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志》得名緣由
這樣一來，由《魏書》、《蜀書》和《吴書》“三書”組成的這一著述，其全書作爲一個整體，就還需要設定統名。錢大昕稱道説：“陳承祚《三國志》創前人未有之例”[180]，而不是像乃弟錢大昭那樣將陳壽《國志》與李延壽的《南》、《北》兩史相并比，講的便應當是這種統合諸國之“書”于一體的形式。《周禮》記述古有“誦訓”一官，職在“掌道方志”[181]，魏、蜀（漢）、吴三國各自割據一方，即使是斷代撰著的史書，從整體上看，亦不過猶如方國之志，這應當就是陳壽統名其書爲“國志”的内在緣由。劉知幾嘗謂陳壽名書以“志”，是“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182]，應當也是基于對這種歷史淵源的認識。
進一步深入分析，則可以看到，陳壽選定《國志》這一書名，還應與《國語》具有直接關聯。劉知幾在《史通》之《六家》篇裏講述“國語”一家時，于其篇末論曰：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録其行事，因
《九州春秋》，州
一篇，合
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
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于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這種評判，恐怕不盡適宜。蓋司馬彪《九州春秋》乃記述“漢末州部之亂，司、冀、徐、兖、青、荆、揚、梁、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183]，裴松之注《三國志》多引述有此書。合觀《史通·六家》之“《國語》家”所列《國語》、《戰國策》諸書，可知所謂“方以類聚”，亦即并列記述當世諸國，是這一類别的主要特徵。
唐人孔穎達釋《詩經》之“國風”曰：“詩以當國爲别，故謂之國風。”[184]宋人朱熹在《詩集傳》中亦云：“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185]即謂“國”乃“國别”之意，與《國語》之“國”語義相同。今傳世《戰國策》，在西漢末劉向校理定本之前，其“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等等[186]，清人葉德輝謂漢末通行以“策”爲“册”，而“當時以一國之事爲一策”[187]，亦即國别爲册，因知與《國語》的定名方式一樣，也是用此“國”字來表示列國諸侯，只是由于劉向以爲書中内容係“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這才改定爲今名[188]。丁氏《八千卷樓書目》在《戰國策》類書籍中記有“《國事》三卷，不著撰人名氏，明吴世熙刊本”[189]，應即仿其古名而改編《戰國策》一書。清人浦起龍在概括“《國語》家”的性質時説：“此是國别家，惟分封、分裂之代有之。”[190]所説堪稱得其要領，即謂這一類别的劃分，只是依據“國别”這一形式，而不在于其記言、記事，或是爲編年、爲紀傳。從這一意義上講，雖然陳壽《國志》中三國諸“書”，係仿效《史記》、《漢書》而爲紀傳，但三“書”合爲一體，統而觀之，性質卻與司馬彪《九州春秋》無異，記述魏、蜀（漢）、吴“三方鼎峙”而“地實諸侯”的歷史事實，正應當屬此“《國語》家”之延續，劉宋裴松之復爲之注釋，不得謂其衰替于記述東漢末年史事之《九州春秋》以後。
其實，陳壽此書題作“國志”云者，正顯示出是要取法于《國風》、《國策》這樣的命名通則，特别是要效仿《國語》并行載録列國史事的先例，范文瀾對此已經有所論述：
陳壽取法《國語》，三國并列，各依國勢，略示區分。魏帝稱紀，后稱皇后；蜀則稱主稱后；吴惟孫權稱主，其餘皆稱名，妻皆稱夫人。此深切當時事情〔魏據中原，國最强盛，蜀據西川，地偏勢弱，惟先主未嘗屈于曹氏，自與孫權之上表稱臣者不同〕。正不必以其仕西晉武帝之朝，遂妄測正統何屬之論也。[191]
關于《三國志》的正統觀念，古往今來，特别是宋代以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頗有一些人别具隻眼，索隱發覆，剔抉出種種微言大義，不過是想説明陳壽陽帝魏而實尊蜀，惟覆案原書，似皆難免牽强附會，徒滋紛擾。清人朱彝尊撰《陳壽論》，以爲與此前王沈《魏書》等“第知有魏”的著述相比，陳壽此書能够“獨齊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期明魏不得爲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192]，雖然意識到陳壽將魏、蜀、吴三國并列于一書這本身就具有特别的寓意，但還是要把尊蜀抑魏的意願强加于陳壽。如若范文瀾氏“各依國勢，略示區分”的説法，雖然看似平平實實，卻完全符合當日實際情况。蓋《國語》乃首列《周語》，次序魯、齊、晉、鄭、楚、吴、越七國，清人董增齡釋此編排用意云：
《國語》首以周，殿以越。周何以稱“國”，穆王時周道始衰，書言“荒度作刑”，《史記》言王道衰缺，蓋已兆《黍離》國風之漸。迨平王東遷，周、鄭交質，直言結二國之信，雖號令止行于畿内，而
天下共主，故首列焉。次魯，重周公之後，秉禮之邦也。次齊，美桓公一匡之烈也。次晉，見其主盟十一世，有夾輔之勛，且文之伯繼乎桓也。次鄭，鄭出厲王，于諸姬
近，又與晉同定王室也。次楚，次吴，以其
重黎之後、泰伯之裔，不使其跡之湮没弗彰焉。終之以越，見閩蠻强而中夏無伯主，《春秋》亦于是終矣。[193]
曹魏不僅勢力最强而且有孫吴上表稱臣，因此在“號令止行于畿内而爲天下共主”這一點上，與東周王室自有相通之處，理當尊居首席，且崇以帝位；而蜀漢未嘗屈服于曹氏，政治地位固僅次于魏國，自宜位繼曹魏之次。因知范氏謂“陳壽取法《國語》”而記述三國史事，自屬最有見識，惜其尚未識破《三國志》本名，從而也未能更爲真切地揭示陳壽的旨意。
此謂“國志”之名的涵義在本質上與“國語”恰相類同，尚可參之于金人王若虚在論述《史記》所設“世家”這一名目時所做的一段論述：
遷史之例，惟世家最無謂。顔師古曰：“世家者，子孫
大官不絶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既以諸侯
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曰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第之稱，猶强族大姓云爾，烏得與紀傳字
類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194]
宋真宗時人路振“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195]，其中包括所謂“五代僭僞吴〔楊行密〕、唐〔李昇〕、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隱〕、北漢〔劉崇〕、閩〔王潮〕、楚〔馬殷〕、吴越〔錢鏐〕九國君臣行事”，其孫綸又增入荆南高氏一國，于英宗治平元年上之，詔付史館[196]，而此書進上史館以後，流通于世的書名卻是《九國志》（或謂《十國志》）。後來歐陽脩纂修《五代史》，先動筆撰述部份初稿，也是稱作《十國志》[197]，應當基于同樣考慮。由此可知，以“國志”命名并世列國之史，古人自有共識。
通觀西晉前後的歷史，可以看到，自漢朝以來，《國語》在社會上就很流行，先後有東漢鄭衆與賈逵、曹魏王肅、孫吴虞翻與唐固、韋昭等許多人注釋解説《國語》[198]，至西晉時期，伴隨着《左傳》的研治和流布，“《國語》亦從而大行”[199]。除上述專家學者之外，世人亦多研習此書，如鍾會“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200]，又孫權勸吕蒙、蔣欽讀書，謂“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201]。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壽很容易取法于《國語》，選擬書名。事實上，三國時期也是春秋戰國以來第一次重又出現列國并峙的政治地理格局，前後聯繫這兩個時期，加以對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陳壽之後，東晉仍有五經博士孔晁注釋《國語》[202]，唐朝文人更普遍喜讀《國語》，“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柳宗元爲文雖亦本自《國語》，卻爲世人對此書尊奉過當而憂慮聖人之道蒙受蔽翳，于是起而撰著《非國語》六十七篇，以“救世之謬”[203]，近人邵瑞彭謂逮“唐以後《左氏》盛行，此書獨晦”[204]，足見漢唐間《國語》一書大行于世的情况。
