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和教养

一、家庭影响

（一）父亲——宋耀如

宋美龄出生于上海一个既是传教士，又是实业家的家庭，同时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革命者家庭。

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1861年—1918年）⁽¹⁾，有人称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²⁾。因为他的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所嫁的丈夫分别是孔祥熙、孙中山和蒋介石，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宋耀如原姓韩，是客家人韩鸿翼之子。他原名韩教准（乳名阿虎），又名嘉树、乔荪，字耀如，西名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1861年10月17日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昌洒墟古路园村（今庆龄乡牛路园村）一个商人之家。

宋耀如远祖是河南省相州安阳人，北宋末年被迫南迁。到宋耀如已是第二十世了。他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儒商，为人宽厚，并热心公益事业，为乡人所敬重。宋耀如的叔父韩鹏翼，娶同县宋氏为妻。韩教准（宋耀如）后来过继给堂舅——宋氏之弟，改姓“宋”，后来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而其本姓“韩”却不为外人所知了。

宋耀如的堂舅，原名无记载。“堂舅”的英文为“uncle”，译成中文时，有的写“叔父”，如《宋氏家族》；有的写“舅父”，如《宋氏三姐妹》；有的写“伯父”，如《宋家王朝》。他先流落到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当修铁路的苦力，后又辗转到东海岸港口城市波士顿定居下来，开办了一个狭小的专门销售中国茶叶的店铺⁽³⁾。1875年十四岁的宋耀如，随同哥哥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订立了三年为期的契约。但契约未满，他于1878年初遇到从美国波士顿经商回国经过爪哇的堂舅，就悄悄地跟随堂舅横渡太平洋到了美国波士顿，在堂舅开设的绿茶商店当学徒。而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氏王朝》一书（美国纽约哈泼斯—罗公司1985年版）第一章“逃跑的天朝人”记载，认为韩教准（宋嘉树）没有过继给宋姓舅父之事，是他十二岁时，由一未署名的远房叔伯将他带往美国去的。他在1879年1月8日船员花名册上填写的名字是“Chiao Sun”，当他学会英语后，把“Sun”字改写成“Soon”，在他回国后，又按中国习惯把“Soon”字改写成“Soong”（这是“宋”字的公认英语拼法）。就这样韩教准便姓韩变成姓宋了⁽⁴⁾。也有人说，韩教准过继为堂舅之子一事不可信。“韩教准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家，其父祖辈绝不是甚么儒商。”由于拼音错误，本姓韩却制造了一个“宋氏”家族⁽⁵⁾。究竟哪一种说法可信，因手头资料欠缺，一时难予作结论，只好存疑。

波士顿是美国东部的大都会，美国最古老的城市。经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波士顿迅速发展为美国的大商埠，它是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和现代化港口城市。宋耀如在波士顿生活了将近一年。他不仅深受美国人的进取精神和冒险性的熏陶，而且也为这座欣欣向荣的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化城市所感染和鼓舞。因此，他思绪纷纭，不满足于堂舅安排他帮助经销绿茶的命运，梦想着去认识和探索绿茶店外的陌生世界，开始走上冒险之途，追求更远大的目标。翌年，由于受到中国留美学生的影响，宋耀如终于下定决心向已经成为他继父的堂舅提出在美国求学的要求，以便到学校去学习一门有意义的学问，将来回国谋一个理想的职业。可是，他的堂舅则要求他做一个守本分的小商人，继承他的家业，不同意耀如求学的请求⁽⁶⁾。因此，在大约三年的学徒期满后，宋耀如逃跑了。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停泊政府船舶的码头，偷偷地爬上“加勒廷”号缉私船上躲藏起来。“加勒廷”船当晚启航，在远离港口的大海上，宋耀如被发现并带到加布里埃森船长面前。船长被这个东方青年的胆量所感动，于是获得同情。由于耀如具有温和幽默的气质和勤奋上进的品性，博得船长和船员们的喜爱。后来，他又随船长到南方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港，船长有意识地上了岸，寻访他的朋友罗杰·穆尔上校和查德威克夫人，他们是南卫理会热诚的工作者。他们讨论了耀如的事，然后他们商量决定把耀如交给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的一个好朋友，第五大街卫理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宋耀如在1880年11月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在接受洗礼的仪式上，里考德牧师庄严地给耀如洗礼，并命名他为查理·琼斯·宋。

1880年11月7日，第二个星期日早晨，威尔明顿《明星报》登出标题为“第五街卫理公会简短通知”的新闻：“今天早晨本教堂将举行受洗仪式，受洗者之中有一名皈依宗教的中国人，他可能是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教洗礼仪式的第一个中国人。仪式由T．R．里考德牧师主持。”⁽⁷⁾

这件事引起威尔明顿这个平静城市许多人的注意，一个在异国举目无亲的中国青年，竟然作出了自己皈依基督的选择，十分不简单。正是这个选择，奠定了宋耀如，尤其是他后来几个儿女在美国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也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几个月以后，里考德牧师又把年轻的宋耀如带去见朱利安·卡尔。达勒姆市的卡尔是联邦军的军人，一个纺织企业家、富翁和慈善家。他考虑支持耀如的生活费用，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学习生活。卡尔和里考德合议将耀如送进北卡罗来纳州的小城达勒姆市卫理公会的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学习。朱利安·卡尔是这所学院的创始人，院长布拉克斯顿·克雷文经卡尔推荐同意接受耀如作为圣三一学院的“特别生”培养，让他先上预备班，用几个月的时间集中力量教他学好英语，并传授基督知识，讲读《圣经》。克雷文夫人不仅具体指导耀如学习英语，而且也给予他多方的关照。

1881年4月，耀如入圣三一学院仅两个月，就能用英文写出了第一批信，说明他很用功学习，也很聪明。其中有一封是写给他在海南岛的父亲的，这封信是通过在上海的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传教士扬·艾伦（林乐知）博士转给他父亲。现将宋耀如给艾伦及其父亲的信转录如下：

艾伦先生

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离家约有六年，我愿我的父亲知道我现在什么地方，作什么事。他们住在中国东南部广东省叫孟寿县的地方，他们有帆船从澳门开往河亥，约六天水路，我父亲中文名字是“韩宏乔”。我希望你能找到他们的所在地，我于几月前已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皈依基督教，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西（Si，原文如此）我急于受到教育，这样我可以返回中国并告诉人们关于我们救世主的事，请你收到我信后给我回信，我永远为此非常感谢你。再见。

尊敬你的

查理·琼斯·宋

美利坚合众国

北卡罗来纳州

达勒姆

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耀如离开家乡已多年，童年的中文作文练习大部分忘了。他离乡到美国一直使用英语，在学校也是用英文写作，所以这次他给父亲写信也只能使用英文。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父亲：

