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主要论述对象的生卒年，无特别说明者，一般据曹道衡、沈玉成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不别出注。

[2]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册，第897—898页。

[3]姚思廉：《梁书》卷四九，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册，第690页；李延寿《南史》卷五〇《庾易传附子肩吾传》载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册，第1247页。

[4]《梁书》卷三〇，第2册，第446页；《南史》卷六二《徐摛传》载同，第5册，第1521页。

[5]姚思廉：《陈书》卷二七，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353页。

[6]这与汉魏以来文体辨析之风有关，详参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7]《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第3册，第729页。“文体英绝”，《南史》卷三二《张邵传附畅子融传》作“文体英变”，第3册，第837页。

[8]张融此论，实承陆机《文赋》“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见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32页）。所谓“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以极其所矣”，表明张融在创作上“期穷形而尽相”的追求。

[9]《梁书·萧子恪传附弟子范子显传》载“子恪第八弟”萧子显“大同三年，出为仁威将军、吴兴太守，至郡未几，卒，时年四十九”，据此则萧子显当生于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卒于梁武帝大同三年（537）。但此与同书《萧子恪传附弟子显子云传》所载相龃龉。《子云传》言子云“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齐建武四年，封新浦县侯”，又言其“（太清）三年三月，宫城失守，东奔晋陵，馁卒于显灵寺僧房，年六十三”，则其生年可能为永明四年（486）或永明五年（487）。因此作为其兄的萧子显，最迟不能晚于永明五年。现代学者曹道衡、沈玉成据《法宝联璧序》中大通六年（534）“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年四十八”之记载，新定萧子显生于永明五年；子云与子显同年，为异母兄弟。（详参《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萧子云仕历与生卒年”和“《梁书·萧子显传》卒年有误”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70—571、574—575页）。此处从之。不过学界仍有主张尊重《梁书》本传之记载者，详参童岭：《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页。

[10]萧子显与永明诗体新变的领袖人物沈约关系密切。子显未及弱冠所作《鸿序赋》，得到沈约赞美提携，被比作班固《幽通赋》；又子显兄弟等曾请沈约为其父萧嶷写碑文，子显的文学思想或受到沈约影响，折射出此期文坛对新变的积极共识。详参童岭《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第28、65—68页。

[11]《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王僧虔论书曰：“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不尔，至今犹法钟、张。”（第2册，第597页）肯定了东晋王羲之、王洽在书法艺术上变革汉魏钟繇、张芝古制，亦从侧面说明此期文艺整体上推崇新变的风尚。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曾指出梁代文坛有守旧派和趋新派，然总以后者的气焰为盛。（见《周勋初文集》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9—80页）

[12]详参周勋初：《王充与两汉文风》，《周勋初文集》第3册，第3—10页；梅家玲：《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相关问题》，载氏著《汉魏六朝文学新论——代拟与赠答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2页。

[13]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见《王运熙文集》1《乐府诗述论》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页。

[14]详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1—123页。

[15]王运熙：《刘宋王室与吴声西曲的发展》，原载《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见《王运熙文集》1《乐府诗述论》下编《乐府诗再论》，第431—432页。

[16]曹道衡：《南朝政局与“吴声歌”、“西曲歌”的兴盛》，《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第272页。

[17]详参王运熙：《吴声西曲杂考》，见《王运熙文集》1《乐府诗述论》上编《六朝乐府与民歌》，第41—89页。

[18]详参王运熙：《论吴声与西曲》，见《王运熙文集》1《乐府诗述论》下编《乐府诗再论》，第421—425页。

[19]详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南朝寒人的兴起》，第121页脚注〔二〕。

[20]此观点曾在A Workshop on the Eastern Jin（ Harvard University，5/6-7，2005）上发表过，详参陆扬《哈佛东晋文化研讨会印象》（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dcd230b7b78afee22f947ac2c4214 d2d&threadid= 20472）。本文引据宇文所安主编，田晓菲执笔《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唐巧美译，田晓菲校），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1—252页。

