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国士人人生追求的层级

当然，士人的学习目的也不是尽如苏秦、宁越那样仅止于富贵和名声，但是富贵和名声的获得，的确扩大了士人的队伍。也许正是随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轻易获得，有识之士才进一步思考士人人格尊严的重要性。《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景春与孟子的一段对话：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在景春心目中，掌握纵横之术的策士是“大丈夫”，因为他们依靠一些手段能够搅动时局、翻云覆雨，即所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对此，孟子很不赞同，批评公孙衍、张仪等纵横策士为“妾妇之道”，只知通过洞察君王心意，来实现自己的私利。在孟子看来，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不惧威武、不怕贫贱、不求富贵，事事处处以大道论是非曲直。显然，景春与孟子对纵横家的不同态度，是由于他们两位评判的标准不同：景春关注的是外在事功，即士人的社会影响力；而孟子则关注的是做事的原则，即行为处事要坚守大道。所以，景春对纵横策士的看法并不错误，两人只是评判的角度有别。另外，像景春一样评价纵横家的学者大有人在，如刘向说“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桓宽《盐铁论》卷七也说“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等。

更为重要的是，景春、孟子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出两种知识类别在战国时期的冲突，即实用性知识与道德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前述苏秦、宁越以及商鞅、张仪、公孙衍等人的知识和技能无疑都是强调社会的实用性功能，他们的技能、策略、智谋都可以称之为实用性知识，即能够解决一些政治危机、社会问题，更能够使他们本人获得现实的财富和较高的地位。相对于这些实用性的知识，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的知识则较为务虚、抽象而远离社会的现实政治，他们旨向于士人的精神道德，蔑视世俗的尊贵，强调自身的人格尊严，他们提倡的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性知识。如孟子所说曾子的言辞：“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另外，子思也有同样的思想观念，如《孟子·万章下》记载：“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至于孟子，他的“善养吾浩然之气”、“性善论”等著名观点本身就是在强调人格尊严的重要性。

不过，曾子、孟子等人虽然提倡的道德性知识“迂阔而远于事情”，但他们的重心仍然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作为，并非不关心社会的治理，他们的追求与张仪、苏秦相比，水平和层级更高，他们的目标也不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王道政治。所以，与苏秦、张仪等人的实用性知识相比，这种道德性知识仍以改进、干预社会现实政治为期许，而这种道德性知识的进一步推进，便是如杨朱、庄子等道家学士否定世俗价值的观点，即与曾子、子思、孟子相比，他们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意义，认为个体生命的价值远远高于社会事功的价值。无论如何，与商鞅、张仪等人相比，曾子、孟子等人所提倡的道德性知识代表着战国士人人格的最高追求，体现着战国士人道德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占据着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于此，他们也可以如孟子一样批评、指责那些目标世俗、格调不高的士人群体。又由于他们的主张与社会现实相脱节，所以往往受到忽视或排挤，于此“遇与不遇”、“不得志”也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如孟子的“穷达”之论、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以及屈原、荀子等人的经历遭遇等。

总的来说，战国士人的活动空间以及知识技能的衍生都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完成的。也正是在社会结构转型的推动下，诸子百家开始纷纷著书立说，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确立、开拓乃至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于此，也就形成如《庄子·天下》所说的情形：“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正是这种“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形势，造就了战国时期丰富多样的文献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