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亚北非的历史写作

第一节　“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的大史学传统

史学的起源与史学的发生是彼此关联但又不同的问题。起源研究是针对史学要素而言，追溯这些要素最初的痕迹。例如，书写的发生，求真意识的出现，等等。而史学的发生，则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出现于某部历史著作中。此后经过时间的考验，该史书成为典范，使得历史写作从此有了传统可循。这部作品的作者往往被称为“史学之父”。中国古代学者并不习惯用“史学之父”这个称谓，但现代西方史学传入之后，学者们借鉴西方的学术习惯，也来“发现”中国的“史学之父”。有人说是孔子，有人则认为是左丘明，也有人主张司马迁才是实至名归的“史学之父”。在西方，公认的“史学之父”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

既然有了“史学之父”，那么这位史家之前的历史写作，就往往只能是史学的“史前史”了。在流行的史学史论著中，希罗多德之前的史学，尤其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史学，就被当作西方史学的起源部分来讲述。在某种程度上，这两地的史学不过是在为西方史学的“伟大发生”作准备活动。似乎古代西亚北非几千年的历史创作，只是在为西方史学的发生提供各种要素。而使这些要素综合起来，从而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只有通过希腊人的史学创作才得以实现。

但是，“史学之父”的称号是后来人论述史学史的时候所使用的，没有人自称为“史学之父”。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的最早文献证据，来自于西塞罗的《论法律》（残篇），那时距离希罗多德有400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史学之父”的称谓反映了400年之后，西塞罗对希罗多德的史学开创性的认同。西塞罗认为，当时流行的历史学之基本特征，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已基本具备。换言之，希罗多德是“类己”的最早史家。通过使用“史学之父”这个称谓，西塞罗彰显了罗马学者的史学认同标准。实际上随着当下的改变，这个判断的标准——基本特征——也在改变，因此，对于谁应该获得“史学之父”的桂冠，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倾向的学者也会有各自的认识。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学者并不认可希罗多德是“史学之父”，而是认为以色列的摩西（Moses，约公元前12世纪）为第一位史家。即使在非基督徒中，希罗多德也不再被认为是“史学之父”，这个桂冠被授予给弗里吉乌斯（Dares Phrygius，约公元前7世纪），因为他创作了反映特洛伊陷落之后欧洲诸族群迁徙活动的史诗。[2]可见中古时期对于史学作品的认定标准，又与古代不尽相同。有些现代史学家认为希罗多德的作品不够科学，所以又授予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科学史学之父”的称号。“史学之父”称号的运用最为集中地反映了使用者的史学评价标准。

中国人认为有四大文明古国，其中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文明似乎要更早一些。其实，西方学者的世界历史，也往往从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开始讲起。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历史书写出现甚早，往往位于史学史教材的开篇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史学史家又并不怎么重视这段历史。尤其是与后来的希腊史学相比，古代西亚北非的史学作品不仅神人不分，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完整的历史情节，对历史的认识也比较粗浅。因此被认为是“准史学”或者“原史学”。直到希腊史家吸收了他们的史学文化成果之后，才开创性地发展出了历史学。本书不拟采用这种从原始到高级的进步史观，而是将东至印度河，西至直布罗陀海峡的地域当做一个整体，称为“亚非欧小世界”“亚非欧交叉地带”或者“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

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与黑海，将古代两河流域、北非和南部欧洲连贯起来，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尼罗河文化、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和罗马文化彼此互动，在互相模仿的同时，也在竞争中创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远大于彼此的隔绝，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世界。早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献中，就经常提到这个世界，“从前海到后海”，前海即波斯湾或阿拉伯海，后海即地中海。这是当时人所知的世界，一个长期存在的文化生态区。

从时间上讲，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历史记述出现得相对较早，也彼此影响，它们又共同影响了古代希腊史学和犹太历史撰述。反之亦然。所以，希罗多德认为埃及是最早、最重视历史记忆的国度。而在中古时期，史学史家又认为犹太史学不仅早于希腊史学，而且犹太人的历史也要比古代埃及和巴比伦更为久远。个中是非暂且不论，这些竞争性的说法，本身就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彼此不能分离。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公元前6世纪，波斯称霸于这一地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时期，希腊诸王国也在这一地区肇建。及至公元前2世纪，埃及、叙利亚和希腊先后从属于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之下，此后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长期争夺“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的霸权，互有胜负。彼此的史学也各为其主，互相角力。罗马帝国晚期，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首都，号称“新罗马”。帝国重心东移，更加彰显了这个世界的整体性和重心之所在。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I，272—337）的这一决定是顺应时代需求的。此后西部地区遭到忽略，蛮族王国纷纷在此建立，但这些王国都长期遥尊君士坦丁堡为最高政治和文化权威。而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的兴起，则剥夺了罗马帝国对北非和大部分小亚细亚地区的统治，并对君士坦丁堡所代表的罗马帝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9世纪以后，虽然有局部的战争，但是，大局相对稳定，基本上形成拉丁基督教文化、希腊东正教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三家鼎立的格局。三个亚文化区的历史叙事各自不同，彼此较劲。伊斯兰学者往往只是将耶稣当作众先知之一，而中古基督教史书往往说默罕默德是“思想骗子”。但三个地区的史家在叙述人类历史的时候有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在叙述古代历史部分的时候，都以《圣经·旧约》的犹太人历史为核心。他们自身的历史和现在，则是对犹太人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过去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渊源大体一致，而流别各自不同。

到11世纪末，这个世界的核心地区——小亚细亚再次成为三方角力的主战场，发生了所谓“十字军运动”。这场旷日持久，长达几百年的战争，以伊斯兰突厥人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告一段落。此后几百年间，虽然教皇不断地号召新的十字军运动，但基本上延续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略占优势的国际均势状态。直到17、18世纪，长期处于相对弱势的欧洲西部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才根本性地改变了实力对比，颠覆了这一延续千年的国际局势。“地中海—阿拉伯海世界”被决定性地纳入到以全球为范围的新世界中。与此同时，延续千年的、以地中海东部地区（犹太史）为重心的人类历史叙事最终被打破，欧洲西部在成为新“世界”中心的同时，也成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公认的终点。伏尔泰的《风俗论》就是这一史学潮流的典型代表，并引领史学“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