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学派与商宋特定环境
——兼论庄周之本邑问题

庄子学派是在宋国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现实的孕育、培养下诞生的。宋国作为庄子学派的诞生地，其社会政治文化气候对于庄子学派思想及文学个性的形成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庄学实际上不是继承和维护等级、宗法、专制主义制度的正统思想意识，而是对这种传统的是非善恶观念进行彻底的否定；不是将自己的思维视野限制在某个功利性的狭小规范之中，纠缠于当时社会的人伦日用和功名利禄，而是超脱于现实，企图不受一切外物的干扰和束缚，从无限的高度来把握人生，追求其物我合一的理想境界；不是将改良社会、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身上，或充当王权政治的卫道士和代言人，而是主张彻底取消君主统治及其思想专制等等。这些，都与其诞生地特定环境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本文拟结合庄周家乡情况、宋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及宋国的文化传统和环境三个方面对庄子学派诞生地及其对庄子学派之影响作一简括的探讨和分析。

一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这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关于庄周家乡的最早和最有价值的记载。在历史上，庄子之名与蒙及漆园紧紧联系在一起。古人诗文中称庄子为蒙庄、蒙庄子、蒙吏、蒙叟、漆园吏、漆园人，称《庄子》作漆园书、漆园经，蒙邑和漆园也成了庄子的代称。这些，大多出于太史公的记载。然而，太史公不曾想到，其后世关于“庄周故里”的笔墨官司，也主要是由他这段记载而来的。

“蒙”在古代地名中很常见，例如，《左传》载，哀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盟于蒙”，杜注云：“蒙在东莞蒙阴县西。”鲁邑，在今山东蒙阴县境内。庄公十二年，“宋万弑闵公于蒙泽”。蒙泽，在今河南商丘东北故宋蒙城东北三十五里处。又襄公二十七年，“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蒙门即宋之蒙城门，一说为宋都朝向蒙城之门。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二：“案侯国各以所向之地为名……宋有蒙邑，故有蒙门。今归德府治东北有蒙城，则亦东北门矣。”《尚书·禹贡》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皆载蒙山，《水经注》更记蒙水、蒙亳、蒙城等等。此外尚有下文要多说一点的安徽蒙城县。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蒙城县令王兢建庄子祠于此，苏东坡为之作《庄子祠记》，今祠虽不存，祠记碑犹在。所谓“庄周故里”，今之安徽蒙城县城东门外与河南民权县城东北三十公里处皆有一处。至于漆园，今之河南商丘附近小蒙故城，山东菏泽以及安徽定远县东三十里皆有遗址（参见《广舆记》卷五、卷六，《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及《潜邱劄记》等），而以安徽蒙城县涡河北一点五公里处之漆园旧址较为出名，涡河南岸尚有一漆园街。那么，太史公所谓之蒙究系何处？纷纭聚讼之中，两种意见影响较大，一种认为蒙在今河南商丘东北，这是传统的讲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另一种认为蒙即今安徽蒙城。我是倾向于前一种意见的。在这里简单谈三点理由。

第一，从《史记》有关记载来看。司马迁记述前代人的籍贯，大多用其时下之地名，其云“庄子者，蒙人也”，即如云“甘茂者，下蔡人也”、“白起者，郿人也”、“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等等之类，下蔡、郿及频阳皆当时实有之县名。他所说之蒙，亦为当时县名，即先秦宋之蒙邑，蒙泽之所在，春秋时南宫万弑宋湣公于此。这一点，古人早就认识到了，例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蒙”下之裴骃集解和司马贞索隐皆径云：“《地理志》：蒙县属梁国。”这种习惯于古常见，非独《史记》而已。再者，太史公笔下之蒙，皆系梁国蒙县。《史记》言蒙者三（《夏本纪》“蒙、羽其艺”，“蔡、蒙旅平”云云，本《尚书·禹贡》文，蒙皆山名，除外），除《老子韩非列传》之外，尚有两处。其一为《绛侯周勃世家》：“攻蒙、虞，取之。”蒙、虞皆梁国之县，蒙西、虞东，二县相接，故勃于蒙、虞相继攻而取之。其二为《韩长孺列传》：“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韩安国，梁人，事梁孝王为中大夫，罪而入蒙狱，出而为梁内史，可知此蒙亦为梁国之蒙县无疑。

