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小红同志接到国家社科办规划处通知此书稿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时，也就是她患肠胃病第二次进医院治疗前夕，她希望我为她这部新成果写个序言。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正准备动笔作序之际，她却在腹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第三次住进医院，不得已动手术而不治，悄然地离开了我们，一颗正在升起的学术新星就这样地殒落了。在学术上她硕果累累，事业蒸蒸日上，却突然间撒手人寰，英年早逝，叫人怎不惋惜伤痛！这是经济史学界的不幸，也是社会科学界的不幸！作为她的老师，我为痛失这位精心培养、优秀成才的学生悲痛不已！原许愿之序，也成了对她学术成就的纪念之文。

我与小红同志相识在2000年，当时我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讲授吐鲁番学研究课程，而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指导的四名硕士生也都到兰大来听课，其中就有乜小红，期间她常提出一些敦煌吐鲁番学的具体问题讨教，在解答交谈中，她总是耳听手记，一丝不苟，给我留下了勤奋好学的印象，感到是一位可塑之才，特别是在从她的导师李并成、李振宇教授那里得知她自幼生活坎坷，仍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经历后，我感到应该更多地扶持帮助这位艰苦奋斗的年轻人，使其在学业上能更好地成长。对她做敦煌文献中的畜牧业研究，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2001年她完成了此课题研究，获得硕士学位。2002年我应聘在台湾政治大学授课，适逢台湾逢甲大学林聪明教授在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主编“敦煌丛刊二集”，我向林介绍了小红硕士论文的特点和价值，林聪明教授在看过文稿后，随即将其论著《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业研究》列入“丛刊二集”，于2003年3月出版。2001年小红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师从杨际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记得她曾在博士论文选题上征询过我，我建议她扬长避短，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作新的拓展延伸，于是她选择了“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作为博士论文方向，并如期完成。

2004年获博士学位后，她来到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做研究，选冻国栋教授和我做她的合作研究指导老师，表示要在学业上作进一步的提高和新的突破，考虑到她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有较好的基础，在唐五代社会经济领域已有所历练，建议她通过对博士论文的修改提高，扩大充实隋唐五代史的知识基础，她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论文作了全面的深加工，使论文的学术面貌为之一新，我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柴剑虹秘书长推荐，深受剑虹先生赏识，于是推荐给了中华书局列入“华林博士文库”，于2006年3月出版。为了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我建议她将敦煌吐鲁番社会契约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她敏锐地提出想从俄藏敦煌文献中，辑出契约以做研究，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学术设想。为了从一万九千余号俄藏敦煌文献中甄别辑出各类契约，她废寝忘餐，日以继夜，克服多重困难，在与我反覆推敲和讨论中，终于完成近百件契约文书的释文、标点、订题和注释，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六篇专题研究。我认为这是做了一件前人未做过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决定以《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为名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后于2009年3月出版）。在此基础上，她结合历史背景将研究方向作了新的拓展，完成了《中国中古契约关系研究》的出站报告。

小红同志在学术研究实践中，感到在对经济类契约进行分析时，自己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基础薄弱，需要提高，于是她在武大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又于2007年进了武大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严清华教授做二站博士后研究，她的锐意进取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使得我们很受感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她在下一步研究方向上征询我的意见时，我建议她在《中国中古契约关系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作纵深拓展，从理性层面上加以提升。“纵”需要在时间上从中古上下延伸，上至先秦，下至民国；“横”需要在空间上，既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要涉及各个民族的契约。同时，要从理论上作规律性的归纳，结合中国实际，对相关契约学的理论作出评判和认识，最终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契约发展史》。此后多年她围绕着这一方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一直在为此目标努力奋斗。2010年她的二站博士后出站报告，就是以《中国契约发展史》提出的，由于此课题是一个新的学术开创，当时评价很高，旋即她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获聘为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更加激励了她的学术热情，除担任多门课程外，又于2013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第四部专著《中国中古契约关系研究》，2015年获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近40万字的《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如果拿来与原18万字的出站报告相比较，出站报告只能说是《中国契约发展史》的一个雏形。数年来，她经过反覆的修改和提炼，再加之在领域和内容上的多次拓展和补充，以及在理论上的提升，使得书稿在质和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即使如此，她却将书名定为《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用她的话说：“中国几千年来契约发展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还有许多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者虽涉及到，还很不深入，要继续做的研究还很多，目前的这个成果，只能称之为简史。”这也反映出了小红同志“学而知不足，思而得远虑”的学术心境。

实事求是而论，小红教授经过十多年来对中国契约的纵横比较钻研，在《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中，体现出的学术创新闪光之处是多方面的。

首先，她创建了新的中国契约史体例：通常学术界对契约的研究仅限于经济领域，《简史》则突破了这一传统，将古代的邦国约、族际约、人际关系约及经济契约在内的各类契约都涵盖其中，作了全面的研究和系统论述，而且兼及历史上各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字契约。此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没有如此综合立论过，这种内容宽泛、全面的体例安排，显然是一个学术新开创，它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史的研究内容，也从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点上推动了契约学的发展。

