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避諱因素與北朝隋唐墓誌文不書誌主名字現象

我們簡略分析了北朝隋唐墓誌文不書誌主名、字的幾種形式，從上節所列其表現形式上看，它们與避諱空字的形式相當接近，陳垣先生在分析中國古代文獻避諱空字形式時指出：“有因避諱，空其字而不書，或作空圍，或曰‘某’，或徑書‘諱’字，其例亦古，”[529]

上文提及，集本中的“諱某、字某”，在刻石時多被補充，它與石本“諱某、字某”以及空格的意義有所差别，從集本誌文書寫的詳細程度以及撰者與誌主的親密關係看，撰文者有意不書名字，並不一定是不瞭解誌主的信息，其原因或與避諱有關，如明朝吴元滿《六書正義》所論，是“知其名不敢犯諱，皆曰某”[530]，典型者，如柳宗元在德宗貞元年間爲其叔父撰寫的墓表和墓版文，二文均稱“公諱某、字某”，而且其曾祖、祖父、父親也均作“某”[531]，誌主是柳宗元的叔父，幾處“某”顯然與避家諱相關[532]，故集本墓誌不犯其諱，寫作“某”以留待喪家在書、刻時請人或自行補充。

下面，將重點分析石本墓誌文中缺誌主名、字現象的幾個因素。

首先，是男女性别因素導致的避諱差異問題。

據我們觀察，在北朝隋唐墓誌中，無論是“諱〇字〇”“諱某字某”，還是“諱字”，抑或不提及名和字的現象，都是婦女墓誌佔了絶大多數，這通過夫婦合葬墓誌或夫婦墓誌雙存情况下的對比，可以得到更加鮮明的認識，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明琰及妻郭氏墓誌》：“府君諱琰，字琰，平原人也，……夫人諱〇，字〇，臨淮人也，”[533]丈夫名、字均書，而妻子名、字均空，對比明顯，又《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録》[534]共收録北朝隋唐時期葬於今洛陽地區的夫婦墓誌72對144方，其中所有丈夫墓誌均記載了名或字，絶大多數名、字俱全；而妻子墓誌中，只有區區15方記録了妻子的名或字，其中既有名也有字的僅有7方。

北朝隋唐墓誌不書婦女的名、字，有個别確實因爲撰者不瞭解情况，如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四品宫人墓誌》云：“四品宫人者，不詳姓、字，”[535]但大量不書婦女名字的例子其實與此無關，特别是作爲誌主，誌文不記録其名、字信息，往往是有意的，最明顯的，是其中不乏由其夫、其子撰書誌文的，他們當然知道誌主名字，如玄宗時的《王景先夫人崔氏墓誌》，爲其子王炅撰，誌文作“皇妣諱某，博陵人也”[536]，再請看下例：文宗大和年間《崔周輔夫人何氏墓誌》：“唐博陵崔周輔妻何氏，諱某，字某，廬江灊人也，”[537]据誌文可知，誌文的撰寫者是誌主近親，即“第五叔鄉貢進士拱譔”，書者更是何氏的丈夫，由“夫崔周輔書”，在唐代，丈夫不可能不知道妻子的名字，因爲在結婚之前，需要經過“問名”這一步驟，所謂“問女名目，將卜之也”[538]，“問名”的具體含義，歷代注疏者有不同看法，經過清代學者的辨證，主要認爲是問女子之名或字[539]，因此，將崔周輔夫人何氏的名字寫刻作“諱某字某”而不書名、字，顯然是墓誌撰書者知而不爲，在陳尚君先生搜集的唐代106方由丈夫爲其妻、妾撰寫的墓誌中，記録妻、妾名或字的，不足一半[540]。

關於婦女墓誌大量不書名、字現象原因的探討，寡見所及，目前大致有兩種看法，一是明朝王行所言，認爲不書諱是因爲“婦人重在姓，或略之也”[541]，二是前引葉國良先生文提出的“婦人名諱不聞於外”，王行之觀點，與“古者婦人無名”[542]的認識有關，不過自漢代以後，女子“名”的重要性逐漸突顯，平民女子也有名字，魏晉至隋唐，無論地位高下，女子普遍有名字[543]，從唐代墓誌文自身的叙述來看，如葉國良先生所言，婦女墓誌有意不書誌主名、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還是爲了隱藏其名、字，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韋君妻李氏墓誌》稱：“恭帷李氏之先，隴西人也，隱其諱不書，”咸通十四年《陳夫人墓誌》説的更爲清楚：“夫人姓陳氏，《春秋》有隱諱之義，故不書其名字，”[544]所謂“隱諱”，就是因忌諱而隱瞞不説的意思。

