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隐逸与终南捷径
琅琅的读书声、吟诗声渐渐远去，渐渐从山林移向村落，移向了都市。在这样一种移动中，人们获得了许多，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在前边讲到的那些以山林为读书地、隐居地的人中，固然不乏孟浩然这类以淡泊心境终了一生者，但多数人却是以山林为过渡，为跳板，而要到政界官场去拼搏一番的。不过，除此两种人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一方面隐居于山林，但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地希望通过隐居的行动来敲开官场的大门。对这些人的这种做法，唐人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终南捷径”。
“终南捷径”是一个比喻，要了解“终南捷径”这个比喻的含义，我们先要来看一下终南山。终南山位于长安城南，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从长安城就可以看到巍峨的终南山。所以李白有一首诗开头就说：“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终南山很秀美，它和长安的距离这么近，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隐逸文化的角度获得了某种深刻的政治含义。
终南山在历史上被人关注，是上古时期的事了。早在诗经的《小雅》里，有一篇题名《节南山》的诗，写的就是终南山。到了唐代，终南山的知名度大大增加。唐太宗李世民就写过一首诗，叫《望终南山》。可能太宗皇帝只是远远地望了一下，而没有亲自登临。后来的李白，多次写到终南山。与李白同时的王维，也写有一首《终南山》的诗，这首诗非常有名，是这么写的：
图22 明张瑞图草书王维《终南山》
这首诗力状终南山的高大雄伟，先是远望，说它的高度上接“天都”，山脉相连，一直绵延到“海隅”。进了山之后，回头一看，白云从四面合拢；走向前去，刚才还是茫茫一片的青霭，似乎又没了踪影。登到了山顶之后，向下远眺，地理分野从中峰分开，沟壑纵横，高处阳光普照，低处阴暗迷蒙。诗从山的高峻绵远、高大雄浑，山中的气象变化万千，一直到下山以后至暮不归，写了终南山的一个全貌。所以后人提起这首诗，都非常欣赏。
与王维一样，稍后的孟郊，也写了一首《游终南山》的诗：
比起王维的诗，孟郊的作品更有特点。他说整个终南山充塞于天地之间，就好比一块硕大无朋的巨石。太阳和月亮，就围绕着这块巨石升起、降落。在高峰上已经有日出的光影了，但是在深谷里还是昏暗一团，说明终南山非常大。最后几句，主要是写他的感触，说是听着这里长风卷动松柏发出的阵阵声响，真后悔以前的苦读诗书，因为那恐怕也有“近浮名”之嫌。
终南山引起了人们这么多的关注，并且受到人们这样多的称赞，是不是仅仅因为它的景色秀丽呢？不是的。终南山与长安距离这么近，一个是隐士的居所，一个是国家的帝都。如果你要隐，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去隐居，干嘛要在帝都附近隐居呢？在这个地方隐居是不是另有企图呢？这里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文人在这里隐居，实际上就有了通过隐居制造名声，以至进入长安城、混入官场的预谋。隐居终南山以获得高名，等待统治者的招徕，被文人视为仕宦的捷径，“终南捷径”由此形成。
刘肃《大唐新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图23 元王蒙《夏山高隐图》
说的是当时有一个名叫卢藏用的人，因隐于终南山而在后来做了大官。另一个同样隐居的叫司马承祯的道士，在从京城还乡之际，卢藏用为他送行，指着终南山说：如果要隐居，这个山里就好得很，何必跑那么远的地方！司马承祯慢慢地回答他说：在我看来，隐居在终南山，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卢藏用听了之后，颇有惭愧之色。这段话就是“终南捷径”典故的源头。
卢藏用是什么人呢？卢藏用是为陈子昂文集作序的一个有名的人物，他最初隐居于终南山，就一心想着借助隐居获得高名，以便被朝廷征召。后来皇帝移驾洛阳，他又跟着跑到洛阳附近的嵩山隐了起来。当时人们给他送了个别号，叫“随驾隐士”。时间长了，卢藏用就逐渐有了名气，武则天听人说起他，就把他请出山去，赏了一个左拾遗的职务。到中宗朝的时候，卢藏用就已经戴上了不小的乌纱帽，先后做过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
