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西亚史学撰述

西亚古代文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古代两河流域开始的。两河流域又被音译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源自于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即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之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地中海东部滨海山区，向东流入波斯湾。古代两河流域北部为亚述（Assyria），南部为巴比伦地区（Babylonia），后者又分为北部的阿卡德（Akkad）地区和南部的苏美尔（Sumer）地区。从历史时期而言，古代西亚先有苏美尔文明，后有巴比伦文明，公元前6世纪波斯文明（Persia）取而代之，繁荣了约三百年，继之以马其顿（Macedonia）、塞琉古（Seleucid）等希腊化文明和萨珊波斯（Susania）文明，最后终结于公元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文明。

约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诸城邦蜂起，著名的城邦有埃利都（Eridu）、温马（Umma）、伊新（Isin）、基什（Kish）、舒鲁帕克（Shuruppak）、乌尔（Ur）、尼普尔（Nippur）和乌鲁克（Uruk）等。这些城市多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著名的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是《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主角。传说中发明楔形文字和泥版书写的则是乌鲁克王恩美卡。该王国境内的舒鲁帕克是古代广为流传的大洪水故事的最早流传地。乌尔则是以色列先知亚伯拉罕的家乡，也是著名的乌尔王朝的首府。尼普尔则以神庙著称于其时，现代的许多考古发现都来自于这里。还有传说中的伊甸园的所在地：拉伽什（Lagash）。而基什王萨尔贡（Sargon II，约公元前2340）则创建了阿卡德帝国；等等。先后称霸的有乌尔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600—前2400）、拉伽什王朝（约公元前2500—前2300）、乌鲁克王朝（约公元前2300）、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00—前2100）、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00—前2000）、伊新王朝（约公元前2000—前1800）和拉尔萨王朝（约元前2000—前1800）。

古代西亚最早的历史记述主要包括王表（King List）和各种纪事铭文（Inscription）。王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苏美尔王表》（Sumerian King List）。《苏美尔王表》从“王权自天而降”讲起，大体格式包括每位王的王都名、王名和统治年限。在该王朝结束时，有总计，共多少王多少年。[3]第一个称王之所是埃利都城邦。历经五个城邦的兴衰，而后有大洪水，导致王权终结。大洪水之后，王权再次“从天而降”，这次兴起于基什，并开始了父传子的王权传承方式。在作者眼中，王权是“天”赐予的，非为人力。但是王权只有一个，其所表达的是大一统的观念。[4]王权的转移在大洪水前后有变化。大洪水之前，王权是由于“被放弃”而发生转移，大洪水之后，王权是由于“胜败”而发生转手。作者似乎总结出了一种王权转换的机制。在大洪水之前类似于“禅让”制，而大洪水之后则是争霸机制。

最初列王的统治年数都漫长得令人难以置信。随着叙述的展开，从几万年，到几千年，再到几百年。从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之子乌尔侬贾尔开始，有了较为准确的统治年份：“乌尔侬贾尔王30年。”这种准确信息的提供，似乎说明最初版本的作者来自于乌鲁克或毗邻地区，或者活动于该王朝时期。如果结合传说，乌鲁克王恩美卡发明了楔形文字和泥版书写，似乎可以旁证这一推测。此后不同时期的作者，对王表进行了续编。

到阿卡德时期，作者较为详细地讲述了萨尔贡王。“阿卡德的缔造者萨尔贡称王，他是乌尔扎巴巴的侍酒官，他的父亲是花匠，王56年。”在该王朝中间，第六位王之后，作者又大发感叹：“谁为王，谁不为王？”表明在他心目中，王权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折。阿卡德王的开国之君萨尔贡，父亲身份低微，自己也不过是前王的侍臣，显然这个王朝的列王使得作者对于谁有资格担任国王发生了疑惑。萨尔贡的阿卡德语含义是“真正的王”，这个称谓似乎暗示，他是否是“真正的王”还存在着争议。在有名的《萨尔贡自传》中，萨尔贡刻意隐瞒了父亲的身份，而只说明自己的母亲是“高级女祭司”。这似乎在暗示读者，萨尔贡是神人结合的产物。对比这两份带有历史意味的文本，似乎王权存在父系与母系之别。《王表》作者明显强调的是父系传承制，而《自传》则通过母系来获得“神”的眷顾。[5]

