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集王聖教序碑》的製作

《聖教序碑》雖由弘福寺寺主圓定宣導設立，也由弘福寺書法家懷仁鳩集而成，但這些意圖受到京城全體僧人的支持，雖然單個團體的出資情况不明，最後却是由京城全體僧侣結銜樹立。

碑石的安置地點在弘福寺，但其製作無疑是一件有官方色彩的紀念性碑石，雖不像《雁塔聖教序碑》那樣直接由朝廷主導，但通過立碑活動，以達到控制佛教影響的目標則是可以想見的。

關於唐代石碑製作，官方文獻記録甚少，目前有關製造過程大體上根據成品和後世文獻上的記載内容推測經過，唐時對立碑有嚴格的管理，尤其是種類不同的碑銘有着不同管理方法，墓碑依官品高下，《德政碑》之類則要按政績表現爲標準，《唐律疏議》規定很清楚：“在官長吏，實無政績，輒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稱己善，申請於上者，杖一百，”[201]具體申報程式是：“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績可稱，州爲申省，省司勘覆定，奏聞，乃立焉，”[202]先向州衙申請，由州向禮部報告，省司將碑文復勘核定，奏聞於上，經批准後方可立碑，弘福寺所立《集王聖教序》雖刊刻皇帝弘文，可能亦需此程序。

唐人關於碑石製立並無明確規制，但喪葬制度中却有碑碣規模形制的規定，《天聖令·喪葬令》載：

諸碑碣，（其文皆須實録，不得濫有褒飾，）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聞者，雖無官品，亦得立碣，[203]

唐令規定大體上沿用隋令[204]，制度規定中特别指出立碑的品級和碑首、碑座的形制，樹立其他碑石或許也要參考此類標準，《集王聖教序碑》雖書皇帝文章，或因寺廟僧侣樹碑也不便僭禮立碑，在一些地方稍有變通，雖有盤龍碑首，却無龜趺，而采用略低的方形趺座。

採石，是造碑的第一步，葉昌熾曾以武則天《昇仙太子碑》爲例説明製碑過程，《昇仙太子碑》碑陰載，薛稷、鍾紹京書，薛稷又爲敕檢校勒碑使，鍾紹京又奉敕勒御書，有採石官洛州來庭縣尉□暖，採石者的選石之功也要被記録在石碑之，名列於前，王惕甫曾有古人重選石之説[205]，《聖教序碑》的采石地點大約在今陝西富平縣。

《聖教序碑》爲文林郎諸葛神力勒石，文字由於是懷仁鳩集而成，碑石的模勒工作量似很大，也許有許多縮放工作使文字大體上有一個統一面貌，由一專人主持，勒石或包含着石碑側面花紋的勾勒，碑文要先由書家石上書丹，再由他人雙勾上石，雙勾後亦有人復校[206]，校核無誤後，刻工鐫刻，唐代能書者亦能刻石，不盡出於工匠[207]，石碑最終的效果，完全在刻手水準的高下，很多工匠兼通書法，或本身就是優秀書法家，對字迹筆畫及字體結構没有充分理解，不能將原迹神韻再現，有些書家親自操刀，擔任刻工角色，唐代書家李邕的許多碑石即出自己之手，負責模勒者亦是精通書法者[208]。

勒石者文林郎諸葛神力，有從九品上階文散官銜[209]，按照唐朝制度並没有工匠授官的明確記載，但在太樂署樂人中“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年滿考少者，不叙”[210]，有學者推測在官營營繕監中也有類似的制度[211]，也符合唐朝“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勞考進叙”的制度[212]。

鐫字者武騎尉朱静藏，則是七品上階勳官[213]，唐時授勳官甚濫，戰士授勳者動以盈萬計，按令相類比可與公卿齊班，以實際而言則在胥吏之下，“蓋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214]，刻字匠朱静藏大約也屬於這種情况，《聖教序碑》由武騎尉朱静藏鐫字，顯然是一高手，初唐時名家書碑，均使良工上石，《書畫跋跋》稱，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不似今碑但斜掠也[215]，《聖教序碑》現存字迹爲斜刀雕刻，雖爲清人剜剔，但原迹可能亦此刀法，非直刻深雕。