仔细分析，卢藏用这个名字就很有特点。一个“藏”，是说把自己藏起来，不与社会政治发生关系；一个“用”，是说参与政治，施展本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字，却在卢藏用身上结合在一起，并且与传统文化挂起钩来。中国古人常说“出”“处”二字。所谓“出”，就是“用”，就是外出求仕，外出做官。所谓“处”，就是“藏”，就是待在山林，待在家里，与仕途拉开距离。这是传统中国文人的两种生活形态，而在卢藏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那么卢藏用何以能从这相距遥远的一极跳到另一极呢？司马承祯为什么说他的隐居是“仕宦捷径”呢？这从卢藏用脸上的“惭色”可以知道，他由隐而仕、由“藏”到“用”，是有预谋的。正因为有预谋，所以开始隐藏得很深，给人显示出隐者的模样；而到了名声渐大，时机成熟了，便一跃而出，当官去了。否则，他就不会在别人说他走了一条仕宦捷径时，脸上有惭色了。
一般来说，中国文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要面子，一是有傲骨。因为要面子，所以即使有一些本心并不想踏入官场的文人，也可能在别人轻蔑的目光注视下，打熬不住，终于管不住自己的双脚，走进鱼龙混杂的官场，去一浑水。也因为书读得多了，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流芳千古、遗臭万年，于是做人就有了一套准则，这套准则就是信念，这个信念一旦抱定，就会不惜以生命去维护它。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换句话说，做官意味着选择富贵，隐居意味着选择贫困。但是富贵的获得是有原则的，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那么，什么时候做官才符合“义”的原则呢？孔子也回答了，孔子说：天下无道，就隐居于山林；天下有道的时候，就出来做官。由此推论，在天下有道时，如果你去隐居，这就有些让人想不通了。无道的时候隐居，那是情有可原的。在有道的时候隐居，是不是就预示着你有了某种政治企图？这是从文人这个方面来讲的。另一方面，从帝王这方面来讲，如果天下士子们都纷纷跑到山林里边去了，那么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缺乏吸引力，缺乏用人的能力，他会感到脸上无光的。所以对那些隐士，帝王们也采取一种招徕的政策。在后来的社会里，比如明清时代，帝王们往往是软硬两手兼施。但是在唐代，更多的时候，是使用软的一手。《旧唐书·隐逸传》里就记载道：“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屡屡去招隐士，把那些隐士请出来。当时有相当一批隐士，就是被帝王给招到了朝廷来的。请出来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诚意；一是借此劝导风俗，弘扬清正廉退之气，用史书中的话说，就是：“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因为社会上、官场里，你争我夺，风气太腐败了。而那些隐士远离官场，洁身自好，反而有廉耻之心。这样一种风气应该推广到全社会去。所以唐朝前期的皇帝，如高宗、武后、玄宗等就一次又一次地请隐士们出山。而隐士们呢？也好像摸着了帝王们的脉搏，就故意去隐。这样越隐名气越大，不愁帝王不来招自己。而所谓的“终南捷径”，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终南捷径”的形成始于田游岩由隐居而入仕，后来逐渐被文人利用，演变为揣测帝王心意，进入仕途的捷径。我们先看一下田游岩的情况。《旧唐书·田游岩传》是这样记载的：田游岩是京兆三原人，先游于太白山，后来跑到了箕山。箕山有一个许由的庙，许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隐士了，田游岩就在许由庙的东边筑室而居，自称“许由东邻”。高宗驾幸嵩山的时候，曾经派人去请他。田游岩出来拜见高宗，高宗命令左右把他给扶起来，对他说：先生养道山中，最近还好吗？田游岩说自己得了“烟霞痼疾”，非常喜爱山林，即使是在圣明的时代，也希望能在这里隐居下去、逍遥一生。皇帝说：我今天得到了你，无异于得到了汉初的“商山四皓”，实在是高兴。于是就把田游岩带回到宫中，授给他崇文馆学士这样的官职。到了后来，还给他原先隐居的那个田庐亲笔题写了几个大字，叫“隐士田游岩宅”。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皇帝对此事确实很重视。而田游岩通过隐居，既得到了高官，又得到了极高的表彰。由于有这样的隐士作为榜样，其他的隐士也就纷纷效仿了。
图24 唐孙位《高逸图》
《旧唐书·隐逸传》里还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比如史德义、白履中，都是通过隐居而获得高名，最后被皇帝请进了朝廷的。隐居隐出了名声，于是就有人表荐。表荐的人也因此而获得发现贤能这样一种美名。这样看来，一旦隐士成了气候，是不愁没人来举荐他的。一般来说，隐士要获取高名显利有这样一个过程：先因隐出名，接着被人举荐，由皇帝下诏把他请到朝中。请到朝中，一般是要授予官职的。而隐士也大都以有病或是喜欢山林这样一类的借口进行推辞。推辞之后，皇帝挽留；再进一步地推辞，于是皇帝就手诏褒扬，或者是厚赐金帛放其归山。这样一来，隐士的名声就更大了。
