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2007年，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張伯偉教授啟動整理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項目，我有幸參與其中，因一直對性别研究感興趣，故在整理詩文集之時，尤關注朝鮮女性性别、身份與其文學、文獻的關係：創作者的性别是否、如何影響了自身的創作，其身份變化與其寫作、文集編纂有無動態關聯；從文學傳播者和批評者的角度講，女作家的身份與文集編輯、文本流通和消費有怎様的關聯等，後就這些議題陸續撰成此書。兹將本書研究思路和研究重點略作交代。

一、研究視閾的提出

本書以“性别”、“身份”、“文本”爲題，是對朝鮮有代表性的幾位女詩人閲讀、寫作的研究，也關注讀者、批評家參與再生産的女性文學文獻。選用“性别”、“女性”而不用“婦女”或韓國研究者常使用的“女流”等稱謂，是想强調具有生理屬性的“女性”的“社會性别”的一面，因爲本書中的四位女性在其生前都具有以獨特的自我方式構建出來的社會身份和身份期待。選用“文本”而不是“作品”等，則意欲避免“作品”的作爲寫作的“成品”的固化形象，强調其被生成的狀態和由此而來的豐富複雜的面貌。因爲本書所涉及的女性文本，都充滿了生成的多様性和文本的不確定性；選用“文本”而作“文獻”研究，是想嘗試一種不限於單純地使用版本、目録、校勘、考據等傳統方法，又引入文化史觀照的“文獻”學的研究思路，關注文化文獻的生成和影響力。選用“文本”而不是“寫作”或“書寫”，還想强調雖然作者、讀者（無名或有名的）以各種方式積極地、充分地參與了文本意義的生産和創造，但文本一經産生也對讀者（這時作者也變成了讀者）、釋義者産生約束的一面，希望防止研究的過度闡釋。

二、研究思路和章節設想

誠然，批評家也參與男性作家文本的再生産，但我相信，在漢文學領域裏，女性與文本的關係可能更爲隱秘、錯綜和微妙。考慮到漢文書寫的歷史時空的涵蓋性以及各時空女性書寫的特徵，本書以同様以漢字作爲書寫媒介，以漢文化作爲大傳統又帶有朝鮮本土文化特色的朝鮮女性文本爲研究對象，分析其性别與文學文本的關係和様貌，並在中朝交流史中，討論女性文本如何參與其中産生流動和再生。

本書選擇許蘭雪軒、姜静一堂、雲楚堂、金錦園四位女性，是因爲許蘭雪軒就其主體身份而言，其爲閥閲之女，頗受争議的妻子，在明清中國，可謂最知名的朝鮮詩人；姜静一堂，是賢明之妻和聖人經典的堅定實踐者；雲楚堂和金錦園都經歷了妓人而爲人妾的身份轉變，但一以詩見長，一以文呈現。本書以朝鮮女詩人許蘭雪軒始，也想要踏上明末女性書寫成爲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節奏，並以姜静一堂、雲楚堂、金錦園的書寫和文本與中國姊妹産生某種對比和呼應。

上編四章，圍繞海東第一女詩人許蘭雪軒展開。

第一章，思考中外交流過程中，女性文本的參與和由此而來的對女性文本的影響。有海東第一女詩人之稱的許蘭雪軒（1563—1589），其文本之流傳，正遇上明末崇尚女性書寫的社會文化洪流，因而成爲明人認識朝鮮詩歌的重要媒介和水平標杆。本章揭示出許蘭雪軒詩進入明人視野的特殊方式，它不是通過静態的書籍的流通，而是在壬辰之亂的戰火紛飛的年代，經由朝鮮人的記憶、中國人的寫定和編輯的特殊的方式呈現的。其在中國有多種文獻生成，又被選入各種中國詩選，經由種種曲變和再生，又回流朝鮮，進而推動朝鮮有關許蘭雪軒文本的生産和批評。

第二章、第三章，聚焦許蘭雪軒研究中聚訟不已的剽竊問題。將中韓評論家的指控落實到具體的詩篇之上，以見指控之合理與否；並對蘭雪軒現存詩篇點檢一過，以見古人尚未指出而實有模擬過甚之詩，在此基礎上將蘭雪軒詩置於中韓文學大小傳統以及與男性詩人的對比中以評估其詩歌的特點、位置和價值。第三章，通過分析蘭雪軒詩歌批評者的身份和批評傾向紬繹出其中政治、道德、性别、文學批評等因素。

第四章，在廣闊的漢文學圈中，看許蘭雪軒詩如何深鍥於中朝文學潮流，如何給予明代女性文學發展早期最有影響力之一的女詩人徐媛以可能的啟示，如何參與到了女性文學和女性文學史的建構之中。

下編三章，討論三位女詩人。

第五章，思考經典如何參與女性生活、女性如何借助閲讀、書寫和實踐促成其生命的超越。姜静一堂（1772—1832）因丈夫的激發而确定人生理想，其生命永不停息的激情就是通過閲讀經典、實踐經典成爲聖賢。她持誠敬之心、仁義之道以應對生活日常，將日常生活變成主體格物致知、涵養心性的經歷，又將自心化爲客體，時刻觀照，透析、認知自心自身狀態，因而姜静一堂將作爲女性的家庭服務和照料生活也與學問、修身等成聖事業融爲一體。姜静一堂所展示的個體内在的超越空間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女性外在空間的拓展，給人以深刻的啟示。

第六章，討論女性個體各人生階段的角色認同以及對其寫作和文本的影響，同時討論自體和他人對女性身份的認定如何影響了文本的編輯和文集的面貌。雲楚堂金芙蓉（約1800—1860）先爲成川妓，後爲士人妾。爲成川妓時，她强調並自豪自己的女詩人身份，爲妾後，她的妾屬身份定位，使她始以相夫、娱夫的迂回方式爲讀書寫作在生活中設立位置，她將自己定義爲陪隱者、詩會的服務者，因而失去了自我的詩人認同。而之後她與幾位身份相同的女性組織詩會，時時從女性群體和姊妹情誼中獲得力量，在女性和自我的意義上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詩人身份。雲楚堂今存“雲楚集”和“芙蓉集”兩個系統文獻，這是編/鈔者對雲楚堂不同身份認同之下有意無意地對文獻加以改造的産物。

第七章，以金錦園（1817—1887年以後）游記討論女性旅行和寫作。從文化傳統、學習方式等方面討論女性何以要旅行，金錦園何以能旅行，作爲個體實踐，旅行可能是突破男外女内空間象徵模式的行爲，也可能强化了男外女内象徵模式。此章也討論了旅行及其書寫對女性個體身體、精神和心靈的滿足和超越。

本書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材料細讀法，穿梭於文學文本間，捕捉各種文本之後的聯繫，將各種類型材料定位到可能最適宜的歷史階段、思想層面、文學傳統、個人生活、書寫情境和文本生成等諸多文化語境中進行細緻閲讀和闡釋。我想，這既是研究手段，更是一種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