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结构
金观涛认为：“长期变迁中规律的存在，必须有赖于千百年来基本不变的结构。”(1)殷海光认为：“一个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基本地受他所在的文化模型和社会传统塑造。因此，在一个文化中，固然各个文化分子的性格各有其个别差异，但是大多数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或模式性格（model personality）有根本的相同和相通的地方。”(2)德国的卡西尔认为：“人类文化并不是从它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的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的。……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在于个别的砖瓦而在于作为建筑形式的一般功能。”(3)
看来，要想相对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可以从结构入手。本节从共时（横）和历时（纵）两个维度入手搭建结构，在横纵两方面整体把握和观照中国文化，以期找到中国文化的逻辑体系。
一、横向考察
所谓横向考察，即考察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层次情况。如何考察呢？学术界涌现出许多说法，比如，就考察文化应当全面涉及还是有所侧重这一问题，学者就各有主张。有力主全面涉及的，如常乃德认为：“文化史非政治史，也非思想史，其内容应该包括国民全体的精神和物质进展的状态在内，所以编制最难。稍一不慎，即有偏重之虞。”(4)陈序经也认为治中国文化不能以偏概全，他认为：“我们以为专以文雅、美术、道德、宗教、政治与武力的各种东西中的一样，去当为文化，其错误正像只以文字或文学来当为文化是一样的。因为，不只是这些东西中的某一样，不过是文化的一方面，就是合了这几样东西来看，也不过只是文化的很多方面的几方面。”(5)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划分，也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方面：
（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
（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6)
以上学者认为考察中国文化应尽量全面，但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一观点，如黄兴涛所言：“那种认为文化无所不包的论调无疑是荒唐的。”(7)又如蔡尚思认为：“文化应当与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划分范围，不能混文化与其他三者为一谈。”(8)
以上举例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内容范围的争论。此外，另有一部分学者将着眼点放在层次划分上，如金耀基将中国文化分为“理论层”与“行为层”：“我们讨论中国的社会文化，必须把它的“理论层”与“行为层”合起来看。从理论层说，中国文化是有一‘理想形象（idea image）’的。但从行为层说，则中国社会实与中国文化的‘理想形象’迥不相侔，从而，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必须并二者而合谈，否则不是涉于主观，便易流于意气。”(9)又如，冯骥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可分做“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部分：“精英创造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记录，民间文化是大众用双手和心灵创造的。老百姓不识字，民间文化大都是口传心授，代代相传，因而始终处在相当脆弱的自生自灭状态中。”(10)钟敬文对中国文化的层次划分与冯骥才的见解有些相似，只是他没有以“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来定义层次：
一个最高的层次，就是哲学家、作家等的文化，古代的文献、哲学、文学创作等各种“古代”学问，如《诗经》《易经》等。上层文化之外还有中层文化，就是唐宋以来，中国都市兴起的文化，从文学上来讲就是小说、戏剧、小调、小曲一类东西。最后是农民文化，包括一部分农村的小工、手工艺者的文化，即所谓“民间文化”。(11)
冯骥才和钟敬文的层次划分方法可以与美国学者芮德菲尔德提出的有关文明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说法展开讨论：
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12)
除了借鉴以上各家所探讨的内容范围、层次划分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也应学习参考。费孝通指出，考虑中国文化可重点考察其“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特色：
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了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13)
西方学者斯宾格勒提出从形态学的角度观照文化也值得关注：
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与数学方面之间，宗教概念和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学与认知形式之间，都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形态学的关系，并以这样的关系象征性地体现着特定人类的生命本质。(14)
以上各家言论各有所长，值得综合借鉴。那么，究竟怎样确定横向上的“面相”，以期尽可能地抓住中国文化的关键点呢？我们先搁置疑问，将视野切换到纵向角度。
二、纵向剖析
说到对中国文化进行纵向剖析，往往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纵向整体观照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二是如何将整体的中国文化历史具体化为几个阶段。当然，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且举几个中外学术界较为典型的纵向观照中国文化的观点。
1．黑格尔的中国文化历史观
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15)
黑氏认为，中国历史“终古如此”，无须分段，还很落后。这一观点引起不少学者的回应，其中钱穆的分析值得参考：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惟其强调了矛盾性与否定性，而后认为人类历史之发展，是极富于战斗精神的，而且必然是一种战斗精神的。然而人类之演进，融和摄合，比战斗更重要。……黑格尔辩证法的所谓战斗最高精神，在否定对方来建立自己，也可说是在否定自己来建立客观之总体。但无论如何，否定绝非是人类历史之终极发展。而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理想之终极发展，则在于精神战胜了物质，而物质存在又到底不可否定。人类文化精神即建立在物质存在的基础上，精神可以超越物质存在，而仍必涵盖有物质存在，则黑格尔所理想的人类历史之终极发展，到底将落空，或成为正相反对的发展。(16)
