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文選》的疑難與困惑
作者單位：美國華盛頓大學
《文選》英譯本第一册成書之後，我在序言中是這麽寫的：翻譯《文選》是“一項大膽，或許是不識實務的工作”[6]。自從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英譯《文選》先後出版之後，二十個寒暑轉眼之間就匆匆地過去了，今天重拾《文選》未完成的譯注工作，面對這項如此艱巨的工程，我似乎感到更加膽怯甚至氣餒了，如果現在重寫這篇序言，我會毫不猶豫地除去“或許”二字。我會這麽寫：“譯注《文選》是一項大膽，甚至不識實務的工作。”英文譯注的《文選》目前已經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三册，包括所有賦篇的翻譯與注解。注譯工作的進展是如此地緩慢，如果世界上有最慢翻譯家的稱呼，我想我應該可以當之無愧。
譯注《文選》的進展如此緩慢，主要有兩點原因：其一，《文選》本身所選的内容和題材；其二，歸咎於我的治學方法。《文選》組織龐大、内容豐富、文體繁多、作者複雜、包涵的題材廣闊，任何試圖翻譯整套《文選》的學者或專家，都將面臨極大的困難和挑戰。我想在這篇文章裏談談翻譯《文選》所遭遇的一些困難以及相應的解決之道。
《文選》共有六十卷，七百六十一篇作品，三十九種文學體裁，其中包括賦、詩、騷、表、檄、詔、頌、贊、論、史論、誄、碑、哀、策問、彈文等等。篇幅長短不一，有的短詩僅有十行，有的賦篇或其他作品則長逾千行，當初編纂《文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彙編一套能夠代表當時所有重要文學作品的選集，因此翻譯《文選》就必先熟知各種不同的文體，充分了解每種文體形成的過程和發展的背景，並熟悉每種文體使用語言的特色。
翻譯《文選》主要面對的挑戰之一就是言語的艱澀與難解。《文選》是辭賦、駢體文的重要選集，賦篇佔了三分之一，辭賦、駢體文辭藻富麗、言語艱澀，僅是讀通、讀懂，就得大費周章，遑論注釋了。另外，《文選》也收集了大量的詩篇，奇文怪字，典故連篇，就以陸機、潘岳、謝靈運、謝朓等人的詩文爲例，即使有大量的注解和評注，還是難以真正讀懂，而在最需要註解的時候，注釋學家卻一筆帶過，略而不談，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歷來對最難解的辭句在注釋學家作注的時候，仍是不知所云，所以也就只好含糊其辭，一筆帶過了。
在21世紀的今天，賞讀《文選》還是如此地困難，原因之一就是語言環境和文化背景這兩道鴻溝，將我們和古代、中古世紀的文學隔開了。即使現代研究《文選》的中國學者跟研究《文選》的外籍學者相比，在詮釋《文選》内容方面，他們所遭遇的困難可能也不相上下。陸宗達教授曾經提到將《文選》翻譯成白話文“注不容易，譯恐怕更難，千餘年的文學作者的思緒，細微之處不易捕捉，獨特之處尤難表述”[7]。有些外國翻譯家在翻譯與他們自己類似的語言的時候，也有譯錯的時候。舉例來説，法國詩人夏爾·博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將愛德加·愛倫·坡（Edgar Allen Poe）的小説《金甲蟲》（Gold Bug）翻譯成法文的時候，他就誤解了非裔美國人方言中“gose”的意思。在“as white as a gose”（像幽靈一般的慘白）短語中，“gose”是非裔美國人英語中的“ghost”（鬼或是幽靈），而他卻誤認爲是“goose”（鵝），把原文譯作“像白鵝一樣的潔白”[8]。如果愛德加·愛倫·坡的英文小説，爲法國譯者誤譯，那麽翻譯中國古代作品的學者不禁要問，中外古今年代相離更遠、文化差異更大，使用的語言更是完全不同，那麽時、空、語言的隔閡和差異而造成的誤譯、誤解，將更難以計算。
在翻譯的過程中，閲讀古文最大的困難就是瞭解每字、每句、每行和整篇的内容含義，除了瞭解内容含義外，還必須瞭解當時所襯托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舉個例子，《文選》有許多描寫京都、城市的作品。爲了能夠準確翻譯這些作品的内容和含義，我曾花了大量時間閲讀關於長安、洛陽、建康、成都等古都的歷史和建築等方面的資料，審讀歷代的地理著作和新發掘的考古報告。在翻譯描寫皇宫和殿堂建築的句子時，我也儘可能多採用中國古代建築的辭彙和術語。除了建築術語之外，這類歷代都城的作品也充滿了對當時朝廷繁文縟禮的描繪。要把這些詞語都正確地翻譯出來，又必須全面閲讀、了解有關當時禮儀的著作和典籍，尤其是涉及朝廷繁瑣的典禮儀式和官服朝冠的著作。可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舉凡植物、動物、鳥獸、魚禽、礦石和星座的名稱，都必須有充分的認知才能着手翻譯這類作品。翻譯《文選》的賦篇，涉及的範圍可説包羅萬象，包括了中國的制度典章學、天文學、堪輿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建築學、園藝學、城市規劃學等等知識領域。