我愿写这封信让你知道我在何处。我于一八七八年在东印度群岛，离开哥哥来到美国，幸运地我找到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为基督之故，上帝满足了我的要求，与我相会。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正在帮助我，我急于受到教育，以使我能回到中国，告诉你关于达勒姆朋友们的善意和上帝的仁慈。上帝派遣他的独生子为世上所有罪人而死。我是个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典得救。我记得我还是个小孩时，你带我去一座寺庙朝拜木头菩萨。啊，父亲，纵然你礼拜一辈子，木头菩萨不会帮助人，不会有一点好处。在我们过去时代，他们不知道基督，但是我现在已找到救世主，不论我到哪里，他都安慰我。请你张开耳朵，你能听到神灵在说话，请你用眼向上看，你会看到荣耀的上帝。我深信上帝，并希望凭上帝的意志在世上再见到你。我们现在在度假，我住在达勒姆J．S．卡尔先生的家里。收到我的信，请立即答复，我将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请将我的爱给予母亲、兄弟和姐妹，也给你。我下次写信时将告诉你更多的事情。卡尔先生和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家庭，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就对我很好。祝你好，来信请寄北卡罗来纳圣三一学院。

你的儿子

韩·卡森（嘉树）

查理·琼斯·（宋）⁽⁸⁾

耀如在给父亲的信中，表达了他已信仰基督教，并反映了他对祖国、对父母亲和哥哥姐妹们的怀念和爱戴之情。他告诉父亲，他正在“加紧读书，以便能回到中国”效劳。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对他后来的经历产生重要影响。

耀如在圣三一学院读书时，以惊人的意志和记忆力克服学习中的困难，进步很快。他能够复述读过的《圣经》和他在布道会上听到的说教。由于耀如勤奋好学、温良幽默和富于人情味，博得院长克雷文博士及同学们的好感。克雷文院长在1881年6月9日的年度报告中赞扬宋耀如“每一个方面都很出色，专心学习，一定会成功”⁽⁹⁾。但是宋耀如似乎对宗教没有特别的兴趣，对传教兴趣更少。

一年以后，宋耀如突然转学到北卡罗来纳州西邻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耀如不愿意离开克雷文夫妇。但据《宋氏王朝》一书透露，这是因为耀如迷恋朱利安·卡尔的堂兄弟卡尔教授的女儿埃拉小姐，“仲夏时分，埃拉母亲突然把查理从她家撵走并不许他再回来”⁽¹⁰⁾。

耀如离开圣三一学院那一天极度忧伤，他临别时给克雷文太太带来了一件礼物——他做的一张吊床。并且对克雷文太太谨慎而有礼貌地讲了一番谢词，此时此刻，他突然难过地哭了起来，他“伸出臂膀搂住她的脖子，向她吻别”⁽¹¹⁾。

1883年—1885年，宋耀如在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度过了整整三个年头。在此期间，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尤其是神学方面的知识。他还广交朋友，为他往后的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他的同学约翰·奥尔牧师后来回忆耀如时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脑子灵，能准确而流利地使用英语，通常他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脾气好。小伙子们开始喜欢他，带他参加校园里的所有社交活动。他的书写体就像是复制版印出来的一样，一丝不苟，很有功力。他为同学们写名片……他复习功课很认真，所有的考试都及格，毕业时，在神学方面是班上的优等生。”⁽¹²⁾同班同学詹姆斯·芬也指出耀如“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和友善”。耀如的同窗好友赖特牧师后来回忆也证实，耀如“是个乐呵呵的人，喜欢尽情大笑。他在所有学生当中都很受欢迎”⁽¹³⁾。是一位才思敏捷、喜交朋友的好学生。

不管人们怎样地对待他、评论他，耀如则始终认为：他是一个远离家乡、靠陌生人的仁慈过日子的中国青年。他思念祖国，也想念达勒姆的朋友。尽管他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和热心人帮助，但他毕竟远离亲人，久在异乡，不尽人意的事时有出现，因此他决定在1885年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即回国。1883年7月27日，耀如给在上海的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负责人林乐知博士写信，表示他在神学院结束学业时回中国从事传播福音的热心。他在信中说：

亲爱的艾伦博士：

你仁慈的来信收到多日，我很高兴收到它，知道你将你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全部奉献给上帝。我希望按上帝的意旨很快见到你，我不知留在美国还有多久，但我将努力根据条件许可彻底地（原文如此）作好准备。当我结束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有生的目的是行善，使人光荣，赞美上帝，为别人作好事，拯救他们免于永恒的惩罚。愿上帝帮助我。几天前有位卫理公会的女士问到我一个不寻常的奇怪问题，她说“宋兄弟，你是一个传教士，你愿为信仰而受苦？为基督的事业而牺牲吗？”我想这对我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我良心的缘故，我按自己感觉答复：是的，夫人，如果上帝保佑我，我愿在任何情况下为基督受苦。她又说：“如果我们信任上帝，他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应该这样想。”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以极大的热情侍候着他，我们最后就能够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尽了力，因而我将接受生命的荣耀”。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全部工作。

宋查理⁽¹⁴⁾

卫斯理堂万德毕尔特大学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在信中宋耀如告诉林乐知，他不知道他要在美国待多久，但是，他表示当他结束学业时，他希望他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并说他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以巨大的热情侍候上帝。信的最后还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尽了力，因而我将接受生命的荣耀。”由此信可见，宋耀如是告知林乐知，待他学业结束时他有意回到中国上海从事传教做牧师。但是到末了，宋耀如却不想走，不想到上海去。他希望先去学医，他认为有了医学知识，回国后，才能更多地、更好地帮助自己的同胞。然而，教会的牧师拒绝了耀如留下继续学医的要求，要他立即去上海，在林乐知的领导下工作。宋耀如热切关心祖国命运的思想情绪，使美国牧师们感觉到了某种与他们的目标相悖的因素。1885年7月8日，万德毕尔特大学校长霍·马克谛耶主教给林乐知写了一封信，透露了他们的打算。信中说这年秋天就把宋耀如派到林乐知手下工作，要林立即派他从事巡回布道团工作，“即使不是坐车去，也要步行去”。对于耀如希望留下继续学医的心情，我们认为“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精力耗竭用尽”。“应该让我们为之付出辛勤劳动培养的这位年轻人开始布道工作。”“对他希望学医的心情，已经告诉他我们已有多得足够布道团所需的医生，不再需要了。”⁽¹⁵⁾

这位校长给林乐知写信，使耀如明白，他没有特殊照顾可指望了；他将被派到下层去。他得从一个市镇到另一个市镇步行巡回布道。这是有意使宋耀如在他同胞中丧失声誉的行动，将他贬低到农民的地位。这位大学校长、主教相信，宋耀如被卫理公会惯坏了，变得娇气，放纵任性。但是只要强迫他谦卑一点，很可能使这野心勃勃的年轻中国佬干出有用的工作⁽¹⁶⁾。这位校长、主教还是上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负责人。他这封信毫不掩饰地表示对宋耀如的歧视和侮辱，这对于宋耀如的工作和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宋耀如在回国之前作了一次重要的旅行，先后到北卡罗纳州的达勒姆、威尔明顿和华盛顿等地，向朋友们、老师们道别。耀如向在达勒姆的卡尔一家作了最后的拜访之后，回到他在威尔明顿第五街的老教堂，为纪念里考德牧师作了一次告别布道。加布里埃森船长已经退休，住到他马撒的葡萄园里，这次耀如没能去拜访他，但他不忘船长的恩情，一直同他保持书信联系。

1885年12月3日，人们送耀如上路，与他同来中国行医的传教士柏乐文博士在纳什维尔坐上火车前往堪萨斯城，然后他们从那里改乘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到达旧金山，再转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驶向日本横滨和中国上海。1886年1月，宋耀如乘的轮船终于抵达上海⁽¹⁷⁾。