《晉書》本傳記載陳壽除此《國志》之外，還另外著有“《古國志》五十篇”[205]，因未見後人徵引，具體内容今已不得其詳。惟元人吴萊撰《古職方録》，乃謂“昔者晉陳壽嘗撰《古國志》五十篇，世遠書無可徵，于是本《禹貢》，采周《職方》，用叙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不同者，餘及四夷種類，亦繁夥矣，合之以秦漢以來郡縣，且志其成敗興滅之端，知者詳之，否則或闕，使後之博古君子覽觀焉”[206]。此《古職方録》今已不傳，吴氏序文所説，不够十分明確，惟觀文中“志其成敗興滅之端”云云，明所撰書非徒志地，更記載諸國政治得失，因知吴萊乃引陳壽書爲同類著述，視《古國志》爲記述上古諸國史事之《國志》，而這正與陳壽記述魏、蜀、吴三國之“今”《國志》相對應，信應合乎歷史實際。
較陳壽稍後，東晉時人孔衍亦仿效《國語》，著有《春秋時國語》和《春秋後國語》兩書各十卷，見于《新唐書·藝文志》著録[207]。惟劉知幾《史通》曾略稱《春秋後國語》爲《春秋後語》，述云：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
《春秋内傳》，由稽其逸文，纂其别説，分周、魯、齊、晉、鄭、楚、吴、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别
《春秋外傳國語》。……
至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
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删彼二家，聚
一録，號
《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于楚漢之際，比于《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
十卷。今行于世者，惟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于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208]
如劉知幾所説，既然是與《春秋時國語》相對應，此書全名自應書作《春秋後國語》。清末敦煌石室藏書重見天日，其中存有此書“略出”本亦即節略寫本若干殘卷，惟各卷卷端題署的書名，非如陳壽《國志》一直帶有大題，而是僅有小題，書作“春秋後趙語”、“春秋後魏語”、“春秋後楚語”云云[209]，而《太平御覽》尚引述有《春秋後齊語》[210]，羅振玉將此敦煌殘卷定名爲《春秋後國語》[211]，王重民則著録爲《春秋後語》[212]，張政烺也認爲“如果去其不同的國名，即成《春秋後語》”[213]。今案王、張兩人所説似乎不够準確，考慮到與《春秋時國語》的關聯，恐怕還是定名爲《春秋後國語》要更爲恰當。陳壽《古國志》和《國志》兩書的關係，正猶如孔衍之《春秋時國語》和《春秋後國語》一樣，都是以所謂“《國語》家”體例，同時撰著兩部不同時代的史書，前後映襯，上下比照，思路如出一轍。
又《魏書·儒林傳》記載時人梁祚曾“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214]，而《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著録梁氏此書，記作“《魏國統》二十卷”[215]，書名與《魏書》互有差異。乾隆時章宗源考述云，《世説新語》梁劉孝標注、《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共引梁祚《魏國統》十三事。《新唐志》作‘魏書國紀’，‘書’字誤增，‘紀’宜作‘統’。《舊唐志》作‘國紀’，脱‘魏’字，皆十卷，入編年類”[216]。晚清人姚振宗、唐景崇與今人朱祖延或明或暗俱承用章氏之説，以“魏國統”爲梁祚書正名[217]。案《北史》及《册府元龜》述及此書，一如《魏書》書作“國統”[218]，可證今本《魏書》並無文字譌誤，而《初學記》和《太平御覽》引述這一書籍，實際上尚有稱作“國統”的情况[219]，顯示出“魏國統”也有可能如同“三國志”一樣只是一種俗稱。蓋魏收撰著《魏書》，是以當時人記當時事，其史料價值，本高于後世著述，而如章宗源所説，《舊唐書·經籍志》所著録的“國紀”應爲“國統”的譌誤，適可與《魏書·儒林傳》的記載相互印證。今既已知悉陳壽書本名，自易領悟梁氏以“國統”爲書名，應是針對陳壽書之“國志”舊名而設。觀《魏書》稱道梁氏治經“尤善《公羊春秋》”[220]，再結合後世俗稱此書爲“魏國統”的情况，不難揣測梁祚不憚煩勞改編陳壽成書，主要是基于大一統義例而不滿陳壽僅對魏、蜀、吴三國略有軒輊的寫法，從而改紀傳爲編年，以魏爲統，總攝三國，故以“國統”爲名，書名中正寄寓着其著述宗旨。
《三國志》一名，相沿已久，現在也只能將錯就錯，照樣稱用了。其實古代典籍的名稱，似此習非勝是或長期行用俗稱别名者並不稀見。如與陳壽《國志》時代相近者，便有前述常璩《華陽國記》被改稱爲《華陽國志》，又南朝宋劉義慶所撰書“本題爲《世説新書》”，宋代以後卻被改稱爲《世説新語》[221]。正史中梁蕭子顯《齊書》因與唐人李百藥的《齊書》并行共存，分别被稱作《南齊書》和《北齊書》，後晉劉昫領銜奏上的《唐書》和北宋歐陽脩、宋祁所撰《唐書》，也被相對稱作《舊唐書》和《新唐書》，北宋薛居正監修的《五代史》和歐陽脩撰著的《五代史記》，則被分别稱作《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至于唐高宗永徽年間長孫無忌監修的《律疏》，被宋人誤名爲《律疏議》且綴加“故唐”二字，成爲《故唐律疏議》，後來復被清人去其“故”字稱作《唐律疏議》，徑以此謬稱通行于世，這更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例證[222]。後人隨意稱謂陳壽《國志》更爲極端的用法，是毛晉汲古閣刻本在卷首列有總目，竟鐫作“陳壽《三國史》總目”，這當然不能視作該書固有的名稱。
2013年3月20日草成
2013年3月29日改定
刊《文史》2013年第3期
[1]繆鉞《〈三國志〉的書名》，刊《讀書》1983年第9期，頁150—151。
[2]《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八二《陳壽傳》，頁2138。
[3]范文瀾《正史考略》（北平，文化學社，1932）之“三國志”條，頁51。
[4]唐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二，頁347。
[5]如《史通》之《列傳》、《斷限》、《稱謂》、《探賾》、《人物》諸篇，見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二，頁47；卷四，頁96，頁108；卷七，頁211；卷八，頁238。
[6]唐劉知幾《史通·題目》，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四，頁93。
[7]唐劉知幾《史通·補注》，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五，頁132。
[8]唐劉知幾《史通·自叙》，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〇，頁288。
