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研究现状
在探讨了中国文化的概念、结构之后，本节分析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情况、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一、文献分析
中华文明浩浩荡荡、绵延至今，有关中国文化的原著及其研究的书籍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下文分两步展开：
1．简要列举中国文化研究文献
古人有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中，“源头活水”可用来比喻经典古籍，欲学习中国文化，不可不有几本古籍（或原著）在心中。关于古籍（或原著），前辈们纷纷荐引书目并附加读法，以为后来者研习指南，众家推荐实各有所重，不过，《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此四者可谓经典中的经典。除了以上四本外，《大学》《中庸》《近思录》《传习录》《史记》《诗经》《楚辞》《红楼梦》等也当属研习中国文化的重要读本。
如何研习古籍（或原著）？怎样挑选版本？昔日，任公曾这样指点后学者：
《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使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
《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
《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
《庄子》
内篇七篇及杂篇中之《天下篇》最当精读。注释有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差可。(1)
除了古籍（或原著）外，还需结合研读中国学者所著的现代论述书籍，其中，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任继愈的《老子绎读》、陈鼓应的《老庄新论》、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唐君毅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成中英的《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高瑞泉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陈来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等著作可资品读。
除以上所提两者外，自近代以来国外的中国研究情况也当关注，以期通过海外视角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在此推荐美国本杰明·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美国费正清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美国格里德尔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英国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法国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德国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荷兰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日本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日本沟口雄三的《中国的思想》等著作，以供读者选读。
2．整体分析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情况
首先，从研究热度看，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文化与文化史的丛书、专著、译著纷纷出版，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的文化研讨会、文化沙龙、文化书院联翩而起，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生、文化与科学、文化与艺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理论问题以及区域文化、社区文化、雅文化、俗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青年文化、妇女文化等范畴日益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对象，全国各社会科学院的院办刊物纷纷开辟专栏，许多出版社先后推出《文化哲学丛书》《人文丛书》《人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自2004年以来，《百家讲坛》经过全新改版之后，一跃成为收视率名列前茅的栏目。随着《百家讲坛》收视率的节节攀升，一些经典讲座如“揭秘《红楼》”“品读《三国》”“《论语》心得”等受到亿万观众的喜爱，由此引发了新的三国热、红学热，甚而所谓的“国学热”。以上种种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化热”。(2)
其次，从研究广度看，近30年来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涉猎非常广泛。
从参与讨论的成员来看，不仅有大陆的专家、学者，还有众多的海外学子、港台及外籍华人；不仅有从事文学、历史、哲学等传统学科研究的人员，也有从事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教育、心理等新兴学科和应用学科研究的人员；不仅有人文领域（包括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等）的同志，还有科学领域的同志；不仅有社会各界的名流、大家，还有刚入门和未入门的青年学者、学生，乃至许多政治家、企业家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一波文化讨论中来。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层面，这次文化讨论的阵营是大大地扩展了。(3)