在宋耀如到达上海前两天，林乐知在给马克谛耶主教和纳什维尔布道团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公开表示了他对宋耀如的看法，他认为宋“决不会成为一名中文学者，充其量将只是一个失去民族特征的中国佬”。林乐知在信中说，也许宋查理（耀如）已经美国化，但他仍是中国人，所以他不应得到特殊的待遇。如果要支持或提升什么中国人作为美国在中国传教的需要，应该由他来选择。林乐知还造谣说：所有仍留在中国的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都不肯接受宋耀如为助手。宋耀如上任后，林乐知只给耀如不到十五美元的月薪。年轻的宋耀如做梦也没有料想到，他这样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竟然还会被外国的传教士林乐知如此地歧视。他很愤怒，心里难受极了，但也只好暂时把这一切放诸脑后，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林乐知在他正式工作之前准他几个星期的假，让他回广东去看看海南岛的家，探望别离十年之久的父母亲。可是，林乐知拒绝了他的要求。耀如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他非常不满，但他当时又必须忍耐，只好忍气吞声。然而，忍耐总是有限度的，由于林乐知横蛮霸道，处事刻薄，耀如与林乐知的矛盾加深了。为了逃避林乐知的控制，他先要求调到日本工作，但未获批准。林乐知派给耀如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上海近郊吴淞传道。

吴淞是地势低洼而平坦的乡村，宋耀如就在这个贫困的乡村里，开始他的牧师生活。

半年之后，宋耀如又被派到昆山去当一名巡回传教士。昆山当时只是长江口一座邻接上海的古城，大多数居民都是佛教徒、道教徒或穆斯林，基督教会众很少。宋耀如依靠微薄的收入，租了一所村舍小屋住下来。他发现当地老百姓对他存有戒心，于是他决心脱去西装，穿起中国的长袍，戴上了瓜皮帽，日夜奔忙，巡回布道，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教书，设法使佛教徒、道教徒、回教徒对耶稣基督发生兴趣。在苏州，他还为妇女建了一座医院。

有一天，他时来运转，在街头散步时，突然遇见了在波士顿认识的牛尚周。牛尚周听了耀如的诉苦，很是同情，当即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要他立即成家立业，娶妻生育儿女，并主动答应为他做媒，把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女子——他十九岁的妻妹，介绍给宋耀如，并想办法促成这门亲事，让耀如安下心来布道。

牛尚周的妻妹，名叫倪珪贞。为了让宋耀如和倪珪贞有接近的机会，牛尚周想出一个办法，让宋陪着大家去教堂，因为倪珪贞每个星期日必到教堂的唱诗班去唱赞美诗。有一天，宋耀如在牛尚周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这位使人耳目一新的女人。她脸颊丰满，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平直的黑发前面梳着刘海，头上插了一串细小的珍珠，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女子的特征和风度。显然，宋耀如喜欢这位姑娘。不久，经人介绍和相亲，倪珪贞的父母也对宋耀如感到满意，便于1887年仲夏的一天，为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举行了婚礼。

婚后，宋耀如又秘密加入了反清组织三合会，入股经营美华印书馆，并改进扩大书馆业务，出版中文圣经——《苏州方言圣约书》，及其他宗教书籍，因此西方人称他为“印《圣经》的宋查理”。他又在上海创办福丰面粉厂并任经理，同时他还投资兴办香烟厂和棉纺厂，为这些厂进口机器设备，生意日渐兴隆，企业蒸蒸日上。宋耀如虽辞去教会职务，但他却是一个虔诚而活跃的基督教徒。他参加创办了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与美国的上海圣经公会有密切来往。

此外，宋耀如于1894年春又结识了孙中山⁽¹⁸⁾。这次孙、宋相见对于宋后来成为革命者关系重大。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由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从上海经日本到檀香山筹组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895年1月回国策动反清武装起义。宋耀如对孙中山的非凡勇气和信奉革命的精神表示钦佩，是国内最早一批接受孙中山革命救国道理的人，随后又成为孙中山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和孙中山的忠诚挚友，曾被孙中山誉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隐君子”⁽¹⁹⁾。宋耀如以宗教和实业为掩护，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895年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宋耀如也隐姓埋名，于1905年7月30日离开上海，到日本继续支持和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随后他经常往返于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为孙中山筹款募捐。据说，由于宋耀如筹集经费获得成功，中国同盟会任命他担任司库，并兼任孙中山在上海党部执行秘书。但这些说法均缺乏史料根据。

在中国近代史上，宋耀如是传教士，是牧师，是商人，是革命分子。史料表明，1912年以后，他确实襄助孙中山革命，可说是孙中山的伙伴与密友，但衡诸事实，他算不上是一位成功的革命家，由于他当牧师的传教活动时间尚短，当然也算不上是有成就的传教士，但就经商来说，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商人。在家庭中，宋耀如非常关心儿女，总是给他们一个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并经常向孩子们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有意地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理想和锻炼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养成谦虚自尊、热爱祖国的精神。就这一点来说，宋耀如又是中国传统家庭中，培养儿女成长的模范。

宋耀如以“不计毁誉，务必占先”的精神，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在“家”接受教育，培养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由于他敬佩美国的教育，因而及时地把子女一一送到美国读书。由于他具有远见卓识和充满苦涩的生活经历，他终于培养了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等著名人物。尽管他的子女们后来各人所走的道路不同，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一，但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人瞩目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宋耀如也被外国人称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最优秀的家长”⁽²⁰⁾。

宋耀如是宋氏家族的创始人。宋耀如的成功不在于他的事业，而在于他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他的精神凸显了人的奋斗和目标给中国和世界人类指明了正义和光明的前景。他的个人品格、热爱祖国和培养儿女的成功给人的鼓舞和力量是普世性的、不分中外的。宋耀如一生的影响已成为中国近现代人们学习和追求的代表性符号。

宋耀如从小种过田，当过学徒、水手和印刷工人。小时的贫穷使他对封建社会恐惧。他经过商也懂得攒钱的门路和艰辛。他从青少年起就懂得钱即物质财富对于个人和家庭的重要，没有钱万万不能，但有了钱也不是万万都能。所以，他倾注全力培养儿女成长，将他们送去美国留学，并要他们勤奋读书，学成后为国家效劳。而他自己则高度关注民族的前途、命运和复兴，除了积极参加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外，也特别注意自己的精神和情操的锻炼。他从相信神灵到相信自己，由爱国而走向世界，又由世界而回归祖国，由相信上帝到相信孙中山，由实业救国而革命救国，他是一个成功的杰出人士。但他最大的成就不是他给国家和家庭创造了多少财富，而在于他的思想体现了爱国、革命、建设的时代主题，是他具有永恒不变的爱国情怀，具有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永不“失去民族性”的中国人的高贵品质。

（二）母亲——倪珪贞

宋美龄的母亲倪珪贞（1869年—1931年）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上海川沙。倪珪贞是我国最早皈依基督教的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是一位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妇女，曾在上海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早期描述宋氏家族的中英文著作均说倪珪贞的先祖徐光启在当时是一位重要的基督徒，曾经担任崇祯皇帝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且又是教会的台柱。1582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中国时，给中国带来科学和宗教，徐光启就是利玛窦改宗的二千五百名基督教徒之一。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就是以他家族命名的。自徐光启起，徐家世代为官。徐光启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上海，住在现在上海西南部繁华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徐家汇。上海天主教最大的教堂，就设在徐家汇。

