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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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初登政坛 敢作敢为

一 不畏权势,忠于职守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地方推举为孝廉。孝、廉原是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后来合称孝廉。有了孝廉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了。

开始时曹操被任命为郎(帝王侍从官的总称),接着由尚书右丞、京兆尹(相当于郡太守)司马防(司马懿父亲)推荐,出任洛阳北部尉,正式走上仕途。

洛阳是东汉的首都,属于大的县城,负责查禁盗贼维持治安的尉(相当于县尉)不止一人,分部管理。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工作,可以说是京城北区的警备队长。由于洛阳是在皇帝脚下,权贵又多,管好治安是件重要工作,当然也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

当时京城地区的治安情况很不好,经常有惊变的事情发生,为了保证皇帝和高层统治者们的安宁,当时政府规定了京城地区严格的治安条例。曹操上任后,为了把治安工作搞好,忠于职守,将自己管辖的四道城门修缮完好,并制作了若干五色大棒,挂在城门的两边。然后申明禁令,凡是违反治安条例的,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豪绅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这样一来还真的起作用了,在一段时间内治安情况良好,无人敢于违犯。

过了几个月之后,一件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宦官蹇硕的叔父,仗着他侄儿的权势,根本没把这芝麻大的官曹操放在眼里。一天他违禁夜行,曹操手下的人把他拿住交给曹操处理。曹操喝问说:“你是何人?为什么违犯禁令夜间出行?”回答说:“我姓蹇,宫中的蹇硕是我的侄子。”曹操听后,气得火冒三丈,又喝道:“夜间出行,违犯禁令,当受重罚,你知道不?”回答说:“我有急事才出来。禁令是为了防止变乱,像我这样的人,哪能有作乱之理?你不应当处罚我。”曹操说:“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违犯了禁令就要制裁,徇私枉法的事我是不能干的。”接着便把他押到城门处,当着群众的面,宣布了他的罪行。然后毫不留情地用五色棒把他活活打死。这一来,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此后,洛阳城的治安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这件事轰动了洛阳城的大街小巷,老百姓都称赞曹操不畏权势、坚决执法的行动。当然也触动了汉灵帝身边那些被宠信的宦官,蹇硕对曹操就恨之入骨。但由于曹操是按照治安条例办事,舆论又多是赞扬曹操的。蹇硕欲伤害曹操可又抓不着把柄,只好怂恿有关部门把曹操升为顿丘县令,使其离开京城。

曹操对自己初登仕途所取得的这一成功,一直不能忘怀。后来在他当了魏王之后,还特地把推荐他做洛阳北部尉的司马防(字建公)请到邺城来,设宴款待。在畅饮抒怀时,开玩笑地说:“建公老先生,您看我还可以去做尉吗?”司马防巧妙地回答说:“当时我推举大王时,大王正适合做尉啊!”曹操听了哈哈大笑。

熹平六年(177),曹操离开京城洛阳,去顿丘做县令。这次做县令的时间不长,却也有些作为。后来曹操带兵南征孙权,临行前勉励他儿子曹植说:“我过去任顿丘令时,年龄才二十三岁。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无悔于今天。”这说明曹操在顿丘令任职期间,时间虽不长,对自己的表现与作为还是很满意的。

曹操出任顿丘令不久,就被朝廷召回任为议郎。议郎的职务是顾问应对,可参与时政的议论。议郎属于闲职官,没有具体工作,没有实权。次年,即光和元年(178),他因事受牵连被免去官职。

原来这一年,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诬陷,废掉了宋皇后,宋皇后的父亲宋酆及其几个兄弟被杀死。曹操的堂妹夫宋奇(倵强侯),因是宋皇后的同宗也被杀。宦官们捕风捉影,把曹操也牵连上了,因此将其免官。

曹操被免官后,不愿在洛阳闲居,便回到家乡谯县居住,还娶了歌伎卞氏为妻(后来为曹操王后)。

光和三年(180)六月,灵帝诏令公卿推荐通晓《尚书》、《毛诗》、《左传春秋》和《穀梁春秋》的士人,任为议郎,曹操因“能明古学”,又被征召,拜为议郎。

议郎虽然是个闲职,但曹操不甘寂寞,想为朝廷多提些建议,使政治清明。他首先想起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被宦官杀害的事件,想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是窦融的玄孙,父亲窦奉是定襄太守。延熹八年(165),长女被选送入宫,桓帝以其为贵人,窦武被任为郎中。同年冬,贵人立为皇后,窦武迁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冬天,转为城门校尉。窦武爱惜人才,借职务之便征召不少名士为官。他为官清正,疾恶如仇,不受贿赂,妻子衣食仅保持充足而已。所得赏赐全部用来接济太学诸生,还经常把粮食施舍给贫民。其侄儿窦绍为虎贲中郎将,奢侈无度,窦武多次劝戒不改,他便上书要求免除其官职,窦绍才改变态度。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杜密等被宦官逮捕下狱。窦武上书桓帝,要求惩治宦官,信任忠良,明辨邪正,释放“党人”。结果,李膺、杜密等获得释放。

桓帝死后,窦武迎立刘宏为帝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桓帝时任太守、尚书令、大鸿胪、光禄勋。在光禄勋任上时,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之事,公正无私,不偏袒权富,为势家所诬陷,被免官。后被徵为尚书仆射,转大中大夫,迁为太尉。他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李膺等“党人”被下狱后,他上书为之申辩,言辞激切。桓帝大怒,将其免官。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陈蕃重新得到重用,为太傅。

窦武、陈蕃不满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想剪除宦官,结果失败被杀,并被加上“反叛”的罪名。窦武、陈蕃的作为,深得硬直派官僚士大夫的肯定和支持。

曹操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后,认为窦武、陈蕃等死得冤枉,应该重新讨个说法,以求得公正,有利于改善政治。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皇帝请求为窦武、陈蕃平反。上书中有这样的话:


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善人的进身之路被阻塞了。


从这短短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曹操不仅是把矛头指向害人的官僚,翻历史的案,而且还针砭现实,对灵帝隐约地加以指责。对曹操的建议,昏庸的灵帝,自然不会采纳。

曹操等了好久,也不见朝廷的回音,他不禁感叹地说:“这样下去,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光和五年(182)正月,灵帝装模作样,诏令公卿检举害民的地方官,予以罢免。大尉许瘺、司空张济接受贿赂,按宦官旨意,对那些民愤很大的宦官亲属、宾客,不予查处。反而将有政绩的一些官吏制裁了。这些被冤枉的官吏,纷纷向朝廷申诉,司徒陈耽也上书灵帝说明情况,结果陈耽被宦官诬陷,反被灵帝罢了官(后死于狱中)。

曹操对许瘺、张济的作为,非常不满。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发生大瘟疫,四月发生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发生大火,以致出现了不少政治谣言。灵帝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因“灾异”下诏征询政事得失。曹操便乘机在陈耽之后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实,专门回避贵戚及宦官子弟。他们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蒙蔽“圣听”,丝毫起不到改变时弊的作用。灵帝由于灾祸仍频,似乎有所“感悟”,不得不重视此事,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三公府衙)责备许瘺、张济失职,许瘺还在稍后的十月被罢官。由于这次曹操抓住了时机,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以上这些曹操反对宦官胡作非为的做法,表明他同硬直派官僚站的立场是一致的。一个出身于宦官家庭的青年,能够走反宦官集团的政治道路,颇博得人们的称赞。

此后,朝政越来越黑暗混乱,豪猾不法之徒越来越猖狂。曹操知道用上书的办法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汉帝国就像一座快要倒的大厦“不可匡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