法国学者谢和耐，站在另一立场上回应了黑氏对中国历史的“武断”：
中国历史如同我们未经开发的中世纪史。一再指摘这段时期停滞、往复循环、重蹈相同社会结构与政治观念，这种指责无非是对一段未知历史作价值宣判。(17)
2．汤因比的中国历史观
自统一的清政权在1911年的覆灭始，回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政权的建立止，这段历史明显展现了中国史的结构。在1911年以后，中国经历了又一次分裂，这种局面在1949年随着一个新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的建立而告结束。但我们无法断定，这种引进外来西方思想的做法不会给中国史带来一次决定性的中断，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转变。(18)
汤因比将中国历史分为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1911年至1949年、1949年以后这样三个阶段，其分段依据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不同。同时，汤因比似乎认为，政治结构的转变将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中断。
关于政治结构的转变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中断，金观涛的看法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如何形成的？通常可能有两种假象模型。一种是将其视为自然过程，如同水成岩慢慢积淀而成那样，人在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中将某些习惯固定化为深层结构。另一种是把人的文化创造比作绘制巨大的图画，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原先绘制的草图被一次又一次擦去和重画。在不断地擦去和重画的过程中，某些痕迹积累起来，形成不依赖于某一特定时代的深层结构，成为后人创造新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演变的漫长历史告诉我们，第二种假说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19)
金观涛认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并不等同于政治结构，政治结构的变迁也并不意味着文化结构的改变。不过，金观涛认为中国文化正在进行现代转型，他对属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融合机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是否能以及将如何发挥力量并未作出明确回答：
今天，第二次融合建立的意识形态已经解构，中国文化正在进行新的现代转型。在这中西文化再次碰撞的历史关系中，传统的文化融合机制是否会再次显现？它在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现在所能回答的。(20)
3．梁启超的观点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21)
另外，有一些学者关于世界历史的阶段划分以及文化发展的观点也值得注意。
（1）德国人卡尔·雅斯贝尔斯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是：我们只能推断出最初的一大步，即语言之产生，工具之发明以及火之点燃和应用。这是普罗米修斯的时代，是所有历史之基础，正是经历了这一阶段人类才变成了不同于我们不能想象的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存在。
其二是：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稍晚在中国黄河流域，产生了古代的高度文明。
其三是：以公元前500年左右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出现。
其四是：其后只有唯一的一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科学技术的时代。(22)
（2）德国人斯宾格勒对于文化发展的看法
每一文化自身的自我表现都有各种新的可能性，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而是有多种，每一种在其最深的本质上决不同于别种，每一种都有生之限期，且自足独立，一如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与果，不同的生长和衰落方式。……我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幅漫无止境的形成与转变的图像，一幅有机形式的奇妙的盈亏的图像。相反，专业的历史学家则把它看作是绦虫一类的东西，只知道不断地把历史时代一节节地往自己身上增加。(23)
（3）汤因比对于文化发展或萎缩的原因的分析
一个社会在其存在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难题，每个社会成员为其个人利益必须竭尽全力去解决它们。每个难题的提出，便是一种需要经受严格考验的挑战，经过一系列的磨难，这个社会的成员本身会逐渐呈现出彼此的差异。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人失败，同时又有另外一些人成功地找到解决的办法。有些已发现的解决方法对成功地解决接踵而来的问题又显得不大完善，或者过于泛泛，或者适得其反；而其他一些方法却能对未来的发展对症下药，相得益彰。当一个接一个的考验迎面而来时，某些社会成员在某个时刻未能调整好自己，倒在了途中；还有一些成员继续斗争，结果或精疲力竭，或扭曲反常，或萎缩困顿；另外一些成员在智力和体力上得到提高，在为个人开辟道路的过程中，会发现通向他们所隶属的那个社会总体进步的新途径。总而言之，若没有注意到某个特定社会成员的同伴所做出的相同或相异的行为，或没有看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以一系列事件的形式出现的接二连三的考验的话，那就不可能掌握该社会成员在特定考验下的行为有什么重要意义。(24)
（4）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关于亚洲文化的整体走势判断
以亚洲为例，那儿曾经是文化产生之地并经历过多种文化阶段，然而正是在亚洲，这种变化从整体上看却呈现着一种倒退。亚洲文化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最为繁荣，但到了希腊和罗马文化占优势的人类历史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就不再那么辉煌了，随着野蛮的蒙古人的入侵，亚洲文化甚至完全结束了。(25)
