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古寫本家集之“諱其名”
由於《文選》在歷代的廣爲傳播，吕延濟關於“家集諱其名”的注釋頗能引起後世學者的注意，清何焯曾推闡其例，舉任昉《啓》文中“君於品庶”及六朝集多有“君啓”“君白”之例以爲佐證[614]，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於何義門説加按語曰：“廣業案：《南史》本傳云：‘衣冠貴游，多與交好，坐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又《到溉傳》：‘陸係贈昉詩云：任君本達識，’時謂昉爲任君，據此則當時不獨家集諱之矣，”[615]詳周廣業語義，他認爲任昉在世時其他人即稱任昉曰“任君”；當其子孫纂録家集時，遂因世間流行之“〔任〕君”美稱來代换家集中“〔任〕昉”之名，也就是説，周廣業既認可六朝文集存在吕延濟所説的“家集諱其名”之現象，又爲《任昉集》何以偏偏用“君”字作爲諱名代字找到了史籍依據，可以説爲這一問題的討論更進一解，當然，以“君”代名表示敬意，乃漢魏六朝臨文通習（近似於周秦稱“子”），並非稱任昉爲“任君”所專有，比如賈誼《新書·先醒》篇有“懷王問於賈君”之句，余嘉錫認爲：“古人自稱爲某子者，或有之矣，未有自名爲君者，此明爲弟子或其子孫之詞也，”[616]這一判斷不無道理，很可能賈誼後人或弟子在整理《新書》時便已用“君”字作“誼”之諱字[617]，六朝文獻中也常見稱鄭玄曰“鄭君”之例，亦可佐證。
前引何焯雖提及六朝集多有諱名之例，但並未舉證，周廣業則續加舉例曰：“《文苑英華》徐陵《與王僧辯書》，首尾皆云‘孤子徐君頓首’，餘諸書曰‘徐君白’，王勣亦然，《弘明集》鄭道子《與沙門論踞食書》末云‘鄭君頓首’，亦其例也，”[618]錢鍾書也注意到這一問題，遂在《管錐編》第三册論《全晉文》時專列“書啓自署‘君’‘公’”一條，舉證並加以闡釋曰：
嚴可均所輯王僧達《祭顔光禄文》，係出自《文選》卷六〇，今查宋本系統李善注本及五臣注本，即已經皆作“王君”“顔君”，錢鍾書認爲祭文敬稱顔延年爲“顔君”，而亦自稱“王君”，不合謹敬之理，故推斷《文選》録文時係據王僧達之家集，而家集因王僧達子孫避諱的緣故，已經改“王僧達”作“王君”，今考《隋書·經籍志》著録“宋護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梁有録一卷”[620]，是王僧達在梁代有集傳世，蕭統等人自可據以選録。
錢鍾書又舉戴逵、鄭鮮之、劉善明例以佐證曰：
論證皆確鑿可立，而三人别集於《隋志》中著録曰：“晉徵士《戴逵集》九卷，殘缺，梁十卷，録一卷……宋太常卿《鄭鮮之集》十三卷，梁二十卷，録一卷……豫州刺史《劉善明集》十卷，”[6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晉徵士《戴逵集》九卷”，戴逵隱逸不仕，其文集更只可能是子孫所編，稱先人曰“公”亦是六朝通習，下文舉陸機諱名而稱乃祖陸遜曰“陸公”，即是一例，由此亦可推測六朝總集選文之來源多出於個人别集，且源自别集的祖本之家集系統。
錢鍾書又舉《全梁文》卷三六江淹《蕭太尉上便宜表》等首稱“臣公言”，卷三七江淹《齊王謝冕旒諸法物表》首稱“臣王言”；皆是江淹代齊高帝未登極時所撰，錢氏認爲“‘公’‘王’必原爲‘道成’，此又臣下編集諱君上名，非子孫編集諱祖父名”[623]，在這裏，錢氏轉入了對文集中近似而非同類的他種避諱現象予以辨析，倘分辨既明，則更加便於對“家集諱其名”一類的避諱改字進行定位，錢氏所言及的“臣下編集諱君上名”，另可參《晉書》所録陸機《辯亡論》，此文中有“於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吕蒙之儔，入爲腹心，出爲股肱”數語，《經史避名彙考》卷一〇謂“下‘公’字家諱，上‘公’字避文帝諱也”[624]，指出陸機行文避陸遜之“遜”、司馬昭之“昭”，遂皆以“公”字代之。
不過，我們需要辨析的是，類似陸機之諱“昭”字乃國諱，諱“遜”字乃家諱，但本文核心論題“家集諱其名”則屬於兩者之外的第三個範疇，即文士某甲在自己文稿中很謹慎地注意着前兩者的避諱，但他不可能預先代子孫計而避自己的名諱，因此文稿中自然留有很多自己稱名的地方，但到了子孫輩整理家集（某甲文集）時，則面對寫本中的某甲自稱名諱，已然成爲了陸遜的“遜”字之於陸機那樣的先人家諱，自然不可能在謄稿傳抄時逕自抄寫某甲之名諱，故而“家集諱其名”實爲古人避諱傳統的情理之必然。