我對翻譯的信念是：執着作品的原文和原意。我十分贊同俄裔美國作家和翻譯家納博科夫（Vladmir Nabokov）的金科玉言“最艱澀的逐字翻譯要比最流利的意譯更具有千倍的用途”（the clumsiest literal translation is a thousand times more useful than the prettiest paraphrase）[9]。譯文的流暢和可讀性是每位翻譯家所追求的目標，但是翻譯古代或是中古時代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翻譯家就必須有勇氣表現出美國著名中、日語言學專家羅伊·安德魯·米勒（Roy Andrew Miller）所提出的箴言：翻譯必須具有“字字斟酌、探討語言和文字本義的勇氣”（lexical and linguistic courage）[10]。我個人認爲，在英譯的過程中，必須儘可能地、正確地傳達中文文本的原意，並且儘可能地保留或許會令讀者驚訝的比喻説法，甚至一些非比尋常的措辭用語。例如，西晉木華（生卒年不詳，約公元290年在世）的《海賦》，他用“天綱渤潏”[11]形容堯舜時代的洪荒大水。華滋生（Burton Watson）翻譯這句話的意思是“The Heaven-appointed waterways swelled and overflowed”（天定的洪水，波濤洶湧氾濫）[12]。這樣的譯文，儘管讀起來十分順暢，但是他錯譯了這句話的原義。“天綱”指的是“天之綱維”（mainstays of heaven），也就是維繫天體的繩網。這句話的意思當作：洪水氾濫高漲，連“天之綱維”都發泡起沫了——“the mainstays of heaven frothed and foamed”（渤潏bójué指洪水波濤的泡沫）。如果作直接的翻譯，這樣描述洪水的汎濫，或許令讀者有些驚訝，因爲這樣描繪洪水並不合乎邏輯，而且和我們今天對天文的認知也有所差異。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爲保留木華原來形容洪水氾濫的文字更爲重要，若以“意譯”來翻譯中國古典文學，那麽就很可能會失去原有文字滔天的效應和磅礡的氣勢。
儘管譯者努力追求譯文的準確性，但是有些時候，還是有許多詞語無法在翻譯的過程中充分地表達出來。因此附加詳細的注釋是必要的。我贊成納博科夫翻譯的方式，就是在翻譯中加入大量的注釋。納博科夫表述這一觀點，説得十分精彩：“I want translations with copious footnotes,footnotes reaching up like skyscrapers to the top of this or that page so as to leave only the gleam of one textual line between commentary and eternity.”（我要在譯文中加入大量的注解，注解就像摩天大樓一樣向上攀升，達到這頁書或是那頁書的頂端，佔據了整頁篇幅的大部分，而在注釋與永恒之間，只留下少許的譯文）[13]。翻譯學術性的作品，更是應該負起這樣的責任，也就是在譯文中提供充分的注釋。這類注釋，事實上，就是一種評注，注明文中相關的詞句和語法、特殊辭彙、同字異音、特殊讀音、典故出處、字義辨明，並且討論罕見辭句的用法。
英譯《文選》我採用的方式如下：翻譯的英文正文在右頁，注解和説明列在左頁，注解部分可能遠超過翻譯的正文，以《西都賦》爲例，左面全頁的注解遠遠超過右上半頁翻譯的十行正文：
除了上述《西都賦》，《文選》内其他的選文還包含了許多罕見的奇字或術語，要做通盤的研究才能翻譯成適當的英文。例如西晉潘岳（247—300）的《射雉賦》，潘岳用了幾個跟弓弩、雉雞有關的專用詞語，“捧黄間以密彀，屬剛罫以潛擬”，“黄間”和“剛罫”爲弓名和箭名，我把這句翻譯成：I raise the yellow crossbow and quietly bend it，/Fit the steel barb and stealthily take aim。“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藥緑素，身拖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則是形容雉雞身上如彩繪一般的羽毛，我翻譯爲：It displays the scarlet splendor of its vermilion comb，/Spreads the ruffled quills of its ornate plums./Its head is enveloped in green and white，/From its body trails an embroidered design。這些難解的詞語，幸有劉宋時代徐爰（394—475）詳細的注解，徐爰與潘岳年代相去不遠，徐爰的注解解開了潘岳所用謎語似的辭句。例如：“爾乃搫場拄翳”（And then,I open up a clearing and erect a blind）一句，徐爰的注解作：“搫者，開除之名也。今傖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爲場，拄翳於草。”[14]由於徐爰的注解，今人才得知“翳”是在樹叢中搭起的“隱身之物”。
