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前言[1]

“粟特人在中国”是一个随着近代学术产生而出现、并且不断获得新生命力的研究主题。我们知道，由于中亚的伊斯兰化和自然环境的变迁，粟特本土及其周边中亚地区的古代粟特人活动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阿拉伯文和汉文史料中，看到一些粟特人活动的踪影。基于中亚、中国各地的考古学成果，粟特研究，特别是粟特人进入中国的研究，随着19世纪末叶以来近代学术的进步，不断向前推进，近年来更是获得了强劲的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的汉文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粟特人在中国的记载，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应当是缘于20世纪初叶敦煌文书的发现，伯希和（P. Pelliot）根据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研究了唐代蒲昌海地区的粟特聚落[2]，从而开拓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敦煌文献的发表有个很长的过程，因此，此后很长时间，学者们主要是根据传统的汉文文献材料来展开关于粟特人在中国的研究，如桑原骘藏关于隋唐时期来华西域人[3]、向达关于唐代长安的西域人与西域文明[4]、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关于六胡州的粟特人的研究[5]，即为这方面的突出成就。但汉文文献材料也使得这种研究受到材料本身的限制，因此关注问题主要集中于一些粟特人的活动和一些特定的粟特聚落。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公布，使得对粟特人在北朝隋唐时期的敦煌和吐鲁番的生活状况进行比较细致的观察成为可能，这就是池田温的《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对敦煌从化乡粟特聚落的研究[6]，以及姜伯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中有关高昌、西州时期粟特人的研究[7]。当然敦煌吐鲁番的汉文文书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们所记载的粟特人基本上是已经变成高昌王国或唐朝西州、沙州地方官府直接管理的粟特人，而非纯粹聚落时代的粟特人，用现在通用的说法，即他们是已经开始汉化的粟特人，而非我们现在从一些墓葬里看到的相对纯正的粟特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有各种各样语言的文书，包括粟特人用自己的语言所写的粟特语文献，但已经可以译出的粟特语文献大多数是宗教文献，很少涉及粟特人的世俗活动，因此，最方便利用、且最早被利用起来的当然是敦煌吐鲁番的汉文文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土的或者说已知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几乎都已经出版，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些总结性的工作了。

最近二十年来，比较集中出版的另一类汉文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就是入华粟特人的墓志或者是有关粟特人的碑刻、题记等石刻材料。这些材料虽然有些早已面世，但未能集中出版，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我们虽然在利用这些材料，但利用得还不够充分。墓碑和墓志都详细记录了来华粟特人的姓名、世系、来历、婚姻、事迹以及去世地点等信息，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判断他们的族属和婚姻关系，而且近年发表的墓志比较多地出土于长安附近地区和洛阳之外的广阔地域（如山西、河北），使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千唐志斋”系统的墓志所反映的洛阳地区的粟特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即使只列举最主要的，也无法做到全面反映[8]。

要判定进入中国、或者说进入到中原地区的粟特人属性，我们需要利用在中亚或是在粟特本土发现的考古文物材料，比如像瓮棺、壁画、金银器皿和穆格山文书等，还有丝绸之路沿线所出土的粟特语文献，但是这些材料和文献，与中国已有的传统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结合到一起来讨论。当然，粟特人在中国留下的他们自己的语言资料对于我们认识粟特人在中国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粟特文古信札或者是史君墓的双语铭文，以及吐鲁番新出的粟特文摩尼教徒信札，这些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在中国的粟特人都是最直接的材料。然而，由于语言解读上的艰难，这些材料很多也是在最近十年才刚刚准确地被翻译出来，像敦煌粟特文古信札第二号也就是在2001年才由Sims-Williams教授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英文翻译[9]；吐鲁番粟特文摩尼教徒信札也是在出土后二十年才由吉田丰教授发表了译文[10]。对于中国学者来讲，过去我们对粟特本土的考古资料不是很熟悉，所以对于判定一些中国的考古资料的粟特属性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在考古、语言等方面，东西方学者虽然各自有各自的贡献，但由于政治的或是语言方面的障碍，双方未能进行太多的交流。近年来，这一局面已经迅速改观。

从1999年开始，以虞弘墓的发现为肇始，随之而来的是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这一系列重大发现，对于我们这些对粟特感兴趣的学者而言，真的可以说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由于这些粟特人墓葬都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因而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判定原本在天水、青州、安阳出土以及流散在外的Miho美术馆所藏同类考古材料的粟特属性。在此，我们应当感谢山西、陕西等地的考古学家给我们提供的非常丰富的材料以及他们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这些在中国发现的粟特人墓葬，吸引了全世界从事粟特考古、历史、语言、宗教等领域研究的学者，大大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以下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活动，由此即可管窥一斑。2000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巫鸿（Wu Hung）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考古系主办了“汉唐之间：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新发现的虞弘墓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1]。2001年初香港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考古艺术摘要》（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第4卷第1期（标作2000年12月出版），作为“中国祆教研究专号”，把一组中国学者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发表，使得西方学者对于主要用汉文写作的中国学者的部分研究状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同年5月，北京大学联合“唐研究基金会”邀请多年主持粟特地区考古发掘的俄罗斯学者马尔沙克（B. I. Marshak）教授来北大讲演，他对粟特石棺图像的见解，后来以《六世纪下半叶中国艺术中的粟特主题》为名发表[12]。2002年4月21日，耶鲁大学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主办了“中国新发现的粟特墓葬研讨会”（Workshop on the Sogdian tombs in China），以考古、历史和艺术史研究者为主，讨论了新发现的粟特图像。同年11月中旬，我们又邀请近年一直在粟特地区从事考古工作的法国学者葛乐耐（Frantz Grenet）教授前来北京大学，报告他与乌兹别克学者在粟特本土的最新发现[13]，并且和中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也提交了一些与粟特相关的论文[14]。随后，日本Miho美术馆又举办了“中国的中亚人：丝绸之路东部的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Symposium “Central Asians in China-Discoveries in the East of the Silk Road”），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是粟特人[15]。这些学术活动大大推动了东西方对于“粟特人在中国”这一主题的研究进步。