[9]案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在叙述裴松之《三國志》注時（頁347），稱“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但覈諸明嘉靖間陸深刻本（卷一二，頁8b）和《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萬曆刻本（卷一二，頁10a）《史通》，此處俱書作“言三國之《志》者”，文氣自較浦起龍本爲勝，此即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影印清浙江刻本）卷八八《史部·史評類》“史通通釋”條（頁751）所説浦起龍氏“輕于改竄古書，往往失其本旨”之處，故應以這些明刻本爲是。又案上述嘉靖、萬曆兩本，在《古今正史》部分，都刊有一些小標題，如“右説《春秋》”、“右説《史記》”、“右説《漢書》”、“右説《後漢書》、“右説《三國志》”云云，浦起龍《史通通釋》（頁329—330）云“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今概削之”，斟酌上下文氣，此處所説當可信從，因而並不能據以判斷劉知幾稱謂陳壽此書所使用的正式名稱。
[10]《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五八《藝文志》二，頁1498。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重印《萬有文庫》之《十通》本）卷一八五《經籍考》十二“經史釋題”條引宋《崇文總目》，頁1587。
[11]宋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卷四二《藝文》之“唐經史釋題”條，頁802—803。
[12]唐劉知幾《史通·叙事》，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六，頁175。
[13]《晉書》卷八二《陳壽傳》，頁2137。
[14]梁蕭統《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影印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六臣注本）卷四七袁宏《三國名臣序贊》並唐吕延濟注，頁2940。案《晉書》卷九二《文苑傳·袁宏》（頁2393）載袁宏此文同。
[15]唐歐陽詢等《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七二《食物部·米》引裴氏《語林》，頁1245。
[16]晉常璩《華陽國志》（成都，巴蜀書社，1984，劉琳《華陽國志校注》本）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頁471。
[17]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九《李特雄期壽勢志》，頁671。
[18]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〇下《先賢士女總贊》下，頁829。
[19]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二《序志》，頁901。
[20]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一《後賢志·陳壽傳》，頁849。
[21]晉常璩《華陽國志》卷末附宋李《重刊華陽國志序》，頁1005。
[22]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附劉琳校注，頁335—337。
[23]唐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二，頁347。案“世言三國之《志》者”，原文作“世言《三國志》者”，此據明刻本改，請參見前文注釋。
[24]《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末附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頁1471。
[25]唐許嵩《建康實録》（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二《宋太祖文皇帝》，頁421。
[26]宋王應麟《玉海》卷四六《藝文》之“三國志”條，頁865—866。
[27]陶元珍《〈三國志〉篇目考》，原刊《史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此據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196。
[28]繆鉞《〈三國志〉的書名》，刊《讀書》1983年第9期，頁151。
[29]李純蛟《〈三國志〉書名稱謂考》，刊《浙江學刊》1993年第3期，頁112。
[30]通常比較容易見到的宋刻《新唐書》書影，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集配南宋刻本，還有倉石武四郎《舊京書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之《史部》“宋刻元修殘本《唐書》”，頁310—313。
[31]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中國歷代書目叢刊》重印《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淳祐袁州刻本）卷二上《正史類》“新唐書”條，頁920。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清乾隆中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四《正史類》“新唐書”條，頁9b。
[32]倉石武四郎《舊京書影》之《史部》“宋刻元修殘本《唐書》”，頁310。
[33]敦煌存留唐寫本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合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2681號文書，頁228；又同書第18册P.2766號文書，頁133；第22册P.3193號文書，頁115。
[34]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卷二四《論語音義》，頁1a。
[35]清劉寶楠、劉恭冕《論語正義》（日本東京文求堂重印埽葉山房影印清同治原刻本）卷二四，頁1a。
[36]《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頁928—931。
[37]《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〇〇《自序傳》，頁2466—2468。
[38]宋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卷二〇三《辭學指南》之“表”條，頁3702—3703。案吴縝《進〈新唐書糾謬〉表》見《知不足齋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重印民國時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初印本）本《新唐書糾謬》卷首，頁542—543；蔡抗《進〈書集傳〉表》見《古逸叢書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本《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卷首，頁1a—3a。又案此等進書表文，在唐代或别稱之爲“啓”，形式一如進書表，原本同樣没有標題，如唐薩守真著《天地祥瑞志》之日本傳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稀見唐代天文史料三種》影印日本昭和七年抄本），在正文之前（下册，頁7—11），即首先列有麟德三年四月進上此書時附帶的“啓”文。
[39]漢劉向《説苑》（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平湖葛氏傳朴堂藏明抄本）卷首，頁1a—3b。案劉向進書表文末“謹上”二字，原本闕，此據清人盧文弨《群書拾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清人校勘史籍兩種》據民國十二年北京直隸書局影印本重印《抱經堂叢書》本）之子部“説苑”條（頁1021—1022）增補。
