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基金会：思想有其结果

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的《思想有其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是保守主义运动中的经典著作，而“思想有其结果”也堪称保守派和传统基金会的精神内核。对传统基金会的精神，里根总统曾这样概括：“思想确有结果，修辞即政策，且词语即行动。”⁽³⁾也正是里根执政，为传统基金会追求思想的结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对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罗素·柯克（Russell Kirk）称之为对保守主义而言只有一小时的历史性契机⁽⁴⁾，彼时，他和另一位保守主义意见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不约而同得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判断：美国保守派到了关键的时刻。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胜利之后，关键在于如何守护、壮大胜利的成果。罗素·柯克认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比传统基金会做得更好。⁽⁵⁾

早在里根当选之前一年，传统基金会总裁埃德温·福伊尔纳（Edwin Feulner）就敏锐地观察到这次契机的不同，并开始着手准备。他迅速组织了250多位政府内外的专家，为保守主义制定执政纲领。这对当时只有30名员工的传统基金会而言，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赌注。⁽⁶⁾事实证明，传统基金会此次赌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里根的竞选副总监米斯（Ed Meese）看到文稿后曾预言，里根政府将高度依赖传统基金会。⁽⁷⁾不出所料，里根甚至还将《领导人的职责》作为重点读物发放给其阁员和僚属，并指导他们阅读此书。实际上，里根和传统基金会最重要的联系也正是《领导人的职责》。就任后不久，里根总统就公开表达了他和他的团队对传统基金会的感谢：“有一个机构给了我们特殊且非常具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说的这个机构当然是保守派阵营活跃的新成员——传统基金会。为了我们，更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我们一直在使用这部《领导人的职责》。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是如此透彻、中肯与切合实际，对我们以及政策制定过程十分有益。最常使用这部书且最受益的人就是我本人。”⁽⁸⁾

据统计，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八年里，这份文稿里60%的政策建议（2000项政策建议中的1270项）都被采纳⁽⁹⁾，以至于有评论说“传统基金会主宰了华盛顿要人在读完晨报之后要谈论的内容——它帮助设定了政治议程”。⁽¹⁰⁾更具行动意义的是，250余位《领导人的职责》的写作组成员很快进入政府高层的就超过15位⁽¹¹⁾，相关贡献者加入里根政府的人数则更多（见表1.1）。

这项成功的策划，让传统基金会受益匪浅。“20世纪80年代，传统基金会的地位迅速提升，可谓如鱼得水。1980年至1988年，其年度预算从530万美元上升到1460万美元，增长了两倍。研究和工作人员从70人增加到了135人，几乎翻了一番。”⁽¹²⁾到1985年后期，传统基金会成为那些想进入华盛顿权力圈子的年轻保守主义者眼中的最佳机构。1985年1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许多分析师都是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经一流大学中持保守观点的教授推荐给传统基金会。另一些分析师则是被传统基金会有助于年轻保守主义者职业生涯发展这一点所吸引，自己来到传统基金会。传统基金会表示，他们近年来已经将数十位自己的员工安放在政府部门工作。在过去14个月中，还安排了超过250位保守主义人士到政策制定的岗位当中。”大量年轻、保守的积极分子的涌入使传统基金会成为致力于年轻保守分子身份认同和就业选择的关键机构。⁽¹³⁾

追溯传统基金会的源起，可以发现几条不同的线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政治的需求而发起的念头。传统基金会成立前，为了加强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实际政策的影响力，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曾在国会中联合其他共和党激进人士于1973年模仿民主党1959年成立的民主党研究委员会（Democratic Study Committee），成立了共和党研究委员会（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¹⁴⁾。但是，这家机构成立不久就发现，无论是在政策研究还是政策资源方面，相比已经积淀多年的民主党一派的布鲁金斯学会，其实力都相差甚远。共和党研究委员会迫切需要补充知识和思想的力量，其更为能动的政治化发展方向也亟须政策研究。⁽¹⁵⁾