再次，从研究成果来看，30年来的文化探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比如，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恪守本位文化论、中体西用论有之，鼓吹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有之，主张综合创新论、批判继承论有之，提倡有条件地西化论、超越前进论有之。在“五四”精神的认识上，既有传统的彻底反帝反封建说、民主科学说，又有富于时代感的救亡启蒙并行说、救亡即是启蒙说、救亡压倒启蒙说、思想启蒙中断说；既有全盘反传统说，又有有针对地反传统说。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一些人认为其间存在根本冲突，强调不破不立，力主抛弃传统；一些人接受海外新儒家的观点，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强调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一些人认为二者既有矛盾冲突的方面，也有相通契合的方面，强调批判和扬弃传统；一些人认为，冲突和契合都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立足现实，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或结合部），以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再生。在其他热点问题上，也普遍表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4)尽管有些观点、意见、主张或囿于保守，或失于偏激，或趋于平和，要之，各家说法得以共生，这恰恰是一种良好探讨气氛的显现，为今后的学术发展打下多路并进的基础。
不过，近三十年来的文化探讨中亦曾先后出现种种不良的倾向，文化研究亦还存在许多薄弱的环节，有学者做了如下概括(5)：
（1）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的倾向。
在“文化热”的早期和中期，许多论者都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视野集中于儒家文化的论评，甚或直接以儒家文化来代替整个中国文化。这显然有违中国文化的客观实际。
（2）全盘西化论倾向。
在新时期的“文化热”中，一些论者割裂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联系，漠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规律，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立场出发，强调彻头彻尾地抛弃中国固有文化，彻头彻尾地接受西方文化，个别论者甚至提出西化就是殖民化。由于这一主张存在明显的理论漏洞和社会危害，因而很快受到绝大多数论者的严正批评和摒弃。
（3）文化本位主义倾向。
出于对全盘西化论倾向的批判和反动，亦由于受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中，一些论者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倾向，认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是西方文化统领人类的世纪，21世纪则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文化具有超时空的价值，代表着新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必将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居于重要的乃至主导的地位。
（4）文化决定论倾向。
新时期的文化决定论实际上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救国论的翻版，它的实质亦在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此论就其意识到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反作用而言，不无积极意义和合理价值。但它的弊病也在于通过对精神文化之作用的肯定而走向极端，夸大这种作用，从而忽略了经济政治的基础地位，人为地背离了文化的发展最终受制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的客观规律。
（5）缺乏科学的实证研究。
在文化论争的早期和中期，许多论者都抛开实证研究，排斥实实在在的学问，而径从感觉印象出发，无所顾忌地乱发议论，致使所作文章、所下结论似是而非，主观随意性很大，经不住学理的推敲和事实的检验。更有论者以追求“轰动效应”为鹄的，以唱反调为时髦；或以所谓“深刻的片面”相标榜，似乎片面之词、过激之言可以与认识之深刻画等号。
随着探讨的深入前行，这些不良倾向现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和校正。
二、热点聚焦
许纪霖曾在《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一书之“编后记”中写道：
现代中国的思想，自五四之后就分化为各种政治的和文化的“主义”，形成了相互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虽然这些形形色色的“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救国、救世与救心方案，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因而在表面冲突的背后，却共享着现代性的若干基本观念——而对这些观念的研究，尤其是同一的核心观念，在中西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下的不同内涵以及历史实践，是以往的研究比较忽视的，而又是这十年来思想史研究的最新趋向。(6)
上引文字，道明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当前趋势，即众家围绕以现代性为中心议题展开探讨，在这一中心议题下，自我与迎“我”面而来的世界、民主与自由、意识形态与革命、民族国家和世界公民、公共空间的生存方式、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等成为目前中国文化研究的热点，其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乃是热点中的焦点，“其他一切文化与文化史问题的讨论都是以这一问题为中轴而展开的”(7)。
限于篇幅，本节重点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一议题的研究情况。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之所以成为其他诸多问题探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现代性并不源发自中国，英国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在其著述《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了现代性最早出现的时间与空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8)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的到来伴随着战败、割地、不平等条约等一系列“屈折”的历史事件。何俊提出：“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化过程对于非欧洲地区的人民来说，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客观上似乎都是以向西方转型的特征进行着。”(9)这一分析与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见略同：