第二個影響因素，是避諱以及稱謂風俗的時代變遷問題。

無論男女墓誌，在有名缺字或有字缺名類當中，按照葬年，呈現出這樣一種分佈：從北朝至唐玄宗以前，多是無名有字；而唐玄宗特别是天寶以後，多是有名無字。

所謂“無名有字”，是指墓誌文記載了誌主的字，但對其名記載缺失的現象，其形式或如前引北魏《劉阿素墓誌》作“監諱字阿素”；或如北齊武平七年（576）《可朱渾孝裕墓誌》，“王諱〇字孝裕，太安郡狄那縣人也”[545]，即名的空格形式，實際情况是以後者佔大多數。

羅新先生指出，可朱渾孝裕，兩見於正史，而誌文僅存其字，可見當日以字行[546]，前引《薛懷儁墓誌》作“公諱〇，字懷儁”，他在正史中稱“薛懷儁”，情况與可朱渾孝裕相同，范志新先生認爲，在南朝，天子呼臣以字，臣子在君主面前自稱字，加之不少人因爲名犯帝諱而以字行，這使得“以字行”的現象，在南北朝時興起[547]，北朝隋唐“以字行”者不乏其人，那麽“以字行”是否爲誌文缺名原因呢？

二者有一定關係，但要説是“原因”，則目前尚不能肯定，因爲我們也看到，同樣以字行者，在他們的墓誌中，名、字俱全者爲數不少，這可分兩種情况，首先是正史當中明確記載爲“以字行”者，北周韋孝寬便是一例，《北史》記“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548]，其墓誌業已出土，作“公諱寬，字孝寬，本姓韋氏，京兆杜陵人”[549]，又唐初名將“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550]，其墓誌作“公諱融，字敬德”[551]，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在正史與墓誌中記載的“字”同而“名”不同，這一方面説明，由於二人“以字行”，不用或少用其名，故時間久了，對其名的記載出現了不準確的情况，從這個角度看，“以字行”或與墓誌缺名有關，但以上兩方墓誌的情况也説明，“以字行”不一定意味着墓誌不書其名，它並不能完全解釋誌文缺名的原因，其次，是我們可以推測爲“以字行”的，如隋開皇六年《侯子欽墓誌》記：“君諱明，字子欽，燕州上谷人也，”[552]此人見於《北齊書》《周書》《隋書》和《北史》中，都稱其爲侯子欽，可見是以字行，但墓誌並没有空缺其名，記載了他的名字是侯明，類似以字行者，還有北齊徐顯秀、北周王德衡，徐顯秀墓誌記作“王諱穎，字顯秀”[553]；王德衡墓誌記作“君諱鈞，字德衡”[554]，正史僅記二人之字，但他們的墓誌都是名、字俱全，推測“以字行”者中，還有一類比較特殊，就是誌蓋記誌主之字，如隋《宋虎墓誌》，誌蓋作“大隋儀同新太縣開國伯宋虎之墓誌記”，誌文作“君諱胡，字虎”[555]，由於誌蓋作“宋虎”，可被認爲以字行，但其墓誌也是名、字俱全的。

那麽，還有什麽原因導致從北朝至唐玄宗以前，墓誌無名有字的現象相對較多呢？

南北朝後期的顔之推論南北風俗時云：“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556]按照顔之推的説法，南朝“至今不諱字”，而河北士人對名、字“一皆諱之”，即對父親的名和字全都加以避諱，此説存在疑問，第一，北朝同樣流行“以字行”，錢大昕認爲“當時風俗敦樸，不以稱字爲嫌”[557]，即不避稱字，第二，王利器先生《集解》引郝懿行《顔氏家訓斠記》：“前云：‘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謂是耶？”“前云”之内容，確出自《家訓》本卷，但顔之推没有標明例出北朝，故郝懿行用推測的語氣説“謂是耶”？而且，即使是指王雲事，此例表現的也只是諱名，而並非諱字，也就是郝懿行没能找到顔之推所謂“一皆諱之”的根據，第三，檢王雲、王昕父子資料，《北史》卷二四《王昕傳》記：“齊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王雲字羅漢，王昕所云“樓羅樓羅”，其實正是北朝同南朝一樣，亦“不諱字”之例，又北魏江式在宣武帝時上表稱“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其祖父名“彊，字文威”[558]，這也是北朝“不諱字”的例子。