以上列举了几种纵向观照文化的观点和方法，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历程提供宝贵的学术经验。究竟怎样确立中国文化研究体系，还需纵横把握，通盘考量。
三、逻辑体系
综合以上各家看法，中国文化的逻辑体系取纵横有序的结构体系，在横向上注意以下几点：
（1）在物质、精神、制度三层面上广泛涉猎，观照每个时代突出的文化“焦点”或者能够凝聚起经典、转型、新兴、改革等这些关键概念的重要文化因素。如前所述，在横向观照文化上，不同的学者已提出不同的观照视角和方法，不过集中而言，“几乎所有文化学或文化哲学研究者在某种意义上都会同意把文化的构成最粗略地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因为这种划分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整个文化世界”。(26)
（2）在每一点的研究中注重历史感，强调其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深远影响，在整体研究体系上造成“横中有纵”的结构。所谓“历史感”，“是指人突然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所领悟，把人类今天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数千年来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企图超越某一个特定时代、某一种特定文化社会规范来考察历史的意识”。(27)每一个文化现象的涌现既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又往往对中国文化走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以整体观为引领，捕捉每个文化现象之于文化整体的关系，使整个结构体系呈现多样而统一的有序姿态。
（3）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诚然，中国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但是，其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28)故而，作为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观照言，研究应以汉族文化为主要对象，毕竟，汉族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model personality）。而在濡化过程中，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决定对外来文化价值和事物之迎或拒(29)，诚如柳诒徵所叹：“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30)
在纵向上，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中国文化的连续性、绵延性，将中国文化视为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
尽管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遭遇了“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回望近两百年来的历史，中国社会的跌宕变迁，相较过往要来得迅猛快捷许多，中国文化似有脱离传统的危机之象，不过，有学者认为：“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31)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近代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和欧洲、日本不同的独自的历史道路，一直到今天。”(32)何况，传统本身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它既是被制定，又能被重新制定和更改。当然，这一切有赖于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中国人”。(33)对于西方文化精华的吸纳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中断，相反，强大的吸纳力量本身即属于中国文化传统。
（2）精细地观照近两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发展脉络。
长期以来，在文化研究领域，多数学者关心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注重对儒、道、释诸家学说精义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的研究。(34)然而，如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言，“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到久远的年代和陌生的境遇之中，尽管那些境遇对于当代仍然会有影响抑或间接的影响，但我们却很有可能远远偏离目标”(35)。对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文化”来说，经过近两百年来历史的流转，伴随着一个具有五千年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的世界性大国在自清末以来盛至而衰、弱极而变的演进，中国文化已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众多新的文化内容。这些新质的文化内容不仅在时间上离今天更近，而且其产生的环境和背景与今天也多有相似之处，因而对现实的影响也同样不容低估。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应弥补中国文化研究中“厚古薄今”的普遍现象，认真考察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余英时曾提醒道：
然而近代中国确实发生了许许多多问题，这是客观事实。这些问题能否很好地获得解决，将会重大地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命运。(36)
费孝通也说：
这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有时空两个坐标，用文字来叙述时有时难于兼顾，所以在地域上不免有顾此失彼、方位错乱，时间上不免有前后交叉、顺序倒置的缺点。(37)
探索中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即使如此，我们亦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力研究，因为只有在行进之中方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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