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朝隋唐墓誌文不書誌主名字的幾種形式

北朝隋唐墓誌文不書名、字的現象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誌主名、字處爲空格，二是誌主名、字作“某”，三是不提誌主名、字，三種形式之下，又有所分别，而且在同一墓誌集本和石本中表現不同、意義有别，下面簡略叙述。

誌主名、字處爲空格的現象，寡見所及，它僅出現在石本當中，如北齊天統四年（568）《薛懷儁墓誌》：“公諱〇[493]，字懷儁，出於河東之汾陰縣，”[494]又如隋开皇九年（589）《楊陁羅墓誌》：“君諱陁羅，字〇，弘農華陰人也，”[495]以上二誌一缺名，一缺字，还有名、字均缺者，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張君墓誌》便作“君諱〇，字〇，隴西燉煌人也”[496]。

誌主名、字作“諱某”和“字某”，是誌文不書名、字的第二種形式，它大量存在於集本，石本中比較少見，石本如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張君妻楊氏墓誌》作“夫人諱厶，字厶，弘農人也”[497]，又如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韋君墓誌》：“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也，”[498]“諱某”“字某”在集本中十分常見，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張九齡撰《徐堅墓誌》作“公諱堅，字某，其先東海郯人”[499]，據《新唐書》本傳，徐堅字元固[500]，誌文未書字，順宗永貞元年（805）白居易撰《王士寬墓誌》：“公諱某，字士寛，”[501]誌主乃王播之父，由兩《唐書》王播傳可知，士寬名恕[502]，以上兩方墓誌中，張九齡對徐堅五代祖以下，白居易對王士寬曾祖以下的名、銜所記都相當詳細，唯獨缺少誌主徐堅之字、王士寬之名，在墓誌集本中，更爲常見的是誌主名、字均作“某”，即“諱某字某”，僅舉一例，元稹於長慶四年（824）撰《裴乂墓誌》，誌文詳細記録了誌主的仕宦經歷，對其父祖名、銜記載也頗詳盡，根據這些信息可推知誌主當是裴乂，但誌文記誌主名字作“公諱某，字某”[503]。

第三種不書名、字的形式，是在誌文中不提誌主名或字的現象，大致可分爲兩種情况，一是誌文对誌主名、字僅記作“諱字”，或作“諱字×”，前者如唐高宗龍朔三年（663）《皇甫君墓誌》：“君諱字，安定朝那人，”[504]後者如北魏正光元年（520）《劉阿素墓誌》“監諱字阿素，齊州太原人也”；唐高宗調露元年（679）《蕭懷舉墓誌》，作“君諱字懷舉，其先本蘭陵人也”[505]，“諱字”的情况在集本中相對少見，但也並非没有，唐睿宗景雲元年（710）張説撰《薛氏神道碑》作“縣主諱字，姓薛氏，河東汾隂人”[506]，即爲其例，第二種情况是未提誌主之“諱”或“字”，如隋尉仁弘墓誌“君字仁弘”、唐玄宗時鍾恭容墓誌“君字恭容”等，均爲石本誌文書誌主之字，但未提誌主名的情况[507]，北魏郭定興墓誌“君諱定興，太原晉陽人也”，北齊元洪敬墓誌“君諱洪敬，魏太祖道武皇帝五世孫也”等[508]，都是石本書誌主名但未及其字的情况，而唐宣宗時的崔君墓誌“唐故府君”云云，則名、字均未提及[509]，集本未提名、字的情况，以韓愈撰《息國夫人墓誌銘》爲典型[510]，誌文通篇没有提及息國夫人的名和字，明代金石學家王行將其視作“不書諱”之例[511]。

現在需進一步説明的，是常見於集本碑誌文當中的“諱某、字某”，並不一定是作者不知道誌主名字，很多情况或是有意不書，唐憲宗元和十年，權德輿撰《崔芃神道碑》云：“博陵崔公諱某，字某，仕至御史中丞、洪州刺史、江西都團練觀察使，”[512]由碑文所述可知，權德輿與崔芃熟識，而且撰寫碑文時又得到了崔芃之子崔仲謨提供的家世材料，故“諱某，字某”當是知而不書、有意不書，穆宗時，韓愈撰《竇牟墓誌》作“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513]，韓愈與竇牟之間的交往長達四十年，且當時人多以字相稱，故韓愈不至於不知道竇牟字“貽周”，韓愈書“字某”，當有意爲之。