第二，从历代关于庄子家乡的记载来看。当庄子之时，蒙邑属宋国，故刘向《别录》云庄子为“宋之蒙人也”，成玄英《庄子序》云庄子“生宋国睢阳蒙县”。汉代及魏晋蒙县属梁国（见《汉书·地理志下》、《后汉书·郡国志二》及《晋书·地理志上》），故《隋书·经籍志》云“《庄子》二十卷，梁漆园吏庄周撰”，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庄子为“梁国蒙县人也”，二者是一致的。这里需要略加说明：钱穆认为战国时宋都彭城（学者多从此说），并疑睢阳为梁犹在宋亡之前（见其《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另有学者认为，在庄子出生时，蒙已属梁。对此，我的意见有所不同。《史记·宋世家》“子辟公辟兵立”司马贞索隐云：“按：《纪年》作‘桓侯璧兵’，则璧兵谥桓也。又《庄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后为狂也。’司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驱呼“辟”，故为狂也。’”“辟公”为桓公（侯）之误（春秋时宋有桓公，论者或将此桓侯亦称桓公。宋君而称侯者仅此），索隐所引《庄子》，今本《庄子》无。《庄子》文章散佚颇多，古书常见《庄子》佚文（清人黄奭、王仁俊及孙冯翼等皆有《庄子》及司马彪注辑佚，近人马叙伦先生亦辑有《庄子佚文》一卷，可参阅），如宋人王应麟所说：“断圭碎璧，亦足为箧椟之珍，博识君子或有取焉。”（参阅翁元圻《困学纪闻注》卷十）庄子生于宋桓侯时期，据上引《庄子》佚文，宋桓侯时，蒙仍属宋。桓侯之后为宋君剔成，剔成自立三年而卒，其弟（或疑为其子）偃嗣立，偃共在位五十二年，宋灭而蒙地属魏，后世言“梁之蒙”亦或以此（参阅拙作《战国宋末世三君考》）。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三·宋州》：“宋城县……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帝时幸蒙”唐李贤注：“县名，属梁国，故城在今宋州北。”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是一致的（又《刘永传》同句王先谦集解云：“今归德府商丘县东北”）。自宋以后的地理著作，如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等，也有一些关于庄子家乡即宋之蒙邑的地理位置的记载，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水经注·汳水》：“汳水又东径蒙县故城北（《永乐大典》本及明朱谋《水经注笺》作“又东径违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园吏，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如此，则庄子终老于蒙，至于后世所谓的“庄子墓”（如《新定九域志》卷五载濠州庄子墓之类），则属纪念和象征性的了。

第三，从安徽蒙城的地名沿革情况来看。根据史书及古代地理志书的记载，今之安徽蒙城，西汉时为山桑县，属沛郡（见《汉书·地理志上》），东汉改属汝南郡。初，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封于此（见《后汉书》之《王常传》及《朱祐景丹等传论》）。魏晋时属谯郡，与梁国蒙县相去将近一百六十公里。南北朝至隋，政区设置变迁较大。梁于此地置北新安郡（初，梁置北新安郡于宋城，即原睢阳，原梁国蒙县故地属焉，寻废。复置郡于此地），东魏改置蒙郡。后齐废郡，置蒙县，后又置郡。此地称蒙始自此时，其“蒙”之名是由原梁国之蒙转化而来的。隋将此地复改为山桑县，属谯郡，原梁国蒙地即小蒙故城属梁郡（开皇三年罢梁郡，十六年置宋州，大业三年复改为梁郡，唐武德四年又为宋州）。可参阅《隋书·地理志中》及《通典·州郡七》。《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三·亳州》：“蒙城县，本汉山桑县，属沛郡，后汉改属汝南郡。魏属谯郡。后魏孝文帝于此置涡州，理山桑城。其地后入于梁，梁于此置西徐州。后复入魏，改为谯州，改谯县为涡阳县。隋改涡阳为淝水县。武德四年，重立山桑县，属谯州。贞观十七年废谯州，割属亳州。天宝二年，改为蒙城县。”（又，《唐会要》卷七十：“亳州……山桑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谯州来属。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蒙城县。”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时间略有出入）关于山桑，《水经注》之《阴沟水》、《淮水》、《潧水》也有记述，可参阅。