而且，对比《王表》和《自传》可以发现，《王表》作者似乎在故意强调萨尔贡卑贱的出身，因此选择了其父为花匠的说法，并在随后发出“谁为王，谁不为王”的感叹，借以表达对王权沦丧的不满，颇有春秋笔法的味道。

阿卡德王朝之后是乌鲁克王朝。该王朝结束后，作者说“王权被带到古提的军中”，然后非同寻常地以古提的军队开始叙述该王朝的王表，而不是按惯例以城邦名开始。古提人的统治结束之后，也加上“提里干王（Tirigan）40天，21位王共王91年又40天，古提的军队被击败，王权被带到乌鲁克”。重新回到了以城邦名开始叙述每个王朝的王表格式。出土铭文《乌图黑加尔的胜利》，正是讲述乌鲁克王乌图黑加尔（Utu-hegal）如何受神眷顾，受命击败古提人的故事。

铭文称古提人为“山中的毒蛇，亵渎诸神、邪恶蛮横的蛮族，窃取苏美尔的王权，抢劫已婚妇女，夺走孩童。古提王提里干派兵控制运河，到处驻军设卡，阻断水源，致使大路荒草丛生”。铭文最后说道，提里干兵败逃入达布伦城（Dabrum），结果被捕，交给乌图黑加尔派来的使臣。将《王表》和《乌图黑加尔》铭文互相印证，似乎说明王表采用新的格式叙述古提王朝的用意与上述铭文基本一致，即强化文明与野蛮之别，武力征服与合法王权有异。不过《王表》比较隐晦，而铭文则从民族矛盾的角度，通过人身攻击来丑化敌人，美化甚至神化自己，说乌图黑加尔“被恩利尔神赐予力量，为伊南娜神所宠爱”。这种神化的效果也反映在《王表》中，作者说乌图黑加尔“王420年又7天”，统治年限可与大洪水时代的列王相媲美，迥异于前后诸王。

乌鲁克王朝之后是乌尔第三王朝，该王朝的列王被作者直接加上了“神圣的”称号，随后的王朝，是该续编者笔下的最后一个王朝：伊新王朝，其诸王也都享有“神圣的”称号。这说明续编者属于或自我认同于这最后一个王朝，并且在美化最后两个王朝。《王表》的这一写法，可能不仅反映了这两个王朝新的神化王权的努力，而且也表明包括历史记述在内的文化活动受到了鼓励，从而繁荣起来。

现存的《吐马尔编年史》（Tummal Chronicle）记述了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庙五次被毁，五次重建的历史。[6]其中最后三次都是由乌尔的统治者进行的。神庙第四次重修时，距离上一次重修已经好几百年，而这次的重修者，就是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木（Ur-Nammu）和舒尔吉（Sulgi）。由于现存苏美尔泥版文书中，出现最多的国王分别是乌尔第三王朝的舒尔吉和伊新王朝的伊斯麦达干（Isme-Dagan）。似乎可以推断，处在苏美尔文明末期的这两个王朝都在鼓励文学创作活动，进行文化宣传，其中包括续编《苏美尔王表》。[7]

最后《王表》的作者总计了有多少个称霸的王朝，多少位王，以及他们统治了多少年。如果联系到古代两河流域对计时的兴趣，他们率先发明了六十进制的计时方法，以及复杂的天文历法。我们可以理解《王表》所体现的这种对时间计算的偏好。在随后的巴比伦文明时期，这种追求精确计时的特色更加突出，出现了《名年编年史》，每一年都有一个单独的名称，成为纪年系统中独特的一年。而且这些用以名年的名字，并非仅仅是国王的名字，这反映其计时系统似乎独立于王室，从而与王朝纪年系统适当地分离。“在因奈亚（Inaia）年，国王萨姆什阿杜（Samsi-Addu）出生，在……日有食之……在达尼亚（Daniya）年，亚述马力克王攻取胡普苏姆（Hupsum）；在恩纳姆辛（Ennam-Sin）年，远方发洪水。”[8]但是，在巴比伦时代，随着王权的强化，名年也逐渐为王所垄断，使得名年开始变为清一色的帝王年号纪年。一份记录公元前9世纪两位亚述王——撒缦以色三世（Shalmaneser III，公元前859—前824）及其子萨姆什阿达德五世（Shamshi-Adad V，公元前824—前811）统治的编年史中，从公元前858年起都使用萨鲁巴尔迪尼什名年，最后三栏，则开始使用国王撒缦以色名年；萨姆什阿达德即位后，则一直用他的名字名年。“在萨姆什阿达德年，叛乱；在萨姆什阿达德名年，总指挥亚哈鲁（Yahalu）叛乱；萨姆什阿达德名年，宫廷传讯官贝尔丹（Bel-dan）叛乱……”偶尔，还会有非帝王名年官，如“（公元前745年，）在亚法拉（亚述首都）总督纳布贝拉俞瑟（Nabu-bela-usur）年……”[9]