採石之後碑石的製造工藝流程大體與其他石作流程並無本質區别，《營造法式》“石作制度”條有着詳盡的解釋，“造石作次序之制有六”先有六道工序[216]：

1.打剥，就是用鏨子揭剥石頭高處；

2.麤搏，即粗搏，用粗疏鏨，讓石頭表面大體上均衡；

3.細漉，用細密的鏨鑿法，使石面逐漸平整；

4.褊棱，用褊鏨鐫刻出棱角，使碑石四邊周正；

5.斫砟，用斧刃斫砟除去石面的鑿痕；

6.磨礲，用沙石蘸水磨去斧刃斫痕，碑石表面就光潔。

碑石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構成，並各有其名，首稱贔屓盤龍，下面是雲盤，上有盤龍六條相交，其中央刻出篆額天宫，用於篆書碑名，篆額天宫尺寸“長廣計字數隨宜造”，以放得下題銜字爲計，座稱鼇坐，龜首，中間馱碑處稱駝峰，其餘面飾龜甲紋稱“龜文造”，座下刻出方石稱“土襯”，除土襯之外，從碑座至碑首，一般高約一丈八尺，其寬厚尺寸，皆依照碑身而定，即碑身每長一尺。

寬則四寸，厚一寸五分，“笏頭碣之制，上爲笏首，下爲方坐，其高九尺六寸，碑身廣厚並准石碑制度”，像《聖教序碑》没有鼇座，只有方座者，方座也有比例，碑身每高一尺，座長五寸，高二寸，並説：“坐身之内，或作方直，或作疊澁，隨宜雕鐫華文，”[217]一丈八尺，依唐制每尺30釐米[218]，約合今540釐米，九尺六寸，則合288釐米，宋尺略高一些，《集王聖教序碑》通高399釐米，碑首、碑身、碑座，按照10:5：2的比例，顯然並不符合，或許初唐時期並無相應的規制，更多的可能就是《集王聖教序碑》本身就是一件民間色彩很濃的碑石，在尺寸上並不與官制相應。

碑石雕刻除碑首的六條盤龍外，碑側的花紋方式有四種：一曰剔地起突，二曰壓地隱起華，三曰减地平鈒，四曰素平，《集王聖教序碑》碑座花紋所采用的是其中的第三種“减地平鈒”，《營造法式》對這種工藝有着詳細的解説：

减地平鈒，並斫砟三遍，然後磨礲，（略）磨礲畢，先用墨蠟，後描華文鈒造，[219]

用斧刃斫砟三遍，使其石面平整，然後用沙石蘸水，磨去斧刃斫砟痕迹，石面光滑之後，先上一層墨蠟，然後纔可描繪花紋，减地平鈒主要是指雕刻花紋的工藝，工藝的特徵是减地後底面平整，刀法直刻花紋，無斜刀，花紋表面也相應與石面平齊，基本上無凸起。

《集王聖教序碑》側面採用的是所謂“壓地隱起華”工藝，根據梁思成的解釋，這也是浮雕的一種，但浮雕題材不由石面突出，而在磨琢平整的石面上，將圖案的地鑿去，留出與石面平齊的部分，加工雕刻，花紋雕刻完畢後，要用翎羽加上細砂刷砂表面，使紋飾表面及地子光滑青潤。

按照所記載的紋飾制度共有十一種，其中八種通用，三種僅用於柱礎，當然，在雕刻紋飾時給工匠相當大的自由度，有可發揮才能的空間，並在紋飾之内相應位置加龍鳳獅獸等，《集王聖教序碑》側花紋以雲紋爲主，中間加飾蚩龍、怪獸，與之相類似的圖案構圖應該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們目前可供比較的碑側共有四件，以碑石的時間先後爲序：

1.《大唐故首律師高德頌碑》（圖二十·1、2、3、4）貞觀十年（636）

2.《濮陽令于孝顯碑》（圖二十一·1、2、3）貞觀十四年（640）[220]