司马迁身为汉人，其所说之蒙，自然不会是后世才得名的蒙城。《淮南子·齐俗训》：“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淮南子》多袭《庄子》之语，此事虽不必信，而庄子钓于孟诸却当不虚。孟诸泽在汉梁国睢阳东北，蒙、虞之间而接虞界，亦即今河南商丘东北。言庄子垂钓于此，正与言其故里为战国宋之蒙邑、汉之梁国蒙县相合。至于“漆园”，本非地名，而是种植漆树的园子，古今学人往往将太史公所谓漆园理解为地名，这是不妥当的。根据《诗经》、《尚书》、《周礼》等典籍的记载以及近年来的出土文物情况，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东西南北各地对于漆树的栽培种植已非常普遍。漆林或漆园既有官办的也有私营的，庄子为吏之蒙之漆园即是宋国官方开办的。日人泷川资言云：“中井积德日：‘蒙有漆园，周为之吏，督漆事也。’愚按，漆园非地名，中说可从。”（《史记会注考证》卷六三）《庄子·人间世》末尾云：“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似也透露出了庄子管理漆树职业的信息。

西汉时的梁国蒙县，战国时为宋地。汉代沛郡之山桑县，即今之安徽蒙城，于战国时亦为宋地，宋灭后属楚。《汉书·地理志下》：“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宋灭，“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那是庄周身后之事了。高适《奉酬睢阳李太守》诗云：“地是蒙庄宅，城遗阏伯丘。孝王余井径，微子故田畴。”庄子学派诞生于宋，绝不是偶然的，而与宋国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传统有着根本性的必然联系。

二

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描写理想，《庄子》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正在于它以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用谬悠荒唐无端崖的艺术手法、在否定现实的基础上表现其自由理想为创作原则和基本内容。没有《庄子》的理想，便没有其浪漫主义文学。

关于道的学说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而自由与无限是其道的本质特征，庄子学派将道引向社会人生采取了两种途径，一是道（其本质属性，规律）——自然无为——社会政治理想；一是道（世界本原，无）——彻底超越外物——绝对自由境界。因此，所谓《庄子》的自由理想，包括社会的与个体的（每个个人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客观上的，其意主要在于追求现实人生的自由，力图现实的实现，后者是主观上的，其意主要在于绝对的精神自由，追求精神的超脱。二者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目的在于使人间一切矛盾差别在道的原则上和境界里实现最大程度的统一，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最彻底的净化，即改变现实人生。简言之，所谓自由理想，即是在精神上摆脱一切由外物引起的感情情绪的干扰和束缚，离形去知，忘怀一切，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达到绝对自由的道的境界。在现实中，向往自由平等、和谐安宁、自得其得、自适其适、纯任性命之情而无任何人为统治的理想社会。庄子学派这种独特的玄想加空想式的自由理想的产生，是对社会现实极端厌恶和灰心的结果。庄子生于宋桓侯时期，而其一生的主要生活和其思想学说的建立则在剔成、王偃二世，这两个君主统治下的宋国政治现实对于庄子学派思想学说特色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宋君剔成杀宋桓侯自立，对于庄子及其门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韩非子·忠孝》云：“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又《内储说下》云：“戴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皇喜，即剔成肝、司城子罕，戴氏（非春秋时宋国贤臣司城子罕名乐喜者，前人往往将此二人混淆）。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剔成杀宋桓侯自立，这是宋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司城子罕，被古人作为篡国弑君的典型人物，与篡齐之田氏相提并论（可参阅《韩非子》之《二柄》、《喻老》、《内储说下》、《外储说右下》、《忠孝》、《难三》、《五蠹》、《说疑》、《人主》等篇及《史记·李斯列传》所载李斯上秦二世书等）。《庄子·胠箧》云：“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虽然戴氏为宋公族，与子氏同姓，戴氏夺子氏与田氏篡齐性质尚有不同，但如前所说，古人是将戴氏篡宋与田氏篡齐相提并论的，《庄子》抨击田氏，其于戴氏，不言可知。“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骈拇》）这一事件使代表城乡小生产者利益和愿望的庄子学派认识到，仁义之名，圣知之法，为统治者所盗窃和利用，作为护身的手段和统治的工具，归根到底只对人民群众有害。他们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并对那种屈从君主统治的违心做法提出尖锐批评：“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外物》）“戴氏篡宋”的事件与庄子学派批判圣知之法、反对君主统治的思想有极为明显的联系。根据戴氏篡宋的时间及其与《庄子》思想的相应的关系来看，即使激烈剽剥儒墨抨击君主制度的某些外杂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庄子本人，也当与庄子生活时间相当或相去不远。

