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启蒙教育

宋美龄出生于哪一年？据近年来海内外一些报刊刊载有关宋美龄年龄的考证文章，有三四种说法。一般说她出生于1899年，但未详月日；台湾有的报刊说是3月11日，但又未注明年份；汪日章则著文说她出生于1901年；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西格雷夫所著《宋氏王朝》一书，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觅到宋氏家族的家谱，尤其对主要成员的年谱作了审慎详实的研究后指出宋美龄是清光绪丁酉年二月十二日，即1897年3月14日出生于上海⁽⁷⁰⁾。这一权威性的结论提出后，许多研究者均以此为定，如台湾的李桓所著《宋美龄传》便采用此说⁽⁷¹⁾。然而，蒋介石亲手书写的《武岭蒋氏宗谱》却这样写着：“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日。”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己亥二月十二日，即公历3月23日。蒋介石所讲的“韦尔斯莱大学”应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美龄只获取该学院的学士学位，从未获得博士。关于宋美龄的出生年月日，1948年，武岭蒋氏重修宗谱，蒋介石与毛福梅、宋美龄的关系，以及蒋经国、蒋纬国为何人所生，均成为难题。对于这桩牵涉到蒋介石个人名誉的事，任何人均无法代笔，最后只好由蒋介石亲自撰写。蒋介石作为宋美龄的丈夫，对妻子的年龄恐不会弄错。而且此事关系到宋美龄在蒋氏家族中的地位，夫妻之间必有商量，宋美龄对蒋介石撰写有关她的生辰时间决无不知之理。据王舜祁考证，1947年4月2日至1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回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扫墓，停留十天。他们住在溪口主办的武岭学校（蒋任校长、宋任校董），逐日记载了他们的行踪，现在这本《校刊》还在。其记着：“四月三日，宋夫人四十九岁生日，晚看‘群仙上寿’，古装话剧。”按照奉化习惯，寿辰按虚龄计年，且以阴历为准，故那年宋美龄为49虚岁，1947年4月3日，农历为闰二月十二日。这是宋美龄为自己生日提供的证据，故宋美龄生于1899年农历二月十二日，即4月3日当无疑问⁽⁷²⁾。

宋美龄是宋氏家族的幼女。她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与西方生活方式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五岁之前，她在家中学习英语，五岁在圣约翰大学少年班注册入学。这所卫理公会办的教会学校专门提供给上海上流社会家庭中的女孩就读。但因为宋美龄太过年幼，无法适应住宿生活，不久即离开学校。宋耀如夫妇只好请人在家教她念书。直到美龄赴美国留学之前，她都是在家接受启蒙教育。只有在暑假，美龄才能同姐姐蔼龄、庆龄，以及她们的小兄弟欢聚在一起。但即使在暑假期间，她们的课业仍然继续。早上，她们在一位英国女教师家里上英文和拉丁文课。下午，则由从前教过宋耀如的老师，教她们学习古文。吃过中午饭后，她们通常会睡个午觉，但当她们的母亲睡着之后，她们就偷偷爬到后院玩耍。美龄非常活泼和欢跃，但相当淘气，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

美龄对她大姐——蔼龄有深厚感情，因为这位大姐对她非常温和，很体贴和疼爱她，凡事站在美龄一边，并帮助她对付那些准备欺负她的男孩和女孩。她周身浸透着虚荣，她自恃自己有能力而忘乎所以。她孤芳自傲，无人敢理。她那种我行我素的品格与外表的美丽并不相干。她生性超然脱俗，精力旺盛，即使是小姑娘时，她就高傲，威风凛凛。她崇拜勤奋的大姐蔼龄，蔼龄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蔼龄发号施令，处理家务事的时候，美龄总是一旁细心体察，仿佛在作蔼龄的艺徒，准备将来取代姐姐的角色⁽⁷³⁾。甚至以后连她的婚事也由大姐一手安排。

父亲宋耀如很喜爱美龄。他启发她上进，教育她如何学习和做人。但由于宋耀如对幼女过分娇惯使她傲气逼人，缺乏坚强的意志。他希望美龄勤奋学习，取得卓越的成就，有意识地培养她成为雍容优雅和有影响力的人，可是她自恃聪明，学习并不刻苦。她思想活跃，但对问题缺乏潜心思考，思想缺乏深度，对父亲、对家庭、对社会发生的一切都缺乏深思熟虑。然而，由于美龄性情活泼，长得俏丽动人，在同人交际时总是比人优胜。

