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山水田园间的“隐”“逸”情趣

山水田园与唐代文人密切相关，而王维、孟浩然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要谈山水田园诗，先须了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王、孟的隐逸情思。

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它的主要人群不是生活在城巿，而是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山水田园之中。换句话说，生活在农业社会中的文人，与山水田园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或者是在出仕之前就在乡村山水田园之间生活，或者是在历经了仕途的风波艰险之后，又回归到山水田园之中。可以说，田园如果不是每个文人的终点，那么，起码也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起点。

从地理学层面上说，山水与田园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山水之中有田园，田园之旁有山水，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体。虽然在诗人的笔下，有着或写山水或写田园的侧重，但从整体上看，山水和田园却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于是，在唐代文学史上，就有了山水田园诗派这样一个称谓。当然，这个诗派主要出现在盛唐时期，当时的诗人们并没有所谓诗派的自觉意识，将之称为诗派，主要还是后人的一种看法，是后人依据某些诗人创作题材多为山水田园而作的一个大致归类。而孟浩然和王维，便是这类诗人中的突出代表。

王维和孟浩然二人是好友，孟浩然比王维大12岁，因一生未进入官场，所以在知名度上不及王维；不过，从诗歌艺术成就的角度看，二人是各有特点，不分伯仲的。同时，王、孟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具有非常浓郁的隐逸倾向。以前人们称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实际上孟浩然和王维也都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隐逸生活。孟浩然可以说是终身在乡村度过的，是布衣诗人；王维早年就受佛道思想影响，向往桃源境界，而经过安史之乱“受伪职”案的打击，更是无意仕途，退居林下，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万事不关心”了。由于二人共有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谈王、孟两位诗人，无论如何不能回避隐逸给他们生活、创作造成的影响。下面，就从“隐逸”的内涵及其与王、孟二人的关联出发，重点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情态和相关创作。

图16　唐卢鸿《草堂十志图》

在中国文化中，“隐”“逸”二字常常连用，其含义也非常接近。“隐”的本意是指幽闭、藏匿，这是一种韬光养晦的人生智慧。当然，“隐”也有不同的境界，大致可以分为“身隐”和“心隐”两种。“身隐”限于形骸，在表象，重名义；“心隐”旨在精神，在内核，重本质。身隐者未必能够做到心隐，心隐才是更高的境界，这是对现实、对个体生命的一种超越。与“隐”略有不同，“逸”的本意是指逃亡，稍加引申，可以作避世来解。像《论语》里就有“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话。其中的“逸民”，就是避世之民。从遁世的意义上来讲，“隐”和“逸”可以相通，所以常常把“隐”和“逸”连在一起用。也许因为“隐”和“逸”并称太多的缘故，人们的理解总也跳不出习惯思维的范围，就形成了一种印象：“隐”就是“逸”，“逸”就是“隐”。反正都是“仕”的对立面。

但是，如果我们深究一步，就可以发现，“隐”和“逸”在内涵上又有区别。“隐”有精深、微妙之意，如《周易正义》中说：“探赜索隐，钩深至远。”有时又指幽静、幽深之境，“且其山川形势，则盘纡隐深”（嵇康《琴赋》）；或指表情达意的含蓄委婉。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文外之重旨”（刘勰《文心雕龙·隐秀》）。“逸”常常指闲乐、安适，如《国语·吴语》中说：“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处以念恶。”元稹《和乐天〈赠樊著作〉》诗中也说：“遂我一身逸，不如万物安。”逸乐没有分寸，便成为放纵，所以《尚书·大禹谟》劝诫人们“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在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体格闲放”（皎然《诗式》卷一）。

根据这样的一个准则，我们首先可以认定：王维尚“隐”，是“心隐”；孟浩然好“逸”，是“形逸”。具体来说，王维生性内敛，淡泊宁静，雍容平和，在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同时，他受佛老的浸染很深，耐得住寂寞，能够看透浮云一般的世事，所以他“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相比之下，孟浩然性情外扬，仪态潇洒，任诞放达，在他的性格里还时时能看到一种侠义豪放之风。孟浩然好游乐，乐在兴头上的时候，他甚至不惜爽约，比如，李白曾经写书干谒的那个韩荆州，也就是韩朝宗，曾经要向朝廷引荐孟浩然，和他约好时间了，可是到了约定的日期，孟浩然正在和友人宴饮，友人就提醒他说：你与韩公约好了，你现在不去，恐怕不行吧，不能跟人家爽约的。孟浩然根本不在意，回答对方说，已经开始宴饮了，我正在行乐，正在兴头上，哪儿管得了其他，不去。由此可见，孟浩然是喜欢游乐的。孟浩然的去世也是因为病刚刚好，王昌龄路过襄阳，二人相得甚欢，纵情饮酒，结果引发了旧疾，死掉了。如果将孟浩然与“竹林七贤”中的人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孟浩然最接近嵇康，在孟浩然的一首诗里，他这么写道：“欲循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带异抽簪。”（《京还赠张维》）意思是说，虽然想去当官，可是我受不了官场上的那些约束，有“七不堪”，这“七不堪”就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所说的话。可见任情率性，疏放慵懒，不受礼法的束缚，是孟浩然和嵇康的共同性。王维的“隐”是“内心”型的，他有着鲜明的回归意识和强烈的自闭倾向，所以诗中多用“归”“闭”等字。