《苏美尔王表》最初编订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此后一直流传有绪。续编者甚众，在两河流域也广为人知。直到基督教兴起，其权威性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公元2世纪第一位基督教世界史作家阿非利加（Sextus Julius Africanus，约160—240）就开始猛烈批评迦勒底（Chaldean，犹太历史中的巴比伦统治王朝）王室谱系的作者们，说他们为了虚名，捏造了涵盖漫长历史的先公先王表。但是，苏美尔书吏也奉行“恪守师说”“严谨工作”的工作原则。在随后的巴比伦时代，泥版文书更有一套严格的书写抄校程序。抄录者会署名，说明自己“对照原文抄录并校正”，保证他们所抄录的历史记述的忠实性。[10]

大概是在《王表》的刺激下，各城邦开始编订自己的编年史。《拉伽什王室编年史》也以大洪水为开篇，但是增加了许多具体的内容，如“大洪水吞没并摧毁大地之后，人类顽强地存活下来，得以繁衍。当黑头民重新兴起，人群开始有姓氏，官府出现的时候，安神和恩利尔神尚未从天上赐下王权，没有锹，亦无锄头、背篓和划犁用以开垦土地，到处是无声的人群。那时的人类要在缺乏照料的情形下度过长达百年的童稚期，成年之后还要活百年。由于不能自我养活，人群数量衰减，羊群灭绝，不生产水果。还没有地区和人民用酒祭奠或用甜酒祭神”。

与《苏美尔王表》极简的叙述风格不同，《拉伽什王室编年史》不仅列举了王名和年代，还尽可能简要地交代每位国王的业绩和值得注意的事情，尤其重视敬神和建造神庙，修筑沟渠的活动。如“乌尔南瑟（Ur-Nanse）建造了他喜爱的神庙……恩达殷斯，开凿了‘狂狮渠’……普祖尔马麻（Puzur-Mama）信奉女神扎扎鲁（Zazaru）”，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则是计时方面的疏忽。年表中统治不超过百年的王，竟然只有四位，包括最后三位王，末尾三位王加起来统治了110年。这部《编年史》的编者对近百年史较为熟悉，而对此前历史的了解较少。同时从侧面反映出该城邦的历史记叙活动较为晚起，甚至不到百年。但是，这部编年史的内容，也反映了地方特色，即修筑河渠、建造神庙和统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城邦统治者和地方编年史作者对于民生更加重视。

《王表》计算漫长世系，主要采取罗列王名和年数的形式，与此相比，各种纪事铭文虽然也很简洁，但有一些情节和生动的描写。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王的形象变得非常鲜活。首先，王与神的关系更加密切，神的身影频繁出现。包括神的嘱托、神的祝福，而且在行文中，王与神不分，或者说，王号中含有神名。国王每次出场，都必定与神同行。如《乌图黑加尔的胜利》中，几乎每次提到国王之名，都是“恩利尔神赐予力量的王、伊南娜神宠爱的王、乌图黑加尔王”。而在《王表》中，在“王权自天而降”之后，具体的神似乎就再无踪影。