宋王偃在其君主生涯中所走的政治道路，即其由行仁政到暴虐无道的统治过程，对于庄子学派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影响。

剔成死，君偃嗣立，年幼不能亲理国事，由太后和大尹主政，太后乃大尹之母，大尹为君偃之庶兄，即《孟子》所载为宋王进贤傅之戴不胜，亦即荀子所谓贤相戴子。《韩非子·说林下》：“白圭谓宋令尹曰：‘君长，自知政，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令尹，应作大尹，《左传·哀公二十六年》杜注云：“大尹，近官有宠者。”大尹即戴不胜，少主即君偃。《战国策·宋卫策》有同样记载。周显王四十二年（前327），孟子到宋国，与戴不胜论使薛居州傅宋王，此年即宋王偃称王之年。《孟子·滕文公下》云：“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答之以汤武之事，并云：‘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可见宋王偃初年确是要推行仁政王道的。孟子在齐，齐威王馈兼金一百，孟子不受，在宋，宋王偃馈金七十镒，孟子受之（见《公孙丑下》），亦可证当时孟子对宋王偃没有反感。然而不久，戴子被逐，唐鞅为相，这标志着宋王偃仁政的夭折。宋王偃由亲小人逐贤臣开始，转而实行纯任刑杀的暴力政策，进而在唐鞅的怂恿下滥杀无辜，成为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桀纣式的暴君，终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墨子·所染》），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庄子·山木》称：“庄子曰：‘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庄子是宋人，为宋吏，“昏上”当指宋王偃，“乱相”即唐鞅之流，其所举比干剖心，就表明宋王偃已经成为纣王式的暴君。

宋王偃在五十二年的君主生涯中所走的政治道路十分复杂曲折，而这五十二年是庄子之徒生活中的最主要时期。庄子之徒目睹了宋王偃由高唱仁义转向暴虐无道的全过程。宋王偃之所谓仁政王道的实质和结果使庄子之徒深切地领悟到：“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徐无鬼》）统治者绝不会真正推行仁政，希望统治者施行仁义只能是幻想而已。宋王偃施行一点“仁政”，那是因为他正在“睡觉”，当他醒来的时候，就要把人化为齑粉了。统治者所鼓吹的“仁政王道”不过是于昏睡中给人的几辆破车子，他们的本质是要吃人的。《人间世》“颜回见仲尼请行”一段，也正表达了庄子对宋君的态度：“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即有贤人在侧，若非缄口不言或屈己逢迎，便要像关龙逢、比干那样惨遭杀害，而君王还要以其如簧之巧言粉饰自己，使听者惑而视者昏。所以庄子之徒不但根本不相信古今君主统治者所谓的德行仁政，也根本不把治世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更从不要求统治者施行什么仁政王道，而且将世俗之所谓仁义、圣人（君主）之所谓礼法一概从根本上推翻，对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儒者之“伪辞”、墨氏之“巧辩”予以猛烈的抨击，世俗传统的所谓是非善恶、义徒篡夫，都被他们划上了等号。这是庄子之徒对于统治者及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极端灰心的结果。

庄子学派对于暴政和社会黑暗的揭露与宋王偃的后期统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后期的宋王偃被当时诸侯比作桀纣，其许多暴行与殷纣王等前世暴君之所为相类。《吕氏春秋》之《禁塞》、《过理》、《壅塞》，《战国策》之《燕策二》、《宋卫策》，《史记·宋世家》等等，对于宋王偃的种种暴行都有记载。《庄子·列御寇》称：“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在宥》云：“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都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庄子》一书写于战国中期，当时的现实人生，表现出甚于以往的黑暗和残酷性，统治者的无限之“大欲”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的对比。“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些话都真实地反映并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抨击和反映社会黑暗与不平，是当时许多思想家的共同点。然而，虽然庄子学派与其他诸子同是“淑世主义”者，但庄子学派对现实的反抗性和批判精神最为强烈和彻底，庄子的整个思想学说都建立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之上，他不仅反对暴政，也反对所谓仁政，总之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统治和压迫，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全部世俗君主和整个君主专制的制度进行了全盘的否定。我们不能不说这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尤其是宋王偃统治的特点有着极大的关系。

