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余新忠

14年前那场肆虐中国、震动世界的“非典”流行，让国人顿然意识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机制并没有使瘟疫的威胁远离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遥远的历史记忆。这一事件开始促使人们更多地去关注疾病和医学的历史，反省现代卫生保健政策。数年后，当今中国医学界的权威人士韩启德教授在重版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的序言中写道：“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医学本来就是为了救治生命的科学与技艺，何以还会漠视人文，需要回归人文呢？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确确实实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这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史学史家伊格尔斯评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的一段话：“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大厦，正如列维指出的，仍保留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大量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研究路数——可是竟然没有人入住。”由此看来，人文的缺乏并非只是医学的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连自身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也迷失在对“人”也即生命缺乏关注的窠臼之中。

对于这样一种倾向，2016年5月，美国著名医学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man）在中山大学发表的题为《对社会的热情：我们如何思考社会苦痛》的讲演中，提出了自己的省思，他说：

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自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肇始。在创立之初，社会科学关注重点是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和改良社会，因此将人类苦痛看做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并通过研究试图找到解决人类苦痛的办法，并以此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科学不同的是，医学则是关心个体问题，尽管当代医学研究已经认识到许多个体问题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变迁，社会科学逐渐演变成一个客观科学，并从学科自身的需要来对社会展开研究。社会科学家们强调，对社会的客观化不仅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也能改善社会。然而，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帮助人们，特别是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们，这一宗旨却逐步被遗忘。

自19世纪以来日渐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往往聚焦于事关社会发展和大势的宏大主题，而甚少关注个人乃至社会的苦痛。在努力追求成为“科学”的一分子的过程中，研究者基本的目标往往是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探寻人类生活的轨迹以及呈现一般性（也就是均质化）的社会及其生活，而无意将关注的重心置于具象个人日常经验与体验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语境中，生命即便没有完全消失，那也至多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道具而已。

缺乏生命关怀的历史，必然无以安放具象的人的苦难经验、体验及其应对。虽然人类苦难的来源纷繁复杂，但若立足于个人，由疾痛而引发的诸多苦痛无疑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再忘却其宗旨本来就应是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不再有意无意将社会发展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不再忽视个人和社会的苦痛；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再一味追求宏大叙事，不再一味执着于社会科学化，也不再无视个人角色和具象生命，那么，关注生命，构建关注具象生命的苦痛，回到人间，聚焦健康的“生命史学”体系，自当为目下中国史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虽然生命史学涵盖的内容可能相当丰富，但直接勾连于个人生命的疾痛、聚焦于生命健康的疾病医疗史无疑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核心内容。那么，若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引下展开医疗史的探索，又将对我们当下的历史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而在历史研究中关注和思考疾痛和生命，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在整体的学术研究中彰显史学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