其次，强调王的行动及时有力，迅速达成目的。“离开伊斯库尔（Iskur）之后第四天，在南苏（Nagsu）扎营；第五天在伊利塔普（lli-tappe）扎营；俘虏了提里干的使节乌尔尼纳祖（Ur-Ninazu）和纳比恩里尔（Nabi-Enlil）；第六天，拔营之后在喀尔卡拉（Karkara）扎营，前往伊斯库尔（Iskur）祈祷……当天夜里赶到阿达布（Adab），向乌图（Utu）祈祷……并设伏。能干的乌图黑加尔击溃了敌人。”这段文字将一场在神的帮助下，成功进行的闪电战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次，王举行了战前动员演说。在乌图黑加尔出兵之前，“他对市民发表演说：‘恩利尔神已经将古提人交给我了，伊南娜神将是我的后盾。杜木兹神（Dumuzid-ama-usumgal-anan）宣布了，我的事就是他的事，并且指派宁苏女神（Ninsumun）之子吉尔伽美什为我的指挥官。’乌鲁克和库拉巴（Kulaba）的民众群情振奋，一致拥护，于是他征召了自己的精锐部队”。虽然，这里并没有对敌我双方的战斗部署和战略战术的记载，但是，结合前文所引对敌人的诅咒，似乎表明，这是在为发动一场拯救苏美尔人民的战争所做的宣传鼓动。

《苏美尔王表》和《乌图黑加尔铭文》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体裁。《王表》是编年史，以计算时间为主，纪事为辅，主要内容是统计王名和统治年限。统一王朝似乎有专门的计时官员，所以其所编制的编年史在时间计算方面较为精确。相对而言，城邦编年史出现较晚，甚至是对《苏美尔王表》的模仿，计时也不是太准确，但是，反映了当地诸多民生方面的内容。《铭文》则是纪事体，以记录某件史事为主，往往叙述国王的某次活动。这种铭文更直接地为政治宣传而作，多含感情色彩浓郁的语句，叙事生动，行文紧凑。《乌图里加尔铭文》也包含丰富的权谋、奇策，富有历史借鉴意义，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史的书写魅力。

约公元前1800年，古巴比伦王国开始兴起，由于其主要使用阿卡德语，与之前流行的苏美尔语不同，因此，历史学家称此后千余年使用阿卡德语的两河流域历史为巴比伦—亚述文明。先后有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800—前1600）、亚述王国（约公元前1900—前1300）、新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200—前600）和波斯帝国（约公元前539—前323）。波斯帝国兴起后，虽然还使用阿卡德语，但是波斯语越来越流行。此后兴起的塞琉古王国（约公元前312—前63）又使得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之一。帕提亚王朝（约公元前170—公元224）和萨珊波斯王国（约224—前651）都可以被视为波斯帝国的复兴。此后阿拉伯帝国崛起，西亚北非步入中古时代。

苏美尔历史撰述与巴比伦—亚述历史写作之间的继承性，从续写《苏美尔王表》的活动中清晰可见。巴比伦王国的史家接续《苏美尔王表》，写作巴比伦王国编年史。但是，他们似乎没有采用原本通行的《苏美尔王表》版本，而是另有所本，因为其中王的统治年数和先后顺序不尽一致。例如被格拉斯内编号为3号的《巴比伦编年史》记载，大洪水之前有五城，九位王，而通行本《王表》为五城，八位王。西帕尔（Sippar）之后，王权被带到拉拉克（Larak），而不是苏鲁帕克。但是《巴比伦编年史》的格式一仍其旧。“在巴比伦……苏姆拉（Sumu-la-El）统治36年，萨比乌姆（Sabium）统治14年……汉谟拉比统治43年……十一位王，统治300年，巴比伦王朝被放弃，王权去往西兰（Sealand）。”[11]

由于争霸战事颇为频繁，王朝更替并不是特别明晰，一个王朝可能在短期之内覆灭和重建，不断获得或失去王权，《王表》体裁不足以表述如此复杂的局面。后来，基督教史家批评《王表》将同时代的国王当做先后更替的国王，从而拉长了历史总年数。这个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新亚述王朝重新统一两河流域，尤其是阿述尔巴尼拔大兴文治，两河流域的历史撰述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多彩。有趣的是，这位国王在希腊和拉丁史学作品中，被描述为一位“比女人更加女性化的”末代君王，“妻妾环绕，身着女装，纺织羊毛，指派女工，女里女气，比女人还妩媚”。[12]这位在西亚史书中到处扩张、残酷对待被征服者、文治武功赫赫的一代霸主，竟然在异文化中以“反面”的形象出现，象征了古代巴比伦文化在“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西部地区被颠覆、曲解的历史命运。