实际上，建立一个像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智库，并不是源自保守派在野时期的需求，而恰恰是保守主义当政时期的想法。在尼克松总统当政期间（1969年至1974年），特别是其第二任任期内，尼克松感到，虽然共和党占据了白宫，但在整个华盛顿，保守派仍然是少数。尼克松的职员很大程度上被信奉自由主义的官僚和一批自由主义智库所包围和架空了，无法真正实施保守主义的政策，以至于其助手曾经在1969年开展了一项调查，看联邦政府各机构的人员从何处获得政策建议。在得到结果之后，尼克松总统甚至一度想下令，让白宫的职员不要再用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来进行决策。他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命令其保守主义顾问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研究自由主义智库的运作机制，并试图仿效之。尼克松需要一个自己的智库，让它在保守主义当政时期成为政策咨询机构，在保守主义在野的时候成为一个“免税的避难所”（tax-exempt refuge），并成为美国全国保守主义者的交流中心。⁽¹⁶⁾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传统基金会建立的直接原因是缘于一次保守派在国会辩论中项目投票上的失利。在事后看来，如果国会议员事先阅读过AEI的一篇简报的话，这次投票很有可能就有完全相反的结果了。⁽¹⁷⁾传统基金会的两位创始人保罗·韦里奇和埃德温·福伊尔纳都是来自国会的保守主义行动家⁽¹⁸⁾，他们认为原有的保守主义势力侵略性不够，不能直接而且迅速地影响政策，因而必须改弦更张。保罗·韦里奇和埃德温·福伊尔纳想要建立一个比AEI更加积极的影响政治的机构，这个想法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可谓恰逢其时。

保守主义智库的建立不仅有其政治上的需求，也有其财务上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的八年间，美国都处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大财阀们在寻找除了直接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之外的影响途径。科罗拉多州大啤酒制造商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找到了保罗·韦里奇和埃德温·福伊尔纳，并且给了后者足够的支持。

传统基金会成立伊始就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化色彩，“立场鲜明”也可谓它的第一大特征。埃德温·福伊尔纳宣称，智库要获得成功并在华盛顿长期立足，一定要在五个领域做得出色：使命、管理、成员、媒体以及资金。这五点中最重要的就是使命。⁽¹⁹⁾最能体现传统基金会政治使命的，当属其核心价值观。在1977年的年报中，传统基金会明确表明了对“市场解决方案、限权政府和最大化自由选择”的坚定立场。同时，在另一份声明中，传统基金会明确了将继续竭尽全力推进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其目标是“为那些相信自由企业体系、个人自由和限权政府的人们代言”。考虑到保守派（Conservative）长期以来对美国军事优势的共识，1983年，传统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本·布莱克布伦（Ben Blackbrun）和总裁埃德温·福伊尔纳共同声明，传统基金会将努力“推进自由企业、限权政府、强大国防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至此，传统基金会形成了五条保守主义思想纲领：限权政府（limited government）、自由企业（free enterprise）、个人自由和责任（individual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传统价值（traditional values）和强大国防（strong national defense）。⁽²⁰⁾所谓限权政府，即政府干涉社会和市场以必要为限，尽量减少政府的规模和对于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严格按照既定的宪法和法律框架所确定的权力范围进行活动。所谓自由企业，即相信私有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和私有企业能够比政府和公共机构做出更加符合社会和人民利益的经济决策，因此政府不应干预自由企业。所谓个人自由，即个人享有某种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政府原则上不应该要求个人如何行为。而且，自由的个人同时是有责任的个人，但此种责任是个人对于个人自己的限制。所谓传统价值，即要秉承美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尤其是家庭观念，反对各种激进和越轨的个人生活方式，尤其是性行为，反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青年造反运动所塑造的新潮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谓强大国防，即相信必须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够保卫美国的自由和和平，因而主张外交上的鹰派战略。

传统基金会在政治上的强势是以前任何智库所没有过的。不同于AEI所长威廉·巴鲁迪（William J. Baroody）强调和遵循的“思想市场平衡”，即“理性的保守主义”⁽²¹⁾，传统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坚持其保守主义立场，并积极主动地推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原因在于，埃德温·福伊尔纳深刻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去保持中立形象是很不明智的。在一次采访过程中他对记者说道：“我们不会像AEI那样走到政治光谱的中央，我们会毫不避讳地坚持保守主义的立场。传统基金会的产品就是直截了当的保守主义。”⁽²²⁾