倪珪贞的祖父母在很小的时候就受洗礼成为基督徒，而在生活中也绝对信守十诫。父亲倪蕴山是上海伦敦会天安堂牧师，转道上海、南汇、川沙、宝山等处传教⁽²¹⁾。父亲是一位学者，对法律学的造诣很深，有类似法律顾问那样的职位。他也是新教圣公会的教徒。因工作关系，他青年时就由浙江余姚移居上海，在徐家任家庭教师。母亲是徐光启后代，由于徐氏家族居住上海徐家汇，后来划入法租界，教会活动得到租界当局的保护⁽²²⁾。由于历史、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倪蕴山家庭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思想开明，对自己的子女一视同仁，都给予新式的教育。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倪珪贞仅三四岁就开始在私塾念书，八岁进小学，十四岁考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培文女子高级学堂，十七岁毕业。在学期间成绩优异，尤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毕业后留校任教员。由于她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和上海艾伦纪念教堂的活动，同西方教会的许多教徒结为朋友。“她经常出门帮助穷困的人们做各种事”，只要在宗教信仰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事她都不遗余力去做，因此外面世界对倪珪贞都“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²³⁾。1887年仲夏，倪珪贞与宋耀如结婚，组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宋氏家族。倪珪贞虽是名门之后，但她的丈夫宋耀如则家道衰落，生活贫困。婚后一段时间，倪珪贞“在冬天连一条围巾都买不起，只能以旧毛巾围在脖子上御寒”⁽²⁴⁾。但由于她与丈夫信仰、性格和志趣相投，丈夫亲切、热诚、随和，妻子善良、贤惠、厚道，相互理解和支持，婚后夫妻生活美满、融洽、幸福。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凡事父亲做主，但事实上母亲往往是整个家庭日常生活的主宰，她不仅要孝敬老人、教育子女，还要精打细算、操持家务。倪珪贞是早期新式中国家庭主妇的样板。由于她个人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和家庭的培养，她虽是一个热衷于传道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循章办事的严格态度，也有管理大家庭、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她以慈善为怀，平时对贫苦的人们乐善好施，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她恪守宗教仪式。倪珪贞在宋耀如的帮助下，也尊敬孙中山，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倪珪贞有刚强的意志，对事业、家庭和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极严格的要求。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视酗酒、赌博、跳舞等为罪恶，不允许孩子们在自己家中进行这些活动。她把这些规定视作神的意志，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规规矩矩。所有这些都对孩子们以极深刻的影响。

（三）姐姐——蔼龄、庆龄

（一）宋蔼龄

美龄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她排行第四。姐姐蔼龄、庆龄，哥哥子文和弟弟子良、子安。

大姐蔼龄⁽²⁵⁾，1889年出生于上海。幼年聪明、伶俐、活泼、坚强，深得父亲宋耀如宠爱。父亲经常领着她去参观印刷所、面粉厂、香烟厂和纺织厂。父亲在办公事时，蔼龄就坐在父亲办公室里平静地瞧着，扁圆的脸上毫无表情。

蔼龄刚五岁就说要去上学念书，她母亲笑她是胡闹，但父亲则同意蔼龄早点上学，领她去见当时上海中西女塾——马克谛耶女子学校（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的校长海伦·理查森⁽²⁶⁾，请求让他的女孩寄宿上学。马克谛耶女校是上海专为外国小姐开设的最时髦的学校，是以那位曾经使宋耀如过上清苦的传教士生活的马克谛耶主教的名字命名的。马克谛耶女校的校长理查森小姐是个非凡的女性，是个颇有成就的教育家。当她听了宋耀如的说明后，即同意让宋蔼龄作为寄宿生入学，并亲自辅导蔼龄学习。

“开学了，蔼龄辞别了母亲，跟父亲一起去中西女塾。许多年后，她对女友项美丽谈起她第一天上学的情景，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穿得整整齐齐，身着花格呢上衣，绿裤子；两条辫子扎着缎带；右口袋里装着一盒奶油香糖，左口袋里是一盒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另一辆黄包车跟着后边，车上拉着崭新的黑色小箱子，里边装的是她的衣服和个人用品，所有东西上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寄宿学校的地址。

“宋查理把蔼龄留在理查逊女士的书房里，直到关上沉重的房门，离去了。这时她才哭泣起来。”⁽²⁷⁾

在海伦·理查森小姐的悉心教导下，年幼无知的蔼龄进步很快，仅是两年时间便可以同其他同学一起正式跟班上课了。蔼龄很自豪，父亲宋耀如也暗自高兴。

为了实现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美国受教育的理想，1904年5月28日，宋耀如便将自己宠爱的女儿蔼龄送往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学习⁽²⁸⁾。这是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在当时中国极少女子赴美留学的情况下，宋蔼龄赴美留学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她是中国最早赴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之一。

启程那天，宋家没有阖家到黄浦江码头为蔼龄送行，大家在虹口的宋宅同她道别，妈妈还默默地为她祈祷祝福。父亲耀如一人把蔼龄带到码头，并把她送上“高丽”号班船。这时的蔼龄思绪万千，但她强抑住自己的感情，停立在上层甲板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父亲，她哭了。船驶经日本神户、横滨，经受种种波折，终于在7月25日到了旧金山，蔼龄随同步惠廉（伯克·威廉·比）牧师乘火车前往圣路易斯，然后又转车前往梅肯市。蔼龄来到梅肯后的第二个月就作为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预科生”入学了。

梅肯位于奥克穆尔吉河畔，是一座宁静、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坐落在一座俯瞰城市的小山上，举目望去，周围到处是苍松翠柏，景色宜人。这所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美国南方的富家千金，有的虽然家境不富，但也是出身名门望族。蔼龄初到这个环境有很多不适应。但她性格倔强，很快适应了环境。她学习认真勤奋，待人不卑不亢，含蓄持重，落落大方。她不苟言笑，但并不盛气凌人，表现了中国女性特有的稳健大方，知节知礼。梅肯市的《电讯报》专门报导了这件事，并发表了该院院长格利的印象：“在学院里蔼龄往往是最受欢迎的女孩之一，她作为预科班的学生注了册，而且第一年就住在院长家里。这至少有助于她接受‘新大陆’的生活习惯和穿着打扮。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对她来说，并不太难。她穿上美国服装感到很惬意，她来时就带了一箱子漂亮的花色俱全的衣服。她对西餐也不陌生，因为她父亲已教她养成了吃西餐的习惯，在他们的中国老家里西餐成了家常便饭。暑假期间，蔼龄常在美国旅行。有时出席包括康奈尔大学等院校的会议。她有一次曾去首都华盛顿，向总统讲了心里话。”⁽²⁹⁾这里所说的蔼龄去华盛顿见美国总统，是1906年的事。这年她姨夫温秉忠受慈禧太后派遣，率一教育事业团赴美，蔼龄到华盛顿陪姨夫一起出席白宫的招待会。会前她被介绍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总统盛气凌人地问这位十六岁的中国姑娘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据蔼龄回忆，当时她对总统说：“是个非常美的国家，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可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呢？”接着她三言两语地描述了头年她在旧金山遭受到的冷遇。“如果美国真是那么自由的话，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姑娘拒之国门外呢？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对待到中国去的客人。美国还算是个自由的国度呢！”⁽³⁰⁾一个中国小姑娘竟敢向美国总统说出那些话，表现了她的胆略和智慧。她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