“近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局部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至多不过是他们欧洲人内部对旧时代进行自我讴歌时使用的概念。可是，随着欧洲不断将其自身膨胀至与整个世界同等大小，“近代”这一概念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化身成为一个世界性概念，到这时，“近代”一词甚至成了证明欧洲在世界史上的优越地位的标志。亚洲对此的表现则是或抵抗或屈服、或赞美或追随，而最终的结果都是接受了这个概念。由于经历过如此的过程，所以对于亚洲来说，“近代”一词不得不成为一个包含多种屈折的概念。(10)
因而，怎样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和怎样面对传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欧拉迈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中国的现代性是被两种因素辩证定型的，一种是18世纪早期对中国影响最深的西方现代性。另一种就是中国已经存在千年的文化遗产。”(11)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讨论，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始终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思缕中最细密的葛藤。“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思考，还是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思考，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中西文化的关系或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而展开的。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五四的‘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代表了从近代到五四人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12)应该说，当代所探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历史的延续，不过在新时代也呈现出新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1）逐渐改变盲目膜拜西方的状态，转而从自身传统出发寻找中国现代性的突破口。
陈来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除了反映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之外，它也还有受世界语境影响的一面。……‘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其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文化，但这一讨论不可避免地与‘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相联系”。(13)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14)
上引蒋文所隐含着的这种把西方作为标杆的心态，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只能采用“被现代化”的形式，即“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15)。
在跨入21世纪之际，人们逐渐认识到西化和泛西化的思维定式需要修正和检讨。诚如乐黛云所认为的，“虽然还有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一种文化来征服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以达到所谓‘进步’，或‘精神殖民’的目的，但多数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多元文化共生必然是文化发展的未来”。(16)田文军指出，“一切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都以传统为前提，一切现代化都不过是某种文化传统在现实条件下的存在，是创新和发展了的传统。……人们无力超越传统，只能通过传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在这种活动中推动传统的变化”。(17)
（2）从传统与现代的对峙，逐渐走向二者的双向、健康互动。
殷海光曾在1965年分析“近若干年来中国文化问题的著作或论证”，认为这类言论的基本因素不外下列三种：
（1）受挫折的群体情绪（group feeling），并且是被有意经营和加强了的群体情绪。
（2）传统跟随（tradition following）。这类倾向是出于以承继“道统”和弘扬“历史精神文化”为己任。
（3）心理方面的违拗作用。有了这种心理作用的人士，有时标榜“全盘西化”。(18)
殷氏所分析的情况主要原因应在于这些言论者将传统与现代看作对峙的两极。这个观点如今虽尚有存在，但从大方向看，传统文化不再被认为是僵死的过去，它仍然可以并且正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正面的积极的活跃因素。陈来认为：“90年代末的思想学术界，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传统是不可能的；传统是文化对于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于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创造地传达其意义。”(19)张灏认为：“传统与现代化，这是一个百年来的老问题。……我们不但要以现代化为基点去批判传统，同时也需要借助传统去检讨现代化。”(20)还有论者指出：“中国传统思想则更多强调统一、融合，甚至是混沌。在中国的思想史脉络中，先秦以后儒、道、法，甚至后来从西域传来的佛家思想，慢慢呈现一种相互靠近、相互融合的趋势。……到现在，这种传统仍有所延续。”(21)龚鹏程指出：“真正要面对现代化理论，是要问：现代性真是种好东西吗？现代社会真是人所需要、符合人性的吗？我们牺牲文化传统去追求现代化，值得吗？亦即：现今我们需要的，不是追求现代化而是批判现代化。”(22)