“以字行”和“不諱字”是産生北朝隋唐前期誌主無名有字現象的主要背景因素。

從唐玄宗時期開始，特别是天寶以後，墓誌文中誌主有名無字的現象比此前明顯增加，所谓“有名無字”，是指墓誌文記載了誌主的名，但缺其字的現象，如憲宗時的《袁公和墓誌》：“公諱公和，字〇，其先陳郡人也，”[559]此例甚多，不備舉，我們認爲，這種現象，與唐玄宗以後對書刻名諱重視程度的提高和“以字爲諱”的出現有一定關係。

第一，墓誌文中的題諱者的出現值得關注，“題諱”，又稱“填諱”“添諱”或“書諱”，是指由墓誌文撰者、書者之外的他人題寫誌主的名諱，對隋唐墓誌中“題諱”現象的關注和討論，始於清代學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録》之“題諱填諱”條云：“彭王傅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侄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即今人所云填諱也，”[560]《徐浩碑》，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金石萃編》卷一〇四有録文：“朝議郎守河南少尹飛騎尉賜緋魚袋張式撰，次子朝□□□□南□□□□□□□縣開□男□書并篆額，……表侄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河□屈賁，吴郡□潤□刻字，”[561]撰、書者題名在碑文開篇，題諱、刻字者題名在碑文末尾，此後，清末金石學家端方又注意到了代宗大曆九年（774）的《張鋭墓誌》，在墓誌首題之後，有“秘書省著作郎錢庭蓧撰，父朝議大夫虢州長史張慆書，姊夫朝議郎秘書丞兼鄧州穰縣令李西華題諱”[562]，端方按語云：“題諱，即開宋人之填諱，而題諱見於唐之刻石，如徐浩碑，爲其子峴書，不忍書親之諱，則箸表侄河南張平叔題諱，此則父爲子書石，亦不忍書子之諱，故其姊夫李西華題之，可謂於金石例中别爲一格，”[563]端方特别注意到了墓誌書寫者與誌主的父子關係。

在錢大昕、端方引述材料之外，目前還能夠找到一些相關碑誌資料，可以推進我們對唐代“題諱”問題的認識，其中最重要的，是唐武宗會昌元年（841）之《郭良墓記》：“外甥韓師復奉姨命，恐陵谷遷變，刊刻貞石，以記他年，永固千固，府君諱良，字〇，彭城劉元方書諱，”[564]雖然已由“劉元方書諱”，但“字”後却仍是空格，這説明所謂“書諱”，僅對誌主的名而言，不包括其字，另外三方墓誌，分别是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徐履冰墓誌》，作“宗叔朝議郎京兆府渭南縣令餘姚縣開國男頊撰，次子前鄉貢明經煩書，侄道州延唐縣尉顔題諱”[565]；穆宗初年《張回墓誌》，作“嗣子龔書，河東柳房題諱”；文宗大和年間《張回夫人薛芳墓誌》，作“嗣子龔書，外孫滎陽鄭處添諱”[566]，此外，目前所見“題諱”出現時間最早的，是玄宗開元二十四年的《唐太僕少卿杜元道碑》：“唐韋述撰，子昆吾書，裴耀卿題諱，殷承業書額，”[567]這也與我們所發現墓誌對誌主名字寫法的變化基本同時，而且，除郭良墓記未記書者外，其餘四方碑誌都明確記載書者爲誌主之子，聯繫錢大昕、端方的論説，可以確認，唐代墓誌“題諱”現象，當出現在誌主的父、子作爲誌文書者的情况下。