1909年春，经过四年的紧张学习，蔼龄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为她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她特意用中国产的绸缎做了一身合体的新装，将油黑的秀发向上梳起，“卷成个光滑的高高的发髻”，并用甜美的口音向同学们朗诵了《蝴蝶夫人》剧中的一段台词。由于宋蔼龄学习成绩出色，性格坦率，待人友善，从而博得同班同学和老师的喜爱。当她离别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乘船归国时，同学和老师无不依恋惜别。

宋蔼龄的志愿是回国从事实业建设，立志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实业家。1910年，宋蔼龄告别了在同校低年级就读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离美回国到了上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于12月底回到上海，见到宋耀如等人。孙在前往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前忙于各种应酬。孙中山与宋耀如两人没有长时间会晤，但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宋耀如虽没有能陪孙中山赴南京参加就职仪式，但他在上海传教士中宣传共和，表示对孙中山的支持。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后，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宋耀如被任命为全国铁路财务处长。蔼龄1912年4月一面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一面协助她父亲的工作。1912年至1913年间，宋蔼龄随孙中山数次从上海出发往全国各地，并陪同孙中山及夫人卢慕贞会见袁世凯。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宋耀如为防止袁世凯的迫害，带妻子、儿女和管家于8月到达日本，起初住在神户，后来搬到东京，最后在横滨海滨山上租了一所住宅安家。一天，宋耀如去访问旅日基督教青年会，认识在该会担任总干事的孔祥熙。在言谈中，孔祥熙提到曾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见过宋蔼龄。那时，孔祥熙刚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进入耶鲁大学研究院，蔼龄也正从梅肯市到北方旅游，两人都在美国留学，所受的教育相同。宋耀如听了非常高兴，出于热心，耀如请孔祥熙到家里吃晚饭，孔欣然同意了。在晚餐桌上就座的有宋耀如、倪珪贞、宋子安和宋子良等。孔祥熙和宋蔼龄坐在宋耀如的两旁。两人毫无拘束，谈得很投机。论人才，孔祥熙仪表堂堂，举止端庄；宋蔼龄稳健大方，谙于人情世故。而且两人同留学美国，同住教会学校，同是有钱人家。所以两人门当户对，颇为般配。孔祥熙原妻病故，宋蔼龄愿意与之结合。此后不久，孔祥熙和宋蔼龄订了婚。1914年9月，孔、宋按基督教的礼仪，在横滨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规模不大，只有宋家的人和孔祥熙的堂兄，以及几个密友前来参加。婚后，宋蔼龄与孔祥熙又在东京住了一段时间，继续协助孙中山工作。后宋蔼龄随同孔祥熙回到山西太谷主持铭贤学校（该校于1919年成为美国奥柏林大学的附属中学）校务。宋蔼龄辞去孙中山秘书工作，由宋庆龄接替。

宋蔼龄虽一生未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什么职务，但凭着她的各种特殊关系，撮合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事，促使宋子文投靠蒋介石，进而又利用1928年后孔祥熙曾经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商部长、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等职，执掌财柄的机会，聚敛了大量财富，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孔氏家族”。宋蔼龄还以孔祥熙夫人身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威风八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蔼龄与宋美龄组织新生活运动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并兼全国儿童保育会工作。1938年宋蔼龄赴香港，任伤兵之友协会名誉会长。1940年4月，蔼龄去重庆与妹妹庆龄等合办中国工业合作社，任顾问。在重庆时，她与庆龄等还经常到医院、防空洞、孤儿院慰劳抗日将士。1942年4月，蔼龄还与庆龄等出席中美文化协会会议。1944年在中国的倒孔潮中，蔼龄向巴西转移财产。1946年她赴美定居。

宋蔼龄生有两子和两女，他们利用权势，在美国、香港、日本和欧洲经营房地产、股票、银行金融、旅馆业，以及石油投资。

1973年10月19日，宋蔼龄病故于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终年八十三岁⁽³¹⁾。遗体安放于纽约郊外凤可利夫墓园。

（二）宋庆龄

二姐宋庆龄（1893年—1981年），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教名露瑟萝，学名罗莎蒙黛，又译作洛士文（Rosamonde），曾用名庆琳、庆林，化名林泰、林凯、中山琼英、马丹、苏西（又译作苏吉）等等，英文拼法是Soong Chung Ling或Soong Ching Ling。1925年后正式场合均使用孙宋庆龄。父亲宋耀如的曲折经历，以及他的为人和爱国革命的“叛逆”精神，在宋庆龄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也非常爱戴和仰慕孙中山，深受其爱国革命思想和坚强不屈的性格所感染，企望以他作为自己学习和模仿的楷模。宋庆龄小时温文尔雅，聪明伶俐，活泼谦和，讨人喜爱。

宋耀如夫妇对子女的教育，完全摈弃“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传统。他们对男孩女孩都给予同样的关怀和正规的新式的教育，并培养他们对社会具有同样的责任心，以及敬业和爱国的精神。他们经常教育女儿们虽身为女人也不应妨碍自己成为祖国的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

由于宋庆龄从小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文静好学，善于思考，表现了过人的天赋，又受到优雅和谐、欢乐祥和的家庭生活和父母高尚情操的熏陶，她秀外慧中，性格坚强，热爱祖国，关怀民众，文雅善良，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厌弃邪恶，稳重腼腆，沉思内向。她是宋耀如和倪珪贞夫妇着意培养而得到最理想效果的孩子。

1900年，宋庆龄七岁时，进家塾读书，十二岁才进入上海中西女塾——马克谛耶女子学校（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³²⁾。这个学校的课程设置，有语文、英文、历史、地理、宗教、刺绣及烹饪等。除语文课外，一律都用英语教学，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由美国教师讲授。正如埃米莉·哈恩在《宋氏家族》一书中所说：宋庆龄是一个“文静的孩子，学英语有出众的天赋，她留短头发，不讲究编好看的辫子，因此，女孩们都叫她‘小辫子’”⁽³³⁾。宋庆龄读书非常用功，常在天色很晚时还在读书。父亲劝她休息，她却以只有“把功课准备好，我才快活”作答。她勤于用脑，对什么问题都必须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她经常提出各种问题并寻求合理的答案。学校里每星期三晚上都从外面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客人来主持宗教讨论会。有时宋耀如夫妇也来主持会议。讨论会鼓励孩子们提问题，经过公开讨论，解决他们信仰上的疑难问题。宋庆龄常常踊跃地提问。对此，妹妹美龄不理解。有一次，在星期三晚上讨论会结束后，美龄生气地责问姐姐庆龄：“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难道你不忠实信仰？”⁽³⁴⁾美龄的反问正好说明庆龄智慧早开，具有大胆怀疑、积极探索问题的精神。