[40]晉郭璞《山海經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刊本）卷首之劉歆進書表文，頁4a—5b。案《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紹興刻本《戰國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卷首所載劉向校定此書時奏上的《書録》（頁1b—4a），形式亦與之相近。
[41]《三國志》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並劉宋裴松之注，頁1109—1112。
[42]漢蔡邕《蔡中郎外集》（清咸豐二年楊氏海源閣仿宋刊本）卷四《獨斷》，頁5a—5b。
[43]如《淳化閣帖》晉侍中王廙之“兩表”，亦即所謂“祥除表”（又稱“賀雪表”）和“昨表帖”（又稱“鄭夫人帖”），見水賚佑編《淳化閣帖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正編卷二《歷代名臣法帖》，頁87。又如曹魏時人鍾繇之《力命表》、《宣示表》、《薦季直表》、《賀捷表》，亦無不如此，文見王靖憲編著《中國書法藝術》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時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94—101。
[44]漢蔡邕《蔡中郎外集》卷四《獨斷》，頁6a。
[45]《宋書》卷六四《裴松之傳》，頁1701。
[46]《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955。
[47]《晉書》卷八八《孝友傳·何琦》，頁2292—2293。
[48]《晉書》卷七一《王鑒傳附弟濤》，頁1889—1892。
[49]清沈家本《古書目四種》（北京，中國書店，1990，《海王邨古籍叢刊》影印民國初年刻《沈寄簃遺書》本）卷一《三國志注所引書目》一，頁182。
[50]《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三三《王僧虔傳》，頁598。
[51]梁蕭繹《金樓子》（清乾隆癸卯錢塘鮑氏重校《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二《聚書篇》，頁14b—15b。
[52]《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四三《毛脩之傳》，頁960。
[53]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五《毛詩音義》上，頁1a。《周書》卷四九《異域傳》上《高麗》，頁885。
[54]《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頁935。
[55]《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982。
[56]唐張説、李林甫等監修《大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83，《古逸叢書三編》補配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等藏南宋刻本）卷九“集賢殿書院”條，頁10a。
[57]島田翰《訪餘録》（北京，中華書局，2006，《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民國丁卯排印《古文舊書考》附印本）之“春在堂筆談”條記俞樾論大題、小題關係之語，頁640。
[58]黄濬《衡齋金石識小録》（民國二十四年北平尊古齋影印本）卷下“漢王公逸象牙書籖”條，頁46a—46b。
[59]張政烺《〈王逸集〉牙籖考證》，原刊《六同别録》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三種，1945），此據作者文集《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01—207。
[60]梁蕭繹《金樓子》卷五《著書篇》，頁1a—4a。别詳拙文《由梁元帝著述書目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四部分類體系》，原刊《文史》1999年第4輯，收入拙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332—336。
[61]參見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東京，平凡社，1961）之《唐代図書雑記》，頁184—185。
[62]《晉書》卷末附唐太宗《修〈晉書〉詔》，頁3305。
[63]《晉書》卷八二《陳壽傳》，頁2137。
[64]《晉書》卷一三《天文志》下，頁364，頁390。
[65]《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〇〇《序傳》所載李氏進《北史》表文，頁3344。
[66]唐杜佑《通典》（東京，汲古書院，1981，影印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北宋刻本）卷一八三《州郡》十三巴陵郡，頁41。
[67]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一《魏書·武帝紀》，頁1。
[68]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之《癸卯稿》卷二“三國志”條，頁861。
[69]案清人盧文弨在所著《鍾山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三“大題小題”條中（頁67），稱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下，今人率意分更，而毛晉汲古閣所刻《三國志》“猶屬舊式”。實際上，汲古閣本陳壽志不僅書名大題係承襲吴琯西爽堂本的做法改作“三國志”，其每卷卷端首行上方鐫“某書幾”，下方鐫“三國志幾”，次行始頂格鐫小題“某紀幾”或“某傳幾”，已完全改變了宋元古本小題在上、大題在下的次序，僅剩有或可稱之爲“中題”的“某書幾”這一層題目，尚留置于書名大題之上，盧氏所説，很不準確。
[70]清顧炎武《日知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録集釋》本）卷一八“監本二十一史”條，頁1371—1374。
[71]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七“明人不知刻書”條，又“明人刻書改换名目之謬”條，頁180—183。
[72]黄永年《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之《紀傳類》“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條”諸條，頁3—4，頁18—19，頁36，頁38—39。
[73]黄裳《驚鴻集》（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之“校西爽堂本《三國志》”條，頁138—139。
[74]易培基《三國志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卷首易氏自記，頁10。
[75]盧弼《三國志集解》卷首盧氏自撰《三國志集解序例》，頁2。
[76]吴金華《略論易氏〈三國志補注〉》，見作者文集《三國志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3。
[77]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五《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頁67—68。
[78]清丁國鈞《晉書校文》（清光緒甲午《常熟丁氏叢書》木活字擺印本）卷首丁氏識語，頁2。
[79]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一《魏書·武帝紀》，頁1。
