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西之间

步入近代以后，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总是难以回避中西之学的关系问题。中国与西方哲学的相遇在近代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从中国哲学本身是一个逐渐生成的、不断延续的过程这一角度去理解，唯有如此，才能更具体地把握其意义。现在谈“中西之学”，往往着眼于空间性的观念：中学与西学首先被视为处于不同空间地域（东方和西方）中的文化学术系统。事实上，在这种空间形式的背后，是更具实质意义的时间性、历史性规定。后者与近代更广视域下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无法分离相一致：空间形式下中西关系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时间与历史层面的古今关系。

从哲学领域的古今关系看，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一定意义上都在对哲学作“今说”。所谓“今说”，也就是以今释古，这里的“今”本身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汉代有汉代之“今”，魏晋有魏晋之“今”，隋唐有隋唐之“今”，近代有近代之“今”。近代之“今”，同时可以视为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今”：从中国哲学的衍化看，近代意义上的“今”，便以中西哲学的相互碰撞、交融为其题中之义。就“今说”而言，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等时期的哲学家们在注释、解说以往经典时，便同时展开了不同时代、不同意义上的“今说”，我们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实质上也是一种“今说”。每一时代都在不断地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说法”去“说”以往的哲学，并在如此“说”的同时使中国哲学本身得到新的延续。同样，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离开这一历史的趋向。当然，“说”的方式、“说”的具体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个体那里又往往各有不同，汉儒“说”先秦经典的“说法”和佛教传入后宋明时期理学家“说”这些经典的“说法”往往不一样；宋儒对已往经典、哲学的“说法”与西方哲学“东渐”（进入中国）之后近代哲学家的“说法”也存在差异，但这不妨碍它们都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今说”。如前所述，这样的“今说”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生成、延续的历史方式。事实上，从形式层面看，中国哲学的生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今说”的过程。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便不难注意到，今天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运用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来诠释已往的哲学，这本身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今说”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具体而言，在当代哲学的背景中，“今”与“古”各有自身的特定涵义。“今”一方面是指已经融入到今天的中、西思想中的内容，或者说，是在历史衍化中已凝结而成的智慧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指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今天的问题出发，回过头去理解过去。与之相对的“古”，则指广义的过去思想：今天的思考不能从无开始，必须基于以往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这里涉及“史”与“思”的统一。以上述视域中的“今”去释以往之“古”，便可看作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今说”，这种“今说”同时也表现为中国哲学在现代进一步生成、延续的具体形态：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的延续往往很难与运用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对自身传统进行重新理解、阐发的过程相分离。从实质的层面看，参照、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理论框架作为“今说”的一种历史方式，本身也参与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哲学生成、延续的过程。事实上，每一时代都需要对已往哲学进行逻辑重构，并由此进而展开创造性的思考，而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背景之下，这一过程同时取得了古今和中西互动的历史形式和特点。

要而言之，就中西哲学的关系来看，中西之辩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或地域性的问题，其背后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规定。如果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贬之为“以西释中”，则未免将时间关系（历史关系）简单地空间化了。对中西哲学的关系，如果过多地着眼于空间关系，往往会执着文化和思想的地域性（东方或西方），从而遮掩其背后的实质含义。一般而言，时间性、历史性与绵延、统一相联系，空间关系则往往更多地突出了界限；时间关系空间化所导致的逻辑结果之一，便是抽象地在中西哲学之间划一判然之界。而就中国哲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在时间意识中把握近代西学与中国哲学历史延续或历史绵延的关系。

哲学总是涉及言说的方式，而言说的方式离不开语言。事实上，在中国近代，较哲学形态的变迁更具有本原性的变迁，是语言的变迁，后者包括外来语的大量引入。以语言的衍化而言，如果我们把这些外来语从现代汉语当中剔除出去，那么现代汉语也就不复存在。同样，在哲学的层面上，如果将所有西方哲学的观念、表述方式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中完全加以净化，也就不会再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从历史的角度看，正如我们不必像当初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那样，对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换痛心疾首，我们也无须因西方哲学的概念形式渗入中国哲学的“今说”过程而过分地忧心忡忡。在警惕简单地以西方哲学去附会中国哲学、避免过度诠释等方面的同时，对中西哲学相遇背景下中国哲学的“今说”，应当持理性而开放的立场。

以中西哲学的互动、交融为背景，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的过程与以往（近代以前）的生成、延续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延续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中国哲学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在相对单一的传统之下发展的，这种发展在近代以后开始以新的形态出现；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参与世界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便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延续、发展的重要特点。历史地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哲学的发生，只是在近代以后才成为可能。近代以前，中西两大文明系统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的，明清之际虽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交流，真正实质性的碰撞是从近代开始的。马克思曾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一看法的内在涵义之一，在于应当将世界史理解为近代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世界历史是这样，世界哲学也是如此。只有到了近代，各个文明系统才开始彼此相遇、有了实质性的交流，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界哲学才真正获得了可能性。近代以来的哲学衍化，在某种意义上便表现为一个不断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

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延续、生成过程，并没有隔绝于以上历史趋向。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宏观背景看，历史已经从近代以前的地域性衍化，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世界性过程，这一特点在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经济的全球化使不同经济体之间愈来愈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信息化以及通讯手段、交通工具、传播方式的发展，使不同地域的人们不再因空间距离而相互隔绝，而是彼此走近。文化交流的扩展和深化，则使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这些现象，都是以往所无法想象的。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的衍化来看，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的分析哲学、现象学，主要是在西方哲学与文化自身相对单一的传统下发生、发展的。中国哲学也是如此，除了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某种影响之外，其发展基本上也是在一种比较单一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两大系统在近代以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流。然而，如果今天还拘守某种单一的资源、单向的传统，那就既离开了历史的趋向，也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随着中西交流的发展，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也不断得到深化，这种趋向今天仍在进一步的发展。对西方哲学的以上理解和把握，为中国哲学家运用多重智慧展开哲学沉思提供了可能，它同时也从一个方面使中国哲学在今天的生成、延续过程具体地展开为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这一主张至今仍有其重要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学无中西”意味着确立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并从世界哲学的角度，考察、定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在“学无中西”的视域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呈现为世界哲学发展的相关之源，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延续，也由此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意义。

当然，不能简单地将世界哲学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哲学形态，也不应把它独断地理解为囊括一切、其大无外的系统。单一、独断的哲学形态不是世界哲学的真正涵义。相反，世界哲学与哲学的个性化、多样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步入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境遇下的哲学家们所做出的哲学思考依然会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世界化与个性化并非相互冲突，毋宁说，世界化的思考正是通过个性化的进路而体现的。在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中，每一哲学家所处的背景、所接受的传统，等等，都将既表现在他对问题的独特意识和思考之中，也体现于他对不同哲学资源的理解、取舍之上，其思考的结果也相应地会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在这方面，今天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并不例外。

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之下，哲学的多样性、个体性并不会消失。一方面，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家已有可能超越特定地域、单一的传统，从普遍的视域出发，运用多元的智慧资源，对世界作出更深刻的说明和更合理的规范；另一方面，他们对问题的理解、解决问题的进路和方式等等，仍将受到各自传统的制约，并具有个性的特点。事实上，哲学按其本义即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沉思，这种沉思不会终结于某种形态，而是展开为一个无尽的过程。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下，哲学的这种品格并没有改变，世界性与多样性、开放性、过程性将在世界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达到内在的统一，而中国哲学也将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呈现自身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