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世纪中国医疗史
的兴起
若放眼国际学界，主要由历史学者承担，以呈现历史与社会文化变迁为出发点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已出现，至1990年代，在个别地区，比如台湾，还展现了颇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而言，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史研究的大本营中国大陆的情形，这一研究日渐受到关注和兴起，仍可谓是新世纪以来之事。这一新的研究兴起，无疑应置于世界医疗史不断发展的脉络中来观察和思考，同时，亦应将其放在国际中国史研究演进的背景中来认识与理解。也就是说，它的出现和兴起，必然是国际以及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一环。关于这一研究学术史，笔者以及其他学者已有不少的论述，毋庸赘言。于此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医疗史这样一个传统上属于科技史范畴的研究的日渐兴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不断地推动这一个研究的兴起？
在当今中国的史学界，医疗史自新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应是不争的事实，只要随便翻翻这十年中的各种专业期刊以及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报刊，就很容易感受到。但对这一形势，看在不同人的眼里，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感受。对很多自己并不从事该研究的学者来说，往往都会有种直观的感觉，这一研究当下颇为热门，不过内心的感受却未必一致，在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项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研究，甚或是未来社会史发展的新增长点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会将其视为未必有多少意义的时髦。而对从事该研究的人来说，虽然大多会认同这一研究意义和潜力，却有往往会在现实中遭遇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困惑。这些差异，除了一些个人的因素以外，主要应是研究者对医疗史的了解和认同度以及对其未来发展的期望值的不同所致。对该研究缺乏认同甚或不屑一顾的现象，放在任何地方，都必定多有存在，不过相较于欧美以及台湾等学界，中国大陆史学界整体上对医疗史的了解和认同程度较低，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当其冲也最直接的当是大陆医疗史研究的兴起时间较晚，整体研究还相当薄弱，而若进一步追问更深层的原因，则应与中国历史学受传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较深，尚未比较深入地经受欧美学界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出现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洗礼，以及包括医学人类学、医学史在内的医学人学研究的整体学术积淀还颇为薄弱有关。不过，不管怎样，这一研究能在新世纪的史学研究中，呈现异军突起之势，必然自有其缘由，而且就笔者的感受，该研究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是乐观可期的。
医疗史能在新世纪的中国兴起，大概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因素，是内动外促内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内外而言，我想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谈。首先就地域而言，是中国社会与学术自身发展需要与国际学术思潮汇合而共同推动所致。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包括史学界在内的中国学界就一直在反省和引进中追求创新与发展。1980年代中期，伴随着史学界“还历史以血肉”诉求的出现，社会史研究开始在大陆全面兴起，并日渐成为是史学界的显学，而医疗史或医疗社会史的出现，可谓是这一潮流的自然延伸。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者一旦涉足社会救济、民众生活、历史人口、地理环境等课题，疾病和医疗问题便不期而至了。同时，在针对以上论题开展的文献搜集中，亦不可避免地会不时遭遇疾疫之类的资料，这些自然也会促发其中的一部分人去关注这一课题。故而这一研究的出现，首先是史学界内省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学术界的刺激和促动，而且有时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这本在国内史学界造成重要影响著作的作者杨念群早期有关医学传教士和西医东传研究，明显与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美国游学的经历有关，而其关于疾病隐喻的论述也直接源于苏珊·桑塔格的影响。较早从事疾病史研究的曹树基也特别提到其研究与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等书的关系。而笔者的最初兴趣，虽然源于在从事灾荒救济史研究时，发现了不少有关嘉道之际瘟疫的资料，但最后颇具理论自觉展开这一研究，则无疑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和台湾的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和指引。或许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前三十年教条主义史学研究广泛进行反省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期望更新理念和拓展史学研究范围来推动中国史学的向前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疾病医疗的探究意义，而此时海外相对成熟的相关学术理论和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则不仅为那些早期的介入者提供了学术的启发和指引，还更进一步提振了他们继续探究的信心，并让他们比较容易地找到了为自己研究辩护的理由。不仅如此，海外一些从事医疗史的重量级学者，比如台湾中研院院士梁其姿等人，与大陆史学界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交流互动，利用其崇高的学术地位，通过呼吁倡导和奖掖后进学人等方式，直接参与大陆的医疗史研究的倡导和推动。
其次，就学术层面来说，则为学术界的内在冲动与社会的外在需求的结合。前面谈到，海内外史学思潮的共同作用，激发了中国史学界对于探究疾病医疗史的意愿。虽然中国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出现较晚，基本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但史学界整体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甚至鼓励，曹树基1997年发表于《历史研究》上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在翌年即荣获中国史学会颁发的“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笔者于2000年完成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后，也颇出意外地获得了广泛好评，并于两年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四年后，再有李玉偿（尚）的《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再次获得这一奖项。与此同时，继曹树基的论文后，疾病医疗史的论文不时出现《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等史学界的顶级刊物中。这些表明，医疗史研究虽然可能尚未成为大陆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主流史学界对这一研究总体上是欢迎和认同的。如果没有学界一些重要人物的认可和接受，这些成绩的取得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学界之外，这样一种研究在2003年萨斯爆发以前，似乎可以说几无影响，近数十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传染病在现实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小，社会对其历史的兴趣自然更付阙如。而医学界内部的医学史研究虽然一直在持续，但不愠不火，从业者较少，影响也比较少溢出学界。不过萨斯的爆发，可以说极大地促动了社会对疾病医疗史的关注，当时笔者的博士论文刚刚出版，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顿时引起各大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还在当年年底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2003年社科十大年度推荐图书”（2003年12月24日）。此后，随着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疫病的不时骚扰，社会上对疫病史基本能保持比较持续的关注。不仅如此，正如本文开头所言，萨斯事件也引发了医学界对医学人文的关注，医学史是医学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的社会影响力毋庸置疑，而医学人文则是相对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的内容。不仅如此，虽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而当今中国社会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又相当严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医疗保障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加之本来就比较受社会关注的中西医论争问题依然热度不减，这些都使得社会很容易对从历史角度对疾病医疗的探究产生兴趣，从而形成这方面的知识需求。对此，笔者颇多切身体会，近年来，不时会有媒体或社会组织来采访、约稿以及邀请讲演，有些编辑还会采摘笔者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写成新闻稿来宣传疾病医疗史。这两方面的动力和需求相结合，无疑有助于促进学人特别是青年学者投身于这一研究之中。
最后，就条件和根源而言，则是医疗史本身的价值适切地得到一些拥有较高学养的研究者的发掘利用。毫无疑问，医疗史之所以能够兴起，最根本应是这一研究本身具有其价值和意义，疾病医疗不仅与人们的日常息息相关，而且也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信息，通过对历史上疾病医疗的研究，去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身体经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以及对生命的感知和认识的历程，不仅可以让我们更系统地了解历史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历史，更深入地把握和思考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文化境遇中的疾病和医疗本身。不过，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若未能在合适的时间得到合适的研究者的关注和投入，可能也不利于这一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相反，其意义若能得到一些重要学者的认同和倡导，则往往会直接推动其迅猛发展。台湾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为亮眼，显然与梁其姿、熊秉真等一大批重要学者的积极倡导和投入是密不可分的。而大陆的情况，虽然没有台湾那么明显，但显然也与上个世纪末以来，有一批颇具实力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一研究中直接相关。对此，常建华在前些年对国内该研究的总结，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晚研究者少，但研究起点很高，学术成果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