大诗人李白也是一个通过“终南捷径”进入朝廷的例证。李白早年广事交游、求仙问道，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蓄养声望，等待天子招徕。从李白的自述看，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然后功成身退。退就是隐，而退的前提是功成名就。如果功不成，名不就，何退之有呢？但是要想立功，前提必须是身居高位。自视奇高的李白，不屑于那种循序渐进的进身方式。范传正在《李白新墓碑》里就说他：“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所以李白从少年时代开始，就隐居于山中，隐居养望，创造机会。他先是在蜀中隐居，在《上安州裴长史书》里，他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在岷山既隐居，又养了众多很稀奇的鸟儿，打一声呼哨，鸟儿就纷纷到他手掌上就食，真是奇特得很，以至于广汉太守亲自来请他出山。在他隐居的时候，还有一个他非常心仪的老师，叫赵蕤。赵蕤学长短之术，也就是霸王之道，跟李白关系非常好，对李白影响很深。李白到了后期，对他这位老师还是念念不忘。
蜀中隐居当然很好，但是过于闭塞。在这里隐居，名声不易于传播到更广远的地方去。于是，李白在25岁那一年，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元中期，来到了长安，来到了终南山，就在终南山住了下来。后来，他又应他的朋友元丹丘的邀请，从终南山来到了嵩山。李白转了一山又一山，他的名声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还和孔巢父等六人在徂徕山隐居过，当时号称“竹溪六逸”。虽然名声大了起来，但是，李白的隐居并没有获得像卢藏用那样的效果。于是，他把自己的诗赋，通过今天已经难以查考的一位朋友，献给了唐玄宗。这件事情，有同时代人的诗为证。比如魏万就在他的《金陵酬翰林谪仙子》中说：“宫买《长门赋》，天迎驷马车。”独孤及在《送李白之曹南序》里也说：“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这里的《长门赋》《子虚赋》，都是借指李白所献之赋的。李白在《大猎赋》里自称“臣”，那么应该是献给君王的。而且李白还在他的诗里多次回忆，说：“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可见，李白得到唐玄宗的诏见，与他献赋有关。
当然，只是献赋还不行，李白还通过友人元丹丘的关系，结识了玉真公主，又因玉真公主的举荐，终于通过“终南捷径”走向了目的地。接到诏书的时候，李白正在外地，非常兴奋，写下了一首《南陵别儿童入京》，其中说道：“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样一种神采飞扬、得意忘形的情状，足可表明，在这之前他动不动就说要成仙、要升天等等这样一些话，是做给别人看的姿态。李白受诏入京之后，受到唐玄宗隆重的接见，唐玄宗给了他一个翰林供奉的职位。在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里记载了这件事情：
说你是一个布衣人物，但是你的大名能被我知道，如果不是你平常道义很高，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唐玄宗的话，无意中点出了李白多年来广事交游、求仙问道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蓄养声望，以便让天子知道他，进而一步登天。
与李白的情形有些相似，在玄宗后期，特别是到了中唐前期，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李泌，也是几隐几仕，最后官至宰相之位。关于李泌，有一些很曲折也很丰富的传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细谈了。
一般来讲，隐和仕作为两种相反的生活情态，士人只能选择其一：要么隐，要么仕，两者不可兼得。可是到了盛唐，王维找到了介乎仕隐之间的一条道路，开了亦官亦隐的先河。王维的这样一种隐，就被称为“仕隐”，一边当官，一边隐居。王维隐居的地方，就在长安城东南终南山下的辋川，在那里他拥有一个辋川别业。到了后期，王维就是一半时间在朝中，一半时间在自己的隐居之地度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到了中唐，由白居易继承。白居易写了一首《中隐》诗，对王维的这种隐居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这首诗说得很直白：“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既有官职，有俸禄，免去了饥寒之苦，又清静无为，养心怡性，避开了繁杂的事务，那么，何乐而不为呢？这样的中隐之道，从此之后便很被人看好。但从实质上说，它已是隐居的另一层面的含义了，已经与“终南捷径”没有多少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