錢鍾書此則劄記就《文選》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進行考索，舉出了很多確鑿的實例，然而，至少從宋人開始，便對此傳統蒙昧不明，故在刻書時或保留或徑改，遂致淆亂不可究詰，兹舉李昉《文苑英華》中徐陵一例，宋彭叔夏刻本《文苑英華》卷六七七徐陵《與王僧辯書》曰：
許逸民《徐陵集校箋》於徐陵此篇後按語曰：“《文苑英華》此篇後有注：此篇六百八十二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爲一作，可見‘一本作名’，正謂卷六八二作‘陵’字，”[626]就彭叔夏注釋來看，他已經不能確知寫本時代存在“家集諱其名”的傳統，而懷疑“君”字是古人自稱，實則“君”恰是徐陵子孫在抄寫家集時爲避諱而對先人採取的敬稱，“王績”作“王君”也是這樣的情况，明人顧起元在《説略》卷五中説：“古人致書於人，亦有不稱名而稱君者，如徐陵《與王僧辯書》稱‘孤子徐君頓首’，《與周處士書》末亦云‘徐君白’，《文苑英華》注云：‘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然則古人或有如此體，未可知也，”[627]顧氏雖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解釋，但受《文苑英華》注的影響，没有意識到“君”字常用作諱父祖之本名（後世稱先人爲“先君子”“先君”似與此傳統有關），清湯大奎《炙硯瑣談》卷上引證多同，亦認爲是古人自稱[628]，《徐陵集校箋》引高步瀛《南北朝文舉要》注曰：“與人書斷無自稱君之理，原書自當稱名無疑，特後人編文集時，諱其名而稱君耳，”[629]高氏行文簡净，他所説的“後人”，當即指徐陵之後人，實際上，《文苑英華》注以及顧起元、湯大奎所舉之例，皆是六朝家集諱名傳統之遺留，晚出的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將“孤子徐君頓首”逕改作“孤子徐陵頓首”，儘管應該合於徐陵當日作書的情景，却已失去了徐陵去世後寫本家集保存了諱名特點的古卷之舊貌。
隋唐之於六朝，文化心理、文物制度多有沿承，前引錢鍾書曾提及《王績集》中諱名作“王君”的情况[630]，其實唐人文集中仍多有此類諱名稱“君”的現象，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卷一〇“張説自稱張君”條下注曰：“《祭殷仲堪文》《弔陳司馬書》並稱‘張君’，《張氏女墓誌》稱‘季兄君’，本集並作‘某’，”[631]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卷九四全本其説[632]。
彭叔夏之《辨證》的意義不止揭示了張説集中諱名現象，更有價值之處在於提示了《文苑英華》與張説别集諱名用字之不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東武李氏研録山房影抄宋蜀刻本《張説之文集》，最接近張説集宋本舊貌，今將《文苑英華辨證》所舉三篇及筆者另查考到的《李氏張夫人墓誌》一篇各版稱名用字比勘如下：
表一 張説稱名異文比勘表
通過比勘，現歸納如下：其一，北宋初李昉等編纂《文苑英華》時所據《張説集》皆諱“説”字而作“君”字，其二，南宋彭叔夏校勘《文苑英華》時所見《張説集》“君”字處皆作“某”，或改回“説”字。
張説集的傳世文本係出自其家集，這一點《新唐書·張説傳》有着明確的記載：“説殁後，帝使就家録其文，行於世，”[633]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録其文”是録張説原稿，還是經過了張説子孫輩整理的家集文本，頗不易言，但考慮到“録其文”時自然不會漫無統系地抄録，而是應當先有編次排比的程序，且張説後人出示使者前，也會對張説遺稿進行篩選，從這個意義上説，録文之前實際總會有一具有家集性質的成型之集，就其集中稱名處之比勘可以發現，《文苑英華》編纂時所據多寫本時代卷軸裝文集，頗能保存古集文字之本原，而《文苑英華》校勘記乃南宋周必大等人所作，當時張説文集有刻本行世，無論周必大等人所見南宋本張説集改作“某”字還是改回“説”字，都不如宋初編《文苑英華》作“君”字更接近張説文集之家集文本舊貌，當然，改回“説”字，很可能比較接近於張説手稿的原初形態（中古文書凡自書自稱名，皆作小字），但張説後人傳寫其家集，則又會諱改作“君”字，宋人傳刻，又勇於改字，遂或將“君”改回“説”字，或將“君”改作宋人常用的諱名代字“某”，於是便導致了《張説之文集》稱名處的淆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