[80]參見清盧文弨《鍾山札記》卷四“史漢目録”條，頁100。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1983）之《十駕齋養新餘録》卷中“史漢目録”條、“諸史目録皆後人所加”條，頁495。
[81]唐孔穎達《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卷一《周南·關雎》，頁11。
[82]隋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1989，影印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卷一〇四《藝文部·紙》引王隱《晉書》，頁397。
[83]隋顔之推《顔氏家訓·書證》，據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六，頁520。
[84]唐劉知幾《史通·探賾》，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七，頁211。
[85]如王樹楠《新疆訪古録》（民國活字排印本）卷一“麯氏所抄《三國志》韋曜華和殘傳”條（頁24a）著録清末宣統元年鄯善農人掘地所得《吴書》韋曜、華和二傳，即“首尾殘缺不完”。
[86]北魏酈道元《水經·大遼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影印清光緒壬辰長沙思賢講舍原刻本）卷一四，頁230。
[87]北魏酈道元《水經·潁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二，頁329。
[88]北魏酈道元《水經·渠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二，頁348。
[89]北魏酈道元《水經·淮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〇，頁447。
[90]北魏酈道元《水經·潁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二，頁331。案“丘頭”之“丘”原文作“邱”，乃清人避孔夫子名諱所改，這裏改訂爲本字。下文論及“丘頭”事，凡引述清人著述，均同此。
[91]《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三三《經籍志》二，頁955。
[92]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清光緒三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卷一，頁10a—10b。
[93]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補編》本）卷一一，頁5244。沈家本《古書目四種》卷一《三國志注所引書目》一，頁181。吴士鑒《晉書斠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影印民國吴興劉氏嘉業堂刻本）卷三九《王沈傳》，頁759。馬念祖《水經注引書考》（北平，蟪吟社，1932）卷三“魏書國志”條，頁44b—45a。
[94]鄭德坤《水經注引書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卷二《史部》，頁58。
[95]《宋書》卷一一《志序》，頁204；又卷三〇《五行志》一，頁879。
[96]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頁10b。
[97]《宋書》卷一一《志序》，頁204。
[98]《魏書》卷一〇五《天象志》一之一前附魏收《前上十志啓》，頁2331。
[99]《宋書》卷三五《州郡志》一，頁1028。
[100]《宋書》卷一一《志序》，頁205。
[101]清吴汝綸《深州風土記》（清光緒二十六年文瑞書院刻本）卷一《歷代畺域》，頁3b。
[102]《北史》卷四三《張彝傳附子始均傳》，頁1578。
[103]唐劉知幾《史通·叙事》，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六，頁166。
[104]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北史》，因盲從世俗錯誤用法，乃附綴“校勘記”云（頁1608）：“《魏書》作‘魏志’，是。”不知此正李延壽治史精審嚴謹之處，所作校語適指是爲非，棄雅從鄭。
[105]《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頁28—29。
[106]《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頁61—76。
[107]《三國志》卷二八《魏書·王淩傳》，頁758。
[108]《三國志》卷二八《魏書·毌丘儉傳》，頁765—766。
[109]清梁章鉅《三國志旁證》（清光緒年間廣雅書局刻本）卷一七，頁21a—21b。
[110]清楊守敬《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卷二二，頁1823。
[111]《三國志》卷二八《魏書·王淩傳》，頁758。
[112]《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頁141。
[113]清沈炳巽《水經注集釋訂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二，頁10a—10b。
[114]案這一“郡”字衍增已久，殘宋本《水經注》雖未存有此卷，而依據宋本寫録的《永樂大典》本已經有此謬誤。見影印《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卷九，頁397。
[115]清楊守敬《水經注疏》卷二二，頁1823。
[116]清盧文弨《三國志續考證》，據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之《辛壬稿》卷二“三國志續考證”條轉引盧氏抄稿本，頁469。
[117]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三“三國志注”條，頁206—207。
[118]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之《癸卯稿》卷二“三國志”條，頁861。
[119]《三國志》卷三九《蜀書·董允傳》裴松之注，頁987—988；又卷五四《吴書·魯肅傳》裴松之注，頁1269。
[120]清葉德輝《世説新語注引用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影印清光緒十七年思賢講舍刻本《世所新語》附印本），頁494—495。清沈家本《古書目四種》卷四《世説注所引書目》二，頁214—215。
[121]清沈家本《古書目四種》卷四《世説注所引書目》二，頁214。
[122]清譚嗣同《石菊影廬筆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譚嗣同全集》本）之《學篇》，頁228。
[123]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之《史部·正史類》“三國志”條，頁246—247。案陸士龍亦即陸雲，與《三國志》作者陳壽爲同時人。陸氏説見《陸士龍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宋刻本）卷八《與平原書》，頁10a—12b。
[124]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一《魏書·武帝紀》，頁1。案李純蛟《〈三國志〉書名稱謂考》一文，後來對此做有很詳細的考證，請參看，文載《浙江學刊》1993年第3期，頁110—112。
[125]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二《序志》，頁894。
[126]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二《序志》，頁958—959。