如此一来，东西方学者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祆教的艺术，我们可以一起从各种角度去关心粟特的商人、粟特商队的首领，关心那些武士和伎乐。今天，东西方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如此密切地讨论问题，如此坦诚地交换意见，既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能够拥有非常丰富资料的好时代，更是国际间学术交流合作日臻成熟的真实反映。

根据两年前与童丕（Éric Trombert）、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先生讨论的结果，我们希望本次研讨会的重点更多的是放在社会、文书、墓志等方面的主题上，也就是着重在历史层面的讨论，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北京，在耶鲁，在Miho，讨论的重点都集中在粟特美术和考古上。我们高兴地看到，与会者提交了内容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因为在筹办会议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史君墓，所以大家还是不可避免、兴致勃勃地继续探讨了粟特美术考古的话题。

现在，这次会议的成果即将以论文集的方式完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对此魏义天先生在《结语》中已做了很好的总结，毋庸我再多言。在此，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承认，不论是传统的文献材料，还是陆续发现的文书资料、最新的考古文物，都有各自材料本身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在我们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必须清楚我们自己的局限，注意自己的方法，尽量多地把各种各样的信息放到一起来研究。

当然，本次会议不可能全部展示粟特人在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本来准备邀请参加、但由于其他原因未能到会的张广达、马尔沙克、池田温、宗德曼（W. Sundermann）等先生，以及在座的发言或没有发言的先生，如耿世民、梅维恒（Victor H. Mair）、杨泓、徐文堪、乐仲迪（Judith Lerner）、邢福来、张乃翥、罗丰、郑岩、赵丰等一系列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对粟特的研究都有过贡献，但由于时间关系，讨论虽然非常紧张热烈，但还是无法把他们的意见心得汇集到本次会议的论文集里来，对此，我略感遗憾。

就中国新发现的考古材料来说，我们很遗憾，这次没有文章讨论汉简里的相关信息，也没有文章涉及粟特佛教的内容以及青海都兰的发现。因此，实际上还有很多层面未能在这次讨论会上加以探讨，我们期待将来能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研究。

即便是本次会议所强调的社会史视角，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比如说商队的构成、贸易的实态，也就是说粟特商人的贸易网络是如何运作的。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虽然讨论到了，但还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如粟特聚落内外的婚姻问题。还有一些由此延伸开来的问题，比如说入居城市的粟特人的居住形态、从性别的角度看粟特女性等等。总之，还有很多的课题亟待我们去努力研究。

（2005年7月20日完稿。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2005年12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本文是在会议的总结发言基础上改写的。

[2]P. Pelliot，“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égion du Lob nor”，Journal Asiatique，11，série 7，1916，pp.111-123；冯承钧汉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页25-29。

[3]桑原骘藏《隋唐时代に支那に来住した西域人に就ぃて》，《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京都：弘文堂，1926年；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页270-360。

[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2，1930年；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页1-116。

[5]E.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41, 1952, pp.317-356．

[6]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ぉけゐ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页49-92；辛德勇汉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140-220。

[7]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8]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页71-82转128；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页841-848；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页41-83；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页54-58；罗丰《固原南郊隋唐中亚史氏墓志考释》（上、下），《大陆杂志》第90卷第5、6期，1995年，页13-33、页17-38；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1997年，页295-338；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1999年，页27-85；森部丰《后晋安万金·何氏夫妻墓志铭ぉょぴ何君政墓志铭》，《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ⅩⅥ，2001年，页1-69。

[9]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Ⅱ”, M. G. Schmidt and W. Bisang, eds.,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2001, pp.267-280.

[10]吉田丰《粟特文考释》，载柳洪亮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页3-199。

[11]会议论文已结集出版：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12]B. I. Marshak, “La thématique sogd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2001 (janvier-mars), Paris, 2001, pp.228-264.

[13]他的讲演稿以《法国—乌兹别克考古队在古代撒马儿干遗址阿弗拉西阿卜发掘的主要成果》为题，发表在《法国汉学》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页510-531。

[14]这些论文已收入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

[15]马尔沙克夫妇和笔者的主题报告及相关的讨论，已发表在《MIHO MUSEUM研究纪要》第4号，滋贺：财团法人秀明文化财团，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