总之，宋国的社会政治现实，使庄子学派深刻地认识到统治者的凶残和虚伪本质以及等级、宗法、专制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人生的黑暗，造就了庄子学派对现实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坚定意识，使他们彻底否定了体现统治者意志利益的是非观和思想专制，追求其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纯任自然性情、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他们的理想自由在社会现实当中无法实现，于是便致力于谋求精神上的超脱，企求甩掉社会凡尘的系累，离形去知，使精神遨游于太虚，取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因此，否定现实人生与表现自由理想便成为《庄子》散文的创作基调，即其作者创作的一贯思想和作品所表现的基本精神。对于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是形成庄子自由理想学说的感性基础，而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则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庄子》的作者并非有意进行文学创作，而是阐发其人生哲学思想，但由于其思想学说主要以文学的手段形象地表现，这就使《庄子》带有极为浓郁的文学色彩，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学性。庄子学派深刻表现理想自由与黑暗现实的尖锐矛盾，并将理想作为解决自身与外界现实矛盾的手段，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与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的统一直接导致了其浪漫主义的文学实践。

三

古今有些人认为庄子在当时社会上的声望与影响不大，例如朱熹曾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今人或误以先秦著作中只有《荀子》等不多的典籍提到过庄子，则断言庄子当时无甚影响。我认为这种见解似欠允妥。虽然庄子位止漆园小吏，生活艰苦，而身为百官之长，大权独揽的太宰却去向他请教，楚王欲聘庄子之事也并非全无来由，而且庄子根本不与统治者合作，其“偶寄一微官”（实际不算官）“多半是为糊口计”，“是让步到最高限度了”（“多半”以后引自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故庄子声望与影响不可以其地位论。再者，与庄子同时而稍后的屈原于今之先秦著作中未见一字，而其当时声望影响因其地位与功业似不可谓不高，故即使先秦著作记述庄子事迹不多，亦未见得其声望不高。况且，虽然当时隐居之士成为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力量，这些人中多有老庄之徒及其同好，然而绝大多数隐者是没有流传后世的著作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先秦著作如《韩非子》、《吕氏春秋》当中不仅提到庄子之名，而且大量地引用了《庄子》的内容，或明显受到《庄子》文章的影响。那位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的荀子，不是也在为“庄周等滑稽乱俗”而伤脑筋吗（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因此，我认为，还是郭沫若说得好：“庄子的声望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蒲剑集·庄子与鲁迅》）于此可知，庄子学派绝非“乡曲之士”，而与当时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现象有着直接、广泛和密切的关联，其中，宋楚文化对于庄子学派个性的形成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宋是殷商的后裔，仍自称商，“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顾炎武《日知录·武王伐纣》）。宋文化是殷商文化的嫡传，“是没有经过周民族的控制损益的”殷文化（见郭沫若《今昔集·论古代文学》），对周人的政治文化制度的抵触和敌视，是身为“亡国之余”的宋人的普遍深层心态，“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汉书·地理志下》），然而，如诸多前贤所指出的，先秦时人多以宋人为愚，举愚蠢可笑之事则归之于宋人，这与宋人不合时宜的文化习俗、思想作风有关，而往深远处看，也与周人“不断地仇视殷人，而殷民族也不断地仇视周民族”（郭沫若《蒲剑集·屈原的艺术与思想》）这一传统的对立心理和情绪有关。至晚周此风大盛，虽生于宋之《庄子》作者，亦不觉“同乎流俗”了。朱熹说：“当时南方多是异端。”（《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他是就楚地而言的。而在文化传统上，宋楚都是殷商文化的直系嫡传。“儒家特别代表了北方式的现实主义，道家则代表着南方式的超现实的理想主义。道家中的主要人物庄子是宋人……是南方的人物”（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因此对于周王朝正统文化来说，宋亦可谓“异端文化”的代表，也是异端思想和浪漫文学的摇篮。《庄子·养生主》描写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云“合于《桑林》之舞”，据《吕氏春秋·精通》、《论衡·订鬼》及《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淮南子》注，此庖丁为宋人，而《桑林》是殷天子和宋君的乐舞，宋人在重大场合使用《桑林》之舞，其场面声势是相当宏大壮观的。《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宋国使用殷商礼仪，鲁国使用周天子礼仪，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宋公宴享晋侯，使用了《桑林》之乐舞，晋侯竟被吓得躲进厢房里不敢看，并被“桑林之神”降灾惩罚，害了一场病。由此可见，殷商文化传统在宋国之赫奕章灼。