最近正在準備翻譯任昉的《奏彈劉整》——任昉彈劾劉整侵凌寡嫂，苛待孤侄之行。結語有這麽一段話：“令史潘僧尚議論，劉整應輒收付近獄測治。”“測”字在任昉時代具有特别的意思，作“刑訊”解，也就是“命囚犯站立稱測，拷打逼供爲罰……被囚禁的人，先斷其飲食三天，然後才容許家人送粥二升，如果是婦女、老人和小孩，可在一天半以後送粥，測罰滿十天停止”[15]。因此“測”字我譯作“subject to interrogation”。“測”字在這段行文中的用法與一般的用法不同，如果不仔細研究，很容易譯錯。
《文選》所包含的各種文體，賦體可説最具有挑戰性，司馬相如的賦以鋪張著稱，就以他的《子虚賦》爲例，他對丹青雌黄、赤玉昆吾、江蓠東蘠、龜甲玳瑁、楠木桂椒等都有着極其奢張的鋪陳，現在引用部分的原文作例：
這段短文，充滿了險僻生冷的詞語，辨認十分困難，感謝伯納德·里德（Bernard Read）[17]和近代學者[18]英譯的《本草綱目》，使翻譯的工作容易多了。另外清代選學專家如張雲璈、胡紹瑛（1791—1860）、朱珔（1759—1850）[19]等的著作，以及中、西植物辭典等[20]，都對我的《文選》譯注工作有極大的幫助。在翻譯的過程中，若是有些詞語没有現成的英文詞，我就按照中文的原意，尋找英文對等的詞語，自創新詞。例如上文提到的“昆吾”，原指火山頂上發現的一種富於銅和金的礦石，因此英文譯作“vulcan stone”（火山石）。“碔砆”一詞也很難確定是哪一種礦石，因此按照字義譯作“warrior stone”（武夫石）。有關植物的名稱，一般譯成英文俗名（通用名稱），附上拉丁學名，或是没有合適的詞語，我就直譯拉丁文學名的含意，例如“苞”字拉丁學名作Rhynchosia volubilis，我翻譯的英文“twining snout”就是從拉丁學名直接翻譯過來的。如果專家學者對辨認古植物名稱意見不一，不能統一，我就自創譯名，比方，“軒于”又稱“蕕草”，氣味奇特難聞，這種植物早在《左傳》時代就已經有了：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這句話我認爲可以翻譯成：Now there is a fragrant plant,then a foul-smelling one；/In ten years there still will be a stench。）因此我將“軒于”譯成“stink grass”（臭草），并加注：Youcao蕕草is variously identified：Digitaria sanguinalis（crabgrass），Caryopteris divaricata/nepetaefolia（spreading bluebeard），or possibly a Potamogeton.See Read,Chinese Medicinal Plants，36，no.143；Fèvre and Métailié，Dictionnaire Ricci，555。
中國神話中的奇人或是怪物也是翻譯家經常面臨的難題。有些常用詞語的英文翻譯已經廣爲接受，如鸞、鳳，前者作simurgh，後者作phoenix。但是也有許多難以翻譯的怪異動物名稱，我處理這類名稱的方式有兩種，或以拼音表示，或另組英文新詞，如梟羊作“roving simian”，蜚遽作“flying chimera”，翳鳥作“canopy bird”，而焦明作“blazing firebird”[21]。上文引用的最後一行提到“蟃蜒”，這個詞語相當難解，郭璞認爲這是一種“大獸，似狸，長百尋”[22]。但是有些評注家則認爲這種大獸“長百尋”是作者誇大其辭，事實上這種動物只有“八尺長”[23]。蟃蜒是一種想象中的動物，究竟有多長，這不重要，或許郭璞是受了張衡《西京賦》的影響，張衡認爲蟃蜒爲“巨獸百尋”[24]。蟃蜒到底是一種甚麽樣的動物，漢學家（翻譯家）的看法不一，華滋生只譯作“leopard”（豹子），而没有作任何的解釋[25]，法國漢學家吴德明（Yves Hervouet）認爲是“百尺之狼”（loup long de cent mètres—a hundred meter long wolf），並作了詳細的説明。他引用《説文解字》的説法、“獌”爲“狼屬”[26]。但是“獌”指的是“貙獌”或是“貙豻”，是一種狸貓，或是山貓一類的動物[27]。蟃蜒既然是一種想象中的動物，各家説法又不能一致，我的譯文就用“音譯”，另外作注來説明[28]。蟃蜒從名稱探究，很明顯的，是形容這種動物很長，而從字義上分析，當作蔓延（這種動物也寫作曼延），我曾經想譯作“behemoth”比蒙巨兽，但是後來放棄了這樣的想法，因爲西方的比蒙巨兽指的是“河馬”。既然欠缺合適的英文詞語，我只好採用音譯的方式來表達這種動物的名稱。