[127]案今李純蛟謂陳壽書古刻本在卷端和書口上鐫梓不同的名稱，乃别有用意：“即在保留陳壽書之本稱，同時也在明同書異稱之理。”此乃不明版刻通例之誤。説見李氏《〈三國志〉書名稱謂考》，刊《浙江學刊》1993年第3期，頁110—111。
[128]《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頁1989，頁1992。
[129]陶元珍《〈三國志〉篇目考》，據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頁195—196。
[130]陳乃乾《〈三國志〉出版説明》，見《陳乃乾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頁389—393。案此文爲陳氏爲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撰寫的“出版説明”，惟該書正式出版時，卷首所附説明，較此稿已略有修改，署名“中華書局編輯部”，已並不完全屬於陳氏本人的觀點。
[131]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頁13a。
[132]清丁國鈞、丁辰《補晉書藝文志》（清光緒甲午《常熟丁氏叢書》木活字擺印本），卷二，頁2a。
[133]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一，頁5245。
[134]《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頁1993。
[135]如高敏《〈三國志〉説略》便是如此，文見燕山出版社編輯出版《經史説略》（北京，2002）之《二十五史説略》，頁80。
[136]李純蛟《〈三國志〉書名稱謂考》，刊《浙江學刊》1993年第3期，頁111。
[137]清唐景崇《藝文志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隋唐五代正史訂補文獻彙編》影印民國抄本），頁652。案此書這一印本未題署作者的時代和姓名，據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二之“唐書藝文志跋”條（頁96），繆荃孫嘗抄録清末學者唐景崇著《唐書注》書稿之《藝文志》部分，今檢視此本内有“荃孫輯本”云云附注（卷二“廣陵妖亂志”條，頁699，又卷三“宣室志”條，頁752），知應從繆荃孫過録本傳抄而來。又案唐景崇《唐書注》生前未能完成定稿，民國二十四年北平好望書店曾鉛字排印該書本紀部分，書衣簽條徑署爲“唐書注”。
[138]參見陳登原《〈三國志〉義例辨録》，原刊《金陵學報》第6卷第2期（1936年），此據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頁176—182。
[139]宋司馬光《稽古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之洋裝縮印本）卷一三，頁65。案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六九魏文帝黄初二年下（頁2187—2188）叙述其記事原則時，雖然説“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不願“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卻又講道：“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魏、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事實上還是看重曹魏承漢啓晉的主體地位。正因爲如此，南宋人胡寅抒發其研讀《通鑒》的感想，對此頗爲不滿，指斥司馬氏曰：“以昭烈于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乃……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于群盜而非取之于漢室，而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于孔明北伐，又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説見胡氏《致堂讀史管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嘉定十一年衡陽郡齋刻本）卷五《魏紀·文帝》，頁30b—31a。又司馬光帝魏之旨，請參見柳詒徵《國史要義》（長沙，岳麓書社，2010）之《史例》第八，頁221—222。
[140]宋歐陽脩《居士外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影印民國世界書局《歐陽脩全集》本）卷九《魏論》，頁417。
[141]案繆鉞《〈三國志〉的書名》一文對此已經有所考辨，可參看，見《讀書》1983年第9期，頁150—151。又案《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頁1455）亦同樣將此書拆分著録爲：“陳壽《魏國志》三十卷，《蜀國志》十五卷，《吴國志》二十一卷，並裴松之注。”惟與《舊唐書》的做法不同，是將其一并著録在正史類下。歐陽脩在《新唐書·藝文志》中著録書籍，係分爲“著録”與“未著録”兩大類别。所謂“著録”者，即見于唐開元時人毋煚《古今書録》著録的書籍，“未著録”者則是參考《崇文總目》等宋代書目所做增補，而陳壽之《魏國志》、《蜀國志》和《吴國志》是排在“著録”之列。因《舊唐書·經籍志》即本自毋煚《古今書録》，故知《新唐書·藝文志》這種著録形式，當是承用《古今書録》的名目卷第而移易《蜀國志》、《吴國志》于《魏國志》之下，以還其合屬一書的面目。歐陽脩既然堅稱應以曹魏居三國正統，因而這種編排正反映出在他看來，《國志》之魏、蜀、吴三部分内容本不可分割。以上所説《新唐書·藝文志》的編纂依據，係參據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王氏《中國目録學史論集》收録本）第三章第四節《史志書目》（頁106—108）所作論述。
[142]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四章第四節《〈三國志〉的注解和流傳》，頁54。
[143]《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955。
[144]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臺北，廣文書局，1981，據《古逸叢書》影印本）之《正史家》，頁29。
[145]唐魏徵《群書治要》（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尾張藩刻本之洋裝縮印本）卷首《群書治要目録》，頁7；又卷二五《魏志》上，頁312，卷二六《魏志》下，頁328；卷二七《蜀志》、《吴志》上，頁345；頁350；卷二八《吴志》下，頁357。
[146]宋失名編著《續增歷代奏議麗澤集文》（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刻本）卷八，頁1a，頁5b，頁6b。
[147]宋失名編著《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北京，《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刻本）之《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總目》，頁1a；又《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目録·魏志》，頁1a—1b；《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蜀志》，頁1a—1b；《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目録·吴志》，頁1a—1b，等等。