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中说：“殷人的气质和周人的颇有不同。殷人是比较爱好艺术的氏族。殷墟所发掘出的古物，无论是铜器、石器、骨器、白陶，乃至甲骨上所刻的文字，都富有艺术的风味；又因时代关系，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带着超现实的气韵。”殷商文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最早标志之一，“富有艺术的风味”是殷商文化的普遍和基本特征，庄子学派超现实的思想个性和其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之形成，与其诞生地宋国那超现实的浪漫文化氛围的陶染冶化有着重要的关系。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作为湖畔诗人之一的柯勒律治曾断言：“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庄子》的作者们正兼备哲学家与文学家的两种才能。尽管总的说来，《庄子》作者的写作意图不在于进行文学创作，而在于阐发其思想学说，《庄子》的文学性特征是其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展示其哲学思想的具体形态，然而我们不难看出《庄子》作者运用文学形式的自觉性，以及《庄子》寓言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庄子》确乎表现了文学的自觉性与独立性。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中说：“《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真的文学。”“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至于说，到庄子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虽略显过分，但确也道出了上述特点。可以说，《庄子》成为先秦诸子著作中最富艺术性的作品，其作者诞生地特定的文化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探讨庄子学派思想及文学个性之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我们还必须注意宋国那得天独厚的文化地理环境和庄子学派对周围文化区的游历。宋国处于各种类型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位置，这使庄子学派能够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灵，而使其学无所不窥，其学说包罗万象。庄子学派迥异于其他诸子的独特文风，与多方面丰富的文化成分的培育是分不开的。而庄子率弟子对当时几个主要文化区的游历，更增强和加深了这几个文化传统在其思想上的综合融会。《庄子》当中，于宋及周围国家，言鲁者最多，言楚、宋者次之，言魏、齐者又次。书中记载表明，庄子漫游的足迹也主要在这几个地区。先秦典籍之中，《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都提到过庄子其人，然而，《荀子》仅《解蔽》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吕氏春秋》之《去尤》、《必己》皆仅引《庄子》所载两段言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又称为《老庄申韩列传》，其所记庄子亦不过寥寥235字，且其中102字记庄子却楚相一事，古今学者多认为取材于《庄子》，合《秋水》、《列御寇》二篇所记为一。记述庄子事迹最为丰富的是《庄子》原书，从分析这些记载入手，结合上述两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对庄子生平大致有所了解。

《庄子》全书出现“庄子”八十次（其中有《说剑》中之十一次，《说剑》不是庄子学派的作品，与庄子和庄子学派无关，本文所论《庄子》不包括《说剑》），“庄周”九次，“周”（庄周）十七次（其中有《说剑》中之五次），有关庄子的记载二十九则，除单纯记庄子之言四则及庄惠论辩、问答六则外，尚余十九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以宋国为中心，向北到过鲁、魏，向南到过楚，而其主要活动区域在于宋、楚。这些材料当中，表明庄子在宋、楚者各三，在魏者有二，在鲁者一。此处有四个问题须略做说明：

第一，关于庄子至鲁。《田子方》云“庄子见鲁哀公”固属乌有，《释文》云：“司马云：庄子与魏惠王、齐威王同时，在哀公后百二十年。”但本篇为庄子后学所著，如台湾学者张成秋《庄子篇目考》所云：“大体言之，此篇文句多与《齐物论》、《养生主》、《德充符》等篇有相同处，而其内容亦多申庄子之言。”张恒寿《庄子新探》亦云：《田子方》“为庄子嫡派作品……不论如何，这一篇是庄子派遗作的较好作品，是无可怀疑的”。所以这段寓言自当有庄子曾至鲁国这一事实为背景和依据。况蒙至曲阜三百余里（两地相距171.5公里），庄子之鲁，举步之劳。正如不能因为庄子并没见过魏文侯，就说庄子没到过魏国，庄子没见过鲁哀公，也不能说明他没到过鲁国，只是所见鲁君并非哀公而已。或如郭沫若所说：“哀公如系景公之误，则非寓言。庄周适当鲁景、平二公时代。”（《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自注二）