宋美龄很敬爱自己的父亲，但从她后来的回忆中则很少看到她谈父亲对她的影响，反而对母亲则有很多的忆述。可见，母亲对她的影响比起父亲来更直接，也更深刻。

美龄的母亲倪珪贞是宋耀如名副其实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难得的好母亲。倪珪贞善良正直，为儿女们的前途和幸福奉献出了无私的母爱。孩子们对她爱得很深，她对孩子们的影响也很大。倪珪贞的三个女孩，“庆龄是个富于幻想的漂亮孩子，也许因为她文静听话，深得母亲的宠爱，老大蔼龄是个顽皮的姑娘，她感情奔放，常叫人为她操心”⁽⁷⁴⁾。美龄的年龄最小，加上她那“楚楚动人的外貌更使人喜爱”。她和大姐蔼龄相比，不像大姐那样身材矮胖，相貌比较平淡，像个顽皮的男童。她和二姐庆龄相比，一样娇柔，一样俊俏，从眉毛到眼睛都很相似，唯有她不如二姐庆龄长得耐看，而且她们俩的性格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庆龄比较纤弱、文静、温柔的话，那么美龄则像大姐蔼龄一样显得傲气逼人，孤芳自赏。

比起对待父亲，美龄对母亲爱得更加深沉，更加细腻。美龄在家只读了四年书。四年后恰遇圣公会在上海办的圣约翰大学少年班招生，美龄决心一试。这次招生考试分别为初试和复试。招生考试时恰好父亲不在家。母亲对美龄的应考非常支持，应考那天，她还亲自陪同美龄去考场。女儿在屋里考试，母亲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按考场规定，初试及格进复试，不及格就被淘汰。张榜复试那天，实在热闹。这一天，倪珪贞也领着女儿美龄去了。本来美龄知道母亲身体欠佳不让她去，可是母亲执意要去。当她看到“美龄”的名字出现在榜文上时，高兴极了，大声喊道：“美龄，有你的！”因为过于激动，只觉眼睛一黑，便瘫倒在地上了。

美龄的妈妈因这场意外的高兴诱发了心脏病。

第二天上午，美龄复试的时间，妈妈还躺在医院急救房里。美龄没有去复试。可是当妈妈醒来时，得知因自己发病女儿没有参加复试时，后悔得猛抬起右手向大腿上砸去：“都怪你！都怪你！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毁了女儿的前程！”⁽⁷⁵⁾

母女情长。母亲倾心爱抚子女，关心子女的教育、成长和未来的前途。子女则以敬佩的心情去体贴和热爱自己亲爱的母亲。由于孩子们接受母亲的教养最直接，因而母亲的信仰、思想和言行举止对孩子们的影响最直接、最具体、也最明显。从宋美龄后来的回忆中得知，母亲对她的影响似乎比起父亲对她的影响大得多、也深远得多。

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谈到父母亲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时，她作了很多叙述。她说：“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又说：“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姐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宋美龄称她母亲的个性是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说她母亲那时对宗教的虔诚是她“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或许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有法子把它舍弃了。”⁽⁷⁶⁾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又指出：“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⁷⁷⁾

母亲对美龄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宗教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和价值观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宋美龄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启蒙教育都是在家庭中得到的，家庭的教育无论条件如何优越都比不上社会正规学校教育更全面、更加实在和符合时代潮流。但由于美龄的聪慧和勤奋，她并不比其他同龄儿童受的教育差，加上宋耀如有明确的培养目标：要美龄学好英语和古文为到美国留学打好基础和学成回国服务，从这方面看，宋耀如对儿女的期望已达到预期的目的。

父亲刚直不阿，热情爱国，乐做善事，有强烈的事业心；母亲深情、善良而又严厉。正由于父母为儿女们悉心抚育、积极培养，使美龄及兄姐弟弟都得到新式的、正规的、优等的教育。这对于她们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上的活跃人物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