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说略

朱大渭

一、《晋书》编纂诸问题和版本

唐初四海升平，君臣励精图治。唐太宗为了唐王朝始建基业的长治久安，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借鉴。他即位不久，便在贞观三年（629）正式成立史馆性质的秘书内省，以修前代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从贞观十五年（641）开始，补修了《五代史志》。到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又下诏撰修《晋书》。关于《晋书》的参撰人员，有多种记载，说法不一。综合有关文献及近人研究所得，参撰人员及其分工大致清楚了。（参考冉昭德《关于晋史的撰述与唐修〈晋书〉撰人问题》，载《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李培栋《〈晋书〉撰人续考》，载《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总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总编纂（制订条例及总其成）四人：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分工撰修者十四人：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赵弘智。三类参撰人员共计二十一人，若把唐太宗计算在内，则为二十二人（《晋书》参撰人中的刘允之（又作刘引之、刘裔之），其人有争议，故暂不列入，待考）。《晋书》参撰人员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强大的。由于这二十二人主要来自当时关陇、山东、江南三大文化区，其中一部分人同南北朝文史名家有着家传或师承关系，因而其文化基础较为广博深厚。他们的学业专长，除经、史、文学外，还通晓礼仪、刑法、食货、天文、律历、佛道、谱牒等学。这些人在唐初文化界，确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高水平的修史集团。因此，《晋书》于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开始撰修，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完稿，仅用了两年零五个月时间。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曾两次下诏修前代史，其中都未提及新修晋史，为什么到了贞观二十年（646），即唐太宗晚年突然下诏，以原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为由，（《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修晋书诏》）要重修晋史，而且太宗还极不寻常地亲自参撰“史论”呢？这必须从唐初政治形势谈起。唐太宗后期矜于“文德武功”，骄奢渐滋，贞观十九年（645）东征的失败使他有所醒悟。特别是前此围绕皇位继承的严重斗争，皇子们“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使太宗对诸子和勋臣猜忌丛生。贞观十七年（643）春天，在平定齐王祐叛乱后，又审理太子承乾谋反案，结果太宗废二子，杀一子、一弟及一批勋戚贵臣。这一关系皇权能否巩固的惊人要案，对太宗晚年心灵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处理现实政治斗争以寻求身后皇权稳定的过程中，联想起西晋统一王朝的短期覆灭，正是肇始于皇位继承不当和权臣干政，因而他要借修《晋书》以“览古今之失，察安危之机”，既总结西晋灭亡的历史教训，又表明其维护唐皇朝政权稳定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必要性。

太宗在《晋书·武帝纪》评论中首先指出，晋武帝的“骄泰之心”，使其“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以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故而“贾充凶竖”，“杨骏豺狼”，其“祸心”得逞。接着又揭示：“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唐太宗进一步对西晋灭亡原因从理论高度总结说：“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以上见《晋书·武帝纪》）这些历史评论，显然蕴含着现实斗争的丰富内涵，可以说，既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太宗对现实政治斗争处理的自我表白，用以警戒皇子和大臣，以图稳固唐帝国的根基，使其千秋不坠。

同时，魏晋以来长期分裂割据，权臣篡位，战乱不已，政权更替频繁，这种“乱世”使儒家名教纲常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忠君思想大为削弱。随着唐帝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建立，有必要全面地恢复封建统治理论基础，即两汉以来儒家总结的封建伦理纲常和君权神授思想。所以在太宗将儒家名教核心“忠”、“孝”定为撰写《晋书》的基调之后，参撰者皆以“君父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晋书·忠义传》）为主题，并结合类传的设计，传主内容的取舍，以及史论的观点，全面宣扬儒家的伦理和天命学说，从思想理论上为巩固皇权大造舆论。虽说阐述封建伦理和天命观，本为封建史学的基本功能，但唐修《晋书》强调以此为指导思想，结合时代背景和现实斗争，更具有特殊意义。以往有的史家认为，唐修《晋书》在于“尊扬皇室，证明（李唐）先世之源”（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为西凉李氏，以及所谓唐以前所修十九家晋史“未能尽善”等，显然均属于次要因素。