启迪宋庆龄智慧之门，培养她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个老师是她的父亲宋耀如。耀如经常给庆龄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不少是他早年的经历，旅美华侨的苦难血泪，在异国对故乡亲人的热切思念等等。在讲述时，他把基督教的自由、博爱、平等观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作比较，指出：只有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才能使中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之林。庆龄通过父辈们言谈和活动的影响，从幼年开始就产生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主义思想，她不仅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思考中国的问题，而且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事业也有一定的了解和向往。

1900年，宋庆龄才七岁。据后人传说，惠州起义前夕，孙中山于8月28日由日本抵上海，一度住在宋家，与耀如共同探索救国道路，畅谈反清革命问题。宋庆龄被大人们的谈话所吸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因“痛感人间不平而终身投入革命”的献身精神，对宋庆龄起了启蒙作用。有一次她听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只有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中华民族才有振兴和复兴的可能。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个目的而生，要为实现这个目的而死。庆龄听到这里，轻轻地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孙中山立刻对她说：“不错，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她对孙中山十分崇敬，曾对人说：“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³⁵⁾小小年纪的庆龄就壮志凌云，说明她从小就与姐姐蔼龄、妹妹美龄及一般女孩子不一样。

1908年7月，庆龄在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偕同妹妹美龄赴美国留学⁽³⁶⁾。当时庆龄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但学习非常认真。她在新泽西州森密特城（Summit）落叶松街五号私立补习学校补习期间，不仅学好老师教授的功课，还经常到森密特图书馆以罗莎蒙黛（Rosamonde）的名字借阅各种书籍，给那里的图书馆馆员留下深刻的印象。据当时曾给宋庆龄借过书的馆员回忆说：“她是一个害羞、漂亮的姑娘，书读得很多很广，她经常选择一些非常严肃的书来读，这些书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通常是不读的。”⁽³⁷⁾次年她继姐姐蔼龄之后考入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9月5日入学⁽³⁸⁾。入学后，庆龄学习勤奋，兴趣广泛，她学的虽是文学专业，但她孜孜以求地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的书籍。在班上讨论问题时，她虽态度和蔼温文，声音柔和，但却雄辩滔滔，经常提出富有哲理的深刻见解，使教授们都叹为观止。一个教授甚至说：在他一生教授的学生中，唯有一位罗莎蒙黛（宋庆龄）女学生，使他感到“万分荣幸”⁽³⁹⁾。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美国学生说：“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特别是亚洲的中国，被历史淘汰了，人类的希望在欧洲、在美洲，在我们这里……”宋庆龄立刻站起来激动地反驳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众，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没有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但它决不会永远沉睡下去……有一天，东亚睡狮的吼声必将震动全世界！”⁽⁴⁰⁾宋庆龄的讲话，充分地表现了她的爱国情感和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了信心，也说明她对国家对民族兴亡的关切。据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同学回忆：“庆龄才思敏捷，英语的造诣极深，在一次语法课上当教授问到一个英语语法问题时，只有这位中国姑娘能回答出来。”历史教授问她：“从历史课上学到的，你觉得哪件事最重要？”她说：“我想，一个民族要发展，只有唤起全民族的精神，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她的见解，深得老师赞赏⁽⁴¹⁾。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期间，宋庆龄是该院院刊的文学编辑，又兼哈里斯文学社的通讯秘书。学习之余，常写一些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章，在院刊发表。1911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发表童话短文《四小点》，叙述古代一个叫杨韦林的孩子，勤奋善良，刻苦读书，并曾救助过蚂蚁；后来，他得到蚂蚁暗中帮助获得应试成功的故事⁽⁴²⁾。宋庆龄通过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内容，阐明人们善良、勤劳、因果报应的关系，反映了她世界观中纯朴的思想。同时，宋庆龄还在院刊发表政治文章《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论述了中国早期留学生在政治、教育、社会改革方面对中华民族的良好影响。她指出：“留学生对社会改革产生的影响，过去和现在都是巨大的。”文章还抨击了封建官吏的愚昧与腐败，指出：“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一直以任人唯亲和弄虚作假为特征。政府的要职都为御用文人、朝廷亲信以及靠‘政治交易’青云直上的人所把持。他们对朝政一窍不通，甚至连一点装模作样的治国本领也不具备。人民悲惨的境况，层出不穷的暴动和起义，是这种选拔‘能干官员’的可耻方法带来的后果。”⁽⁴³⁾期望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来改革时弊。在文中宋庆龄尽情地抒发了自己为改造和建设祖国而学习的远大胸怀和抱负。这一切都说明宋庆龄政治早熟，年纪轻轻就在思考国家和民族振兴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青年起就有她自己的看法。

1912年初，宋庆龄接父亲来信，获悉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共和政府，孙中山于同年12月29日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极为欣喜。为表示拥护共和，宋庆龄立即扯下学校中的清朝龙旗，踩在脚下，并挂上新国旗——五色旗，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的旗帜！”⁽⁴⁴⁾欢庆辛亥革命的胜利。4月，她又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院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辛亥革命的光辉业绩是“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标志着一个“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的封建王朝的覆灭，“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博爱尚有待于争取，但“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出来。它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她引证拿破仑的话说：“一旦中国醒来，它将推动整个世界！”“实现这个预言的日子似乎为期不远了。”⁽⁴⁵⁾宋庆龄的文章抒发了她的爱国主义激情，表达了她对推翻专制王朝的喜悦和对中国未来的希望。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能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和如此深刻的见解，实在令人钦佩。

宋庆龄对中国妇女的解放，也十分关切。1913年4月，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院刊上又发表了《阿妈》和《现代中国妇女》两篇文章，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论述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勇敢地为妇女解放呐喊，并满怀激情地预言：“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⁴⁶⁾

由于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态度庄重，富于理想，广交朋友，给威斯里安的校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同学都称赞她是一个“理想家”，认为她最鲜明的特征是“具有崇高的理想”⁽⁴⁷⁾。

1913年春，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宋庆龄回忆在威斯里安学习生活时指出：“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⁴⁸⁾6月，她离开梅肯市北上，经波士顿横穿美国大陆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8月离美回国。这时中国“二次革命”已失败，宋耀如已偕家人避往日本。宋庆龄于8月29日抵达横滨。9月16日，宋庆龄满怀崇敬心情，带着一些革命同情者送给孙中山的礼物和一封私人信件，到东京看望孙中山。据日本外务省文件档案记载，在此后的十天中，宋庆龄曾八次去看望孙中山，她坚定地表示愿为革命尽力的决心⁽⁴⁹⁾。翌年，宋庆龄接替她姐姐蔼龄做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积极帮助孙中山整理文件、处理函电，及其他许多日常工作。

11月，宋庆龄离开日本归国，抵达上海探视因病已回国的父母亲。此后，她曾几次来往于东京和上海。由于宋庆龄和孙中山有共同的理想和甘愿共同为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的献身精神，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1915年初，宋庆龄在一次准备归国时，同孙中山谈到他们的结合问题。孙中山要她认真地多考虑一些时候，并征得父母同意再作决定。6月中旬，宋庆龄又一次离东京回国，到达上海。当她向父母征求关于自己同孙中山结合的意见时，遭到全家的反对，但她不顾家人的劝阻和反对，于10月下旬毅然离家出走，偕同朱卓文及其童年时代的好友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Muphia）一起离沪赴日。10月24日，她抵达东京，孙中山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一起回到孙的寓所。此前孙中山与前妻卢慕贞已经公证离婚。