除了上面提到難以辨認的罕字奇文之外，最難翻譯的辭彙當屬描寫性的複音詞，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一類的翻譯[29]，這篇文章也已經翻譯成中文了[30]。凡是具有兩個相同聲母或韻母的描寫性詞語，現代漢語通常把這些詞稱爲聯綿詞或是疊韻詞。聯綿詞或是疊韻詞這類的複音詞在早期的詩歌，尤其是《詩經》和《楚辭》中就很常見，而對後來的辭賦家來説，或許爲了展示他們的才華，他們特别喜愛採用這類詞語表達，而且越是冷僻就越好。
要了解這些詞語，自然免不了要參考許多注釋。然而，注釋家所作的解釋對於現代的讀者來説，總是覺得不夠詳細，不夠精確。例如對某一個聯綿詞的注解或作“高貌”，或作“亂貌”。如果精確一點的，也不外乎作“流水聲貌”這一類的解説。并没有提供精確的含義，只是簡單説明這個詞語在特定語境中所暗示的意義。例如，郭璞的《江賦》有兩句包含了四個聯綿字：“潏湟淴泱。㶖㴸㶒瀹。”李善的解釋作“皆水流漂疾之貌”[31]。李善的注解雖然有助於了解這兩句話的詞義，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有關這八個字的個别注解。清代學者曾經作過這方面的研究，提供和該字有關的或體字，比方，胡紹瑛認爲“潏湟”或作“聿皇”，也就是揚雄“羽獵賦”中所稱的“水疾”[32]。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我翻譯這類聯綿詞的時候，儘量採用雙聲或是對等的疊韻詞來表達原文悦耳的諧音效果[33]。郭璞《江賦》的這兩句話。我的翻譯是：
這一類的翻譯，我會儘量在注解中解釋每個字翻譯的來源。舉例來説，雙聲字“㶖㴸”一詞，或是“倏”（sudden）和“閃”（flashing）的同義字。
近年來，我翻譯《文選》遭遇另外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使得翻譯的進展更爲緩慢。這個問題就是《文選》“異字”的問題，我當初開始着手翻譯《文選》的時候，以爲《文選》已是定稿，只要根據可靠的胡克家的版本就行了。事實不然，不久我就發現，《文選》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在準備翻譯之前，必須事先比較各種不同的版本，跟胡克家的版本相較，有些差異較小，有的差異就很大。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
限於篇幅，現在只舉謝靈運（385—433）的《述祖德詩》作爲一個例子説明。這首詩的敦煌版本現藏在俄羅斯聖彼得堡亞洲研究中心[34]。很明顯，這是一本唐代的手抄本，但是研究這首詩的學者對這首詩抄定的年代有不同的意見，我認爲北京大學傅剛教授的説法最可信，他將時代定在唐太宗年代[35]。《述祖德詩》是謝靈運爲贊頌他叔曾祖謝安和他祖父謝玄而作。這首詩的第一句話作：“達人貴自我。”達人指知命通達、豁達開放的人，指謝安和謝玄。李善引用《吕氏春秋》作注“陽[=楊]生貴己”[36]。陽生指楊朱，也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的楊朱（《孟子》7A/26）。以自我爲中心的貴己/貴自我的觀念似乎與無私、豁通的達人正好相悖。俄羅斯聖彼得堡亞洲研究中心收藏的版本作“逹人遺自我”。此處“貴”作“遺”字。不具名的評注家作注“墨翟貴己，不肯流意天下，故貴自我。作貴勝。遺，棄”。羅國威則認爲“墨翟……所著《墨子》一書，主張‘兼愛’和‘節用’……墨翟非‘貴己不肯流意天下’之人，注非”[37]。敦煌本的評注家很可能見過原文作“達人貴自我”而非“達人遺自我”，但是又如何解釋他曲解墨翟的中心思想來説明謝靈運的“達人貴自我”這句話呢?以“貴己”或是“貴自我”來解釋“達人”似乎不合邏輯。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達人”爲“遺己”（舍己、忘己）或是“遺自我”的人，那麽聖彼得堡版本作“逹人遺自我”就合乎邏輯了。類似這樣不同版本造成的困擾，就必須在注解中充分説明。
這篇短文，只能略談翻譯《文選》所遭遇的一些困難。希望所舉的幾個例子能夠明確説明，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之前，研究中國的考據、考古、訓詁、聲韻等學科是同等的重要，如果不能正確地了解原文原意，何談正確地翻譯呢？