重修晋史的班底组成，撰写的指导思想明确后，还必须解决好广泛搜集资料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问题。两晋南北朝史学较发达，各家撰写的晋史共约有三十一部，加上晋故事、晋旧事一类七部，晋史未撰成者六部，晋史注释三部等，各类晋史和资料总共约四十七部。这些晋史著述，至唐初虽然散失不少，但犹存十九家晋史。其中用纪传体撰写的有王隐《晋书》九十三卷（存八十三卷），虞预《晋书》四十四卷（存二十六卷），朱凤《晋书》十四卷（存十卷），何法盛《晋中兴书》七十八卷，谢灵运《晋书》三十六卷，臧荣绪《晋书》一百一十卷，萧子云《晋书》一百零二卷（存十一卷），萧子显《晋史草》三十卷，以上共八家。用编年体撰写的有陆机《晋纪》四卷，曹嘉之《晋纪》十卷，干宝《晋纪》二十三卷，习凿齿《汉晋春秋》四十七卷，邓粲《晋纪》十一卷，孙盛《晋阳秋》三十二卷，刘谦之《晋纪》二十三卷，王韶之《晋纪》十卷，徐广《晋纪》四十五卷，檀道鸾《续晋阳秋》二十卷，郭季产《续晋纪》五卷，以上共十一家。这十九家晋史共计七百一十七卷，唐初亡佚二百二十卷，尚存四百九十七卷，尚存部分占总卷数的近百分之七十。而且最重要的王隐、何法盛、臧荣绪三家晋史基本上全部保存，再补以其余十六家晋史和其他有关资料，应该说唐修《晋书》所依据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是非常丰富的。

以西晋史而论，王隐《晋书》最为重要，其体例纪、传、志俱全。隐父铨“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他搜集整理西晋史料，大约从咸宁元年（275）到元康五年（295），前后二十年。王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以上见《晋书·王隐传》）他于东晋初任著作郎，奉命修晋史。从太兴元年（318）到咸康六年（340），他又继续扩充资料，并最后撰成《晋书》。王氏父子两代人，先后积四十余年之功力，记录和撰写了西晋和东晋初年的“华夷成败”史事。由于西晋末两京倾覆，晋廷所存资料荡然无存，因而王隐《晋书》为以后所有修西晋史者所宗。刘宋时何法盛修《晋中兴书》，集诸家东晋史，“勒成一家，首尾该备”。何氏修史时离东晋较近，既吸取了前人有关的著述成果，又必然增补东晋朝所遗留下来的完整资料。《晋中兴书》也是纪、说（志）、传俱全，可以说是较为详细完整的一部东晋史。

南齐臧荣绪《晋书》，将两晋历史合成一书，其体例纪、录（少数民族偏霸史）、志、传俱全，共一百一十卷。臧氏《晋书》在唐初十九家晋史中，运用资料最为丰富，史实也较为完备，而且是惟一一部包含两晋历史的《晋书》。其资料和观点不仅主要采自王隐《晋书》和何法盛《晋中兴书》，实际上乃是集萧齐以前众家晋史之大成。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称臧氏“勒成司马氏一代事迹，各体俱备，卷帙繁富，谅有可观，即以之传世，亦无不可”。（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三《晋书唐人改修诸家尽废》条）因此，唐修《晋书》以臧氏《晋书》为蓝本，旁摄诸家晋史之精华外，又大量引用《世说新语》、《语林》、《搜神记》、《幽明录》、《异苑》、《华阳国志》以及数十部文集中之有关内容。我们将唐修《晋书》与汤球所辑九家《晋书》相核对，发现唐修《晋书》原文除主要取材臧氏《晋书》外，其采撷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亦多，而对其他各家晋史则取材较少。至于评论两晋人物，则多取孙盛《晋阳秋》之说，并有所丰富和发展。至于《载记》部分，主要取材崔鸿《十六国春秋》，并参考臧氏《晋书·录》、魏收《魏书》列传卷九五、九九各少数民族偏霸政权的资料。总之，唐修《晋书》既有丰富的资料可采，又有修成的包括纪、志、传俱全的多部晋史可供利用。在此雄厚的晋史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众多高水平参撰者的辛勤劳动，只用了近两年半时间，一部一百三十卷，约一百八十万字的史著《晋书》便告修成。

现在国内保存的《晋书》较早版本，应首推精装影印百衲本《晋书》，也即宋本《晋书》。另有元大德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清武英殿本。还有吴琯西爽堂本，毛晋汲古阁本，金陵书局本，台北影印四库全书本。解放后中华书局请国内一流史家，以金陵书局本《晋书》为工作本，用各种版本互校，并利用前人成果最后完成的点校本《晋书》，其中错误最少，因而成为当前《晋书》的普遍流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