1915年10月25日上午，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牛込区袋町五号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举行婚礼。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并由和田瑞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共三条⁽⁵⁰⁾。参加婚礼的只有少数友人及日人孙中山的好友山田纯三郎等。下午，又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举行茶会，招待少数几位友人，然后共赴新居青山原宿一〇九号住宅（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二十三号）。婚后，宋庆龄以夫人身份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工作。

孙、宋的结合，双方都十分满意。宋庆龄在给美国同学安德逊（A．Anderson）的信中谈到自己和孙中山的结婚时说：“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⁵¹⁾孙中山在给他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的信中也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⁵²⁾

在宋庆龄与孙中山婚后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她以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辅助孙中山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讨袁护国和两次护法斗争。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在极端危险之中，她表现出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她参与谋议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的各种商谈，为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后，宋庆龄坚决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拥护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她毅然于11月陪同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宋庆龄强忍着巨大的悲痛，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遗志进行英勇顽强的奋斗。她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迎头痛击国民党右派叛变和分裂革命阵营的各种活动和阴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宋庆龄积极投身到这场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她于12月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鲍罗廷等随北伐军到武汉后，即忘我地工作，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和随后的蒋、汪合流，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无比愤慨。她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林伯渠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⁵³⁾。声讨蒋介石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宋庆龄对宋美龄和宋子文是有感情的。他们是同胞姐妹和兄妹，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当然有骨肉情、同胞爱，但她对革命更忠贞，以人民利益为重，决不让私人感情来影响自己的信仰。她常对人说：“美龄十分聪明，她拉丁文比我好得多，在音乐上也很有天才，钢琴弹得特别好。我大兄弟（宋子文）也是有能力的，就是政治上同我背道而驰。我们一说起政治，各抒己见，往往是不欢而散。我们完全是为了思想信仰的不同而分开的。”⁽⁵⁴⁾

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人举行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宋庆龄为了实现孙中山访问苏联的遗愿，表达她不与蒋、汪同流合污的决心，亲赴莫斯科，向全世界宣告，孙中山的旗帜仍被中国的革命志士高举着。临行前，宋庆龄在上海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公开指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最大的动力。公开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人必然失败，但是，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最后崩溃殃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遗产。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们必须设法拯救那真正的国民党。”⁽⁵⁵⁾8月底，她与陈友仁父女等人乘一艘苏联轮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乘火车到莫斯科。9月6日，宋庆龄一行到达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莫斯科各工厂的代表、华侨代表的欢迎。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说：我这次访苏，是完成孙中山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她痛斥那些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而实际上完全背叛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派；表示“虽然中国的革命暂时丧失了它已经取得的地区，但它仍然坚强有力、朝气勃勃、充满信心”⁽⁵⁶⁾。

宋庆龄正式访问莫斯科，是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抗议和愤怒，用实际行动表明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莫斯科，她两次通电蒋介石。1927年12月17日，她在给蒋的电报中说：“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⁵⁷⁾为反驳蒋介石复电所说“您的电报和您在俄国继续逗留，不可能是自愿的”，宋庆龄又于12月23日再致电蒋介石说：“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并指出：“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们永垂不朽的领袖由于得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使我国革命享有威望，而你们却败坏了我国革命，把革命变为口头上追思孙中山的一小撮卑鄙军阀手里的工具。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⁵⁸⁾当她在访苏期间，得知国内许多地方发生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地发表了题为《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指出：“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高度的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这就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⁵⁹⁾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正义言词，体现了她正气凛然、洁白无瑕的革命情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蒋、宋、孔垄断集团建立统战关系，勇敢地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

宋庆龄的一生是爱国革命，热爱和平，追求国家独立、民主、进步的一生，作为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同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

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以“孙中山夫人——国母”的特殊地位和她本人的政治感召力，以一个忠贞的国民党员的立场，高举孙中山的爱国革命旗帜，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国际法西斯，与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最后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时俱进，为实现孙中山振兴中华的遗愿，为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发扬进步文化、保卫世界和平，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国家的独立、民主、繁荣和富强，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光辉的业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从而实现了她由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过渡，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宋庆龄是现代中华民族中最伟大的女性，也是为民族为国家历尽坎坷而矢志不移的伟大爱国革命志士。她功名卓著，在宋氏家族中，她的贡献最大，影响也最深远。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与世长辞，但她留下了她的思想和精神，全国人民永远怀念她，尊敬她。

（四）兄弟——子文、子良、子安

（一）宋子文

大哥宋子文（1894年—1971年），在宋耀如的子女中排行第三，是庆龄的大弟、美龄的大哥。是宋耀如的夫人倪珪贞在生下蔼龄、庆龄之后，喜得的第一位公子。子文1894年12月4日出生于上海同仁医院。出生后，洗礼时被命名为保罗。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于1912年10月，经上海临时稽勋局呈请袁世凯批准，赴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1915年获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在纽约花旗银行工作。1917年返国，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总办事处秘书，旋调汉阳总公司会计处科长，不久回沪，任联华商业银行总经理，又办大洲实业公司⁽⁶⁰⁾。在实业、金融界不甚得志的宋子文，于1923年毅然前往广东，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历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广州中央银行行长（总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1927年宁汉合流后，宋子文又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行长（总裁）、中国银行行长（总裁）、外交部长、驻美特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⁶¹⁾。宋子文是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一度还是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但宋子文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中间几经波折。1949年1月，他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绥靖主任、广州行辕主任的职务，离开广州前往香港，经巴黎，后迁居美国，定居纽约。此后，除1969年3月曾经由美飞回香港，参加其弟子安的安葬仪式，8月返回美国，便一直留住美国。在蒋介石退守台湾的几十年中，1950年蒋介石曾邀请宋子文到台湾任职，他断然拒绝，仅于1949年和1963年两度到台湾小住。1971年4月25日晚，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上，误吞鸡骨，惨被鲠死，终年七十七岁。他死后，他的妻子张乐怡和女儿，仍然居住美国。

宋子文的财势，位居亲友之冠，被国人并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

宋子文是宋家的长子，是我国现代有名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在1927年以前，在孙中山建立广州政权的过程中和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宋子文以干练的风格，积极地开辟财源为广东革命政权和北伐军筹措经费。1923年10月，孙中山征召宋子文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其后，孙又命宋氏着手调查并整顿广东紊乱的经济秩序。这次行动的结果是1924年8月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出任行长（总裁）。由于宋氏的努力便迅速改变了广东的财政状况，为解决广东混乱而困难的财政作出了贡献。从此，左右中国政局的江浙财团以他为代表，与国民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宋氏也是一个控制粮食的委员会成员之一。由于财势亨通，宋子文便成为宋氏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也是当时蒋介石不得不借助来建立一个稳固政权的重要人物。他既为蒋介石政权奠定经济基础，同时又大饱私囊。所以，《大英百科全书》称宋子文“享有世界上最大的富翁的名声”，是“世界首富”。

