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集王聖教序碑》的流傳

北宋王朝被認爲是金石收藏傳統興盛的開端，而收藏典範的建立與北宋初年整個社會的嗜古風尚有着密切的關聯[227]，唐末五代以來，中原王朝積弱不振，有識之士以爲這都是文化中道衰落的結果，用華夏文化的振興，以傳統儒家文明禮儀來改善社會，進而成爲抵禦外寇入侵的有力武器，是一般士人的普遍看法。

《宣和書譜》在記載宫廷收藏行書時，專門講到“僧懷仁”：

昔太宗作《聖教序》，世有二本，其一褚遂良書，一則懷仁書集羲之諸“行字法”所成也，二本皆爲後學之宗，模仿羲之之書，必自懷仁始，豈羲之之絶塵處，不可窺測，[228]

褚遂良《大唐三藏聖教序》，唐時就成爲書法學習者的臨摹對象，敦煌P.2780號文書明顯仿《雁塔聖教序》，其中異體字寫法幾乎完全一致，有國字作圀字的武周新字，當是一件武周時期的臨摹作品，同樣P.3127號文書也是臨摹《雁塔聖教序》，只是行筆稍草[229]，類似的拓本唐時也傳到日本，弘仁二年（811）有一書法目録，記録了傳至日本的書法情况。

《比叡山最澄和尚法門道具等目録》所記録止觀院經藏法書目録中有以下藏品：

趙模千字文大唐石摺（拓）

大唐聖教序大唐石摺（拓）

王羲之十八帖大唐石摺（拓）

開元神武皇帝書法鶺鴒大唐石摺（拓）

歐陽詢書法大唐石摺（拓）二枚

王獻之書法大唐石摺（拓）一枚

褚遂良集一枚大唐石摺（拓）

以上目録是最澄和尚在弘仁二年七月十七日登録的[230]，只是目録中《大唐聖教序》或許就是《集王聖教序碑》的拓本而並非禇遂良書《聖教序》，因爲在後面有“褚遂良集一枚，大唐石摺（拓）”。

宋代趙明誠《金石録》目録中將幾種《聖教序》都有臚列：

第六百十八唐三藏聖教序，太宗撰，褚遂良正書，永徽四年十月，在京兆府慈恩塔中。

第六百十九唐述三藏聖教序記，高宗撰，褚遂良正書，永徽四年十二月。

第六百三十一唐三藏聖教序並記，太宗、高宗撰，王行滿正書，顯慶二年十二月。

第六百五十一唐三藏聖教序並記，太宗、高宗撰，褚遂良正書，龍朔三年六月，同州重立。

第六百九十八唐三藏聖教序並述聖記，太宗、高宗撰，沙門懷仁集王書，咸亨三年十二月，[231]

《金石録》中所記《集王聖教序》和《歷代名畫記》中信息一樣，並無《心經》的記録。

關中碑石甚多，經唐五代至宋，已所剩無幾，元人李好文在《長安圖志》中有過一段描述，頗能説明問題：

關中碑刻，自《石鼓》而下，秦漢以來，所在甚多，而唐碑尤盛，兵火之餘，殘毁無幾，或爲野人賣爲寺觀墳墓之物，風紀亦嘗禁之，然終不能禁也，今文廟有趙明誠《金石目録》三十卷，而多不載所在，或云又有田氏《京兆金石録》，亦不復見，唯儒士駱天驤嘗録《石刻》一編，附其所《類志》後，自言跋履荆莽，尋訪抄録，垂六十年，[232]

碑林初創於唐代，太和年間開始就將《孝經》《論語》《爾雅》等經典勒石鐫碑，開成二年（837年）完成鐫刻的經典共十二部，稱《開成石經》，《開成石經》初立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國子監在長安務本坊，天祐元年（904）佑國軍節度使韓建改築長安新城，隨即將這些碑石遺棄在郊外，五代後梁節度使劉鄩又將《開成石經》移入城内，北宋元祐二年（1087）龍圖閣學士吕大忠等人將這些碑石安置於城内府學中，使之得以妥善保存，形成碑林的最初規模。

