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論
擅長考訂，尤精《三禮》的江永，經上文之探討，大致可以獲得如下的結論：
一、江永視考訂爲“格物”，希望藉此以明理，相信程伊川所説“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然貫通”之説，因此博通群籍，於書無所不窺。認爲“天下無不當讀之書、無不當講之事、無不當窮之理，但隨吾力所能至，與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爲之。”這樣專心致志的態度，貫穿其漫長的治學生命。
二、《禮書綱目》爲江永最受稱道的禮學著作，其撰作目的，在於爲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增損檃括，以卒朱子晚年未竟之志。此書成於四十一歲的中年時期，但除乾隆時收入《四庫全書》外，以其卷帙龐大，僅以抄本形式流傳，直至嘉慶十五年（1810），才有了婺源俞氏鏤恩堂刻本，此時距離江永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謝世，已歷經近五十年，距離此書之成書，更經九十餘年。
三、《禮書綱目》之編纂，受限於人力，只能節録古註與《釋文》，江永希望能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以符合朱熹所説的“具録註疏、諸儒之説”，並於“採録疏義與後儒之説，必有所抉擇；其紕繆者，必有所駁正”的心願，最終並未實現。因此，成書於江永中年的《禮書綱目》，其實並未能真正代表其禮學研究的最高成就。但此書經整理之後，所建構出來的禮學體系，卻也值得重視。
四、江永贊同《朱子語類》中，朱熹與門人經常討論到的“先王之禮非盡可用於今”的看法，其所論“非謂先王之禮盡可用於今也，然而禮亦不爲無用。”“又竊以爲古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今人亦當知其文、習其數。”爲我們提供了何以今日禮學仍具研究意義的一種值得參考的觀點。
五、江永認爲禮宜從俗，而非强加以外力以變俗。鄉曲通行之禮，亦有“悲愉中節，繁簡適中”者。這樣的看法，與《朱子語類》中朱熹之説：“‘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也相契合。如果傳世之《昏禮從俗》抄本，確係江永所作，也代表了他整理鄉曲之禮所作的努力。
[1] 劉大櫆《江先生傳》，收入吴孟復標點：《劉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5，頁166。
[2]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收入趙玉欣點校：《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12，頁181。
[3] 江藩《江永》，收入漆永祥箋釋：《國朝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册上，卷5，頁492—493。
[4] 王昶《江慎修先生墓誌銘》，《春融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刻本，卷55，頁5下。
[5]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58，《慎修學案上》，頁2245。
[6] 唐鑑《國朝學案小識》，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清代傳記叢刊》影印《四部備要》本，卷5，頁7上。
[7]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頁178。
[8] 錢大昕《江先生永傳》，收入吕友仁標校：《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9，頁705。
[9] 江藩《江永》，收入漆永祥箋釋：《國朝漢學師承記箋釋》册上，卷5，頁492。
[10] 程恂，字慄也，號燕侯，徽州休寧人。爲雍正二年（1724）進士，乾隆元年（1736）中式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升至中允。
[11] 方苞，字鳳九，號靈皋，晚號望溪，安徽桐城人。生於清康熙七年（1668），卒於乾隆十四年（1749）。於乾隆元年入南書房，充三禮館副總裁。
[12] 吴紱，字方來，江蘇宜興人。雍正二年（1724），鄉試第一。乾隆二年（1737），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將告假歸省，經任啓運上疏薦紱淹通《三禮》，奉旨留充三禮館纂修官。任啓運，字翼聖，號釣臺，江蘇宜興人。生於康熙九年（1670），卒於乾隆九年（1744）。年五十四，始舉於鄉。雍正年間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乾隆元年，署日講起居注官，不久擢中允，晉侍讀學士。乾隆四年（1739）擢侍講學士。乾隆八年（1743），充三禮館副總裁官。
[13] 黄曦據《婺源縣志·職官志》，以陳公指“陳霙，字觀潙，溧陽人，由貢生乾隆十二年任，十八年告病歸。”見《江慎修先生年譜證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33。
[14]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頁181。