综观宋子文的一生，他的政治生涯是充满矛盾的。他有过支持孙中山革命和主张北伐统一中国的一面，又有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又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一面。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他有民主的思想和追求，但又缺乏他姐姐宋庆龄那样的勇气和刚强性格。他为蒋介石出过力，又与蒋介石不无芥蒂；他对蒋介石的独裁有抵制，但又缺乏决绝的勇气。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宋子文在政治、外交、经济和财政金融诸领域都曾有过举足轻重、别人不可取代的地位。诚如台湾陈立文教授所言：“他对于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的争取，不但尽心尽力，而且有为有守”；“宋子文自从任特使赴美，到出长外交部长；从处理中美借款，到总揽外交大局，一直在努力为中国建树起一个新的形象——民主、独立、团结、安定，也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⁶²⁾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实际上他与这个政权脱离了关系。

美国作家西格雷夫说：“宋子文既非左派，又非右派，他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吓破了胆的显贵。”⁽⁶³⁾

1927年4月20日，宋子文拒绝为蒋介石“贷款”签字，使他同蒋对立起来。蒋介石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撤换了宋子文的财政部长职，又命令驻广州的部队没收宋子文在南方政府银行的全部财产。于是宋子文除了同蒋介石合作，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这位既支持过孙中山和革命政府，又对革命动摇和害怕群众的宋子文，既同蒋介石有矛盾，又不敢分离。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受制于这种精神状态，最终使他投入反革命营垒。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学术界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中认为，国民政府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但用宋子文这样的行政院长，则是“不可救药的事”。他说：“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命运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宋子文走路，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傅斯年认为，不仅看不出宋子文“有甚么政治家的风度，而为人所知的毛病实在不少”。他说：看宋子文“这几年走下坡路的行事（以前也未必走上坡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国家人民也随着他走下坡路的损失，真是写不尽，我也不屑写”。他还指出：“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美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接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决不登大雅之堂的。”至于讲到宋子文的风度，傅斯年说只要举出两件一轻一重的事为例就清楚了。“他大可不请客，既请客偏无话可说，最客气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夹菜，此之谓喂客，非请客也。胜利后第一次到北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至，他迟迟而来，来的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接收笑话，尚未传遍，这事我只可说到此为止。”据此，傅斯年认为宋子文是一个无能的人，让其任行政院院长，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也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台了”⁽⁶⁴⁾。傅斯年对宋子文的评述是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人物的点评，也许对宋子文有些许不客气，也不一定准确，但当时国民政府已失去人心，的确如傅斯年所说“一切完了”，“他真该走了”。然而，把国民政府垮台的责任推卸给宋子文一个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情理。宋子文的本事究竟怎么样不好说，但不可否认民国时期的宋子文，又是中国政坛上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在宋氏三兄弟中，他算是出类拔萃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国民政府外交界和国际关系的重要人物。在那些年中，国民政府的许多事业，都与宋子文有关，他用金钱来支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由于他的西化作风和民主意识，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孔祥熙之间也存在尖锐矛盾，并几次受到他们的打击，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宋子文反对妹妹美龄与蒋介石的婚事；宋庆龄因采取反蒋立场而遭危险时，宋子文又曾给她通风报信；1933年蒋介石为了“围剿”共产党的军队，极力扩大军费开支，无限制地举借内债，遭到宋子文的反对。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一怒之下，解除他财政部长的职务，改任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929年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南京活动，宋子文相陪，二人一起在浦口迎灵，在上海住宅及父母墓前挽手合影。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一度在重庆不得不借居在宋蔼龄的住宅内，时有生命危险，又是宋子文帮助她摆脱困境，转移到安全的住处。这些都说明宋子文、宋庆龄姐弟之间情深谊笃，也表明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可是，宋子文一方面对蒋很不满，但当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时又多方营救，然而他对蒋介石后来扣押张学良又很愤慨，认为他不守信义，并强烈要求释放。虽然努力失败，张学良受到半个多世纪的软禁，但由于得到宋子文的关照，张学良的生活得到照顾⁽⁶⁵⁾。

1945年5月31日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兼任外交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迅速恶化。这期间宋子文大半时间担负调停国共冲突工作，他一直在努力劝说蒋介石放弃反共，但蒋介石不理睬宋氏的劝说，坚持反共政策，致使宋子文的调停工作很快就失败了。全面性的内战终于在1946年夏天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迅速恶化，身兼国民党政府最高经济会议主席的宋子文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和颁布各种禁令规定来支撑逐渐崩溃的经济，而这些应急措施不但终归无效，也彻底失去了民心。宋子文四处奔走筹款也无法满足蒋介石巨大军费的开支，加上他们之间在掠夺与分赃上的争斗，他与蒋、孔、陈（果夫与立夫）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和复杂。他们对宋子文多方攻击，因此宋氏只好于1947年3月辞去行政院长之职。9月，蒋介石又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兼国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而当蒋介石于1949年元月辞去总统之职后，宋子文在广东的职位也随即失去。

宋子文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既起过消极的乃至反动的作用，但也在一定时期里有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子文曾是正角，但他却以丑角、侏儒的角色而下去，而消逝。“以正剧始而闹剧终。”⁽⁶⁶⁾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去世。宋子文的遗体安葬在纽约郊外凤可利夫墓园。

（二）宋子良、宋子安

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1899年生于上海。1913年随父母流亡日本。1915年春回国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1921年毕业于美国凡顿贝特大学。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及总务司司长、上海浚浦局长、大河沟煤矿公司常务董事兼协理、中国国货银行董事兼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理事、中国银行董事等职。1936年任广东财政特派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抗日战争期间任滇缅公路总办，掌握租借事务，负责采购和运输补给品，是宋子文的得力助手。1945年以后，曾与弟弟子安在上海开设扬子实业公司。1947年定居美国⁽⁶⁷⁾。

宋子良对二姐宋庆龄感情甚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宋家与宋庆龄对立时期，宋子良与二姐宋庆龄的关系始终较好，无奈因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姐弟亦未能重叙手足之情。1981年宋庆龄病重时，宋子良曾以个人名义向二姐致电慰问，也是宋家唯一从美国发来慰问电报的人。电报内容是：

廖承志先生转

孙逸仙夫人：

获悉您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您的康复而祈祷。

宋子良

1981年5月22日

于纽约州哈里森⁽⁶⁸⁾

宋子良1987年病逝于美国哈里森。

宋美龄二弟子安，1906年生于上海。1913年随父母流亡日本，1915年春回国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后赴美留学，1928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历任松江盐务稽核所经理、松江运副（辅助盐运使掌管盐务行政事宜）、中国建设银行经理及中国国货银行监察等职。1948年担任香港广东银行董事会主席，由于定居美国旧金山，常往来于旧金山与香港之间。1969年2月28日，宋子安在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任内，因脑溢血去世。逝世后，宋子文曾参加其丧礼。他是宋子文经营金融业的助手，也是宋家六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而又最早去世的人。

在宋庆龄流亡海外期间，宋子安曾陪伴她旅居柏林一月有余，并游历巴黎、维也纳等地。1948年宋子安定居美国旧金山。宋庆龄把子安视为亲姐弟妹中唯一知音，晚年还对人说子安是在弟辈中“最了解”她的。子安病故时，大陆正在“文革”中，起初宋庆龄不知道子安病故的消息，但当她从外国杂志上看到子安逝世消息时，即亲自拟写电报发给美国宋子安遗孀胡其英及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⁶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