第二，关于庄子至齐。郭沫若《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说庄子不曾到过齐国，而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则说庄子在齐国待过一晌。我认为，齐宋毗邻，根据《庄子》对有关齐国的各种记载（《庄子》当中言及齐者不少于十八节，不含《说剑》），说庄子到过齐国，当不属臆测武断。《列御寇》“或聘于庄子”一事，嵇康《高士传》归之于齐宣王，“后齐宣王又以千金之币迎周为相，周曰：‘子不见郊祭之牺牛乎……’”云云（见《艺文类聚》卷三六），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嵇康将庄子与齐宣王联系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庄子学派与稷下诸学的密切关系，则无须在此赘言了。

第三，关于庄子至赵。《说剑》一篇记庄子应太子悝之请劝说赵惠文王，古今学者多判为纵横家言，与庄子学派无关。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有《庄子见赵惠文王论剑乃庄辛非庄周辨》，认为此本庄辛事，并云：“《抱朴子·钦士》谓：‘庄周未食而赵惠竦立。’不知是即据《说剑》，抑别有他据。若使别有他据，是庄周固曾至赵，然亦仍无以证《说剑篇》之真。”所以，庄子是否去过赵国，尚有待进一步考索。

第四，关于庄子学派在楚地的活动。虽然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二七及卷四所言，“宋为中国门户，常倔强不肯即楚，以为东诸侯之卫”，“宋最喜事”而“楚最仇宋”，但在文化上，宋楚两国却都是殷商的直系文化传统。商代后期，殷王武丁的“奋伐荆楚”及其后商王朝的东南经营，进一步使殷商文化在南方根深蒂固，并避免了周人的控制损益而得葆其纯（参阅郭沫若《今昔集·论古代文学》及《青铜时代·驳“说儒”》等）。

楚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灿烂文化，是在继承了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楚特殊的文化关系，使庄子学派的思想意识本与楚文化有所相通，而庄子及其门徒后学在楚地的游历与活动更加强了楚文化对其思想文风的影响。《秋水》“庄子钓于濮水”一事，虽未必全信，而庄子曾钓于濮水却当不虚。《春秋·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杜预注：“濮，陈地水名。”《左传·昭公九年》：“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杜预注：“以夷田在濮水西者与城父人。”《水经注·淮水》：“濮水，即沙水之兼称。”为沙水之一部，故址在今安徽亳县境，今安徽蒙城在其北不远处，其地原属陈，陈为楚灭而属楚（别的濮水兹不讨论）。王国维《静庵文集·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惟老庄之徒生于南方”自注：“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地也，故楚王欲以为相。”《秋水》的作者将庄子与楚王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明庄子学派在楚地是比较活跃和颇有影响的。庄子学派对于等级、宗法、专制主义制度的深恶痛绝，也使他们在主观上极易接受相对自由开放的荆楚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其思想学说及文学倾向带上了荆楚文化的鲜明特征。在学术思想上，楚文化直接促成了庄子学派对老子思想学说的继承。在接受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核心理论的基础上，庄子学派形成了自家独特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即道的理论。总而言之，宋国“天下之枢”的文化地理环境和庄子学派在周围国家的游历，使庄子学派得以广闻博览、左右逢源、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家独特的开放胸怀和广阔视野。

宋国特定环境的孕育、楚文化的培养和在老子思想影响下建立起自家独特的理论学说体系，这是庄子学派思想及文学倾向之形成的三大因素，虽然它们在时间上不免有所交叉，但总的看来在程度上却是递升的三个阶段，本文所述即其中之一。

综上所述，可见宋国特定时代的特定环境的影响，对于庄子学派思想、文学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之形成，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庄子学派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特异的存在”（郭沫若《庄子与鲁迅》），《庄子》一书卓诡独拔的思想和文学风貌，首先陶铸于这一特定的复杂而多彩的社会现实之中。

（《古籍整理研究论丛》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