[15] 有關三禮館的情況，可參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16]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頁178。
[17] 詳參黄曦《江慎修先生年譜證補》，頁22、23。趙國麟，字仁圃，山東泰安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時任安徽巡撫。乾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下令纂修《大清通禮》；乾隆三年八月，於禮部開禮書館負責編纂工作。
[18] 王昶《江慎修先生墓誌銘》，《春融堂集》卷55，頁4上。
[19] 江錦波、汪世重編：《江慎修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編輯室輯：《乾嘉名儒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册1，頁397。
[20] 詳參江錦波、王世重《江慎修年譜》，《乾嘉名儒年譜》册1，卷末《誌年譜後》，頁57。
[21] 胡培翬著，黄智明點校：《胡培翬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研六室文鈔》卷10《徽州府訓導夏先生墓誌銘（節本）》，頁295。
[22] 王昶《江慎修先生墓誌銘》，《春融堂集》卷55，頁4上。
[23] 江永《禮書綱目自序》，《禮書綱目》，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4年影印清嘉慶十五年（1810）婺源俞氏鏤恩堂刻本，卷首，序，頁3上—4下。
[24] 同上書，頁4下—5下。此《序》，《四庫全書》本與嘉慶十五年刊本、《廣雅叢書》本内容略有不同。
[25]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頁178。
[26]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頁181。
[27] 阮元《禮書綱目序》，嘉慶十五年鏤恩堂刻本《禮書綱目》卷首，序，頁3上。
[28]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卷58，《慎修學案上》，頁2247。
[29] 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特藏資源庫”所藏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書業堂刊本《群經補義》江永原敘。
[30] 見書業堂刊本《群經補義》江永原敘。
[31] 見《群經補義》，收入徐德明、吴平主編：《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影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刊本，册11，《引言》，頁1上—1下。
[32]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卷58，《慎修學案上》，頁2247。
[33]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3，《經部·禮類·存目一》，“儀禮釋例一卷”，頁38上、40下。
[34] 見余龍光編《雙池先生年譜》，收入《乾嘉名儒年譜》册3，卷2，頁38上—38下。
[35] 見《禮記訓義擇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册128，《提要》，頁4上。
[36] 見《深衣考誤》，臺北：復興書局，1972年影印清咸豐十一年（1861）補刊道光九年（1829）刊《皇清經解》本，卷251，頁14上。
[37]《深衣考誤》，《皇清經解》本，卷251，頁1上。
[38] 見《儀禮釋宫增註》，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册109，《提要》，頁1上、3下。
[39] 同上書，頁1上。
[40]《四庫全書總目》，卷23，《經部·禮類·存目一》，“儀禮釋例一卷”，頁38上、40下。
[41]《儀禮釋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錢氏《守山閣叢書》本，卷55，頁4上。
[42] 黄曦《江慎修先生年譜證補》，頁18。
[43] 黄曦《江慎修先生年譜證補》，頁45—46。
[44] 李元度《江慎修先生事略》，《國朝先正事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同治八年（1869）循陔草堂刻本，卷34，《經學》，頁9上。
[45] 汪、江二氏來往書信五通，録於余龍光編《雙池先生年譜》，《乾嘉名儒年譜》册3，卷2。汪紱致江永之書三通，也收入汪紱《雙池文集》中。
[46] 如黄秀燕《談江永與汪紱辯論的幾個問題》，《人文與管理學報》第1卷第1期，1997年3月，頁55—76。林存陽《汪紱與江永之書信往還》，《徽學》卷6，2010年12月，頁266—280。
[47]《清儒學案》卷63，《雙池學案》，頁2433。
[48] 朱筠《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并銘》，《笥河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椒華吟舫刻本，卷11，頁8下—9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