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籍特藏保护展览随想

造纸和印刷，这两个现代书籍所必备的技术，都是由中国人首先发明的，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两项技术虽然可以找出许多技术方面的原因或者渊源，其实在我看来，纸的发明，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商周以来发达的“书写”需求；而印刷术的发明，则和中国古代官府和文人对书籍的“收藏”和“阅读”的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且不论从商周的甲骨到秦汉的简帛，只就留存下来的六朝唐宋的敦煌写本和宋元明的刻本古书来说，其数量恐怕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无疑是我们能够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骄傲的地方，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题材。

然而，与西方的大理石铭文和羊皮书相比，中国的纸确实容易破损甚至毁坏，历史上有大量抄写和印制书籍的记载，也有许多“书厄”，如大业漂没、靖康之耻、绛云烈焰等，大量图书的损毁，使许多珍贵典籍不复存在。

书籍也是古今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唐代僧人玄奘赴西天取经，带回来数千卷印度梵本佛经，它们或许至今还封存在西安大雁塔中；而日本遣唐使船以及唐宋以降的商船，把大量的中国古籍运往日本，其中许多珍本还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和一些寺庙当中。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掠，大量珍贵的图籍，如皇家收藏的《永乐大典》，被火烬捆载而去，其他以各种手段巧取豪夺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敦煌宝藏的流失是中国书籍迁转流散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900年，由于偶然的机会，住在敦煌莫高窟前下寺的王道士，在其居所对面的洞窟墙壁上，发现一个复洞，里面收藏着数万件写本典籍、经卷、文书和数千件绘画美术品，它们应当是公元11世纪初封存起来的三界寺的藏书和供养具，写本年代从5世纪初到11世纪初，应当是西晋年间发现汲冢古书后面世的最为重要的典籍了，而且其中不仅有汉文文献，还有丝绸之路上各种民族文字的典籍和文书，所以它们既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宝藏，又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极其珍贵的记录。

可惜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宝藏，从1900年发现，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前来觅宝之前的七年时间里，虽然王道士曾将其中的经卷和绘画送给过许多清朝的官员，却没有一个官员想去仔细追问它们的来源。直到法国人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获取了藏经洞的宝藏之后，在1909年把一些精品出示给北京的学者，这才震动了罗振玉等人。罗振玉等报告学部，由学部电令甘督派人把剩余的经卷悉数调到北京，可是负责其事的人并不认真，让王道士窝藏了一些，沿路还有遗失。这批上万件的敦煌写经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敦煌书库，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的“劫余”之物，但其中仍有不少宝贵的资料，比如本次展览所陈列的摩尼教残经，就是摩尼教的根本经典之一，成为今人研究摩尼教的基本依据。

由于清朝地方官员的无能和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意识到应该亲自去敦煌调查，造成敦煌宝藏的大量流失，大批写本入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而美术品则入藏英国国家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俄罗斯爱米塔什博物馆等处。根据对敦煌藏经洞的宝藏原状的研究，我认为这些写本和绘画原本是属于三界寺的图书馆，它们原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可是现在经过王道士的私自馈赠，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巧取豪夺，马车在崎岖山路上的颠簸运输，使得敦煌宝藏现在已经四分五裂，许多原本完整的写本被撕成断片，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国家。即使在伦敦，原来在藏经洞中是一个经帙包着若干卷佛经，而现在却按照西方“科学”分类方式，经帙因为有丝织花纹而收藏在英国博物馆，写经作为图书而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这使得我想把经帙合一，从而复原藏经洞书籍原样的努力几乎无法实现。

其实，对于敦煌学的研究者来说，写本的缀合可以给枯燥的研究带来无尽的乐趣。1991年我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编纂敦煌写本残片目录时，曾把十几件《列子》残片比定出来，并缀合成三大片，判定它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抄本。回国后，我询问国家图书馆所藏未刊残片是否有《列子》，得到肯定的回答，我猜想一定也是出自同一个抄本。捡出来一看，果然不错。如果这类写本都收藏在一个地方，那不知要省去研究者多少宝贵的时间。所以我更加希望原本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文献，将来能够尽可能地归总到一起，这不仅利于研究，也有利于保护。我们可以将那些原本是同一个卷子的不同残片裱合起来，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工作可以进行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拥有多少更加完整的敦煌文献！

书籍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书籍的收藏和保护其实就是对自身文化的爱护。书籍的流散从物质的层面来讲，是国家和民族珍宝的流失；而从文化的层面上来讲，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敦煌宝藏的流散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浩劫，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敦煌文献和绘画也促进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我当然希望敦煌文献像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所藏的《永乐大典》一样，早日回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透彻的研究，来整合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遗产。

过去，我曾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访查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典籍，其过程既有不少心酸的经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近年来，我也经常利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和金石拓本，知道国图在中国古籍的收藏、修复、整理、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国图还依托本土优势，与学术界密切合作，以举办讲座和学术会议等方式，利用馆中聚合的中国最佳典籍资源，促进学术交流，推进学术研究。从一个学者的眼光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对于中国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做了实实在在的好事，对传承中国文化实在是功德无量。

（2006年4月20日完稿。收入国家图书馆编《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2006年5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