第二，《简史》提出，研究古典契约思想及契约起源应以中国为宗：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周礼》“经邦治”中，对民间经济交往，规定有“听称责以傅别”、“听取予以书契”、“听卖买以质剂”等，对民间的借贷、取予、买卖等作出须订契约的规范，这些都比西方的希腊、罗马契约法，在时间上要早，在形式和内容上分门别类规定更为具体，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契约法。它为此后几千年中国契约的形制和契约关系的发展作了规范。应该用中国古典契约法的思想脉络来考察中国契约的发展演变，而不应用西方契约法观念来看待中国。

第三，《简史》对中国契约发展演变规律作了归纳：随着历史的前进，契约在内容和形式上，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如一些条款从无到有；有些条款从不完备到逐步完备：预防性条款愈益细化；官方对民间契约从不干预到监护，再到管控等，到了唐五代已走向成熟化。此后由宋元到明清，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契约关系走向市场化，于是契约又朝着简约化的方向变化。在综观中国契券发展后，指出由秦汉到明清，经历了一个简单—完善—简约的发展过程。

第四，《简史》对于西方契约经济学的契约自由原则、平等精神，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提出契约具有平等、自由的属性，但不等于契约关系是平等、自由的，中国古代一直处于贵贱有等、贫富对立的阶级社会中，在契约自由原则背后，存在着许多的不自由；在契约平等原则下存在着众多契约关系上的不平等。因此，应将契约的属性与契约关系加以区别。同时还有，中国古代是专制主义的国家，国家有权对民间契约进行干预、限制或管控，这些都反映出西方的契约自由原则论，在中国存在着局限性。

第五，《简史》除汉文契约外，对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字契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提出了多种民族文字契约的发展奠定了共同的中华契约文化基础的见解：在对多种民族文字契约的研究中，既揭示各族契约的特点和个性；也分析了各族契约的共性因素，从契约文化的视角看到汉族与各族长期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中，汉族契约文化对各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从而奠定了共同的契约文化基础，这是一种各民族间自然融合形成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长期维系和巩固，各族之间得以长期和睦相处、平等相待的根基之一。

第六，《简史》对契约的社会功能及其贯彻作了高度理论性的概括：对于契约的特性，提出诚信是契约的灵魂。对其社会功能，提出契约不仅是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手段，也是维护国与国之间关系、人际关系之间正常秩序的手段。对于契约精神的贯彻，既要尊重民间习惯法的道德传承，也需要有国家政权的法令作后盾，只有用德、法共治的办法，才能保证社会各类人群之间在诚信基础上的和谐相处，才能保证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维系。

第七，《简史》在用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契约发展史的过程中，在许多具体历史问题上，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对邦国约由古代取信于天地鬼神的“歃血为盟”的盟誓转化为以自身实力和权益为依托，通过谈判订立条约的论证。对汉代有大量雇佣契存在的论证。“便物历”应起源于6世纪的北魏，而不是学界所认为的起于9世纪敦煌的论证。租佃契自南北朝以来，定额租制就已占主导，它有利于佃田者劳动积极性发挥的论断。敦煌农业雇工契具有调节劳力盈缺作用、对主客双方带有互利、互惠性质的见解，纠正了学术界的沉重剥削和严格封建束缚说。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中父系家长拥有绝对财产支配权的理性分析，得出遗嘱继承制不仅存在，而且高于法定继承的结论。对家规族约、乡规民约既具封建性、又具民主自治性特点的分析。等等。

小红同志在契约史上这一系列创新性的学术见解，都是从用唯物史观对大量契约实物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论之有据，言之成理，开拓了一个学术新领域，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是当之无愧的。

回想小红教授所走的学术研究之路，也充满艰辛。她一心献身学术，钻研不倦，心无旁骛，常常是焚膏继晷，昧以达旦地劳作，对生活总是“因陋就简”，无所求取，而对事业则志存高远，追求卓越。2014年，她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出土各族契约文献整理及其与汉文契约的比较研究》，当年获批成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就在她住进医院动手术的前夕，还在为项目的进展做具体的安排，真正实践了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诺言。回顾她走进专业学术道路的这十五年来，她给中国经济史学界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贡献了五部具有学术开创性的专著、五十余篇学术论文，也因此透支身体，积劳成疾。她是在以自己的生命之火为祖国营建学术新地，为后来人点亮了一条学术新路。

乜小红教授虽然不幸盛年随秋风而仙逝，但她对事业的炽热追求和坚毅顽强的奋斗精神，却激励和感召着生者，她的学术成就，将泽被学术界，特别是代表她最新学术水平的这部著作，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是对她学术成果最好的肯定和永远的纪念！

陈国灿谨序于武汉大学
2016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