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概述
魏晉六朝以降下迄盛唐之前,班固《漢書》以“文贍事詳”而備見尊崇。唐初善説《漢書》者名家輩出,“是時‘《漢書》學’大盛”[15],顔師古《漢書注》爲特出的代表。張守節深受“《漢書》學”精嚴學風的浸潤陶冶,他雖以《史記正義》名世,而宋《崇文總目》卻稱他爲“此最精博”的“《漢書》學者”。清《四庫全書》館臣頗疑《崇文總目》“此注似不應在《史記正義》下”。其實若知張守節的前輩崇賢館學士劉伯莊坐擁多種《史記》著作,時人仍稱“其章章者以《漢書》學名家”的故事,此疑當會冰釋。
張守節精研六經九流以及漢魏以來諸家傳、説,會通《史》、《漢》文本,長於六書音韻輿地之學,廣搜博采,權衡較比,而作《史記正義》。卷首有歷代史注中最爲詳備的注釋體例,在《史記正義序》之後,依次爲《論史例》、《論注例》、《論字例》、《論音例》、《音字例》、《發字例》、《諡法解》、《列國分野》,以提點《史記》精義及五體内涵,備論裴駰《集解》注義來源,交代《史記》文本文字取捨、注音釋義的準繩,爲讀其書者指示門徑。張守節學風嚴謹平實,引用前人著作均署姓氏名諱以示尊重,即使駁正前代注家甚至《史》文的失誤,也都引據辯證,充分説理,從不作率爾武斷之詞。《正義》徵引浩博,多爲時人所難得一見的御府祕書。這些典籍連遭安史、黄巢之亂雨大浩劫,“亡散殆盡”,有的甚至“尺簡無存”[16],幸賴《正義》徵引,盛唐以後遺佚的許多寳貴文獻得以保存若干片段。這也是雖宋代一般讀書界對《史記正義》不如《索隱》般看重,但學術大師們徵引《正義》遠多於《索隱》的原因所在。
宋人著作中徵引《史記正義》最多的當數吕祖謙《大事記解題》、王應麟《玉海》《通鑑地理通釋》《詩地理考》、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這五種著作除《大事記解題》及《詩地理考》外,皆成於元初。但其作者的學術活動主要在趙宋,宋亡之後以遺民自居,所著成書之年只書甲子,而不記蒙元年號,故仍當以宋人著作視之。
吕祖謙,字伯恭,生於宋高宗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卒於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祖籍河南府洛陽縣,生於婺州(今浙江金華)。人稱東萊先生,與朱熹、張栻爲友,時人尊爲“東南三賢”而“鼎立爲世師”。出身簪纓世家,八世祖至六世祖有四人爲北宋名相,五世祖至父輩皆爲朝廷命官。祖謙初以蔭補入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又舉進士高第。歷任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除祕書郎,遷著作郎,詔除值祕閣,主領史職多年。在本職工作之外,則以教授學子及著述爲事。作爲南宋著名的道學家,祖謙之學本於家庭,以關洛爲宗,又兼收並蓄,注重開物成務,經世致用,關切時政,而不若一般道學家之專言性命。祖謙博通史傳,常勸人讀《左傳》、《史記》,以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四十三歲時,着手編撰《大事記》,編年繫月以記春秋後事,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即西狩獲麟之年,下擬迄於五代終結(公元960年)。次年編至漢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時因病輟筆,僅成十二卷。旋卒,享年四十四歲,諡曰“成”。學者尊其爲“吕成公”。《大事記》十二卷,與所附《大事記通釋》三卷、《大事記解題》十二卷爲一整體。《解題》之於《大事記》,“則如經之有傳,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見”,徵引《史記正義》達二百七十九條,其中三家注合刻本《史記》未收之《正義》八十二條,部分遺佚十八條,二者合計一百條。
王應麟,字伯厚,浙東鄞(寧波)人。祖籍開封祥符縣,西漢初於此地置浚儀縣,故王氏著書署名皆作“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卒於元成宗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享年七十三歲。十九歲時,其父任婺州(金華)通判,應麟隨侍,在婺從王埜受學,得吕成公(吕祖謙)、真文忠公(真德秀)之傳。十九歲進士及第,三十一歲試博學宏詞科中選。自二十歲入仕,至五十三歲辭歸鄉里,三十多年間除少數幾年在地方任職外,絶大部分時間均在朝廷中樞,歷任祕書郎、著作郎、直學士院、祕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王氏除天才絶識、好學精進有大過人者外,又得盡讀館閣祕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成有宋一代通儒。一生著書三十餘種,凡六百九十餘卷。《玉海》二百卷,係爲博學宏詞科應用而編的大型類書,專精力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爲應麟最重要的著作。是書分門析類,特爲詳密。上自天文律曆,下至禮樂器用,凡分二十一門、二百四十餘類。其摭集文獻,則自六經諸史、百家子集、注疏傳記、藝文譜牒、宋室記注,靡有孑遺。纂次詳備,謹而有序。書成之時,即有“天下奇書”之目。《四庫全書總目》稱《玉海》“其貫穿奥博,唐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