請人題諱，端方認爲原因是“不忍書親之諱”，清代學者王芑孫有“唐中葉以後，家諱始重，而徐浩碑遂用他人題諱”的判斷[568]，目前所見最早的題諱現象，發生在開元末年，是題“名”而不包括“字”，這反映了玄宗以後，墓誌書寫中對諱名的重視，懿宗時《張佐元及夫人盧氏墓誌》：“府君姓張氏，諱〇，范陽方城人也，……長男孟述并書，”[569]子書父誌，未書父親名諱，或許就是没有請人題諱的結果，當然，這是我們目前發現的一個孤例，更常見的現象，則是兒子或父親親自書丹的墓誌，在没有注明某人題諱的情形下，書誌主之名，僅各舉一例：代宗大曆四年《楊東魯墓誌》由其“次子衆書”，憲宗元和十二年《柳寔墓誌》爲其“父秘書省秘書郎湹書”，二誌都刻寫了誌主的名諱[570]，這些例子，存在碑誌文未記題諱者的可能[571]，但從唐後期墓誌的撰、書、刻者多在誌文中標明的情况看，這種可能性並不是太大，而且，針對上引明確書者与題諱者並非同一人的徐履冰、張回、薛芳等三方墓誌，我們特地請教了研究書法的專家李泉匯先生，他在仔細考察三方墓誌的拓片圖版後認爲，看不出誌主名諱與該墓誌其他文字在字體上的差别，書法當出自一人之手。

以上可見，“題諱”並非制度，但“題諱”現象在玄宗時期出現，以及在墓誌文的書寫實際是同一人的情况下，某些墓誌却要特别注明“題諱”者[572]，反映了在玄宗以後墓誌書寫過程中，喪家對家諱的重視程度有所提高，在誌主父、子作爲書者而空缺誌主名的情况下，需請人補寫誌主之名，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在誌主有名缺字或有字缺名類墓誌當中，唐玄宗特别是天寶以後，多是有名無字的現象。

第二，墓誌文“有名無字”現象的增多，與唐玄宗以後出現以字爲諱的風氣有關，隋唐之際的顔師古著《匡謬正俗》一書，其中談到“舉字以相崇尚，名則其自稱”，“在身自述，必皆稱名；他人褒美，則相呼字”[573]，這是當時以名爲諱習慣的反映，到了唐後期，風氣有所改變，請看下例：代宗初年，嚴武任劍南節度使，表杜甫爲參謀，“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574]，挺之，是嚴武父親嚴浚之字，嚴武很有可能是因爲杜甫稱呼父親之字而生氣[575]，憲宗元和十一年，韓愈遷中書舍人，“俄有不悦愈者，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576]，韓愈稱人之字，反而成了冒犯，乃至遭貶，顧炎武用此例説明唐代“以字爲諱”的現象[577]，它顯示了正在發生的風氣轉變，當然，若其時此風已成，韓愈不可能不懂，况且他還曾作《諱辨》一文專門討論避諱問題，故此例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複雜狀况，因此，在權德輿撰寫的大量碑誌中，既能看到許多如姚南仲、王端等神道碑，崔適、權自挹等墓誌中有名無字的現象[578]，也能看到他撰寫杜佑淮南遺愛碑時，碑文僅稱其字的相反情况，權德輿還特地在“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之後加以説明：“不書名，尊大臣也，”[579]宋人羅大經也感到了這種變化，他説：“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580]

唐玄宗以後對名諱重視程度的提高和“以字爲諱”風氣的出現，是唐玄宗特别是天寶以後，墓誌文有名無字現象增多的主要背景因素。

性别及避諱風俗以外的第三個影響因素，可從墓誌石本的自身性質考慮，在此，我们可以轉换一下問題的視角，不去問爲什麽某些誌石没有刻寫誌主名、字，而是問：相對於墓誌集本，爲什麽墓誌石本補上了誌主的名和字？在中古墓誌集本中，最常見的情况是誌主名、字均作“某”，誠如黄宗羲所云：“唐宋名人文集所誌，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581]前文已述，根據目前所見的集本、石本互勘資料，我们發現，集本中的“諱某、字某”，到了石本當中，均被填上了名和字，這就意味着，如果認爲所有的石本墓誌都存在紙本稿本的話，由於目前所見集本中的“某”在石本中都被補充完整，亦即今天石本墓誌所呈現空名、空字現象的密度，遠低於集本墓誌，那麽，也就是從紙本到石本的過程中，大多數有空名、空字的墓誌文都在書丹、刻石環節添加了誌主的名、字信息，這一現象説明，在當時人看來，留在人間和存於地下的墓誌書寫還是有所差别的。