[21]汪春泓曾提出“学界所讨论的南朝‘新变派’尚丽和主情的文学观，其实由王僧虔导夫先路”。详参氏著《史汉研究》附录《论以王僧虔、王俭为代表之高门世族与南朝文艺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17—520页。

[22]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8页。

[23]详参本书第一章。

[24]详参本书附录二《论八言诗及其相关问题》。

[25]李昉：《太平御览》卷三七六“人事部·肝”条引《谈薮》，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37页。

[26]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8页。

[27]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217页。

[28]敦煌文献中存有七言四句体组诗《九想观诗》：《初生想》、《童子想》、《盛年想》、《衰老想》、《病苦想》、《死想》、《胞（胮）胀想》、《烂坏想》、《白骨想》。纵写人生百年盛衰，虽是承陆机《百年歌》思路，但陆机《百年歌》未写死后，此组诗则《死想》以下皆写死后情状，盖亦是受到佛经死尸九相观的影响。尤其《胞（胮）胀想》一诗“唯见一搥（塠）脓血聚，何曾更有旧红颜”，以脓血与红颜为对，在既往诗史上十分罕见。与徐摛写“一人病痈”结合起来看，可见在《大智度论》等佛经流行后，汉地诗文对于人身病态如“胞（胮）胀脓血”者的书写。《九想观诗》详见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23—826页。

[29]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

[30]棠棣出版社1951年版。

[31]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

[32]《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集，1952年。

[33]《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2期。

[34]三联书店1996年版。

[35]《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36]《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4集，1972年。

[37]日本《六朝学术学会报》第7集，2006年。

[38]《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39]《文史哲》2008年第6期。

[40]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1]《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3辑。

[42]《北方论丛》1995年第5期。

[43]许云和：《汉魏六朝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5]Meow Hui Goh，“Tonal Prosody in Three Poems by Wang Ro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24 No.1，2004.

[46]Meow Hui Goh，Sound and Sight:Poetry and Courtier Culture in the Yongming Era （483-49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47][日]增田清秀：《乐府的历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5年版）一书第三章《汉之邹子乐与五帝歌》第三节《南朝五帝歌的形体》较早注意到谢庄五帝歌辞之文体新变，其讨论值得进一步探讨。详参本书第一章。

[48]如长谷部刚《南朝文人乐府与声律论》（《中国文学研究》第25期，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2000年版）、黎艳《南朝文人乐府诗的新变》（《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文，都主要是探讨其时文人用吴声西曲旧题所创作乐府诗之声律新变。

[49]夏仕勇《刘宋音乐文学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蒋宁《齐梁音乐制作与文人乐府创作》（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南朝宋齐梁三代文人的宫廷音乐创作活动，但也未论及宫廷雅乐歌辞的体式新变。

[50]陆扬：《哈佛东晋文化研讨会印象》（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 php?s=dcd230b7b78 afee22f947ac2c4214d2d&threadid=20472）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第251—252页）。

[51]黄侃撰，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明诗第六》转录《诗品讲疏》之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52]黄节撰：《谢康乐诗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页。

[53]《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54]《文史》总第22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55]《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

[56]中华书局2005年版。

[57]《文史知识》2002年第12期。

[58]《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59]沈约不满前代史书关于乐府歌诗的记载，其所撰成《宋书·乐志》，不仅记录魏晋至刘宋关于祠祀天地宗庙和正旦行礼音乐舞蹈的歌辞，还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关于音乐的起源、发展以及民间歌曲由独唱、伴唱、配乐和诗人倚声造歌、乐人按调裁曲的过程等，保留了自汉至刘宋庙堂乐舞和民间歌舞丰富的资料。详参苏晋仁、萧炼子校注《宋书乐志校注》序言，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3页。

[60]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9年版。

[61]黄节撰：《谢康乐诗注》，第3页。

[62]吴正岚《论沈约陆厥的声律之争与沈氏家族文化的关系》（《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提出该论争反映了儒家传统五声与永明四声体系的不同。

[63]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三“勉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2—223页。

[64]《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四“文章”，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