[148]宋晁公邁《歷代紀年》（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紹熙三年盱江郡齋刻本）卷二，頁1a。
[149]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一《後賢志·陳壽傳》，頁849。
[150]《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正史類》叙語，頁957。
[151]唐劉知幾《史通·列傳》，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二，頁47。
[152]李純蛟《〈三國志〉書名稱謂考》，刊《浙江學刊》1993年第3期，頁112。
[153]范文瀾《正史考略》之“三國志”條，頁51。
[154]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終章四《三國志》，頁314—322。
[155]清黄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潘祖蔭輯本）卷二《史類》“吴志”條，頁14—15。
[156]清顧千里《思適齋集》（清道光己酉上海徐氏原刻本）卷一《百宋一廛賦》，頁6a。
[157]張元濟《校史隨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影印1938年排印本）之《三國志》“三志單行本”條，頁19b。
[158]静嘉堂文庫編纂《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東京，汲古書院，1993）之《解題篇》第24“吴書”條，頁14—16。
[159]清陸心源《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二“宋槧吴志跋”條，頁37—41。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三“吴志”條，頁205—206。
[160]宋程俱《麟臺故事》（北京，中華書局，2000，校印《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景宋抄本）卷二中《校仇》，頁282。案宋王應麟《玉海》卷五五《藝文》之“咸平賜三國志”條（頁1055）記云：“（咸平）五年四月乙亥，直秘閣黄夷簡等上新印《三國志》，賜銀帛，以其書分賜親王輔臣”，即使發刻時間是在咸平五年元旦吉日，到此“四月乙亥”刊刻成書，至多不過四個月時間，在這中間，還有新春佳節，需要休工，刻印《國志》不會如此神速，疑《玉海》的記述有文字舛誤，參考上引《麟臺故事》謂書稿校畢送交鏤版時朝廷給“校勘官賜銀帛有差”的情况，此“四月乙亥”或爲將所校定書稿“送國子監鏤版”的時間，而“以其書分賜親王輔臣”，更應屬於咸平六年十月正式開印以後的事情。
[161]見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周髀算經》，頁30a—30b。故宫博物院圖書館選編《故宫善本書影初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重印民國十八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頁595—602。案《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本《周髀算經》，已經佚失司馬光等人所述聖旨以及“奉御寶批宜依已校定鏤版”云云這一頁，故補以汲古閣影宋抄本。
[162]宋程俱《麟臺故事》卷二中《校讎》，頁281。
[163]見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紹熙本《三國志》之《蜀書》卷首，頁420。
[164]見日本《古典研究會叢書·漢籍之部》第六卷《吴書》（東京，汲古書院，1988，影印南宋初重刻北宋咸平本）卷首咸平六年中書門下牒，頁12—13。
[165]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終章四《三國志》，頁338。
[166]見日本《古典研究會叢書·漢籍之部》第六卷《吴書》卷末附米山寅太郎撰《解題》，頁600。
[167]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北京，中華書局，1986，王瑞來《宋宰輔編年録校補》本）卷三，咸平四年，頁93；又景德二年，頁99；景德三年，頁102。
[168]見日本《古典研究會叢書·漢籍之部》第六卷《吴書》卷末，頁584—585。
[169]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終章四《三國志》，頁318—319。案静嘉堂文庫編纂《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之《解題篇》第24“吴書”條（頁14—16），以爲静嘉堂文庫收藏的這一刻本，係南宋初覆刻北宋徽宗崇寧、大觀間刻本而在後來又略有修補，崇寧、大觀年間刊刻此書時則是以咸平本爲底本而祗單刻了其中的《吴書》部份，説法與尾崎康基本相同。
[170]明朱荃宰《文通》（明天啓刻本）卷一九“右語”條，頁6a。
[171]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三“吴志”條，頁205—206。
[172]案日本《古典研究會叢書·漢籍之部》第六卷《吴書》卷末附米山寅太郎撰《解題》（頁599），亦引述有傅增湘上述識語，惟米山氏似未能準確理解傅氏本意，以爲他認同專刻單行的説法。又案傅增湘身後乃孫熹年整理寫定之《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四《史部·正史類》著録此本（頁25），稱乃“百宋一廛中所謂單刊《吴志》”，“所謂”云者，猶如“自言”而非公論，其並不認同黄丕烈舊説的意向，亦昭然于斯。檢讀傅增湘在日本静嘉堂文庫看書時寫給張元濟講述閲書觀感的書信，于此《吴書》並没有特别説明，亦可佐證傅氏對所謂“專刻”之説，當不以爲意。見商務印書館編《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929年，第20至22函，頁210—213。
[173]清錢大昭《三國志辨疑》（清道光甲辰嘉定錢氏得自怡齋原刻本）卷首《三國志辨疑自序》，頁1a。
[174]唐劉知幾《史通·六家》記云：“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頁21—22。
[175]案楊聯陞《二十四史名稱試解》一文已經談到過這一問題，但楊氏所論，對一些關鍵問題的理解，既不周詳，又欠準確。拙文《談傳言所説晚近存世金刻本〈舊五代史〉乃絶無其事》，就此亦做過解説（我當時還没有讀到楊文），讀者可參看。楊聯陞文收入其文集《國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239—244。拙文原刊《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3輯，後經修訂，改題爲《子虚烏有的金刻本〈舊五代史〉》，收入鄙人文集《困學書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184—221。
[176]唐劉知幾《史通·題目》，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四，頁91。
[177]《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正史類》叙語，頁957。
[178]參見柴德賡《史籍舉要》（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上編《紀傳體類》“三國志”條，頁38；又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本）卷六“三國志書法”條，頁121—122。
[179]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第六章第二節《紀傳體之正史》，頁105—106。
[180]清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卷首錢大昕《三國志辨疑序》，頁1a。