這與石本墓誌的性質相關，墓誌的設定讀者爲誰？石本補充誌主名、字的意義何在？下面簡單討論。

墓誌的讀者，首先當然是誌主之家人和親朋，此外，從墓誌本身特點來説，撰寫墓誌文字時，作者設定的讀者更是廣大後人，首先，從墓誌的緣起看，墓誌出現於室墓中，巫鴻先生曾經指出，從槨墓到室墓意味着古人黄泉概念的變化。

室墓意味着地下世界不再完全與生人隔絶[582]，墓誌其實就充當了溝通死者與生人的媒介之一，福原啓郎先生仔細考察了西晉墓誌，認爲洛陽周圍出土墓誌的西晉墓，其墓主人没有一個是洛陽本地人，墓誌僅僅是針對現住地的“假葬”之處製作的，墓誌的製作是爲了確認墓主與生者、異土與故鄉之間的紐帶[583]，在此基礎上，張學鋒先生進一步指出，迄今爲止江南地區發現的六朝墓誌，除極個别的事例外，誌主均非葬地的土著，只是到了南朝晚期，纔出現了個别江南土著的墓誌，由此看來，在墓誌形成時期，標識墓主身份以便其今後歸葬故里依然是墓誌的主要功能[584]，從墓誌形成時承擔功能的角度看，墓誌的讀者當爲後人，而此功能的承擔者，無疑不是僅面對喪家的紙本，而主要是墓誌誌石。

第二，更爲重要的是，在中古墓誌文體基本成熟、穩定的6世紀以後[585]，誌文往往標識了墓誌銘的功用，顯示出墓誌銘撰寫時的讀者設置，此類例子甚多，僅舉有代表性的幾例，北魏元懷墓誌謂“懼陵谷易位，市朝或侵，墳堂有改，金石無虧，敬勒誌銘，樹之泉闥”；北魏元孟輝墓誌謂“猶懼簡策或虧，陵谷易位，故勒銘泉石，爲不滅之紀”[586]，兩方墓誌表達了撰者對陵墓遭到破壞和史籍不免亡佚的擔心，撰者希望發揮墓誌的功能，永久記録誌主的業績，時人所謂“求諸不朽，莫如刻石”；“若不雕金而鏤石，無以永播芳音”[587]，刻寫誌主的名號、業績與美德，無疑是爲了傳諸後人，東魏元悰墓誌説得更加清楚，撰寫誌銘的目的，是“恐兩宫夾墓，後代未詳其名；九圖出壙，來世不記其德”[588]，這樣的認識爲唐代所繼承，開元年間尹善幹墓誌“恐舟壑之屢遷，懼市朝之數變，故勒銘於泉户，庶休烈之永傳”[589]的説辭具有代表性，這也是當時墓誌文中常見的套話，宋人曾鞏論及墓誌銘，云：“銘者，蓋古之人之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590]曾鞏清晰地説明，墓誌文是要留給後人閲讀的，除了少數誌文，因其由名人撰寫可能留存後世外，對絶大多數墓誌而言，相較於墓誌文的紙本稿本，使誌主功德事迹得以傳諸後世的，顯然是墓誌石本。

既然墓誌是記録誌主之功業，欲留給後人瞻仰，那麽墓誌、特别是其石本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史”的意味，墓誌文中也常見對自身“實録”“直詞”性質的標榜[591]，有學者甚至提出從内容到觀念，北朝墓誌都已被賦予史的功能與特質[592]，而在史書的修撰傳統中，避私諱的要求程度並不高，有國史不得避私諱的意識[593]，顧炎武也以《顔氏家廟碑》等爲例，以“古人臨文不諱”“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解釋唐代碑誌書寫中存在不避祖諱的現象[594]，明人宋濂亦云：“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紀事行遠，未必屑屑爲之諱也，”[595]這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北朝隋唐石本墓誌遠少於集本墓誌空誌主名、字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