图17　唐王维《长江积雪图》

其次，我们要注意的，是隐迹幽栖与逸兴放浪之别，王维是隐迹幽栖型的，孟浩然是逸兴放浪型的。王维的“隐”是“内心”型的，可归纳为“三部曲”，就是：思归慕隐、掩扉闭关、静坐而安。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一般人的行为选择都有一定的倾向性，固定的情绪常常引起习惯性的动作或者联想，反映在诗里就是不同的诗人都有自己喜好的字、词。王维有着鲜明的回归意识，在他的诗文中，总共138次用到“归”字。如飞鸟还巢，牛羊归圈，是“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渭川田家》）；送友人归去，是“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送别》）；奉劝友人，是“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送孟六归襄阳》）。与这个“归”字频繁使用一样，他还很喜欢用“入”字，如：“谢病始告归，依依入桑梓。”（《休假还旧业便使》）可见，在他笔下，“归”和“入”是重点词语，不宜轻易放过。

读王维的诗，还会感觉到他有很强烈的自闭倾向，自己把自己闭锁起来。杜甫怀念王维的诗，就表现了他这个特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崔氏东山草堂》）司空曙追忆王维：“旧日相知尽，深居独一身。闭门空有雪，看竹永无人。”（《过胡居士睹王右丞遗文》）这里都说他喜欢“闭”，闭门。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和他的弟弟都奉佛，常蔬食，不吃荤腥，晚年长斋，穿得也很朴素。在京师的时候，供给十数名僧饭食，以与他们玄谈为乐。他住的房间里没有多余的摆设，只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这几样东西。退朝之后，王维多是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后不再娶，三十年间，他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如果不署名的话，恐怕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哪位高僧的生活方式。王维的母亲也笃信佛教，“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请施庄为寺表》）。母亲信奉佛教，对他的儿子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王维的名和字就是取自《维摩诘经》。由于王维从小受佛教的浸染，不仅在信仰上接受佛教的义理，而且把僧徒生活和隐士的生活结合起来了，开创了居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反映在诗里面，就是“闭”“关”这样两个字的多次出现。比如他说自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常自闲”（《答张五弟》）、“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归嵩山作》）。除了“闭”“关”，他还喜欢用“掩扉”的字样，“扉”就是门，把门给关起来。比如：“送君从此去，转觉故人稀。徒御犹回首，田园方掩扉。”（《送崔九兴宗游蜀》）闭关之后，砰然一声，一切杂乱纷扰都被摒绝于门外，在屋子里坐禅入定，由定发慧，进入另一个境界。在王维的诗里，他35次用“坐”，比如“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轻阴阁小雨，深院画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都是坐观物化的范例。

图18　唐钟绍京楷书《维摩经》

到了晚年，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思想、心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安史之乱的时候，王维被安史叛军抓住，关了起来，强迫他接受伪官职，当时是朝不保夕，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虽然王维拒绝接受伪职，而且还写了一首表现对安史叛军不满、心中向往朝廷的诗，但是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朝廷还是要治他的罪。后来由于王维身为高官的弟弟王缙向皇帝求情，再加上王维在身陷叛军时写的那首作品，说明他还是忠于朝廷的，所以就从轻发落了。尽管如此，王维的心灵已经受到重创，心怀深刻的负罪感和忏悔意识，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于是遁入空门，吃斋念佛，走上了“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的路途。

与王维相比，孟浩然就要优游自在多了。孟浩然性喜游览，生活安恬舒适，是“离心”型的“逸”。在他那首《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诗中，他说自己的住所是“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他的生活状态是“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远离城市的喧嚣，住在郊外祖先留下的田庄内，闲来或垂钓北涧，或俯仰南轩，耳闻远处传来的樵夫歌唱，放眼周边旷野林木，生活优游自在，十分惬意。读一下这首诗，可以感觉到它和陶渊明那首《饮酒》诗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思非常近似。

孟浩然还是一个旅行家，在旅行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放旷闲逸，由此展示出与王维“向心”型、内敛型不同的另一种“离心”型、外扩型的特点。他的行踪以襄阳为中心，辐射向全国各地。前面我们曾介绍过孟浩然的出游，他是北上长安，空滞洛阳，南下湘桂，东游吴越，西抵巴蜀，走了很多的地方。当然，最令他忘怀不了的，还是家乡襄阳的山水，所以，他登过鹿门山，登过岘山，登过万山，泛舟于北涧，访古探幽，流连忘返。而且他还是一个美食家，游玩之余，经常去品尝自己喜欢的美味佳肴。在孟浩然的诗里，出现最多的字是“山”，共达191次。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鹿门山、岘山、万山外，他还游览了河南的香山、江西的庐山、浙江的天台山等等。除了爱登山，孟浩然还爱乘舟，比如他写自己是“扁舟泛湖海”（《自洛之越》），或顺流“下扬州”，或逆流“溯江至武昌”，历览长江两岸景致。“舟”字在他的诗中多次出现。有时写舟行的快感：“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五岳追向子，三湘吊屈平。”（《经七里滩》）有时抒发旅途的孤单：“浦上摇归恋，舟中失梦魂。泪沾明月峡，心断鹡鸰原。”（《入峡寄弟》）他实在是个快活的人，与王维“居常蔬食，不茹荤血”“焚香独坐”“孤居一室”的生活，显然是两种情调。

孟浩然与王维的这种差异，除了个性、经历的原因之外，恐怕还源于人性中与生俱来、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那就是贵远贱近。王维身在官场，内心向往的却是山林别业中的静居独处和清净自由。孟浩然久居田园，所以向往外边的世界，虽然他也心恋魏阙，却总是没有机会，只好向遥山远水去寻求情志的放纵。而且孟浩然是无官一身轻，比王维有更多的游山玩水的时间。这恐怕是他们或偏于“隐”或偏于“逸”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