郭齐勇这样评价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日益能以平等心与先哲作心灵交流与思想对话，并在人生体验中体认儒释道诸家乃至诸子百家的现代意义，在基本看法和评价尺度上，作出了极有意义的世纪性的转折，扬弃了五四前后对西方启蒙理性所作的平面化的理解，肯定了前现代文明中的宝贵思想资源在现代与后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的积极作用。”(23)显然，这样的研究面貌并不局限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而是正在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流。
（3）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正成为中外学者热衷的话题。
尽管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尽管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尚未被论定，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正在使其为现代人类世界贡献独特力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英国人汤因比即开始了他的反思西方文化之旅，他在《历史研究》中预测道，“如果西方的爆炸性不受到某种坚决的遏制，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24)
梁启超也在差不多同时体会到：以前被他所认识、所介绍的西方世界并不是一个被全面审视的世界，而是被它强大、繁荣、民主、自由的外表所震慑而形成的特定视角下得出的印象，因而是理想化了的世界（包括对国家主义的认识亦是如此）；以前被他所褒、所贬的中国思想文化，是以包含着虚假成分的西方文化作参照得出的结论，真实的中国文化还需要重新加以认识。学术界有关于第三次中西对话的说法。所谓第三次中西对话，被认为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文化”（用现代时髦的话说是“后工业文明”）与被具有近代思想的学者、思想家重新解释过的“东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参与这场对话的西方人，已经不是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通过批判工业文明异化现象而寻求人类全面发展的“未来”思想家。参与这场对话的中国人，是理解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两面性，同时又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用现代精神作重新解释，使之适合现代人类精神健康发展的思想家。(25)显然，汤因比和梁启超正是第三次中西对话的先驱者。
尽管“现代性”一词自肇始距今不过三四百年，但引发“现代性”思考方式与思考逻辑的问题本身似乎并不仅属于现代。从实践层面而言，人们追求“现代性”，归根结底在于追求“美好生活”；如何达至美好生活的彼岸，这属于整个人类的千古命题，每一时代都有相应的思考和探索，而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思维模式为现代中国提供了灵感和营养。诚如徐儒宗所见，“若夫取古方以疗今病，固难免刻舟之讥矣；然而挹古方治病之理以资今人处方之鉴，则犹足他山之攻尔”。(26)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境遇，有学者作了如下分析，可资体认：
现代世界视野的形成，西方数百年，尤其是近百十年历时性发展而成的各种思潮、术语和思想要素纷相涌入，经过译介、解释、应用和转换，却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沉积成，或筛选出一种共时性的文化思想材料的布局，一种互为矛盾，又可以互相折射和吸收的思想回音壁。这种思想回音壁的效应，提供了异常开阔的思想空间和文化阐释的可能性，在七嘴八舌中把中国数千年间的思想文化资源惊醒了，激活了，它要求对话，要求创造性的解释，要求在去芜存精中再振自己的当代价值。(27)
三、发展趋势
未来中国文化的研究将呈现怎样的面貌？或者，未来人们应该怎样研究中国文化？这两个问题看似有着不同的方向，不过，雅斯贝尔斯提出“能动的预见”的概念，使这两个问题走向了“一体”：
沉思的预见仅表现了一种求知欲望，而不包含沉思者的任何能动的参与。相反，能动的预见则表达出可能的事物，因为使这一可能性实现的意志是其中的一个决定因素。这样的预见突破了沉思的范围而走向自主的决定。
既然我们不可能对世上将要发生的事作出完整的描述，我们对种种可能性的构想就仅仅是揭示出为未来而斗争的战场。现实正将从这一战场上呈现出来。那种单纯是这一战斗的旁观者的人，不可能了解进行战斗的真正原因。(28)
事实上，学者们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未来所进行的思考，也无不呈现出一种“能动的预见”。在采集众家说法的同时，本文在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研究思维、研究心态这四个方面提出未来中国文化研究的应有面貌：
1．中国文化的研究立场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差异和互补研究正在形成一个热潮，固然，有一个或者多个跨越自己的文化“他者”，从一个或多个超越自身立场的角度来观察与反思，必然会对研究“主体”有着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不过，文化比较与文化认同、现代社会与文化传统、个体发展与国家富强、世界大势与民族个性，并不抵牾。我们既需拥有放眼世界、认识中国的胸怀，更需坚定立足中国、迎面世界的立场。面对新的局面，研究者必须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来自他者立场、视角的各种见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既需要通过自身的力量，观察、理解、思考我们自身的文化，相应的，在另一方向，甚至于另几个方向上的思考、理解、观察，也应当成为我们审视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一种参照。
2．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
美国罗杰·皮斯尔在其著作《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之“导论”中这样表达他对学术研究的看法：
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从一个研究问题开始，接下去是文献回顾，收集或发现信息，分析、解读并得出结论。在设计研究过程和构建新理论的意义上它可以是一种发明创造。(29)
