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阅读《三国志》及裴注的方法

阅读正史，各个人的经历不同，感受不一，体会也千差万别，因此，阅读的方法也必然各不相同，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不易之方。随着阅读者各方面条件的不同，阅读的方法也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我以为阅读《三国志》至少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把《三国志》同《资治通鉴》的三国部分结合起来阅读。

我们知道，历史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记载。人类活动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因此，阅读正史，必须要了解人物、地点与时间三者及其相互关系。而《三国志》这种纪传体断代史，把人物活动划分为三大块，从而使得魏、蜀、吴三国的人物活动情况缺乏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人、地、时三者的联系颇不明白。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它把三个不同国家中的人物在同一时间里的活动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组织在一起，既避免了相互隔绝，又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时间表，给人以人、地、时的完整概念，从而有助于了解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各种联系。有些人物的活动，在《三国志》的列传中看不出准确的时间，而在《资治通鉴》中却可以看出其活动的时间轨迹，这是《资治通鉴》这种编年体史书的最大功绩所在，而且是经过该书的作者的认真考证、排比而作出系年、系月和系日的，一般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资治通鉴》对某些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有误系年月的情况存在。因此，通过将《三国志》与《资治通鉴》结合阅读，既可以明白在《三国志》中无明显时间记载的一些人物活动与事件发生状况，又可以发现《资治通鉴》有无系年错误、有无增补史料和有无删节史料而造成记事错误的地方。近十年来，我经常给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讲授《〈资治通鉴〉研究》一课，就是以上述三者为中心内容的。通过这种讲授与实践，使他们掌握如何发现《资治通鉴》存在上述三个方面问题的状况，既训练了他们把二者结合阅读的实践能力，又教会了他们如何查找史料和考证史料的方法，进而使他们明白哪些史料应当引用正史，哪些史料应引用《资治通鉴》。

第二，要把《三国志》的阅读，同查找清人的补表、补志及一些名家关于《三国志》和三国历史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

首先，这一阅读方法是基于《三国志》本身无表、无志的状况所引发的；其次，这一阅读法是为了避免白费劳动的需要决定的。为什么通过这种阅读方法可以避免白费劳动呢？因为每个人在阅读《三国志》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许多疑难和产生许多联想。如果能及时查阅清人的补表、补志，许多疑难也许可以迎刃而解；如果不去了解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就不会明白前人及今人已经发现了哪些问题和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势必发生单凭自己发现的问题去思考的情况，结果费了不少精力写出来的东西，却是前人早已发现了或解决了的问题，岂不是白费劳动吗？何况，从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中，还可以获得不少新的启示，推动你去发现和探索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这种结合阅读法是必不可少的，虽然阅读时多费点时间，但当你真正研究问题的时候，却可以节省许多时间，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三，要把《三国志》的阅读，同阅读《后汉书》后半部分结合起来。

需要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范晔的《后汉书》成书于陈寿《三国志》之后，陈寿写《三国志》时看不到的一些史书，范晔却都看到了。因此，范晔的《后汉书》同陈寿的《三国志》的重复部分，肯定要比《三国志》的史料丰富。根据把二书作比较的结果，发现陈寿的《三国志》同范晔的《后汉书》相重的有十六篇列传，范书超出陈书约一倍。尽管范书超出陈书的部分，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大多有反映，但因为裴氏与范氏几乎同时使用不为陈寿所见史书的方法有所不同，因而也会造成一些差异。因此，把陈寿《三国志》及裴注同范晔《后汉书》相重部分同时结合阅读，更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第四，要把《三国志》的阅读，同阅读《晋书》诸志及《宋书》结合起来。

需要这样结合的原因，仍然是《三国志》本身无志引起的。当沈约撰写《宋书》时，因鉴于《三国志》无志之病，他就在撰写《宋书》诸志时，往往把宋的诸志所载典章制度，上溯到三国时期，并同《续汉书》诸志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在《宋书》诸志中就可以查到有关三国时期各项典章制度的一些情况。例如《宋书》的《州郡志》，就可查到曹魏屯田制的史料，尤其是东吴的屯田制，在《宋书·州郡志》中多有反映。其他如《宋书》的《百官志》、《符瑞志》、《五行志》、《礼志》等，莫不如此。到了唐代初期撰写《晋书》诸志的时候，也鉴于《三国志》无志，于是在《晋书》诸志中也补入三国时期的情况，因而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也可以在《晋书》诸志中获得某些信息。由于《晋书》诸志与《宋书》诸志都有涉及三国时期典章制度的内容，于是又可以从二者异同中发现问题。在考察《晋书》诸志与《宋书》诸志的矛盾时，一般应以《宋书》诸志为可信，因为它成书于《晋书》诸志之前，所据比较原始，撰写时间更接近于三国时代。

第五，阅读《三国志》时，还应当充分注意地下出土资料，包括各种碑刻、墓志、简牍和遗址、实物。

《三国志》史料甚少，裴注虽然大大补充了《三国志》的史料，仍然感到有许多问题史料缺乏。例如东吴是否有户调制，从史籍中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又《吴书·孙皓传》载天玺元年（276）“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泳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东吴现无户调征收之明证，又有“算缗”的征收，我据此在所著《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册第464页中作出了东吴存在征纳算赋的制度的推测。在听了前述宋少华同志的吴简报告后，我喜出望外，因为吴简中明确讲到东吴的长沙郡有算赋的征收，岂不证明我的推测成了确论吗？因此，地下出土材料对于我们解决许多依靠文献记载无法解决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此研究实践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

此外，在阅读《三国志》时，还希望年轻人勤于动手，做些阅读卡片、笔记之类的东西。如果什么都不做，读过之后，可能什么收获都没有的。现在有了电脑，使用它可以省时省力。但我劝青年人不要过分依靠电脑，因为电脑毕竟不能代替人脑。用电脑储存材料，毕竟不如自己笔录来的材料准确、可靠和可以变成自己的知识。我一点也不反对使用新的科技成果去更新史学研究方法和从事史料整理工作，但是，这种使用，决不应当成为研究者偷懒和放宽要求自己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