碑林形成之初收藏的碑石，在元祐五年《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碑》中有一個大致的交代，《開成石經》“分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顔、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佈於庭之左右”[233]，雖是泛泛而言的碑石目録，最初進入碑林除《開成石經》外，有歐陽詢、褚遂良、柳公權、顔真卿等書法名家碑銘，《集王聖教序》是否在其中並無明確標注，但有人以爲《集王聖教序》爲時所重，名氣很大，估計也是宋初被好古之士遷入文廟[234]，其中推測雖有一定道理，但證據明顯有缺陷，不過，宋時西安文廟、府學曾屢次遷徙[235]，或增减碑刻不宜推測，歐陽修的《集古録跋尾》中收録他認爲重要並能搜集到的拓片，其中並無《集王聖教序碑》，南宋人陳思曾將碑石按地域分類，製成《寶刻叢編》，其中屬今西安者分别列於京兆府、長安縣、萬年縣者，共約五百餘種[236]，並無《集王聖教序》踪迹，宋敏求所著《長安志》“興福寺”條，只是重複韋述《兩京新記》内容並無增益[237]。

1973年8月在加固碑林巨碑《石臺孝經》地基時，在碑背面石縫的槽下發現一幅疊拓方整的《集王聖教序碑》整張拓片，與整拓同出的有木板畫《東方朔盗桃》和58枚宋金時的銅錢，最晚的年號是金代“正隆元寶”，據説這些遺物的放置應於金代正隆年間（1156-1161）《石臺孝經》的修整有關[238]，大約在金代《集王聖教序碑》可以確定已入文廟碑林，元至元十四年（1277）《重立文廟諸碑記》載：

京兆府學，昔爲國子監，石經之次諸碑，它郡所亡有，如秦丞相李斯暨陽冰之小篆，晉右軍王羲之之行書，唐顔真卿、柳公權、虞世南之真楷，宋郭忠恕、僧夢英之衆體，是皆古今昭昭，著人耳目，争先睹之爲快者，其毁折摧僕不知其幾年矣，觀者嘆息，未知之何，[239]

駱天驤的《類編長安志》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唐三藏聖教序》，唐太宗御製，沙門懷仁集王右軍書，時玄奘自西域取貝葉以還，詔譯於弘福寺，既畢，太宗爲之序，高宗爲皇太子，又爲序記，並譯《心經》一卷，以咸亨三年十二月立，（略）今在文廟，[240]

《集王聖教序碑》此時已存西安文廟，並且明確稱有《心經》一卷，現置碑林《集王聖教序碑》内容與之完全一致。

元明間《集王聖教序碑》在文廟擺放的位置，與整個碑林的佈局有關，“〔文〕廟之後環列古諸石經、石刻，覆以步欄，陸離盤紆，港洞若洞署，俗謂之碑洞”[241]，成化十一年（1475）《重修西安府學文廟記碑》載：“及殿後漢唐石刻之屬，舊覆亭宇，咸增新之，飾以丹漆，加以藻繪，高卑大小舉以法，無復昔時之陋，”[242]

漢唐石刻都被擺放在新蓋的碑亭之中，這種碑亭似爲獨立亭子，碑石放在每個碑洞之中，大成殿也是此時建成，大成殿後陳列漢唐碑石的形式保持了很長時間，清代的文廟有大碑亭四十餘楹，維修後“圍以牆垣，固以栅欄，飾以丹雘”[243]，使碑石得以有效保護，被認爲重要的碑石，安放在《石臺孝經》後門兩側，明清兩代每隔一段時間，文廟中碑亭就得到修繕，乾隆《雍州金石記》記載了乾隆年間《集王聖教序碑》在碑林中的具體位置，“又於孝經臺北、石經前，架屋數十間，置種種舊碑，如《聖教序記》之類，爲石墨淵藪，謂之碑林，俗呼碑洞云”[244]。

現代學術調查從20世紀初的日本學者開始，關野貞調查碑林時記録了《集王聖教序碑》所在的位置，他繪製有碑林所在地的西安文廟平面圖，《集王聖教序碑》在大成殿後面的一排碑林中，編號爲26（圖二十四）[245]，足立喜六晚清時曾應聘在西安教書，他在西安的時間較長，亦繪有一張碑林平面圖，他繪圖雖然没有關野貞那樣詳盡，但也標有《集王聖教序碑》的位置，甚至較前者位置更準確一些，因爲後者所標碑石甚少（圖二十五）[246]，《集王聖教序碑》在西安文廟中所在的位置，從明成化年間到20世紀30年代基本上没有變化，1937-1938年碑林經整修之後，《集王聖教序碑》被安置在第三陳列室之中[247]，直至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