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序

唐代制度史之研究，必与政治史相结合，既需要关注政治事件对制度的影响，也要留心制度建置对政治进程的制约，此道理虽然人人尽知，但是要找到一个制度与政治史可以结合起来的点，而又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却并不容易。有关唐代禁军制度，有《六典》、《通典》、《会要》等书的记载，于前期制度，约略可寻，而后期则不够明晰。唐代禁军在政治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宫廷政治，多系宫闱秘闻，非外廷所能知悉；且其事实往往遭胜利者之篡改，所余史料有些并非信史；有关唐代禁军参与宫廷政治记录，详于后期而略于前期。最近若干年来，西安周边出土的唐代墓志陆续发表，其中不少志主即唐朝前期禁军将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禁军的宝贵材料，为制度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架起一道津梁。

1999年秋季开始，我在给研究生开的隋唐史课程中主要讲授唐代石刻史料。恰好蒙曼来北大攻读博士学位，从我治隋唐史，因而鼓励她注意墓志史料。她好学深思，很快注意到墓志中大量的禁军史料价值，而确定以唐代前期禁军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对这一选题极表赞同，因为制度史和政治史为北大历史系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我自己专注十余年所做的归义军史研究，实际也是以政治史和制度史为纲，附以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展开论述的。归义军乃唐朝一偏远方镇，岂可与唐朝宫廷政治与禁军历史相提并论，若在80年代初有如此丰富的西安出土墓志，恐怕我也可能早就转而治“长安学”，而非“敦煌学”了。

蒙曼著《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从选题到博士论文，从博士论文到这本专著，我觉得蒙曼的这部作品是成功的，虽然其中具体的优劣可由读者品评，但其研究政治史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

如今，随着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传统的制度史研究面临着挑战，我以为用旧的方法做复原式的研究，虽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已经不太“好玩”了，我们过去耗费不知多少精力辑录的职官、衙署名称，现在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决。因此，利用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史料进行透彻的分析，把制度史和其他相关的历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必然成为今后制度史研究的方向。蒙曼的这部著作，注意从纷纭的史料中解析体制问题，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希望今后能够在方法论上努力精进，并且推广到其他研究领域。

蒙曼作为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很高兴她的书稿即将出版。教学相长，我写给她书稿的这些话，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隋唐长安研究的自我鞭策。因不揣浅陋，略述本书学术因缘如上，是为序。

（2005年4月23日完稿。本书2005年8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