3.《夢英篆書千字文序碑》（圖二十二·1、2、3）宋乾德三年（962）[221]

4.《集王聖教序碑》（圖二十三·1、2、3）咸亨三年（673）

以時間爲序分别以A、B、C、D命名，其中有A、B左右兩側加1、2，C、D只有單側，現將其中異同比較於下：

以上四件側面大體相類的圖案，前後約有四百年的時間，表明類似的圖樣在工匠間有一定的傳承性，仔細比較起來，現存圖案間工藝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其中A碑雕工最爲精細，排除其最新出土的因素外，仍然可見當時工匠雕鑿之用心，其餘B、C、D碑均爲傳世之物，千百年來風吹雨淋，造成不同損傷，但也可看出雕刻的精細程度有所不同，B、C碑雖然相隔有三百年之久，但工藝程度却大致相當，或者説前者並未顯示出綫條應有的清晰有力，甚至與同時或稍晚的碑右側面花紋相比，顯得纖弱一些，而與C碑近似，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應當引起我們關注。

碑額篆書在碑石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篆額者多爲重要人士，《集王聖教序碑》碑額天宫並無刻額款，葉昌熾稱：“道釋兩家，各尊其教，碑額往往不題字而造象，世所知者，如懷仁《聖教序》額上佛象七軀，”[222]葉説或爲不確，唐釋教有關的碑石篆額者甚多，如《道德寺碑》《多寶塔感應碑》《廣智三藏和尚碑》《慧堅禪師碑》[223]等等，不勝枚舉，而像《集王聖教序碑》似並非没有書額，只是天宫中墨書四行看不出何字，這種情况應該稱得上非常罕見，另外，綫刻七佛中只有兩個佛像稍具眉目，其餘均面目不清，似並非認真爲之，有草率之嫌，與初唐綫刻標準相較，雖不至有天壤之别，多少有點顯得扞格不入。

四塊碑石側面紋樣，有學者將此歸爲動物系的母題（motif）[224]，主要因爲紋樣中有龍（獸）等生物性形象的動物，以獸頭口中銜出的繩索爲主軸，可以勾勒出紋樣帶中中心與邊緣紋飾的變化，同樣的主題，在二百多年流傳過程中基本造型的變化較小，當然這類邊飾題材，首先會受到碑側空間的限制，其次母題傳播過程中不斷地被模仿，原來的含義會在重複中一點點的喪失，工匠個人對紋樣的理解在其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紋樣的要素是組成單位紋樣的部件，這些不能再分解的部件，可以用來填充紋樣帶中主題以外的空間，主題紋樣則有平行、對稱、連續、重複等特徵[225]，可以被重複使用，起到分隔空間的作用，紋樣看起來雜繁，但並非無章可循。

碑石刻字計算字數，其實是一件相當精細和繁瑣的事，楷書用方格控制，可據碑面大小，將碑文均佈碑面，行書碑文只有豎行，字數多寡則隨書體大小而略有出入，既照顧行數，又要顧及書法功能上所謂行氣的通貫性，傳世的王羲之所謂雙鉤墨迹本，字體相較《集王聖教序碑》字略大一些。

敦煌文書中記載一個夢中計碑文行數的故事，西州長史李孚須得《金剛壇廣大清净陀羅尼經》，欲使其廣大流通，遂在西州妙德寺“像衹園之買地，創造精室，徵召良工，鐫礪貞石，崇寫斯經，將傳不朽”，此時，遇見書家唐伊西庭節度留後使判官、朝散大夫太僕寺卿趙彦賓，“部屬見此勝緣，聿來隨喜，助寫碑經，其經本約有二十三紙，字數稍廣，欲寫恐長短算料不周，數日憂惶，未能題作，忽於夜夢，有一老人報言，你若寫此石經，每行書五十五字，不須疑慮，豁然驚悟，尋此夢言，更不計算，决意便書，至信奉行，唯殘兩行，題記年月日，兼及施主名號，亦無一字餘剩，信知聖力冥加，善神潜助，據斯感應，足爲徵驗”[226]，可見碑文的計算是件勞力傷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