旗帜鲜明的立场为传统基金会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发展，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这家智库对影响力的重视程度达到了美国智库前所未有的高度。突出重视对媒体尤其对国会的影响，也成为传统基金会的第二大特征。传统基金会的快速发展开始于1977年。那一年，埃德温·福伊尔纳正式上任。他上任的第一年，“资源银行”（resource bank）创立，《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创刊。两年后，他邀请保守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 Sullivan）接替罗伯特·许廷格（Robert Schuettinger），担任传统基金会内刊《政策评论》的编辑。在约翰·奥沙利文的管理下，《政策评论》持续推出鲜活的、适合辩论的议题来吸引受众，迅速提升了影响力。⁽²³⁾影响巨大的《政策评论》和积极主动的媒体策略为传统基金会“直截了当的保守主义”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传统基金会独特的产品模式也令人耳目一新，其重要特点就是“快速回应”（quick-response）。⁽²⁴⁾从形式上看，埃德温·福伊尔纳及其团队更注重将学者研究出来的结论进行简化，从而能够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更好地影响决策者。这种产品模式与其积极主动的营销意识一脉相承。

直接面对国会，对传统基金会而言是一项“比较优势”。埃德温·福伊尔纳曾明确表示：“我们的职责就是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共同体，尤其是国会”⁽²⁵⁾，“这就是我们坐落在麻省大道的国会山附近，而不像布鲁金斯学会一样在大道的另一端（白宫附近）的原因”⁽²⁶⁾。李·爱德华兹解释说，传统基金会的重点在国会，布鲁金斯的重点在白宫，因为前者更加重视影响美国的立法体系，其内在的逻辑在于国会是“政府的人民分支”。⁽²⁷⁾

传统基金会的第三大特征在于行动上的“融合”。类似于保守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融合主义，传统基金会实际上充当了行动上的保守主义融合机构。正如乔治·纳什所言：“建立于1973年的传统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里根革命’的神经中枢。传统基金会在埃德温·福伊尔纳的领导下，有意识地承担了整个保守派公共政策网络的协调人、联络媒介以及信息搜集所……”⁽²⁸⁾

值得一提的是，埃德温·福伊尔纳的前任弗兰克·沃尔顿（Frank Walton）开创的“直邮”模式——一种为当时智库界难以想象的、典型用于政治竞选的手段——后来被发挥到极致，研究产品的传播、资金的募集、政治上的影响力在这种模式下得以完美地结合。“直邮”模式一方面迅速提升了传统基金会的财务实力，并使其摆脱了之前以智库基金会、商业巨头或者政府资助为主的状况，开始走向某种类似于“众筹”的募资模式；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扩大了传统基金会研究成果和思想产品的影响力，大量的会员为传统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也成为这个机构政治上的“听众”和“粉丝”。

传统基金会不仅为保守主义的政治家提供政治活动中所需要的政策产品，也为来自全国的保守派提供教育和培训支持，成为整个保守派的人才库和资源库。一方面，传统基金会一年一度的“资源银行”会议，整合支持保守派的企业资源和资金来源，同时汇聚媒体等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传统基金会也成为全国各地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和专家来到华盛顿的中转站与孵化器——他们可以在传统基金会熟悉华盛顿的环境、开展自己的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传统基金会的平台发出去以影响实际政治。20世纪70年代后期，该机构又发起了两月一期的报纸专栏——传统基金会论坛。到1981年，这个专栏有450多家报纸支持。这个论坛为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声音设置了表达渠道，也形成了一个融合各派的保守主义阵营。⁽²⁹⁾

从传统基金会的三大特征不难发现，其最主要的逻辑就是政治化。政治化的同时，传统基金会也在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回顾历史，一个重要的案例是，1981年减税政策之后，1982年里根政府又出台了增税政策，前者和供给方经济学⁽³⁰⁾的很多观点不符，而后者几乎让人质疑里根政府的保守主义立场。在所有的质疑声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传统基金会，这家智库和税收经济协会（Economics of Taxation）联合出版了《供给方经济学文集》（Essays in Supply Side Economics），并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新书发布会，邀请400位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学者和媒体代表参加了讨论。通过这样的宣传，传统基金会更加鲜明地展现了自己的立场——支持供给方的减税政策。⁽³¹⁾

对独立性的强调，来自传统基金会为之自豪的自我定位。李·爱德华兹向笔者反复说明，传统基金会推崇的是保守主义价值观，而不是共和党或者保守主义运动的附属物。20世纪70—80年代，传统基金会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传统基金会已经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正如李·爱德华兹的新著书名所标榜的，传统基金会已经成为保守派的“领路人”。⁽³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