[181]《周禮·地官·誦訓》並東漢鄭玄注，據唐賈公彦《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卷一六，頁247。
[182]唐劉知幾《史通·題目》，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四，頁91。
[183]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五《雜史類》，頁11a。
[184]唐孔穎達《毛詩注疏》卷一《周南·關雎》，頁11。
[185]宋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卷一《國風·周南》，頁1。
[186]《戰國策》卷首西漢劉向校定此書時所上《書録》，頁1b—4a。
[187]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書之稱册”條，頁11。
[188]《戰國策》卷首西漢劉向校定此書時所上《書録》，頁1b—4a。案《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六二《司馬遷傳》（頁2737）嘗謂“春秋之後，七國并争，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將司馬遷所依據者題爲《戰國策》，而非《國策》、《國事》等名，但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北京，中華書局，1991，《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史學叢書》本）卷首裴駰《史記集解序》的注釋中（頁1）已經指出：“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非遷時已名《戰國策》也。”
[189]丁立中《八千卷樓書目》（北京，中國書店，2008，《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民國錢塘丁氏排印本）卷四，頁56。
[190]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頁14。
[191]范文瀾《正史考略》之“三國志”條，頁52。
[192]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世界書局，1989）卷五九《陳壽論》，頁696。
[193]清董增齡《國語正義》（成都，巴蜀書社，1985，影印清光緒庚辰會稽章氏式訓堂刻本）卷首孫吴韋昭《國語叙》董氏疏語，頁1a。
[194]金王若虚《滹南遺老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叢書集成初編》排印《畿輔叢書》本）卷一一《史記辨惑》三《取捨不當辨》，頁77。
[19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四四一《文苑傳》三《路振傳》，頁13062。
[196]宋王應麟《玉海》卷四七《藝文·雜史》之“治平《十國志》”條，頁885。
[197]宋歐陽脩《居士外集》卷一七《與尹師魯書》，頁491—492。
[198]《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頁932。
[199]宋宋庠《國語補音》（民國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湖北先正遺書》影印清乾隆間曲阜孔氏《微波榭叢書》本）卷首《國語補音叙録》，頁1a。
[200]《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鍾會傳》裴松之注引鍾會母傳，頁785。
[201]《三國志》卷五四《吴書·吕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頁1274—1275。
[202]《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頁932。
[203]唐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咸淳廖瑩中世堂刻本）卷三一《與吕道州温論〈非國語〉書》，頁12b—14b。宋失名編著《續增歷代奏議麗澤集文》卷末《附關鍵增廣麗澤集文》，頁4a。
[204]邵瑞彭《重刊國語補韋序》，見民國李氏鑒古齋重刊清黄模《國語補韋》卷首，頁1a。
[205]《晉書》卷八二《陳壽傳》，頁2138。
[206]元吴萊《淵穎吴先生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至正刊本）卷七《〈古職方録〉序》，頁10b—13a。
[207]《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頁1463。
[208]唐劉知幾《史通·六家》，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頁14—15。
[209]見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影印1928年石印本），頁144，頁151，頁155。
[210]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85，影印宋本）卷三二五《兵部·救援》，頁1494。
[211]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卷首《目録提要》，頁12—16。
[212]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87—94。
[213]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之《〈春秋後語輯考〉序》，頁764—765。
[214]《魏書》卷八四《儒林傳·梁祚》，頁1844—1845。
[215]《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960。
[216]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頁16b—17a。
[217]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三，頁242。清唐景崇《藝文志注》，頁656。朱祖延《北魏佚書考》（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之《史部·雜史類》，頁50。
[218]《北史》卷八一《儒林傳·梁祚》，頁2710—2711。宋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89，影印宋刻殘本）卷五五六《國史部·采擇》，頁1568。
[219]唐徐堅等《初學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影印南宋紹興丁卯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刻本）卷二一《文部·筆》，頁12b。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三五七《兵部·銜枚》，頁1642。
[220]《魏書》卷八四《儒林傳·梁祚》，頁1844—1845。
[221]宋黄伯思《東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6，《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刻本）卷下《跋世説新語後》，頁10a—10b。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一七“世説新語”條，頁1018—1019。
[222]黄永年《唐史史料學》之《法令類》“唐律疏議”條，頁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