《玉海》分類敘事,凡涉三代以下、漢武帝天漢以前的事典,常引館閣所藏的《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史記正義》作注。《玉海》徵引《史記索隱》凡七十四條,四條不見今本《史記》三家注本,可見作爲王氏徵引底本的是《索隱》單本而非《史記》二家注或三家注合刻本。所引《史記正義》亦然。因係館閣祕書,其可信度極高。檢視《玉海》全書,共徵引《史記正義》一百十二條。以之與中華書局點校三家注合刊本《史記》(1982年第2版)比照,發現三家注本遺佚《正義》計七十二條。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也是王應麟的重要著作。據作者《通鑑地理通釋序》,是書完成於“上章執徐橘壯之月”,以表宋亡以後只書甲子之意。上章執徐是庚辰年,當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橘壯之月是陰曆八月。關於此書的作意及綱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一簡明的提點:“是書以《通鑑》所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爲糾紛。而險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爲有國者成敗之鑒。因各爲條例,釐定成篇。首歷代疆域,次歷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歷代形勢,而終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其中徵引浩博,考核明確,而敘列朝分據戰攻,尤一一得其要領,於史學最爲有功。”《通釋》釋地,大量徵引《史記正義》和《括地志》。所引《括地志》其實也自單寫本《史記正義》轉引,其故留待本文第四節詳論。《通釋》徵引《史記正義》一百五十二條,其中不爲《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所收者,全佚四十五條,部分遺佚三十一條;徵引《括地志》一百四條,其中不爲《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所收者,全佚二十一條,部分遺佚十八條。《通釋》徵引《史記正義》及《括地志》合計二百五十六條,其中全佚六十六條,部分遺佚四十九條。全佚與部分遺佚合計一百十五條。
《詩地理考》六卷,是王應麟的又一重要著作。卷首有《序》,指出“《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而“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厚薄,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故全録鄭玄《毛詩譜》,又旁采《爾雅》、《説文》、《地志》、《水經》及諸儒説地之言,特撰《詩地理考》。其《序》並未交待該書作於何時。據清人陳僅輯、張恕編《王深寧先生年譜》,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王應麟四十五歲時,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除試祕書少監,進講《毛詩》、《禮記》。《詩地理考》或準備爲度宗進講《毛詩》而撰於此年。《詩地理考》考釋《詩》中地名,引用《史記正義》十二條,其中不見於《史記》三家注合刻本者,全佚凡六條,部分遺佚一條;引用《括地志》七十三條,其中不爲《史記》三家注所收者,全佚十五條,部分遺佚十四條。所引《括地志》也實自單寫本《史記正義》轉引。《詩地理考》徵引《史記正義》及《括地志》合計八十五條,其中全佚二十一條,部分遺佚十五條。全佚與部分遺佚共三十六條。
胡三省,字身之,生於宋理宗紹定三年(公元1230年),卒於元成宗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享年七十三歲。宋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縣)人。《宋史》與《元史》均無傳。賴胡氏《新注資治通鑑序》中的簡略自敘及陳垣先生《通鑑胡注表微》之《解釋篇第四》中的相關考證,尚可得其生平大概。父胡鑰,篤好史學,人稱“山澤遺才”。三省幼少時隨父誦讀經史,穎悟異常。其父鑒於蜀人史炤《通鑑釋文》等《通鑑》注本“乖剌乃爾”,生前對三省遂有“刊正”之託。胡三省十五歲喪父。宋理宗寳祐四年(公元1256年),二十七歲時登集英殿殿試進士榜,同榜有宋末名臣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等,而此科王應麟奉詔宣入殿廬,充覆考檢點試卷官。故以此王應麟與胡三省有師生之誼。胡氏歷任慶元府慈谿縣尉、揚州江都丞、江陵縣令、懷寧縣令,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三十八歲時,應雨淮制置使李庭芝聘,任壽春府學教授,佐淮東幕府,咸淳六年返臨安。咸淳十年(公元1374年),元兵大舉南侵,胡三省差充主管沿江制置使汪立信機宜文字,作《江防三策》,由汪立信上陳督師江防的相國賈似道,遭拒,汪立信罷官。既而沿江軍潰。胡三省痛感回天無力,遂間道返歸寧海故里。自此鄉居不出,謝絶人事,潛心著述《新注資治通鑑》,編成二百九十四卷。此書自寳祐四年(公元1256年)發軔,至蒙元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冬殺青,前後歷時三十年。胡三省於自序之末署殺青時地爲“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於梅碉蠖居”。“旃蒙作噩”爲乙酉年。宋亡之後,不書蒙元年號,係仿陶淵明於晉亡之後所作只書甲子之意。胡三省擅長考據,尤精於輿地之學,《新注資治通鑑》成就卓著,其注於名物訓詁浩博周詳,所釋地理尤以精審見稱。胡注徵引《史記正義》一百八十八條,其中不見於《史記》三家注合刻本者,全佚三十一條,部分遺佚二十一條;又從《史記正義》轉引《括地志》一百七十七條,其中不見於《史記》三家注合刻本者,全佚五條,部分遺佚十三條。《新注資治通鑑》徵引《史記正義》及《括地志》合計三百六十五條,其中全佚三十六條,部分遺佚三十四條。全佚與部分遺佚共七十條。
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含自《正義》轉引的《括地志》)總共一千零九十七條,其中全佚二百七十六條,部分遺佚一百十八條。全佚與部分遺佚合計三百九十四條。本書收録的五篇宋人著作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論文,考出每條佚文原當繫於《史記》何篇何句之下,並對這批佚文的價值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