集本中的“諱某、字某”，與石本“諱某、字某”或空格的意義有所差别，這還涉及一個墓誌集本、石本的先後問題，前引葉國良先生文在分析造成墓誌集本、石本差異原因時提出，二者差異的大多數，是由於刻石時增改原稿，編集時收入原稿造成的，也就是認爲墓誌集本反映了其稿本原貌而先於石本，文集的編纂多在作者去世以後，那麽，具體就我們討論的問題而言，有没有可能集本中的“諱某、字某”，是在編撰文集時出於文集體例或其他某種原因回改而成呢？有學者也曾提出過這種可能性[514]。

我們認爲，有必要在墓誌集本、石本之外，關注其稿本形態，誌文稿本是墓誌製作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誌文石本則是墓誌的成品形態，至少就“諱某、字某”而言，集本誌文作“某”的名或字，是稿本形態，往往在書、刻環節獲得填補，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李行同墓誌》便顯示了這一現象，該墓誌首題爲“唐故揚州六合縣令李府君長男墓誌”，序文作“公諱某，未其字，隴西成紀人也”，在“諱某”二字的右側有“行同”二字，字體與誌文不同，顯爲補刻，當是李府君之名[515]，補刻現象説明，此方墓誌的稿本原作“諱某”，書、刻時未改，及下葬前發現，再行補刻，這説明撰文者有意不書的“諱某、字某”，可能在書、刻環節補充完整，《李行同墓誌》也顯示出，“諱某”是這篇墓誌文的稿本形態，刻名則是墓誌的成品形態，這一方墓誌的“諱某”補刻，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今天所見墓誌集本中的“諱某、字某”具有稿本性質，早於石本，作爲旁證，還可舉武周神功元年（697）《姚無陂墓誌》，誌文作“君謀無陂某字澄之，吴興武秦人也”[516]，張學鋒先生認爲，“謀”乃“諱”字之訛，而“某”字爲衍文，是，在此想進一步强調的是，“某”字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極有可能是誌文稿本狀態的遺存，“某”存留於誌石，或許是因該墓誌的書、刻者對墓誌體例不熟悉而致誤。

雖然由於文集成書、傳刻過程頗爲複雜，尚不能完全排除文集編輯時存在回改的可能性，但是根據目前所見爲數不多的集本、石本互勘資料，我们至今尚未發現一例集本有名字而石本作空格或某的情况，相反，可以發現，集本中的“諱某、字某”，到了石本中，均被填補上了名和字，如北周庾信《庾子山集》之《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作“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517]；在陝西咸陽底張灣出土的墓誌石本作“夫人諱須密多，本姓陸”[518]，又《庾子山集》之《宇文顯和墓誌》作“公諱顯和，字某”[519]；石本作“公諱顯，字顯和”[520]，《陳子昂集》所收武周天授二年（691）撰《高像護墓誌》作“君諱某，字某，其先渤海蓨人也”[521]；而石本則作“君諱像護，字景衛，其先渤海蓨人也”[522]，貞元十七年，權德輿撰《韋渠牟墓誌》，集本作“韋公諱渠牟……公字某”[523]；石本補“公字元均”[524]，白居易於元和五年撰《唐故會王墓誌銘并序》，集本作“王諱纁，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525]；石本補“字纁”[526]，長慶二年（822），韓愈撰《竇牟墓誌》作“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527]；石本補“字貽周”[528]，到目前爲止，我們也還没有發現集本中的“諱某”“字某”在石本中被保留或變爲空格的例子，因此，或可這樣認爲，集本中的“諱某”“字某”，保留了墓誌稿本形態，是墓誌製作過程中的不書名字例，與墓誌成品形態中的不書名字有聯繫，但也存在環節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