古亚述和古巴比伦王国的扩张，适应了这一时期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日趋密切的国际交流需要。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赫梯王国与埃及王国和古巴比伦王国保持着紧密的外交往来。在西亚各地，出现了王朝编年史。与《王表》写作体裁不同，王朝编年史是按年纪事，纪年与纪事并重，其发展趋势是纪事越来越重要。古亚述王国的王朝编年史，采用名年系统，简要记录每年发生的军国大事，因此，往往又被称为“名年编年史”（Eponym Chronicle）。一部反映亚述古王国历史的名年编年史，自纳拉姆辛（Naram-Sin，约公元前1830—前1815年在位）开始按年叙事，集中讲述了沙希姆阿达德一世统一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经过。

现存赫梯王朝的历史撰述，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开叙述，这可能是受国王诏令格式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受埃及文化的影响。著名的哈吐什里一世（Hattusili I，约公元前1586—前1556年在位）临终前改变王位继承人的长篇诏书，详细叙述了废黜前一位王储，而选立穆尔西里一世（Mursili I，约公元前1556—前1526年在位）的原因。哈吐什里三世（Hattusili III，约公元前1267—前1237年在位）讲述自己登基经历的长篇文书，也非常富有历史感。他从自己出生开始讲起，到自己如何被女神索斯佳（Sausga）选中为其祭司，如何结婚，在几位父兄国王的统治下经营自己的小王国，以及自己起初如何扶立年幼的外甥为王，并最终夺取王位的经过。文书证实他的宣言：“我从未犯下什么过失！”

穆尔西里二世（Mursili II，约公元前1321—前1295年在位）讲述自己经历的作品则直接被赫梯学家称为编年史，因为他不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讲述自己登基的经过，并且逐年叙述自己登上王位之后征战的历史。当他的辅国大臣去世后，他收到对手的来函：“你还是个小毛孩，无知之极，我根本就无法尊重你！现在，你的国土沦丧。你的步兵和战车兵太少。我的军队数量庞大，我的战车比你多得多！你的父亲曾经拥有庞大的步兵和战车兵，但是，你还是个小毛孩，能统治哪里呢？”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这一地区弱肉强食、酋邦林立的军事政治生态。作者接着引出编年史，“我登基之后，在十年之内征服了四周的敌对酋邦，击碎了他们的势力”。此后一年接一年，按照春和冬的次序，穆尔西里二世非常细致地叙述了自己攻击敌人的历史，春天出击，冬天宿营。十年之后，作者重新作序，开始续写。“我继承王位业已十年。我亲自征服了敌对的酋邦，他们不再存在了。太阳女神指示我去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并记录了下来。”接着从“春天来了”，开始讲述，至“我在安库瓦（Ankuwa）冬营”，结束一年的叙事，如此叙述一直到第19年。[13]

此类第一人称叙事的历史记叙，如果篇幅长，则是汇总编辑每年的纪功柱铭文而成。这一编写原则，从新亚述王国阿述尔巴尼拔二世（Assurnasirpal II，约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的丰富文献活动可以得到佐证。例如，他的编年史第五年的内容，与“库尔德石碑（Kurkh Monolith）”的征战描述相近。第18年的内容与“标准铭刻（Standard Inscription）”内容相近，讲述自己远征黎巴嫩，以及修复卡拉城（Calah，今尼姆鲁德）的经过。又如记载萨尔贡（Sargon）继位15年来赫赫战功的圆柱体铭刻残片，则较为明确地表达了供后人阅读、铭记的愿望。“让未来的王侯、我的孩子们修复残废的宫殿，请阅读我的纪功柱，并打油献祭，加以修复。”[14]

树立纪功碑，将自己的丰功伟绩铭刻于金石，或安置于神庙，或矗立于边界，或耸立于王宫，都可以算是历史记忆的一种。立在路人可见之处，是对人的昭示；而立在高处，肉眼难及，则是对神的诉说。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言，古代埃及的碑铭，留存较多，为我们了解这种古代历史书写方式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