可见，在学术研究中，设计研究过程本身即可被看为一种发明创造，学习了解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除了理解其成果之外，还须思考探索其所采用的方法。目前，学术界常见的研究方法有：文献调查法、田野调查法、行动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方法等等。当今时代，伴随着“第三波文明”“资讯革命”“太空时代”“地球村”等全新概念而来的中国文化学术领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现象，而研究者作为一个自变量（一个影响结果的原因或动力）(30)，尤其需要灵活掌握多种研究方法，理解各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所在，以期在实际运用中结合自身优势开辟独到而有效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带来不同的研究景观，学术之路上有不少学术论辩的“公案”，这些“公案”的起因往往是因不同的学者对同一议题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甚而针锋相对的方法。对于这些“公案”的关注不失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条捷径，因为这些“公案”的交锋所在不仅仅是方法之争，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术立场、学术气度等综合因素的通盘展示和较量。比如在20世纪初梁启超与胡适就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公开论辩，有学者这样总结这场论辩：
他（编者按：指胡适）始终相信《大纲》所用的方法是恰当的，自诩“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梁启超在其晚年著作中论及中国古代哲学时，照常有意识地与胡适对着讲。他特别是对胡适治学方法的普遍适用性表示质疑。胡适对孔子儒学的无知更使他诧异，至于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更难以引为同调。说到底，梁胡是两种类型的学问家，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时代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31)
3．研究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重视和青睐，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和采用不同范型研究中国文化，一时间各种结论风起云涌，使我们目不暇接、迷离失据。因此，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有助于我们面对这一局面。何谓批判性思维？美国学者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这样阐释：
从广义上讲，批判性思维是指一种训练有素的自导式思维，它意在通过公正的方法使推理的质量达到最高水平。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一贯努力活得更理智、更合理、更有同理心。他们能强烈地意识到人的思维在不加审视时存在着先天缺陷。他们力图削弱利己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倾向的力量，并善于利用批判性思维提供的一些方法，也就是一些能让他们分析、评估和改善思维的概念与原则。……他们体现了苏格拉底的原则：浑浑噩噩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智力发展，还关心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是非分明的世界。(32)
批判性思维内含有反思—建构两个维度的品格，并且这两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不经反思的建构根基不实，不致建构的反思则虚弱无力。阅读者在审慎而恰当地面对各种传递的观念和立场的同时，应在批判性思维方式的良好运用之基础上，努力建构属于自身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形成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
4．中国文化的研究心态
面对中国文化研究，究竟应持怎样的心态？积极，消极，乐观抑或悲观？
已故的劳思光先生曾不无悲观地感叹：
总括来说，我明确地认为现代文化确是在巨大危机之中。在观念或思想层面看，现代文化兴起后，人的思考陷入一种自破性的理论语言。简单说，即是：种种理论总是不能使自身的当前活动成为可解的。……站在20世纪的末尾，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幻灭感与迷失感的世纪，恰恰与19世纪之为“希望的世纪”形成强烈对照。更不幸的是，我们在东亚地区，面对着如此危机严重的现代文化，还必须致力于“现代化”（其所以“必须”，是属于“势”的问题），则发现自身在“困局”之中，岂非极自然的事？然则，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33)
看来，劳思光先生认为，东亚地区的困局感似恰恰在于已然成“势”的“现代化”。这一见解给读者带来一道关于中国文化的黯然前景。
另有一些学者的思考体现了对中国文化未来的积极憧憬：中国文化正处于转型期，假如转型成功，从而建构起现代文明秩序，那么我们将脱离现在的“危机时代”。这些学者把视野聚焦在怎样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资中筠认为：
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中，但社会转型并不会自动地成功地转向一个现代文明秩序。这一项巨大的文明转型的工程，它建构的主要资源来自社会主义，来自资本主义，也应该并必然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34)
以上两例可见，“面对着生活其中的世界，对之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但不同的态度便揭示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35)在未来的探索中，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汲取和比较不同的观点，并在构建全局性视野和思维的过程中逐步养成斯宾诺莎所提的“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的心态，汲取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教诲，熟练运用批判性思维方式，审慎面对自身及他者的各种观点（建构），从容、平和地面对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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